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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8-07-2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的通信中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这面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先后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特别是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的境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一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党的理论探索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其中的经验和启示弥足珍贵。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各种相互交错的力量共同形成的历史合力不断推动下,逐步向前推进的。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则是形成这一历史合力的主要力量。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进行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也会看得更加清晰。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探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一个“量的累积”和“质的飞跃”相结合的过程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三个“伟大飞跃”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节点和助推器。

  1.“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在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写入“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原则,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中国既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不像俄国那样具备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二大依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从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党在幼年时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军阀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为此,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四大又为此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从而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三大和四大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又及时召开了五大。五大虽然没能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但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重要关头,党及时召开了六大。六大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并且指出: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目前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总结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不可忽略的是,六大提出的“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以及“城市中心论”和片面强调“指导机关工人化”等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经过一大到六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持之以恒的探索,以及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曲折实践,到抗日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迅速加快。1938年,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45年,七大把20多年来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所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既集纳了一大到六大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探索的成果,又深化了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大问题的认识,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又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此背景下,八大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八大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为初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现实依据。八大还确立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历史任务,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先后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并且不断丰富、拓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深刻教训表明,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基础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主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党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作出明确回答。为此,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这样就“有可能把必须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阐明了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又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前者规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后者规定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超越发展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党制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康庄大道。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此形势下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会还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成果。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过去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从而解决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丰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使得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得以不断产生,进而为日后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十五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即“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姓“社”姓“资”的问题,去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中的不科学成分,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它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初步实现。

  跨入新世纪,中国进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阶段。十六大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基础上,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世纪新阶段,国际格局出现深度调整,国内也进入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转型转轨中遇到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和严峻考验,迫切要求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指导各方面建设的理论;不仅是指导发展的理论,而且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帮助人们认识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十七大还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指出这一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就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