她的传奇从沪西纱厂开启

2018/7/13 11:16:48

作者:袁念琪

      1932年10月10日,苏州河上最早建造的新闸桥,这是帅孟奇与闸北区新任妇女部长约好的碰头地点。

      从沪东云庆里中共江苏省委开会处赶到这里,帅孟奇已经迟到了。她欣喜地发现,新部长还等着。她刚要开口打招呼,突然被人抓住了。紧接着,又冲过来几个人。他们从她身上搜出两把钥匙,帅孟奇趁其不备,抢过钥匙,挥手扔进了苏州河。

      因叛徒出卖,帅孟奇被捕了。

      说起帅孟奇,人们就会想起另一个称呼:“帅妈妈”,这位老共产党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那年在新闸桥被捕后,翌年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3号牢房。1937年,经组织营救出狱。这时,她才知道唯一的女儿许端一被敌人毒死,在莫斯科的丈夫许之祯已重组家庭。从那后,她将爱全部投入烈士遗孤;她关爱和抚育的有彭湃独生子彭士禄、黄公略女儿黄岁新、罗亦农儿子罗西北和李硕勋儿子李鹏等。

      人们熟知帅孟奇对烈士遗孤的爱,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遭受严刑拷打仍威武不屈的英勇,但对她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工运的经历却知者不多。

      帅孟奇的上海工运活动有前后两段。第一段是1930年6月,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在杨树浦做工运。两个月后,因武汉党组织遭破坏,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调她到新成立的长江局。她与任长江局军事部长的关向应同去武汉,被分配在秘书处工作。

      在汉不到三个月,由于叛徒出卖,长江局与湖北省委机关遭到多次破坏。帅孟奇说,任弼时(长江局组织部长兼湖北省委书记)、关向应都不来机关了。其实,长江局书记项英与任弼时、关向应等已奉命撤离武汉。长江局工作处于停顿,帅孟奇只得回到上海。由此,开始她第二段在上海领导沪西沪东纱厂工人运动的故事,总共长达两年,直至被捕。

      1926年入党的帅孟奇,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于湖南省汉寿县。1930年从武汉回沪后,在10月被李立三派去浦东日华纱厂。在工厂,她宣传穷人翻身求解放;并开展统一战线,争取黄色工会中表现好的工头和群众。1931年6月、7月,她被调到沪西区委,去日商内外棉七厂、喜和纱厂做女工工作。

      1932年1月8日,沪西同兴第一纱厂发动罢工,反对资方取消月赏;由此拉开沪西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大幕。四天后,沪西喜和、日华,上海绢丝一、二厂和公大三厂等加入罢工队伍,参加人数达到1万多。到月底,罢工发生了变化。

      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突袭驻闸北天通庵路的十九路军,部队奋起还击,开启淞沪抗战。29日,“沪西丰田、日华等17家日商纱厂6万余工人举行总罢工,支持十九路军,组织义勇军,反对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上海通志》)

      30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召开以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为主体的工人代表大会,号召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建立总罢工委员会。帅孟奇说:“我们抓住这一民族矛盾上升的有利战机,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她还看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兼党团书记罗登贤、全国总工会常委张浩(林育英)也在日商内外棉七厂和喜和纱厂开展工作。

      她回忆道,“由于过去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党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原来在沪东区工作的陈赓的爱人王根英和周超英、仇爱珍、田文达等同志已经不大参加群众工作了,趁着当时有利的革命形势,我就去动员她们,她们又都很快地投入了当时的反日救国运动。”

      随后,中共沪西区委成立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即“罢委会”)。帅孟奇说,罢委会率领工人占领了黄色工会开会的地方———沪西公社,把它变成罢委会的活动场所。

      帅孟奇奔走于沪西日商纱厂、沪东橡胶厂、浦东日华纱厂等,发展反帝大同盟会员。派人去真如范庄的十九路军临时指挥部表达上海工人的支持。同时,发动工人组成慰劳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建立民众反日义勇军支援前线。组织自卫队、纠察队维护沪西秩序,打击日本特务。组织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并把宣传画、标语从曹家渡张贴到龙华。

      此外,成立的募捐队任务重大,只有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罢工才能坚持。罢委会一面向社会募捐2万元,并得到宋庆龄捐助大洋1500元,何香凝捐助义卖书画300元大洋;十九路军也从民众慰劳金中拨款相助。另一面向市社会局申请救济米600担、救济款3000元,帅孟奇记得,罢工工人得到每天补助4角,发了一个月。用募得钱款在沪西公社等工人区开大锅饭,供应罢工工人和工作人员。

      帅孟奇说,“工人反日大罢工活动场所沪西公社,在当时有‘小苏维埃’之称。”当时,沪西另一个称呼是“赤色沪西”。“沪西成为全市工人反日斗争的中心。”(《普陀区志》),用帅孟奇的话来说,“沪西是上海人民抗日救国的大本营”。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饶漱石和张浩常来开会。工人中还流传这样顺口溜:“反日罢工上海滩,罢下工人20万。20万人一条心,一心来吃大锅饭。要国民党撤兵很容易,要伲工人进厂复工难上难!”声势浩大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坚持了4个月。据日本商务官调查,使日商损失白银9100万两。

      罢工结束后,帅孟奇从沪西调闸北,继续丝厂女工工作;她的领导人是江苏省委秘书长陈潭秋。闸北丝厂多为日本人所开,工人多为女工和童工。她组织了闸北丝厂女工罢工委员会,任副主席。提出罢工口号:不给日本人做工,不帮日本老板赚钱。

      罢工开始两三个月后,日本老板就来谈复工。罢委会同意谈,帅孟奇说:“当时,由于淞沪战争,工人罢工停业,生活十分困难,许多人吃不上饭,我们就提出复工条件”。

      罢委会的条件是:童工工资每天增加到五角,女工每天加到七角。双方没谈成,再罢几个月后,终于使童工收入增至三角。这次罢工坚持了半年,给日本老板造成极大损失。

      回忆在上海从事工运的日子,邓中夏给帅孟奇留下深刻印象。1932年的三八节,帅孟奇要以“工人反帝大同盟妇女部”名义公开发布《抗日救国宣言》。请邓中夏帮助修改后,帅孟奇感到“很有鼓动性”。

      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特委书记任上调回上海的邓中夏,因不满王明的错误做法,遭排挤打击,一个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总党团书记的领导人,下到沪东区委任宣传部长。邓中夏是这样回答帅孟奇的:“共产党员能上能下,为了革命工作,到什么地方都应当安心。”

      “他的话,对我们教育很深。”帅孟奇敬佩地说道。

      因白色恐怖,《抗日救国宣言》不能公开发表。邓中夏教他们:把宣传内容简单扼要写在折扇里,送给工人,借此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