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兄弟在上海的两处豪宅

2018/1/23 16:26:49

作者:惜珍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从上海滩起家,从贫寒的农家子弟到国内首屈一指的实业巨子,成为名震中外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谱写了荣氏家族的神话。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在上海,荣氏家族有两处豪宅。一处是陕西北路186号,一处是高安路18弄20号。前者是哥哥荣宗敬的住宅,后者是弟弟荣德生的住宅。

      陕西北路186号的这幢独栋花园住宅被一排雕花的石砌围墙包裹着,雕花的线条简约柔软,显示着一种低调与显赫。墙头伸出婆娑的樟树枝叶,围墙里绿荫掩映下有一幢建于1918年的城堡式三层洋楼,洋楼的转角处呈六角形突出,上覆浅红色的圆形穹顶,犹如钟塔,里面的天棚由彩色玻璃镶拼而成,天光透过色彩浓厚的玻璃顶棚照射进来,氛围灿烂神秘。站在陕西北路远远望去,钟塔般的楼角似乎是站在绿树丛中。这是当年上海滩为数不多的顶级豪宅之一,也是如今上海滩保存最完好的大花园洋房之一。它是旧上海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的故居,人称荣氏老宅,又称荣家老公馆。2017年10月,陕西北路186号的荣氏老宅对外开放,吸引了无数人前往参观。

      荣德生故居所在的高安路18弄在旧上海曾被称为大亨弄堂。沿着弯弯曲曲的弄堂走,两边高墙爬满藤草,墙内的桂花透出了阵阵清香。弄内17号至19号,21号至25号为建于1940年的春芬别墅,均为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弄堂深处的20号是一幢米色的独立式三层楼现代花园别墅。这里曾是荣德生的住宅———荣家花园,现在这里是徐汇区少年宫。

      那么关于这两幢房子的主人和房子里面究竟发生过哪些令人回味的故事呢?

      兄弟俩一肩行李到上海

      荣宗敬是江苏无锡人,距今一百多年前,14岁的荣宗敬一肩行李来到上海,他最初只是南市一家铁锚厂的打工仔,后来又进了上海永街豫源钱庄当学徒,三年学艺满师,跳槽到南京市森泰荣钱庄当钱庄的业务员,深得客户信任。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森泰荣钱庄倒闭,22岁的荣宗敬只能回到老家无锡。比他小两岁的弟弟荣德生在14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涯练就了一把铁算盘,一手好书法,满师后跟随父亲到广东三河县河口厘金局任账房。三年后任期届满,因未得连任通知,父子俩只得回到无锡。父子三人赋闲在家,兄弟俩商量后,决心再次闯荡大上海,从熟悉的本行做起,开一家钱庄。于是荣家父子出资一千五百两,招股一千五百两,于1896年在上海鸿生码头,广生钱庄正式开业。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任副经理兼账房,主管业务。主要经营无锡、江阴、宜兴等地的汇兑业务,一年后,业务扩展到了常州、常熟、溧阳一带。1897年合伙的股东觉其收益不高,宣告退股。于是,荣氏兄弟开始独资经营,但业绩平平。1900年,华北地区掀起了义和团运动,不久,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战争开始后,有关当局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条约》,客观上使上海免受战火破坏,上海成了全国富豪的避风港,大官僚、大商人连人带财富挤进上海租界,成千上万的银两汇入上海,汇兑业务繁忙,贴利倍增,致使上海的钱庄业跨入黄金时期。1899年,荣家的广生钱庄赚了七千余两银子,乱世的机遇给荣宗敬兄弟带来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

      荣宗敬与荣德生兄弟从各方面调查后确信,面粉工业是潜在发展的新兴事业。于是,四年后,荣家第一个企业保兴面粉厂诞生了,当时虽然只有4台法国石磨,每天日夜班生产面粉只有300包,但却标志了荣家事业的起步。生产的面粉一时难以打开市场,荣氏兄弟就在经销上动脑筋,在面馆、饭店“先试用,后结账”,首袋面粉回扣佣金5分,经群众食用,证明面粉无毒,消除了人们对洋面粉的疑团。1903年,保兴面粉厂改名为茂新面粉厂,聘请有经验的销售经理开辟天津等地的北方市场。1904年东北发生日俄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大多数停工减产,战争双方都需要军粮,东北、华北的面粉价格节节上升,茂新面粉在东北畅销,供不应求。荣宗敬抓住商机,扩大茂新规模,投入最新机器,扩建厂房,每天日夜班生产面粉八百包,当年获利六万六千两白银,偿清债务后,还赚出了两个茂新厂。1909年荣宗敬向美国恒丰洋行协商以分期付款的方法购进美国最新式面粉机十八台,并扩建厂房,每天日夜班可产三千包至三千八百包。商标改用“兵船”,表示可以与舶来品媲美,终于闯出了中国面粉名牌产品———兵船牌面粉。至1912年,盈利已有十二万八千两白银。1913年,荣氏又在上海新建福新面粉厂。从1912年到1921年间,荣家建有四个茂新厂、八个福新厂,共计十二个面粉厂,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能力的31.4%,荣宗敬先生被誉为“面粉大王”。

      荣宗敬兄弟俩在兴办实业之初,就有一个设想:将来投资衣食工业。他们的计算是:面粉为食之所需,纱、布为衣之需,并且面粉生产需要大量布袋,纺织生产需要大量浆纱面粉,“粉纱互济”可以降低两者的成本。他俩在1907年,就在无锡与他人合伙办起了振兴纱厂,但总经理不善经营,1910年董事会聘荣德生担任总经理后,振兴纱厂盈利倍增,“球鹤”纱在常州、无锡卖得特别好,市面流行“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荣德生准备借此良机添机加锭,董事们为了拿红利,不同意扩大再生产,1915年,荣德生辞去总经理一职,荣氏兄弟决定退股,走独立创业之路。他们集资三十万元,在上海沪西周家桥低价购进原有旧厂房址24亩,重新修葺改建为纺织厂房,创办了申新纱(申新一厂),荣氏兄弟投资55%,其余都是小股东。申新纱厂投产恰好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面粉业、纺织业迎来“黄金时期”,申新纱厂开工生产的第二年盈利十一万,第三年盈利四十万,第四年盈利八十万,第五年盈利达一百万,四年总盈利二百三十一万。

      荣宗敬在西摩路置办豪宅

      1918年,荣宗敬为求在上海有一处便于经营管理同时与家人同享天伦的居所,买进了位于西摩路120号(今陕西北路186号)的宅院,装修后搬了进去。那是一座灰黑色具有法国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的带花园的独立式三层西式住宅,住宅被长长的厚实坚固的石砌围墙包裹,围墙尽头有两扇镂花大铁门,从大铁门进入,甬道右侧有太湖石、灌木丛、小亭子,甬道尽头是日常进出的小门厅。门厅上部是罗马柱支起的半圆形阳台。门厅前种着一株高大的广玉兰,开花时节硕大的洁白花朵香气袭人。

      住宅中间是由平台和四扇玻璃大铁门组成的正门,面对一大片草坪和郁郁葱葱的树木。大楼的各个侧面由圆柱、圆弧形和凹凹凸凸带槽的块面构成,带有浮雕和纹饰的窗棂镶嵌其间,底层有宽敞的门廊和高大的廊柱,门楣和窗沿上刻着精美的雕花,窗形各具特色,全由彩色拼花玻璃组成,主立面设两层列柱敞廊,在空间效果和装饰上有强烈的巴洛克风格。小门厅左边护壁板上有一排挂衣钩,挂衣钩正中镶嵌着一面镜子。楼内几道楼梯勾连着参差起落的层面,甬道尽头通向宽敞豪华的大厅,楼下其余部分是花厅、餐厅和几个阔大的描金绘彩的客厅。二楼的小客厅与三个互相沟通的内室构成完整的带回廊的单元,是这座房子的核心部分,用绘有图纹的护壁板和流苏收缩的窗帷装饰,窗户和阳台带有明显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特征。从小客厅直接进入的那一间是荣宗敬的书房,满壁被精致的雕花柚木覆盖,天花板上装缀着一簇簇金叶镀金的莲花状玻璃大吊灯从顶上悬挂下来。二楼的餐厅具有英国王室风格,洁白的天花板上饰有椭圆形镀金浮雕花环,浮雕花环下摆放着英式餐桌椅,一溜玻璃长外是室内阳台,在那里可以远眺花园中的大草坪和花园。在三层大楼的六角形角楼顶部扣着墨绿色的球形穹顶,成为这座豪宅的显著标志。平面复杂,内部地面、木作和彩色玻璃等处装饰精美。荣家花园的后墙挨着的便是南京西路上的花园公寓。这幢花园住宅厚重得像一座城堡,很合喜欢宏大浑厚的荣宗敬的心意,他称心如意地率领全家住在里面,运筹帷幄他的事业。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的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了原料与成品的价格,最终辖制了中国商人,而中国却一直是现金交易,已经落后一大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荣宗敬借机联合其他实业家和商人,于1920年3月1日,把上海机制面粉公司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麦麸期货交易。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从此,夺回了面粉和纱布期货价格主导权。1931年,荣宗敬又收购了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他利用三新纱厂拆下来的机器、厂房建成申新九厂。从1915年自上海建立棉纺申新一厂到1931年的申新九厂,荣氏共拥有九家棉纺织厂,申新系统各厂的棉纱、棉布生产能力,占全国同业的28.6%,荣宗敬先生又被戴上了“棉纱大王”的桂冠。到20世纪30年代初,荣家已拥有了茂新、福新、申新三大系统21家工厂,所生产的“兵船”牌面粉和“双马”牌棉纱行销海内外,成了名扬中外的华人著名企业“三新财团”。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避难香港后不幸病逝

      20世纪30年代初期,荣家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当时,申新纱厂月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的三分之一左右,占上海的二分之一,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在衣食上坐拥了半个中国。1933年,是荣宗敬的六十大寿,在贺寿堂会上,他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至今已届六十,纱锭数达到六十万,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纱锭要达到七十万、八十万……”

      可惜,事情并没有按照荣宗敬的愿望走下去。

      1937年7月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由此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侵犯上海,荣氏集团企业在战争中损失巨大,荣宗敬兄弟悲愤至极,荣德生被迫离开无锡到汉口,支撑着内地工厂。荣宗敬继续留在上海,利用“孤岛”有利环境,坚持生产。这时,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成立伪政权,派汉奸胁迫荣宗敬出任伪职,荣宅四周被监视了起来。他觉察到自己处境险恶,为了不听命于日本人,决定避居香港。如何离开上海滩呢?万一日本人顺水推舟把他扣留起来,逼着他当汉奸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想到日本还没同英、美等过交战,英国人出入上海是自由的,最后决定通过英商通和洋行经理薛克以及买办周舜卿的帮助,离开上海。

      1938年1月4日深夜,通和洋行经理薛克平日乘坐的专车悄悄开进了西摩路,停在了荣宅后门口。一切行装都已准备妥当的荣宗敬在儿子的搀扶下,立起身向外走去,在夜幕的掩护下,父子两匆匆从后门走出,乘上薛克的专车直驶黄浦江码头,然后通过加拿大的轮船远赴香港,离开了西摩路这幢大花园洋房。不料到香港后突患肺炎,加上心忧家事国事,于2月9日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走完了他艰难创业的65年人生之路。弥留之际,荣宗敬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工厂,他叮嘱儿子道:“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厂子落到日本人的手中。有什么事情,要听你德生叔叔的,要重振我们的荣氏家族,完成我的遗志!”一个月后,荣家的后人搭乘加拿大皇后号,将其灵柩运回上海。那年的3月19日,荣宗敬算是又回到了西摩路上的老家。高安路弄堂深处的荣德生故居

      当时荣德生在汉口,无法赶往香港探视,最终没有见到兄长最后一面。得到哥哥病逝香港的消息后,伤痛不已。往日与哥哥荣宗敬一起创办企业的所有艰难的、欢乐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把伤心埋到了内心深处,决心把兄长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完成兄长的遗愿。

      抗日战争爆发后,荣氏家族在无锡等地的工厂毁于日寇的炮火,仅靠库房里剩下的26万石小麦,在上海租界里重新创业。1939年,荣德生在高安路18弄一条僻静的弄堂深处建造了一幢简洁、实用的别墅。房屋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荣德生注重实际,淡泊虚名的实业家品行。这是一幢具有现代派建筑特征的平顶三层建筑,以水平线条为主,连窗户也多为扁扁的,层间和横向窗带遮阳板有突出白色边框装饰,强调水平线条,并多处采用弧形阳台和楼梯间,部分横向带窗两边亦以弧形收头,呈现出风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线型”建筑的特征,动感强烈。只有一楼门厅的两根承重柱采用意大利陶立克柱式,带有一丝古典主义风格。整个造型异常简洁,墙面以奶黄色涂料直线拉毛,显得活泼新颖,立面主体为黄色粉刷,装饰线条和柱式为白色,形成色彩对比。

      进入室内,是一间大型的会客厅,也可作舞厅。房间顶部四周用石膏花饰,显得华美而文雅。厅两侧为衣帽间和休息空间,再过去便是餐厅和备餐室。在底层的东、西两侧建有转弯的木楼梯,沿楼梯上去,为二楼卧室,铺设柚木地板,朝南居中房间为荣德生夫妇卧房,两侧是书房和小会客室,东面几间是两个女儿的闺房,西面几间是三个儿子的卧室。三楼是辅助用房、储藏室,还有供亲戚朋友过夜的客房。平屋面楼顶上辟有露天花园,那是一个可以当作大舞厅的屋顶空间,由一个侧面的楼梯上去,顶部是一个大游泳池。就在这个屋顶花园里,荣德生和家人、亲戚、朋友常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别墅外是美丽的花园,栽有各类名花奇树,一年四季花开不绝,绿草如茵,林木葱翠。荣德生在这幢别墅里隐居起来,每天阅读古人名著,偶尔

      收集些字画,他拒绝接见任何人,也不出门拜访任何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荣德生一直蛰居在这幢别墅里,编写《乐农自订行年纪要》,过寓公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后,荣德生在这里重振旧业。在高安路这幢楼房里,他除了恢复被日寇破坏的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外,还计划筹办天元棉、毛、丝、麻综合纺织厂,开设开源机器工程公司,筹办福利垦殖公司等。精神饱满的荣德生为天元公司制定了详细的方针计划,这是荣氏兄弟几十年来的创业经验的总结和精华。荣德生为什么把这个计划叫“天元计划”呢?“天元”二字是引自《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荣德生起的这个名字,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众更多地谋取福利。1945年底,荣德生拥有18家棉纺厂、16家面粉厂和其他工厂,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家。1946年荣德生仅从申新二厂、五厂获取红利就达5万余两黄金。荣家还准备自设植棉农场,筹办福利垦殖公司,为此,他们在常州、江阴、沙洲等地围垦大批沙田。荣老先生还策划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计划,要把荣氏家族财团原有的20个企业,起码再翻上一倍。

      在家门口遭遇绑票

      正在荣德生先生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想不到的事。

      1946年4月25日上午9时45分,天气晴好,荣德生先生在三儿子荣一心和五女婿唐熊源的陪同下从家中出来,登上自家的小车去总公司上班,谁知车子刚到弄堂口的一个转角处,突然迎面窜出来三个持枪的男子,将小车拦下。打头的一个扬出一张“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强迫私家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然后再把71岁高龄的荣德生先生塞进一辆“沪警15044”号黑牌车上,由南向西,绝尘而去。汽车向前行驶,过了中山路,又转入一条不知名的小路,行驶了好久,来到一条小河边,将荣德生塞进一条小船里。小船在申新一厂前半里的一条小河浜靠了岸,一帮人又把荣德生夹持到一条大马路上,塞进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小车,一直开到南车站的货栈旁,下车改坐三轮车,荣德生迷迷糊糊地到了一个石库门口,他们把他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此时已是晚上9点,小楼漆黑一片。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整日里昏暗一片。荣德生关在里面,不知道白天黑夜,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出去。

      此时,高安路上的荣家花园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全家上下惊恐不安。全国上下也起了很大波澜,这在当时,是旧上海最大的一起绑票案。上海各报纷纷以显著版面发表消息:骇人听闻———光天化日之下,实业巨子荣德生在上海市区被绑架!一时间,全国的舆论哗然。直到一个星期后,荣家才接到绑匪的电话,索要50万美金,否则就撕票。荣家子弟救父心切,千方百计筹集外汇,33天后,50万元美金付清,绑匪当晚便雇了三轮车,把荣德生送到女婿家中。这位老人被困匪巢长达月余,最后总算毫发无损地平安回来了。对于只想化险为夷、破财消灾的荣家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但蒋介石政府却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破案。又过月余,特务头子毛森破了此案,抓获案犯15人,枪毙8人,追回了荣家赎金。可是,还未等荣家人缓过神来,毛森又伸手要破案费60万美金。这笔破案费究竟给他们敲去了多少,民间各有说法。据说,仅被军统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就有15万美金,外加一栋小洋楼,就是现在常熟路上靠近延庆路口的那幢。据说,8人被枪决后,荣德生特意请了64个和尚,在自己家里为他们念经超度,说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虽然荣家只想平平安安地搞他的实业,但听说荣家已收回了赎金,不少社会团体纷纷要求荣家捐款,仅上海一地就有50多个,外地则更多。1947年,荣德生之子荣毅仁又遇到绑票,被勒索金条一根,美金5000元。屡遭不幸的荣德生身心俱伤,他在高安路住宅的屋顶平台上极目四望,不禁悲从中来,叹道:“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1949年后,荣氏家族的申新上海各厂代表会商重新组合,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荣德生被选为主席。并先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后荣氏家族大多数人移居海外,荣老先生也搬出这幢楼房,住在无锡老家。1952年7月29日病逝于无锡。此前,荣老先生立下遗嘱:“余从事于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60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压迫,艰苦奋斗,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胜利,欣逢解放,目睹民族工业从恢复走向发展……毅仁、鸿仁要积极生产,为祖国出力……”

      解放后,荣家将荣家花园赠给政府,1956年起,该住宅改为徐汇区少年之家,1960年,改名为徐汇区少年宫,成为祖国花朵的活动场所,也使这幢饱经风雨的老房子平添了许多生气。

      2003年11月26日,是荣宗敬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陕西北路186号举行了“荣宗敬故居”揭牌仪式,银底红字的牌子十分庄严,荣宗敬的三儿子荣鸿庆等祖孙四代亲临现场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