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综合信息 >> 正文

弋横暴动的组织网络和革命叙事

2015-12-2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黎志辉

  ——兼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史

  摘要:南昌起义后,方志敏、邵式平等“返乡”中共党员,主要透过本地党员的相互串联、过去形成的知识社群网络以及对亲邻关系和某些秘密结社形式的借用与转化,组织起遍布乡村社会的农民革命团,使其成为革命暴动主要力量。作为典型一例,弋横暴动的组织网络就反映出党员个人权威及社会关系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初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但也正是这些因素,使这些革命暴动的领导者在重新融入中共正式政治体制时,经常面临来自上级的批评或质疑。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毛泽东在1930年对“方志敏式”根据地给予积极评价。以后,随着“朱毛式”根据地在中共党内崛起为革命史书写的正统,这块根据地也在赣东北革命史叙事中确立了中心地位。

  关键词:革命根据地;方志敏;弋横暴动;组织传播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方面的一份资料认为:“江西赤匪,分赣南赣东两股,赣南以朱毛为首,赣东以方邵为首。”(《赣东剿匪始末》,《外部周刊》1935年第49期。)“朱毛”是朱德、毛泽东的合称,“方邵”是方志敏、邵式平的合称。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共组织发展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军队扩散型;一种是组织传播型。前者主要依靠军队的力量而扩散革命势力,后者则通常经过党员公开或秘密的组织酝酿过程,才举行暴动,并逐步建立赤色割据政权。正如中共党内文件曾经指出的,党组织在江西的发展“除了几个大革命时代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区域外,大多数是从两种过程里发展起来的:一种是先有红军、倚赖着军事力量发展的,群众没有经过斗争,看不见自己的力量发展的;另一种是秘密时代和平发展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3页。)

  与“朱毛”红军创建中央苏区不同的是,“方邵”创建赣东北根据地,起初并无正规红军的支持,而是主要依靠返乡和在籍的中共党员的秘密串联活动,将各种有可能转化为革命力量的社会群体团结起来,并吸纳当地民团和驻守赣东的国民党军队的部分武装资源,逐渐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赤色割据力量。学界现有的研究,业已论及方志敏、邵式平等革命知识分子在推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对社会关系、交往纽带和信仰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利用与转化。胡绳就曾指出:包括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起义在内,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至1928年期间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有不少是在大革命风暴中受过锻炼并坚持革命信念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散回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家乡,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发动受压迫的工农群众,逐步发展起来的。”(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96页。)陈德军也较多地论述了方志敏等赣东北革命领导者的各种社会联系对其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作用。(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第1章第4节、第2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此外,黄琨也指出:“内生型”革命根据地的组建方式,主要包括利用亲邻、宗族、朋友之类的关系,“通过学校、以教员的身份进行动员”,以及“利用农民的传统聚集方式”等。(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4—35页。与本文相关的较早研究,还可参见李群:《从弋横暴动看方志敏式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形成》,《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集中阐述革命知识分子以其社会关系为基础所构建的组织网络在革命运动中的演变过程和重要作用,并试图进一步分析如下问题:在中央及省委一级的中共组织对一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经常缺乏有效指导的情势下,地方革命领导者的这种组织网络(包括在革命史叙事中经常被称为“外围组织”的团体或组织)为什么能够成为革命暴动的主要力量?它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又是何种关系?

  一、返乡党员的相互联络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共各级组织及党员迅速面临严酷的生存危机。“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二万六千多人……党的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的地下,在这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内和团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党、团,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宣布脱党、向敌人忏悔,有的甚至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急遽减少到一万多人。党内思想一时异常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88页。)

  在江西省,当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后,主政者滇系军人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清党之通电”,要求组织“惩治共匪委员会”、“审判共匪委员会”等机关,并电令各县市“境内如匿有共产党徒务须严密清查一律逮捕解省究办”。(“清党之通电”的内容,详见《江西省政府公报》1927年第1期,第43—46页。)受此打压,中共党组织在江西的各城市中越来越难立足。1927年秋冬之际,全省党员由5000多人减为1000多人,“九江、吉安为较有基础的地方,也差不多解体了,其他各地差不多没有关系了”。(转引自何友良:《江西通史?民国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在此危急情势下,一批中共党员陆续返回家乡,并在一些地区聚合成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他们有的与上级党组织仍保持着密切关系,有的则经常或在较长时期内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赣东北地区的革命者亦属于后者。

  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邵式平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有的遭受捕杀,有的流亡地方,有的消极隐藏,有的争取合法,求得生存,有的叛变反动,有的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在此情况下,弋横两县的同志“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8页。)他在这里所说的“弋、横县同志”,不仅包括在两县活动的当地中共党员,更指像他这样由外地返乡的中共干部。1927年八九月间,与邵式平一样,方志敏、黄道也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不约而同地潜返原籍。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方志敏一度在江西吉安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到1927年8月中旬,由于吉安党组织遭到破坏,他才潜回弋阳,“重起炉灶,再来干”。(《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页。)黄道曾在中共江西省委任职,参加南昌起义后,“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与张石樵、俞君适、吴先申等人辗转贵溪、弋阳等乡间。等到风声稍缓,于一九二七年九月间回到横峰姚家垅”。(中共横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政协横峰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横峰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发行,第37页。)

  没有确凿的历史资料可以表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中共党员返乡后,拥有江西省委或其他上级党组织授予的特派员或巡视员等组织身份。他们聚首于弋横地区,其实更像是一场风暴过后的不经意邂逅,只不过其时代背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人较为常见的行为选择,即潜返家乡躲避缉捕。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属的中共党组织当时难以给他们提供组织庇护,也未能规划明确的行为方向,才使他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自己熟悉的家乡。而实际上,弋横地区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当时基本上处于瓦解涣散状态。方志敏在回忆中说自己是“重起炉灶”,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返乡后所处的缺乏组织依托的严峻形势。“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并不是容易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中共党员,恰恰都表现出不易屈服的性格。(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89页。)不论是基于精神层面的革命信念,还是基于生存方式的理性选择,那些返乡党员在“方邵”等人的带领下,没有安于躲避政府缉捕或隐姓埋名不问政治的黯淡命运,而是相互联络,共谋对策,在与吴先民等掌握部分武装的当地中共党员以及一批过去的革命积极分子取得联系的基础上,着手重建弋横地区的革命力量。信江特委的一份自述报告写道:“七?三一南昌暴动之后,信江方面在外工作的同志以及逃难在外的同志都先后逃归,匿藏在乡,改变姓名,秘密活动。一方面领导群众继续不断的斗争;一方面因为以前的组织已经坍台,要重新建立组织。”(江西省档案馆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方志敏等返乡党员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弋横籍革命分子,虽然难以从上级党组织获得中共中央不断更新的革命讯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依据过去的革命经验和对革命内涵的基本理解,脚踏实地,开展各种带有抗争意象的政治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和缉捕政策下,如果他们要选择不自首、不隐匿、不妥协的革命立场,就必须想方设法武装起来,以保护自己和对抗敌人。对他们而言,敌人无疑是明确的,不但指国共合作时期就已经与中共革命势力发生冲突的本乡土豪劣绅及其武装势力,而且包括与中共势成水火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敌人概念的明确性,完全可以赋予革命最清晰、最简单的形象或定义。正如另一革命区域的报告所显示的,虽然“对于党的根本任务、政治主张都不知道,就是区委、县委中许多同志也不知道”,但“政治水平线低落”的“下级同志”却知道“打土豪劣绅、打清乡团、打土匪军队就是革命,尤其到红军赤卫队托枪是革命”。(转引自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第6页。)

  弋横地区的革命者,与外界并非完全隔绝。事实上,方志敏一直在努力利用过去的同志关系,争取和党组织取得联络。1927年9月,方志敏在江西鄱阳遇见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刘士奇,了解到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已经确立新的革命路线,于是,“决定放手发动工农,进行武装起义,实行秋收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方志敏与刘士奇会见的时间,该书忆作“1927年10月”,这里采用了《方志敏年谱(1899—1935)》记载的时间。方、刘的这次偶遇,后来也成为说明弋横地区的革命者获悉并执行八七会议精神的一项比较确切的证据。除了这次偶遇和其他接头活动,阅读报纸是弋横地区的革命者探查外部信息更为常见的传播渠道。前述信江特委的自述报告即提及:“当时因为与上级脱离了关系,一时接头不着,只看着报纸上这里暴动,那里暴动,同时在鄱阳县委处得着秋暴的消息,我们以为党的策略是一致动员暴动,夺取政权,于是我们也要起来响应,企图分散敌人的势力。于是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召集五县联席会议,布置暴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5页。)对外界革命讯息的了解,尤其是确信暴动已是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和各地党组织的行动方针,显然能够增强弋横革命者与各种反革命势力展开抗争的决心和信念,使其认定先前采取的不妥协、互相联络、重建革命力量等行为的正确性。换言之,八七会议对于弋横革命运动的实际意义,并不在于是否改变“方邵”等革命领导者的行动方向,而是在于使他们坚信其抗争道路的正确性;同时,来自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显然有助于他们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并促使他们进一步采取与此精神相符的激烈行动。

  方志敏遇见刘士奇后,还与其商定在弋阳成立区委(以后又增设横峰区委),隶属鄱阳县委(当时,刘士奇已由省委特派员改任县委书记)。然而,弋阳、横峰的区委组织建立后不久,方志敏就于1927年11月中旬在横峰姚家垅获悉中共鄱阳县委因叛徒告密而遭破坏,县委书记林修杰被逮捕杀害,而他的妻子、县委秘书缪敏也被关押入狱。经此事件,弋横地区的革命者又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络。然而,这一变故并未阻止两个区委的领导人发动暴动的计划,甚至还可能对“方邵”等人产生了刺激作用,使其急欲增强革命势力,扩大暴动范围。1927年12月下旬,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在弋阳九区召开弋阳、横峰两县区委负责人会议,“决定召集贵溪、横峰、弋阳、铅山、上饶五县同志”,“认为暴动区域愈广则愈佳。于是有五县同志会议之举”。(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合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页。)1928年1月,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联席会议在弋阳九区窖头村召开(即著名的“窖头会议”)。很显然,“党员联席会议”(而非“党委联席会议”)的名称,恰当地反映了这次会议的自我联络性质。因会议在组织程序上并未获得更高一级党组织的认可和指导,故对弋横两县以外的中共党员并无约束力可言。实际上,会议的参加人员就是以弋、横两县的中共党员为主,贵溪、上饶两县分别只有一位代表(上饶县代表会议结束后才到场),铅山县代表则缺席。(参见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编:《方志敏年谱(1899—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虽然只有三县代表参加,但会议依然成立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县际联络性质的五县工作委员会,并规定:“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之前,五县工委为当地党的领导机构。”五县工作委员会以及这次会上成立的暴动指挥部,随后成为弋横暴动的最高领导机构。

  二、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关系网络

  1927年后,国民党当局通过严厉镇压的高压政策,极大地抑制了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并以改组或取缔等方式,削弱了原来受中共影响或控制的群众团体的力量。然而,对于中共党员私密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国民党当局却难以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控制。换言之,中共党员私密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共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工人协会等群众团体,更易躲避高压政策的打压,从而成为那些不愿妥协的中共党员公开或秘密进行抗争的社会组织资源。知识分子占多数的中共早期党员,其社会关系资源除了常见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还包括伴随着新式传播媒介和社群媒体的崛起而发育起来的新型关系网络。(关于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及其与新式传播媒介和社群媒体关系的问题,参见《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关于新式传播媒介、社群媒体与革命传播媒介的关系问题,参见黎志辉:《苏区革命的传播媒介——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传播史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新式学校、报纸杂志、研究团体等,既构成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社会运动中兴起的组织基础,也构成革命化的知识分子赖以培育和整合革命力量的组织媒介。

  新式学堂是弋横暴动的领导者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的起点。1911年,黄道进入横峰县高等学堂,其同学有吴先民、黄球、邵棠等,“后来这些同学在黄道的影响下都参加了革命”。(陈群哲等:《黄道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1916年,方志敏在湖塘方氏祠堂的学谷资助下,考进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在校得与邵式平同志认识,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方志敏文集》,第13页。)随着他们的求学步伐延伸到江西省会南昌,分别就读于南昌二中、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南昌一中的黄道、方志敏、邵式平,通过袁玉冰等人组织的江西改造社结成新式的“社群媒体”。袁玉冰,江西兴国人,1922年在北京大学入党,中共江西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1927年牺牲。江西改造社由1919年的鄱阳湖社改名而来,出版过《新江西》季刊,后发展成为五四时期全国有影响的社团之一。邹秀峰、李穆等弋横暴动的组织者,也在这一时期加入江西改造社。(参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之后,黄道、邵式平赴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在那里加入中共,并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袖。方志敏虽未继续深造,但也曾赴上海,由此结识中共江西党组织的另一重要创始人赵醒侬,为其日后在省会南昌从事政治活动,奠定了重要的人脉关系。

  在弋横暴动之前,黄道、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已有在家乡组织会社或兴办学校的经历。其中,黄道在少年时就曾联络年龄相仿的穷孩子组织过“五谷灯会”,借助舞龙灯的活动方式博得富户家的钱粮赏赐,而“弋横起义后,会员们说,黄道革命了,我们会员也要跟他闹革命。‘五谷灯会’的钱和粮全部归公,作革命经费了”。(陈群哲等:《黄道传》,第9页。)方志敏则“在弋阳高等小学校读书时,即将九区在校的学生,组织了九区青年社”。(《方志敏文集》,第15页。)1924年,方志敏回到弋阳的湖塘村,与方志纯、方远杰、方远辉等一起,开办“旭光义务小学”和“贫民夜校”。方远杰、方远辉二人以后也成为组织农民协会和参与农村暴动的骨干成员。(参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0页。)

  1925年,黄道、方志敏、邵式平三人均返乡,并组织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团。其中,黄道联络过去在岑阳小学读书的同学组织“岑阳学会”,编印《岑阳月刊》。学会会员大多数是在外地求学的青年学生,也有一些本地的小学教员,其中的吴先民、程伯谦、李穆、邹秀峰、钱壁、黄端喜等人,日后都成为横峰暴动的组织者。方志敏则在昔日就读的弋阳高小,以原弋阳“九区青年社”为基础,组织“弋阳青年学会”,创办《寸铁》旬刊。学会会员最多时达到上百人,其中的方志纯、方远辉、黄镇中、邹琦、雷夏、洪坤元、余汉潮等人,日后均是弋阳暴动的主要骨干。而邵式平在五卅运动爆发后,以“北京沪案后援会湘、鄂、赣特派员”的身份回乡活动,在弋阳邵家畈组织“益友社”,发展会员40多人,并迫使“养正文会”将其存款交由“益友社”掌管。(参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0—12页。)

  1926年秋,邵式平联合原“弋阳青年学会”的会员方志纯、雷夏、黄镇中等人,在弋阳县城秘密开会,组织了赣东北第一个共产党支部;黄道则在“岑阳学会”的会员中,发展了吴先民、邹秀峰、钱壁、李穆、黄端喜等入党,建立了横峰共产党支部。他们分头串联,邀约入党,在众多村镇秘密发展党员。中共党组织固然借助黄道、邵式平等知识分子党员在横峰、弋阳的社会关系而得以发展基层组织,而另一方面,后者其实也通过发展党员和建立党支部的方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从1924年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县湖塘村出现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始,黄、方、邵等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还透过农民协会这种国民革命时期普遍设立的组织形式,从知识分子社群迅速地扩散至底层农村社会。到1926年,“弋阳县内有三个区、十个乡成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四百二十七人,居江西全省第五位”。(《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7页。)到1927年初,弋阳农会会员增加到2万余人,并由此成立弋阳县总农民协会。后来横峰暴动的组织据点——姚家垅、青板桥、葛源等地,也分别由黄道、吴先民、程伯谦等人组织了农民协会。在向弋横地区农村社会的组织渗透过程中,方志敏以江西省农民部部长的身份从事农民运动,其卓越能力和政治优势逐渐显现。1926年,他作为江西省代表,赴广州参加了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与正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相识。

  20年代中后期,方志敏等中共党人依托学校、报刊、学会,以及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农民协会等组织载体开展的组织活动,对弋横地区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925至1926年后,从若干村镇的自发性暴动,到较有组织地进攻弋阳、横峰县城,弋横地区的组织化抗争活动明显增多。这些缺乏原始资料记载、颇多传奇色彩的抗争活动,以后都被整合进赣东北革命史的叙事中。尽管有些历史细节仍待考证,但可以判明的情况是:这一时期方志敏等中共党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趋向组织化的过程,显著地增强了当地一些关系成员的组织能力和抗争意志,甚至激发了他们的政治雄心。无论是事先有计划的暴动,还是之前无征兆的抗争,这些暴力活动的最高领导者或实际领导者,几乎都被指认为是方志敏——这位正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政治人物。与黄道、邵式平等远赴北京求学的知识分子党员相比,方志敏与家乡关系成员的通讯往来似更密切,双方在交通上的往返也更便利。由这种视角观察方志敏“二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可以发现:这一故事不但是在讲述方志敏个人的传奇,而且是在刻意展示位于省城的方志敏、他本人在漆工镇的关系成员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村镇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成为中共革命力量在弋横地区真正牢靠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具备这种基础,才使“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和形象,变得具体可见。在广为人知的传播过程中,这一革命故事极有可能使弋横地区的各种暴动或抗争活动,转化为方志敏在当地树立政治权威、获得某种支配力的政治过程,并反复透过革命化的叙事结构,被编织为缀满革命意义的社会文化教本。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教本的双重笼罩和示范下,人们很容易诉诸革命的意义和方式,为自己的抗争行动确立正当性并获取组织声援。“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不论其真实程度如何,它都有助于弋横地区的革命者塑造方志敏的传奇形象,并通过暴动典范的形象塑造,引导人们不断对故事和现实中的暴动产生想象。弋横暴动的真正起点——1927年底的楼底蓝家暴动,一场肇因于矿民抗捐而被组织网络迅速放大的突发事件,恰如革命故事中的“漆工镇暴动”在社会现实中的影像还原。这种故事和现实的影像交织,正是起源于底层社会的那些暴动或抗争被抹去原始色彩并妆裹革命意义的基本建构路径。而支撑这场暴动及其后续行动的组织网络,并不限于相对上层的知识分子党员群体和中共地方党团组织,它同时也包括了民间社会的秘密结社资源。

  三、农民革命团的秘密串联

  农民革命团是弋横暴动的主要组织载体。1935年,方志敏在狱中忆及组织农民革命团的缘由时写道:“当时,我们认为农民协会的这个名字弄腻了,故组织农民革命团”。(《方志敏文集》,第44页。)与之相比,1930年中共信江特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解释得更清楚:“自农协被国民党摧残以后,农民对农协失望,一说到农协,又恐怕和从前一样受打击。同时当时农协组织也非常复杂,几乎小地主都参加,乃改名称称为革命团,加入的以贫农为主干”。(《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0页。)

  农民革命团的名称或为方志敏等中共党人的创造,但从组织形式和传播机制来看,其与明清以来赣闽边界地区一直存在的秘密结社极为相似。在弋横暴动的组织者方志敏、邵式平、方志纯等人的回忆材料中,以及信江特委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原始文献中,均言及“吃血酒”、宣誓、结拜等情节。而“歃血为盟”正是秘密结社的典型仪式,信江特委也不讳言说“这一仪式有点陷于封建的换帖结拜方式的错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0页。)一名暴动亲历者也说:成立农民革命团是“用民间传统的结‘兄弟会’的形式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还要喝‘鸡血酒’,对天发下宏誓大愿”。(《横峰文史资料》第3辑,第62页。)至于组织或加入革命团的誓词,在现在可见的众多版本中,信江特委在上一报告中记录了时间最早的一个版本:

  劫杀豪绅地主铲除贪官污吏

  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土地

  如有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邵式平等人在延安时期回忆的版本,在后来的赣东北革命史叙事中流传最广,其誓词为:

  (1)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

  (2)利用村关系,秘密发展新团。

  (3)以打猎为名义,准备武器。

  (4)大家齐心,听取上级指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下册,第9页。)

  横峰受方志敏传奇故事笼罩的程度稍逊于弋阳,在历史叙事中对暴动原始面貌的保留可能更多一点儿。党史工作者根据横峰县一些暴动亲历者的回忆,在当年赣东北省、闽浙赣省省会葛源镇采集到的一则誓言大意是:

  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自己。绝对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利用亲戚关系,秘密发展新团,利用打猎为名,各人准备武器。永远不变心,如有变心,炮子穿心。(《横峰文史资料》第3辑,第56—57页。)

  这则罕见地显露天地会痕迹的誓词,或许只能说明农民革命团誓词有时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但将上述历史真实性相对较高的三个版本的誓词相互参照,还是能够发现一个共有的特征:即中共的形象并未出现在誓词当中。易言之,中共的形象在誓词中是隐匿的,甚至是缺失的。中共的形象隐匿化,与其说是中共当时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的非法性、秘密性使然,毋宁说是真实地表明在失去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等制度性凭借后,中共的支部组织形式和机关工作方式在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不适应性。普通乡民不但可能惧于与任何危险的政治符号公开发生关联,而且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环境中,植根于上层文化和理性观念的现代政党在试图进入乡村社会之际,也缺乏使乡民易于认同的结社仪式、口诀隐语以及其他一些充满神奇想象的象征物品。政党所宣称的高调且宏大的意识形态,尤其难以契合多数乡民囿于乡土环境而形成的质朴心理。与陌生化的、外部输入型的政党组织相比,内生型的秘密结社在乡村社会却长期拥有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根基。这也正是秘密结社为什么屡屡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深刻根源。

  大革命失败后,失去公开或合法的制度性凭借的方志敏、邵式平等中共党员及其关系成员,与秘密结社的组织者一样,个人直接面对乡村居民,均须利用符合乡民信仰与习性的方式对其进行说服和组织。在此过程当中,秘密结社往往是最现成的仿效对象。秘密会社和农民革命团得以实现“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式快速传播的主要机制,都是依靠亲邻关系。这种传播无须借重近代新兴的报刊、书册、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而且不拘时间和场所,随时随地皆可分头邀约,因此在很短时间内,就有可能在日复一日的潜滋暗长过程中蔓延成燎原之势。在农民革命团的组织过程中,弋、横两县均有血缘性、姻亲性的兄弟关系作为邀约组团的核心,其中包括方志敏与堂兄弟方志纯、方远杰、方远辉,邵式平与兄长邵伯平,黄道与妻弟吴先民、妹夫李崇钦,程伯谦与同胞弟弟程泉春,等等。(关于弋横暴动领导者的某些亲缘关系,可参见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87页。)这种带有血缘联系的兄弟关系往往是秘密结社组织凝聚力的重要保障。同样,在农民革命团的组织过程中也是如此。秘密结社在乡村社会获得成功的另一重要传播机制是“每藉闲谈贫苦及患难相助而纠众结拜”。(参见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清史论集》第11辑,文史哲出版社(台北),2003年,第19页。)这种传播方式便于秘密结社突破亲邻关系的范围,将传播触角伸向生活贫困或弱小无助的陌生人群当中。在赣东北革命史叙事中流传的方志敏、邵式平化名装扮成游医、商人等,与贫苦农民闲聊生活苦楚的故事,虽然其对话内容未必完全吻合当时实情,但大体也反映了这种传播方式的重要性。

  政党组织、同学、知识分子社群、农民协会,以及亲邻关系、闲谈贫苦、患难相助等关系网络或传播途径,经常浑然结成一体,共同推动了农民革命团的秘密串联。例如,弋阳籍的方志敏赴横峰县活动的过程,就近乎完整地呈现了这种关系网络和传播途径的复杂交织。他先找到隐藏在家的黄道,由其介绍与横峰的中共党员认识;接着,化名装扮成商人或农民四处活动;然后,又以书友的名义在蓝子坂村落脚,并通过过去农民协会的会员再去串联欠债最多、生活最苦的贫苦农民。他本人还亲自说服了几个群众,并嘱咐他们邀伙结伴组织团体。(参见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59页。)再如,1927年“窖头会议”后,横峰人吴先民按照分工潜赴青板桥,首先联络“大革命失败后隐蔽下来的一些党员和农运积极分子黄立贵、吴先喜、杨立之、洪良考等人”,“并利用各种机会,找那些欠债最多、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的农民谈话,耐心地启发他们的觉悟”。(《横峰文史资料》第3辑,第52—53页。)

  “方邵”等人返乡后组织的农民革命团,不仅成为他们原有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组合装置,而且发展为一种融合知识分子党员的事业追求和村镇贫苦阶层的互助需求于一体的秘密组织机器。它把那些散乱隔离的、但同时又具普遍性的底层社会心理需求,包括乡民对城镇收税人的厌恶,欠债者对债权人的恐慌,宗族弱势者对管理者的不满,小姓对大姓、小村庄对大村庄的愤愤等,一并吸纳进来,并激发为组织内部持续发酵、愈演愈烈的抗争精神。在这种秘密组织网络中,传统社会中通常难以糅合的知识分子结社与底层社会的秘密结社,竟然实现了整合。就连过去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中起到基础作用的宗族,也在宗族权力结构中的边缘者(包括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年轻人和族田的租种者)的挑战或反抗下,面临或陷于分崩离析的解体危机。秘密的组织串联和多元的群体结合,在壮大边缘者、弱势者群体力量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反抗的念头和胆量,遂使乡村暴动随时可能被一个火种点燃,并进而燃烧成一场燎原大火。从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动来看,农民革命团秘密串联的过程,实际上使得返乡知识分子党员对抗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斗争,逐步演变成乡村社会权力与经济结构中的边缘人群对权力阶层与富户阶层的反抗和进攻,以及小姓对大姓、弱者对强者、贫者对富者、边缘村落对中心市镇的反抗和进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年轻的新兴政治力量反对以老年人为常见形象的旧权势阶层的一场代际革命。

  四、暴动组织的制度化

  农民革命团在组织形式与传播机制上虽与传统社会的秘密结社相似,但其顶端的领导者却是一批在北京、上海、南昌等城市中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党员。他们既不像旧式秘密宗教或会党首领那样,往往依托自创或改创的一套宗教信仰而自成体系,也不像赣东北沿山县的暴动者直至近代仍会拥立一个十多岁的儿童做“黄帝”那般愚昧和无奈。(沿山县的这次暴动情况,参见郑维雄主编:《铅山县志》,南海出版社,1990年,第365页。)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中共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实载体,作为一个意义和组织的综合体,始终占据着或许朦胧、或许确切的重要地位。抽象或具体意义上的“党”,甚而成为他们的精神之源和终极寄托。他们在使革命传播的对象确信并接受“党”的主义和组织的过程中,也必定要在受众面前毫不犹疑地展现这种忠诚性。以“党”的名义传播革命的政治动作,实际上对他们的精神和行为,已经本能地构成了一种承诺和约制。从这场暴动的领导机构看,五县工作委员会和暴动指挥部也确实具备了中共分支的形式和特征,而且整个暴动过程都在组织文化上浸透着中共的影响。另外,从现实的生存层面考虑,与外界党组织和革命势力取得联络,也是一种极为现实的生存策略。中共信江特委就曾坦言:“暴动以后,反动势力的压迫,日见加紧,这个时候的困难,差不多是我们计划暴动时所想不到的!我们当时有一个迫切的希望,就是要与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一定有很好的策略指示我们,或者有很大的力量援助我们。”(《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5页。)

  “方邵”等革命领导者,在弋横暴动后,继续寻求与外界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28年2月,弋横暴动刚刚结束,邵式平(代号SP)获得机会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赣东暴动的工作情况,“这是弋阳、横峰两县党组织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第一次直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116页。)几乎在同时(1928年2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制订了《江西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该计划将全省划分为5个暴动区,弋阳、横峰属于东北区,由饶漱石任书记的中共江西东北特委负责领导。弋横地区的革命势力虽有机会向中共中央直接汇报暴动情况,且在中共江西省委的暴动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弋横暴动组织网络及其领导机构,毕竟没有获得上级党组织所批准的正式名义。这种情况在中共体制内显然不是合常规的。更全面地看,无论是在暴动的组织方式和领导机构,还是政治目标的选择和实际斗争的手法,以及政治权威的组织形态等方面,它都缺少来自上级党组织的认同和支持。

  在上述因素中,尤以暴动领导者个人或群体的权威地位,最易引起中共高层组织的质疑甚至反感。在弋横地区,“方邵”的权威地位不是中共党组织所赋予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他们在过去的读书生涯和政治运动中既积累了个人声望,又以亲族关系、同学关系等为核心构建了较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此外,“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也进一步增添了方志敏个人权威的神秘性。这些因素使得“方邵”等弋横暴动的领导者在缺乏党组织支撑和指导的条件下,依然能够聚集起一批追随者,并进而形成一股强劲的赤色割据势力。他们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依赖于制度性的上下级身份,毋宁说更多地基于血缘性或结拜性的兄弟关系。而后者显然是动荡年代中非常牢固的一种关系类型。并且,在经历极端残酷的政治斗争后,弋横暴动的一批领导者,逐渐从缺乏历练的知识青年,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革命精英,这也是那些在中共上层组织中“站机关”的干部往往难以比肩的。尽管如此,这种状况与中共体制内部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权力原则,总归是不相协调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实际上对中共的组织权威构成了潜在的威胁。1928年,江西省委在致赣东北各县委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这种担忧。信中说:“弋阳、横峰的行动,虽有我们同志为领导,但终不外乎同志个人之行为,而非弋阳、横峰党的行动,因该二人始终未能在斗争中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健全的基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9页。)更多时候,这种担忧是以对具体做法的不妥或错误进行指责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弋横暴动的领导者在秘密串联和军事暴动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斗争经验和生存法则,就经常由于不符合中共的政治原则和文件规定,而受到来自中共中央、江西省委的严厉批评。在与中共上层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势下,弋横暴动的组织网络和领导机构,本身就具有过渡性质。但是,当“方邵”等领导者试图积极融入中共正式的政治体制时,这种过渡性质却极易造成他们与中共上层组织的种种不适或矛盾。

  1928年初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开始受到江西省委的关注后,弋横地区的革命势力与中共上层组织的联系,仍是时断时续。直到4月2日,方志敏赴鄱阳出席中共江西特委扩大会议时,弋阳、横峰的党组织才与上级组织江西省委、东北特委接上了已经中断4个多月的关系。稍后,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撤销五县工委,成立弋阳县委,属东北特委领导,方志敏任书记。(参见《方志敏年谱(1899—1935)》,第118页。)中共在江西赣东北的最高领导机构——东北特委,尽管在名义上是弋横地区党组织的上级组织,负有对该区进行组织领导的责任,但它在组织能力、武装力量、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根基等方面却远不如后者,甚且迭遭破获,威信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同年6月,随着中共横峰县委的成立,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议成为这一地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机构。12月,方志敏又出席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代表弋横县委联席会提议建立江西信江特委,获得通过。1929年2月,中共信江特委正式成立,方志敏代理书记。

  信江特委成立后,弋横党组织与东北特委间的关系仍然存在问题。对此,信江特委后来回顾说:东北特委“山高皇帝远,好久没有一个指示,间或有指示,我们又无法用以解决我们实际上的困难。派交通去,往往挨骂而归,同时总是要我们解款子,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解款去,就把我们交通路费扣留。这个时候,两县联系的事情以及党的工作,只靠一个两县联席会解决”,“当时我们很感觉东北特委对我们已无切实有用的指示,又无实际的工作帮助,并且有时妨碍我们的工作”。(《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6页。)信江特委成立后,直属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但其地位又明显不如领导景德镇等地工人斗争的东北特委重要,以至于不免抱怨说:“我们想一想过去我们和东北对上级的关系,真像他们是公婆所欢喜的媳妇,我们为公婆所讨厌的媳妇的一样,虽极力料理家务终不能取得公婆一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不仅江西省委如此,就连中共中央也认为信江党在工作路线上表现出只着眼于信江区域的“割据”、“保守”观念,而没有适应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总任务,并对信江党的各种工作方式、包括那些在实际斗争中发生很大效用的工作方式表示不满,尤其是红军的“保守倾向与雇佣制度”。另外,中共中央还决定信江特委与赣东北特委合并成一个新的东北特委,并提出其中心工作是在景德镇等地的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同时信江红军扩大规模后应向乐平、鄱阳、景德镇进攻,以密切配合党争取武汉胜利的总任务。(参见《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156—159页。)1930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又向赣东北陆续派遣了一批干部,而“过了不久,就出现了赣东北党、军干部大换班的现象”。(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15页。)这一过程中,“方邵”等人作为弋横地区乃至赣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魅力型”领导人的地位,在党委领导制下,经常陷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央派来的代表或书记,仍需依靠“方邵”等人的组织基础与非凡能力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但另一方面,“方邵”等人在弋横根据地扩大为赣东北根据地乃至闽浙赣根据地后,多数时候并非当地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有时甚至连常委委员都不是。关于这方面,聂洪钧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在赣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曾洪易“在军事上不起什么作用。曾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军事,而且胆小如鼠,从来不敢随军行动。实际上当时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的意见。每次省委讨论军事行动计划,比如应向什么方向出击,打什么敌人,多半是根据方、邵的意见决定的。每逢较大的军事行动计划,非方即邵必有一人参加行动,直接领导军事和地方党的工作。”(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47页。)这种矛盾,集中地从赣东北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吴先民的身上反映出来。尽管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几次试图调解中央代表对吴先民的批评态度,其实也是在迂回争辩其革命方式的正确性,但最后仍然无力抵制中央代表以“AB团”的名义处死吴先民,从而造成赣东北革命史上的一大冤案。然而,从30年代中共中央与各地根据地的关系史来看,吴先民的不幸,不过是一大批冤死在“AB团”事件下的地方干部的一个缩影。再往后观察,方志敏率领抗日先遣队出征浙皖边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试图通过响应中共中央最高指示、缓解中央红军突围压力这种极为冒险的方式,使本地干部重新获得中共中央的积极评价,并使那些当时处在关押待死状态的“AB团”分子获得解救的机会。

  相比组织人事关系方面的纠葛,在弋横暴动中掌握了基层政治权力的农民革命团的制度化过程就要顺利得多。在1928年弋横地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农民革命团即被解散,其权力空间迅速被乡村苏维埃政府以及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贫农团等革命团体填补和替代。

  “方邵”赤色割据势力融入中共建制过程中的曲折和难题,在“群雄四起”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非个例。(“群雄四起”的说法,参见丁守和、方孔木:《关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中央及各省省委有计划的暴动与散处各地的中共党员及其武装力量较具自发性或独立性的暴动和割据交织出现,一方面制造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等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也涌现了“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54页。)的根据地。它们共同组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革命运动图景。随着各地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从1930年开始,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对各地红色割据政权进行直接控制。这一过程在强化和维护“党的领导”在政治权力与革命叙事中的神圣性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与根据地原领导人掌握的军政力量、积累的斗争经验以及对政治局势的具体判断发生抵触。“朱毛”和“方邵”都经历了这一过程。所不同的是,“朱毛”活动的赣西南及闽西地区发展成为中共中央赖以栖身的中央苏区,而“方邵”活动的赣东北地区则无此实力和机缘。在很大程度上,后者在苏区革命史叙事中的历史地位,实际上依赖于“朱毛式”根据地在中共党内崛起为革命正统的结果。1930年,“方志敏式”根据地的提法出现在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对于赣东北苏区革命叙事的建构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五、余论

  “方志敏式”根据地的组织发展过程,可以归纳为:以“方邵”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在基本上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或未能得到上级组织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凭借中共党员以及先前农会骨干成员之间的秘密串联和自觉行动,并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秘密结社形式和自然地理条件(例如赣闽两省或数县交界的偏僻山区),较为独立地形成一股革命势力,进而通过公开的暴动创建赤色割据政权。与“朱毛”红军创建根据地的方式相比,“方邵”创建根据地所面临的问题和应对的方式,包括与上级党组织经常失去联系或联系不够密切,党组织的机关工作方式难以适应乡村环境,失去组织庇护的中共党员和先前的农会骨干所遭遇的生存威胁及其互相串联,依托亲邻、同学等关系网络的组织传播,对“吃血酒”、“盟誓”等秘密结社形式的借用和转化等,在各省苏区的早期孕育阶段更具普遍性。随着中共中央以及省委或特委一级的党组织强化对各根据地的直接控制,“方邵”等中共党员所领导的组织网络,逐步被制度化的党政军设施所悉数取代。此后,他们所创建的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一起越来越趋向同质化。

  “方志敏式”根据地的组织发展过程,在类型上尽管与“朱毛式”根据地有所不同。但从更为宽广的苏区革命史视野来看,“方邵”和“朱毛”又同属于较具自发性或独立性的赤色割据势力,其创建的根据地都是中共党员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开展政治斗争并形成赤色割据势力的典型代表。因而,它们的发展多少有些超出中共革命计划的想象,这也使得其在融入中共正式建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曲折。在这一过程中同样面临权力危机的毛泽东,于1930年以肯定的态度提出“朱毛式”、“方志敏式”以及“贺龙式”、“李文林式”等根据地的存在,并在以后将这一论述编入其选集当中,其实正是对这些根据地在整体上所代表的、带有自我创造特点的革命道路之正确性的一种申辩。并且,“方志敏式”根据地在毛泽东著述中的出现,既反映了“朱毛”红军对周边区域的地方党组织形成并壮大赤色割据势力的生存需要,也反映了两种类型的根据地之间的呼应与依存关系。与此相比,“方志敏式”根据地以及其他根据地在组织形态或地域特点等方面的特殊性,在当时语境中显然是相对次要的问题。

  (本文作者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南昌 330022)

  *本文是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苏区社会的革命传播和国家形成”(10SH51)的阶段性成果。

  *“弋横暴动”这一名词,最早见诸1945年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等人在延安写成的《闽浙皖赣党史》,以后作为专用名词沿用至今,一般是指起始于1927年12月13日以楼底蓝家暴动为序幕的横峰年关暴动,随之扩大为弋、横两县联合暴动,并以1928年2月万余农军会攻葛源失利为结局的这一系列暴动过程。参见罗时平、王德承:《弋横暴动研究综述》,《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Z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