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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张国焘的作用探析

2014-12-02 来源:北京党史 作者:于安龙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我们了解事件的起因、过程和意义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关于张国焘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所起之作用,目前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议。本文臆断妄为,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罢工前张国焘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回顾

  建党前后,作为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十分活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组织主任,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党成立伊始,高度重视工人运动工作。但由于当时党所处的环境,大多情况下只能秘密开展工作,因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成立一个公开的中央机构,领导全国工人运动。至于机构的名称,张国焘认为,由于这个机构不是由各地工会选举产生出来的,故不能称为“总工会”。但他也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为此,他向工人运动经验比较丰富的马林请教。根据马林的建议,这个新的领导机构被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认为这个名称适合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工会的组织工作[1]。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并出版刊物《劳动周刊》。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他们还以“张特立等二十六人”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号召劳动者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济南等地建立了分部。

  在张国焘的领导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经时约一年,工作进展极为困难。[2]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封建行帮势力和旧工会头头的干扰、破坏,造成许多阻力;另一方面,也同“张国焘不深入工人群众、高高在上的大少爷作风”有关。[3]目睹这种情况的李达说:“组织工作由张国焘主持,当时所谓组织工作,是专指工会的组织说的。他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了十多个人,在办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三个多月,却不曾组织一个工会。”[4]每当马林找张国焘听取工作报告时,他只能把每星期所接触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断续而拮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1921年10月,张国焘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转由李启汉负责。与张国焘不同,李启汉十分重视深入工人群众,开办过劳工半日学校和工人夜校,并参与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1万多工人的大罢工。不久,李启汉因为组织工人罢工被捕入狱,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和《劳动周刊》都被查封,这给张国焘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冲击。他于1922年春从俄国回来后,先是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回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事件,张国焘毫无精神准备和应对措施,仅苍白地辩解道:“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5]照张国焘所言,当时之所以没有采取相应的反抗措施是为了不影响工会运动的发展。事实果真如此吗?据李达回忆,有一天英租界巡捕房去了一个人询问那招牌是谁挂的,张国焘听了这个消息后,连夜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烧毁,把一切工作人员都遣散了。他(张国焘)于是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交由邓中夏同志主持,他自己跑到莫斯科去了[6]。这充分说明,张国焘已被敌人的残酷镇压所吓倒,已经没有了继续开展工人运动的勇气和信心。1922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邓中夏任总部主任,干事有何孟雄、朱务善等。他们很快领导发起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并指导和推动了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和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日渐复苏。

  那么,张国焘当时是如何看待工人运动的呢?有人认为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的3个月中,张国焘在《向导》发表多篇政论文章,集中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并认为“文章反映出当时张国焘的思想理论水平尚处于全党前列”[7]。但是,这样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据考证,这期间张国焘确实在《向导》发表了《国庆日裁兵运动》(第5期)《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第6期)《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第12期)《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第13期)《革命党的“否认”病》(第15期)等10篇左右文章。然而,这些文章多是政论性质的,很难说有多么深刻的思想。例如,他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中写道:“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8]他认为,工人阶级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不是革命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工农群众更是幼稚无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阶级”身上。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它不仅违背了“二大”要求联合工农的精神,而且没有看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蕴含的无限生机。而《革命党的“否认”病》一文更是片面地认为人民群众“只有要求改良的动机,还没有真正觉悟革命之必要”[9]。如此脱离社会实际和革命发展趋势的思想,距离全党前列恐怕还有较大差距。

  那么,张国焘何以能被作为中央特派代表派往郑州呢?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1月间由莫斯科回到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10]本文认为,在张国焘自己所列的上述两方面原因中,后者的因素可能更大,因为考察一下当时张国焘从事工人运动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具体说来,张国焘所谓的“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冬。当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派邓中夏和张国焘到长辛店,同史文彬等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为了筹措经费和扩大影响,张国焘于11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第15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介绍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章》。从此,张国焘搞工人运动便有点名气了。事实上,1921年1月劳动补习学校开办以后,张国焘便很少去了。真正在那里经常工作的是邓中夏,在他的具体领导下,5月1日长辛店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工人俱乐部。[11]张国焘由于经常到外地活动,参加的具体工作并不多,俱乐部成立后,张国焘更很少来了。可见,张国焘在从事工人运动时虚名不小,务实不多。那么他在京汉铁路大罢工期间的表现又如何呢,是否延续了之前的一贯作风?

  二、张国焘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过程中的角色

  张国焘是1923年1月底到达郑州的,他自己也说“于2月1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12]在此前后,北京、武汉方面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有关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吴雨铭、陈潭秋、项德龙(项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和各地代表也纷纷到达,他们也是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成员。

  由于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重要收入来源,被其视为私有财产和“命根子”。作为直系军阀首领,虽然他曾经发表过“保护劳工”的通电,但其目的一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开明,故作姿态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二是企图利用新兴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为他“武力统一”中国效力。当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迅猛发展后,吴佩孚终于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电令郑州驻军总司令靳云鹗“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13]甚至不惜武力镇压。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武装警察多人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们群情激愤,不为所动。“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同志即日赴洛与吴交涉。”[14]

  谈判过程中,吴佩孚对5名代表威逼利诱:“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改期不行么?改地方不行么?我是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我已经下了命令,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15]然而代表们无动于衷,始终坚持:(一)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二)根据你的政治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是你发的,不能出尔又反尔。(三)大会筹备很久,京汉铁路管理局已经同意,各地的代表已到达郑州,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16]于是,双方不欢而散。五名代表为了争取时间,尽早向筹备处报告谈判情况,连客车都等不及,坐上货车就往回赶。到郑州,已经是31日下午4点多钟了。[17]

  当时到达郑州的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有武汉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等30多个工人团体,代表300余人,以及北京、武汉等地男女学生代表30余人。各铁路方面的代表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各段各厂的代表共60余人。这些代表被分别安置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等旅馆。31日晚,在大会筹备处召开京汉路总工会会议,商议对策,继而召集到郑代表开会,报告赴洛会谈情形。会上,杨德甫首先发言,称“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的面子起见,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18]而林祥谦、项德龙则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成立大会应该按时举行。吴汝明、李震瀛、施洋、林育南等也纷纷表示赞同。施洋在讲话中声色俱厉,更为动人,最后他喊出“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在会场的代表和在那里听消息的工人,都不知不觉地跟着施洋喊这两个口号![19]“紧急会议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一不换地点,二不改日期,三不变程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按照原定计划举行。”[20]

  有人认为,张国焘在领导罢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冒着生命危险主持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军警重重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登上讲台,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的身份主持会议,宣告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正式成立”,并且在他的主持下,“会议按照预定的议程逐一进行。杨德甫、施洋、李汉俊、包惠僧等也讲了话,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点,最后由张国焘致谢词,宣告散会”。[21]本文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

  其一,成立大会的主持人不是张国焘。张国焘到达郑州时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自称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22]而当时总工会秘书是天津人李震瀛,这与张国焘“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的身份主持会议”的说法相矛盾。

  其二,京汉铁路总工会不是由张国焘主持和宣告成立的。据当事人包惠僧的说法,1923年2月1日拂晓,郑州全城内外军警局宣布紧急戒严令,沿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23]工人代表们不畏强暴,高举红旗,从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走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奋勇拼死冲开防线,涌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视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恨,遂即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24]《中国共产党史稿》也记载:“在军警重重包围的紧张气氛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普乐园剧园举行。会议主席史文彬宣读组织总工会宗旨,并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带领大家振臂高呼……接着,与会代表和工人们上街游行示威,庆祝京汉铁路总工会诞生。”[25]可见,京汉铁路总工会不是由张国焘宣布成立的,而是在史文彬主持下宣告成立的,甚至张国焘自己在回忆当时情景时也承认:“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之可恨,并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正式成立。”[26]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原来他已经被反动军阀的汹汹气势吓昏了头脑,慌忙提出“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27]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立即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不顾张国焘的阻挠,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欢呼声震撼屋宇。[28]

  其三,据罗章龙回忆,军警对代表们“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29]代表们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了会场。但是,最后是“张国焘致谢词,宣告散会”的吗?对于当时的情景,包惠僧曾有细致描述:“主席宣布散会以后,工人即分途夺门而出,总工会的匾额、对联、银盾都被军警捣毁净尽。”[30]上文已指出,本次大会主席为史文彬,而不是张国焘。据此推断,最后应该是由史文彬宣布散会的。那么张国焘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在张国焘的一再动员下,各地代表和来宾在‘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的口号声中,愤然离开会场。”[31]

  综上,本文认为张国焘在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过程中,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领导作用,反而违背工人们的意愿,阻挠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现出了相当地妥协性和投机性,充分暴露了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32]的真面目。

  三、张国焘在军阀屠杀面前的表现

  1923年2月1日下午,反动军警包围监视代表驻地,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也被捣毁一空,甚至不准饭馆向工人代表出售饭菜,强迫工会代表离境,总工会会址亦遭封闭、占领。[33]于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深夜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代表们一致决定从2月4日开始,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同盟罢工。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或可挣回一些自由;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工会不能合法存在。”[34]可见,他当时也是支持罢工的,为推动会议达成共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不能否认。由此会议作出决议:“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决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35]同时,会议确定了罢工运动的负责人,“推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吴汝明、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36]

  按照会议安排,各地代表随即迅速返回自己的岗位,组织、发动罢工。罗章龙回北京,参与领导长辛店罢工。张国焘随京汉铁路总工会,来到江岸,“指导”工作。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迁移汉口江岸分公会内。中共武汉区委、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陈潭秋、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项英)、施洋、林祥谦、包惠僧、杨德甫、陈天等人组成罢工指挥中心。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各报发表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号召全路工人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格而战,为争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而战,并郑重宣布:“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铁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37]工人们的条件包括撤革交通部官员,赔偿成立大会损失,增加休息日、照发工资等。该日京汉铁路3万余工人举行全路总罢工,郑州9时起,江岸10时起,长辛店11时起,陆续展开罢工,至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货军车全部停驶,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路完全瘫痪。2月5日,罗章龙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通电全国各工会团体,称:“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38]同一天,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又发表了《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同盟罢工的紧急宣言》。2月6日,在总工会领导下,为反对军阀拘捕工人,武汉各工团在汉口江岸举行了有万余工人参加的慰问大会。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报告此次大罢工的意义及希望。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在大会上致辞,他说:“我们这次大罢工,是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的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工友们,这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前进呀!勿退却……”[39]

  工人们的罢工使军阀当权者惶恐不安。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屠杀。这天清晨,曹锟的直属军队首先包围袭击了长辛店的工人区,将罢工领导人史文彬、吴雨铭等人逮捕。当罗章龙和纠察队长葛树贵带领工人群众,前往军营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时,反动军警肆意开枪,当场死伤工人多人。是日下午,工人死30多人,伤20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即“二七惨案”。林祥谦、施洋等人壮烈牺牲,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当吴佩孚在京汉铁路沿线屠杀工人,林祥谦在屠刀下仍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的时候,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来“指导”工作的张国焘却在反革命的屠杀面前,惊慌失措。[40]在接到吴佩孚镇压罢工,屠杀工人的报告后,他“既不了解工人的伤亡情况,也不组织工人进行反击,却立即下令‘疏散’,命令工会负责人迅速撤离江岸,去汉口法租界某茶楼集合”。[41]张国焘自己也承认,“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户搜查。我立即下命疏散。”[42]他手提一个竹篮,化装成卖花生的小贩,跟在杨德甫后面,走小路离开江岸。当他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点的时候,有几个武装士兵把守。杨德甫经过士兵的盘问顺利通过后,张国焘正想跟着过去,“两个士兵用上了步枪的刺刀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43]随后,这位“花生小贩”躲进了汉口法租界内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功臣熊秉坤的家中。

  此时,项英、林祥谦等同志正带领工人纠察队同敌人浴血奋战。“当江岸军警正在屠杀工人时,项德龙和工人纠察队在一起,乱枪袭击时,死里逃出,潜伏在江边,到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江边上岸,到法租界长清里一个同志的寓内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联络处。”[44]而在“二七惨变”发生当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曾发表一宣言,声明此次惨变的经过和责任,并指示工人们今后的应有态度,内容极其重要,号召全路工人“下决心誓必报仇雪恨,誓必恢复工会,誓必打倒军阀”。[45]然而,在汉口的张国焘却提出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镇压,应该立即下令复工。他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项英当面指斥张国焘领导不当,并质问他“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46]坐在一边的熊秉坤也发表意见支持项英。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能说服谁。在用正常的讨论方法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张国焘就“独断专行,要求停止讨论”。[47]他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要求在场的工会负责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后果由他负责。8日早晨,张国焘来到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工厂工会,下达复工命令。工会的负责人正遵照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7日晚紧急会议的决定,准备参加总同盟罢工,以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抗议吴佩孚的大屠杀。对于工人们的质疑,张国焘辩称,昨晚(7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起起见,命令今日照常上工。[48]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准备发动的总同盟罢工,因而没有实现。当日,张国焘就借口“赶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报告”,匆忙离开汉口。“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49]当时,从京汉铁路乘火车是北上进京的最便捷方式,在京汉铁路工人已复工的情况下,张国焘依然舍近求远,选择乘轮船绕行,其向“中央汇报”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张国焘离鄂后,留下大量善后事宜需要处理。“死难的要安葬,死难的家属要生活,受伤的要医治,被捕的要营救,失踪的要寻找,失业的工人约二百余人要救济。”[50]但是张国焘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反而以领导“二七”罢工的“英雄”自居,前往共产国际报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情况。罢工期间,张国焘以“最高领导”身份强行复工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此一“中央特派员”在事件中的领导作用是颇令人失望的。有人认为,张国焘并不是“二七”罢工的正确领导者,他在罢工斗争中的表现,同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51]《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明确指出:“这次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除中央特派代表张国焘外,罗章龙、包惠僧、项英、李震瀛、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铭、高彬、张连光、康景星、陈潭秋、许白昊、施洋等,都参与领导了各个地区的罢工斗争。”[52]

  从客观事实出发,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中肯地评价,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纵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张国焘曾做出过分裂红军,叛变革命的恶劣行径,但也不能否认他在某些阶段对中国革命事业是做出过一定贡献的。但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特派员,确实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领导作用,这也能从他在罢工前轻视工人运动、罢工中妥协逃避、罢工后质疑党的领导权等一系列行为中得到认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考察张国焘在罢工运动中所起之作用,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和一些党员同志的英勇斗争,与张国焘不同,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工人觉醒,为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

  [1][15][17][20][31][41][47][48][51]史兵:《中国工人运动史话》第1集,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280、281、282、284、324、326、327、26。

  [2]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3][11][28][33][40]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1、28、24、25页。

  [4][6][3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5、15页。

  [5][10][12][22][27][34][42][43][46][49]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62、265、266、268、267、268、270-271、270-271、272、277页。

  [7][21]苏若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期的张国焘》,《百年潮》2013年第2期。

  [8]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922年12月6日。

  [9]张国焘:《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1922年12月27日。

  [13][14][24][29][37][45]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24、24、27、56-58页。

  [16][18][19][23][30][36][44][50]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02、102、103、104、105、119-120、123页。

  [25][52]柳建辉:《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卷,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323页。

  [26]张特立:《“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新青年》1925年第2期。

  [35]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5页。

  [38]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合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39]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