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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的缘起和在上海的斗争
      
更新时间:2011年06月27日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前后

  1946年春,我回到上海后,经常参加民进和民建的各种活动。随着复员的完毕,褚辅成、孟宪章等相继由渝返沪。同年6月中旬,在许老亲临指导下成立九三上海分社,推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笪移今、陈乃昌、孙荪荃、徐甫等七人为理事,互推褚辅成为主任,我为秘书。那时我年轻,在褚老的委托和理事会的领导下负责推进社务。同时不断接到许老给我有关开展工作的指示(现存有46年春至48年夏许老给我的22件手书,及马叙伦、谭平山、陶行知等给我的亲笔信)。

  上海分社成立之初,我们常在泰兴路谭平山家里召开座谈会,先后到有潘震亚、张定夫、卢于道、孟宪章、孙荪荃、吴藻溪和我。讨论的主题是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实质就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如何搞好向群众的宣传工作。谭平山每次都参加我们的讨论,发表对政局的意见,对大家很有帮助。同年九月某日是谭平山六十诞辰,郭沫若、华岗、许涤新、朱克勤等十来位友人聚餐,为谭老祝寿,郭老举起酒杯说:“谭老是平等的靠山,祝你老当益壮,为革命奋斗。”我们还利用这个机会谈论治政形势和反动派的动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郭老,他问我董之学在狱中的情况,他们是朋友。我听说董之学是地下党员,曾留学美国,在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时被捕。

  随着争取民主与反对民主的斗争趋于尖锐,特务盯梢,打人事件不断发生,1946年9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我社褚辅成、孟宪章、笪移今、王造时,陈子展、任钧等跟随周恩来,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李维汉、茅盾及吴国桢等228人发起组成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20天之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恐怖气氛中积劳病逝,我社褚辅成、卢于道,顾执中、施复亮,王造时、许士骐等,随同李济琛,孙科、邵力子、周恩来、马叙伦、陈望道等250人发起组成陶行知先生的追悼大会筹备处。我们发起这种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主观上是揭露反动派的暴行,客观上却起了扩大共产党政治影响的作用。

  1946年秋冬间,是国民党扩大内战,放任特务横行的时刻。针对这种险恶的局势,在日本帝国主义向盟国签订投降书的周年,九三学社特发表《为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提出六点意见;1.国共双方应即全面停战,停止一切破坏工作,实行政协决议,改组政府。2.从速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将宪草未决问题,一月内获致协议,作为唯一草案,于“双十节”前公布,交由将来合法召开之国民大会通过颁行。3.遣俘工作完成,在华美军应即撤尽;美国售我剩余物资,如系有成议,亦应暂时保留,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交货。4.解散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自由,以防暗杀、凶殴等血案之再演。5.严惩战犯,汉奸,立即枪决冈村宁茨等屠夫及周佛海、丁默村等卖国贼,以慰抗战先烈,而平民愤。6.肃清贪污土劣,为国家稍存体面,为民族稍存正气。

  随着紧迫形势的不断变化,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王卓然等以九三学社名义于10月30日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其要点是:1.目前政局在极端危险情形之下,恢复和平谈判,诚属黑暗中之一线光明希望。现各政协代表甫回南京,蒋主席(蒋介石)即飞台湾,有使全国人民及各界人士怀疑政府对和平谈判之诚意。任何一隅的内战行为,皆为违反民意,夸称胜利,均属可耻。吾人要求蒋主席立即回京,下令停止内战,负责主持和平谈判。2.马歇尔特使来华甚久,在促进中国和平民主的号召下,继续作军事援助,殊有偏袒之嫌。马使应根据故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采取公开而中立的态度,帮助中国人民制止内战,实现民主。3.多兵为一切祸乱之源,内战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应从速实施政协决议,大量裁兵,并从中央直辖军队裁起,以资表率。4.政府听任美货充斥市场,使本国工商业陷于完全破产地步,应立即取消有碍国内工业发展的一切措施,尊重工商者的企业自由,发展全国各地中小工厂,提倡国货,增加生产。5.目前灾荒普及全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华物资,或被移作军用,或被贪官痞棍中饱私囊,吾人认为政府应首先停止一切造灾行为如内战、征兵、征粮,同时放弃成见,敦聘国内公正人士主持救灾机构。6.根绝党化教育,尊重讲学,办学自由,切实改善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工的生活。以上这些切中时弊的意见,是符合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心声,也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反对伪国大

  1946年秋冬间,也是国民党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之际。谭平山、李济琛商同褚辅成、孟宪章于11月10日联名致书国民党当局指出:“国民大会召开期届,而各党派出席代表,因和谈末谐,迄未提出。制宪为国家百年大计,必须在全国统一和谐之气氛中举行,方可期宪法颁布以后,推行顺利。否则势将以完成国家之统一者,招致国家之分裂。祈允将国大开会日期,暂行延缓,以待和谈妥协,各党派代表名单全行提出后,再行正式开幕。庶可由统一之国大,制定统一之宪

  法,以完成中国真正统一之局面,国家幸甚”等等。与此同时即11月11日,许德珩、周炳琳在北平对《大公报》记者一致表示,愿参加一个代表各方面的国大,深恐参加现在这样一个国大会增加分裂可能。他们对国大延期三天,不抱任何希望。

  我从报纸上得悉许、周两老不参加伪国大的态度后,往访褚辅成,谈了我自己的意见。他于13日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国大延期三天,各项问题恐难获得圆满之解决,希望延期到十二月初,由各党派共同决定国大召开日期,不用政府命令方式公布。总希望在各党派一致参加的情形下开会,出席国大方有意思,公布宪法,成立全国一致之政府,必能获得全民之拥护。并表示他是否出席国大,尚未决定(详见1946年11月14日《大公报》)。一周后,褚辅成赴南京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力图挽回僵局。由于年迈软弱,在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花言巧语的诱骗、蒙蔽下,未能坚持己见,他和孟宪章错误地出席了伪国大。九三上海的同志得悉此事后,立即致书褚、孟两人,陈述利弊,力促及早回头。他们在会议进程中逐步感到失望,在大会未结束就退席回沪。

  在抵制召开伪国大的活动中,民盟是起作用的。当民盟主席张澜回沪后,上海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工商协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九三学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妇女联合会,金融业民主促进会,

  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等十一个团体于1946年12月22日在青年会举行茶会欢迎张澜先生,参加者达300余入。公推马叙伦为主席,代表十一个团体致词,认为政协决议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政治斗争的重大收获,是民盟和各党派、各界进步人士由困难曲折中努力取得的成果。它现在虽然被政府推翻,但历史业绩仍然存在。马叙伦说政府在伪装民主之下,扩大势力,企图对社会施行蒙蔽。张澜先生所领导的民盟是非清楚,所有民主人士希望民盟发挥力

  量,为人民作出新贡献。张澜在热烈的掌声中被马叙伦邀请发言。张老感谢大家的高谊盛情,并表示今后愿在诸位的鼓励和督促下,继续为民主而奋斗!

  办了继续争取民主,反对伪国大通过的“宪法”,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国际人权保障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九三学社,中国妇女联合会上海分会,上海金融业民主促进会等十一个团体于1946年12月29日举行座谈会,当推王绍鏊为主席。首先讨论美国议员弗蓝德和莫莱两人建议美、英、苏三国召开会议调解中国问题。发言热烈,当即推定专人把记录下

  来的意见,整理成文,致电美国远东人民政策委员会,表达中国人民要民主、要和平的愿望。第二,讨论将要正式公布由伪国大通过的“宪法”,大家认为它是违反政协决议精神,一致决议由到会的十一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不予承认。第

  三,讨论上海市从明年起实行征兵增税,摊派公债。一致认为此举足以助长内战,当即推出专人草拟反对意见,不日发表。第四,对于美军在北平奸污女生的暴行,一致表示愤慨,当即草拟宣言抗议暴行。在这次座谈会上一致通过的两项重要政治的意见,分载如下:

  (1)对伪宪法的声明:“一党专政的政府,定于今日公布它利用所谓“政协宪草”而实际上违反政协决议,尤其破坏政协整个精神的所谓‘民主宪法’,企图借此欺骗国内外不明真相的人士,并向美国继续骗取军事的,财政的以及其他种种的援助,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并延长战争,把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途。我们为着人民生存和国家的独立,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做法和企图,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并愿与全国人民共同以行动制止这种反动企图的实现。宪法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在和平统一的环境中,由全国人民以自由普选的方法,选出真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由全国各党派一致参加,共同制定,才有它的尊严和有效性。这次片面召开的‘国大’,其代表或为十年前由一党所选出,或为最近一党所指定,既非基于今日自由普选而产生,又非根据政协整个政治妥协而成立,根本不能代表今日的民意,当然不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所承认。宪法的良否,固然要看条文的内容,尤其要看宪法的基础及其基本精神。这一宪法的产生基础及其基本精神,彻头彻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协的。其根本目的又在利用这一所谓‘民主宪法’作为政治武器,借以伪装民主,对付异党,扩

  大战争,重苦人民。违反政协决议的执政党,今后将以‘护宪’的统帅自任,讨伐并肃清一切‘违宪’、‘反宪分子’,制造无穷的祸乱和纠纷。所以这种宪法,不仅其产生的基础和基本精神是反和平的、反民主的,就是它的作用也是反和平、反民主的。因此,我们现在反对这一宪法,实为争取和平民主必要的行动。我们坚决地主张:立即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和原则,重新召开政协会议,成立真正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制定新选举法,实行全国普选,选出真正的国民代表,召开和平团结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作全国人民及政府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前中国问题”。(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日)

  (2)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驻华以来,种种暴行,屡见不鲜。近日变本加厉,竟在北平强奸女生,侮辱妇女,群情激愤,莫可言状。本会等闻讯之下,尤为发指。此种事件绝非道歉赔偿所能卸责,倘美军一日不去,暴行一日不止。故本会等坚决主张美军应立即退出中国,以平民愤而绝后患,并对各地学生对此案之抗议行动,本会等愿以全力支持,特此宣言。”

  上海十一进步团体讨论的四项意见,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其中关于美军迭次暴行的这一项,更激起全国文教界的愤怒。在上海,马寅初,周谷城、陈子展、卢于道、吴泽、方令孺等三十一位教授联名发表意见,声援各地学生游行抗议美军严重暴行。在北平,许德珩、袁翰青、胡庶华、沈从文等十九位教授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北大女学生被美军奸污一事,提出三点要求:1.对被害人望嘱有关方面速作处理,以补偿被害人之荣誉损失;2.对犯罪之士兵,速绳以法;3.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中国人民反对美帝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没有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反动派也就不敢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伪国大。

抨击别有企图的“和平运动”

  当进步与顽固的两种势力的较量又进入紧张之际,民主同盟为了扩大民主声势,协调各民主党派斗争的步伐,于1947年2月1日在上海青年会招待文化、教育、工商、新闻各界人士。“到会者有谭平山、陈铭枢、马寅初、盛丕华、笪移今、熊佛西、胡风、陈白尘、潘梓年等。对与会者赠以《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一本。民盟留沪领导人全体出席,若干青年以为民盟领导人公开讲演,亦纷纷赶至,几无立足之隙”(见1947年2月2日《文汇报》)。民盟主席张澜作简短致词,略谓各方面对民盟希望颇殷,民盟必须力求进步,无形中已与各民主团体及民主人士步调一致。现在应抓紧时间,加强团结,扩大民主运动,以求迅速达到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目的。唯有同心同德,坚持斗志,分工合作,才能突破今日之重重困难,种种障碍。继由民盟秘书主任张东荪作今后努力方向报告后,董必武被邀发言。

  董老说:“对民盟的政治报告,我已用极诚恳、极郑重的心情读完,并且用极迅速的方法送到延安以作研究。中共对于民盟从来就很尊重,有人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这是恶意的诬蔑。民盟政治报告中极为重视政协这一点,非常正确。回忆去年(1946年)的昨天——1月31日,刚好是政协闭幕的日子,蒋先生亲自主持会议,一字一句地通过政协决议,但现在却一条一条被撕毁,幸有民盟还在坚持。但撕毁政协者现在说遵守政协,并且说‘宪法’也是根据政协原则制订的

  我可以说,‘宪法’中没有一点是符合政协原则的,单以‘总统有紧急处置权’这一点说,在政协讨论中经中共和民盟的坚决反对而取消了,但现在一党通过的‘宪法’这一点又赫然在焉”。

  董老继续说:“政府说和谈症结在于中共关闭和谈之门。诸位记得去年六、七月间,王世杰先生曾惋惜没有签定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的协议。民盟政治报告,已首先提到这一点。最近上海又有人发起一个‘和平运动’,但和谈始终没有恢复,这决不如政府所谓是遭中共的拒绝。大家总记得过去的停战令是国、共、美三方签字承认的,后来也没有生效,谁又能保证今后商谈有何效果?过去请愿和平的代表马叙伦先生等被打得头破血流,谁能相信今天的和平是有诚意的呢?中共需要和平,但要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和平,停下来不打内战的和平。有人说别的地方破坏了政协,改组政府却遵照了政协,这是骗人的。正如民盟政治报告中所说,政协是整个的,不能弃其一而取其二的。政府准备单独改组,要请一些客人去参加,请青年党、民社党去改组政府。这能解决财政经济的危机、提高行政效率消灭贪污吗?能给人民的自由吗?今天在这里开会,警察局还派人来监视。由此可见,所谓改组政府,是按照美国特使马歇尔声明中最后的希望而演出的一幕,得到满足的是幕后主持人,对中国人民毫无好处”。董老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发言。到会者在董老的鼓励和启发下,继起讲话的有马叙伦,朱绍文(老律师)张炯伯、吴耀宗、施复亮、文幼章、罗隆基等,一致要求维护政协决议,停止内战,实现民主。

  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元旦公布伪宪法后,上海有些工商界人土发起“和平运动”,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有人猜测,也有人批评,纷纷发表意见。谭平山说:“我们需要和平,但需要真正的和平。欲达到真正的和平,必须人民做主人,以人民力量实现和平,并以人民力量保障和平,这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而且是永久的和平。”王造时说:“和平运动是应该的,但是要有诚意,而且诚意的测验,就是政协决议的实施与民主权利的兑现”。华岗说:“和平与民主不可分,和平基于信义而确立,因此,政协路线必须有效。经过国、共、美三方当局签字的停战令与停战协定,不容撕毁。所以恢复1946年1月13日以前双方军事位置,取消独裁国大与钦定宪法,是实现和平之必要前提”。马叙伦说:“上海的工商界正在发动和平运动,是可喜的,因为他们持重得很,现在必是认为非和平不可而后有此运动,我个人是绝对欢迎的。但是我认为和平是要从实现民主而得的才是真正的和平。我想发起这个运动的诸位必有同样的认识,那么,他们必定能叫出一个我们立刻要实现真正民主的口号”。笪移今说:“最近有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发起和平运动,这确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一个迫切的政治要求。但要使这个运动能够获得成功,首先要使一切工商界真正团结起来,配合其他一切民主团体,配合广大的人民力量,共同为实现政协决议而奋斗到底。换句话说,今日的和平运动,应该以民主改革为主要内容,只有在民主协商的政治方式下,残酷的内战才能停止,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因此离开政治民主,和不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和平运动,那仅是一种别有作用,别有企图的宣传而己”(以上各人的发言均见1947年2月2日《文汇报》)

  对和平运动在《文汇报》发表意见的还有包达三、柳亚子、陈维稷、翦伯赞、熊佛西、赵景深、胡风、周建人等19人。他们都认为蔑视政协决议,离开实现民主、停止内战这个政治核心问题的和平运动,会在群众中造成错觉——好象只有中共不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就可以实现民主和平。各界人士对和平运动的分析和表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共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其实质就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违反民意,实行独裁的一种斗争方式。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和平运动”,势必逐步消声匿迹。于是,国民党变换手法,又在戡乱的烟幕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加紧压制人民,迫害进步人士。中共代表在上海的住处,受到严密监视,周恩来同志外出的汽车,有尾巴(特务汽车)跟踪,国共谈判已是明日黄花,上海陷于惊恐之中。中共派驻在蒋管区的代表,被迫不得不于1947年春季和初夏先后从宁、沪、渝撤回延安。内战不断扩大,这是美帝在中国导演的一场悲剧。

  九三上海分社正式成立之后的有些活动,都是通过《时代日报》的陆诒和《文汇报》的秦柳芳两位同志向社会报道的。扩大了影响,壮大了反蒋民主运动的声势。

反美扶日的发起

  美帝在大力支援中国反动派的同时,又在日本纵容法西斯团体重新猖狂,保留某些军备设施,不断提高其工业发展水平。针对这种形势,孟宪章在《大公报》发表《急管哀弦愈逼愈紧的日本问题》,引起各界的注视。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基地,竟然撕毁作为盟国管制日本大宪章的波茨坦公告,独断独行扶植日本反动势力。

  我社中央常务理事,上海缫丝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褚辅成对此颇为不安。他于1947年7月下旬召集九三在沪同志座谈中共的方针政策(指收听邯郸电台广播),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妄图在东亚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所以我们主张在当时政治条件下,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的今后中心任务。因此,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经常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之社会。为要扩大爱国影响,佥主在反美扶日的总目标下,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奋斗。

  当我们得悉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顾亚洲各国人民利益,违反国际惯例,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事实上还是盟国公敌的时候,竟专断地宣布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引起我国各民意机关和工商界的愤怒。对日问题座谈会,针对美国的妄为,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见1947年8月3日沪、津、渝、港四地《大公报》):“我们认为在经济上对日贸易开放后,廉价的日货势将重复泛滥中国及南洋市场,予我国脆弱的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向中国输出的多为制造品,特别是奢侈品。中国向日本输出的多为原料品,特别是铁矿,将使战前“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经济体系得以复活。在政治上庇护战犯,东条、土肥原等一级战犯,迄未定谳。冈村宁次等敌酋仍逍遥法外,旧日官僚政客,现仍掌握政权。在处理对日问题上,无论现在对日管制,将来对日和会中,我国均应有较大的发言权,特别要保有及善为运用所具有的否决权。我国应提出独立而坚决的主张,不可随入俯仰,听人摆布。同人等鉴于美国对日管制之失当,致使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重新抬头。爱本爱国之微忱,提供对日之管见,勿以刍荛见弃,并希望全国同胞提高警觉,团集御侮,发奋图强”(以上摘自《意见》)。在这份《意见》上签名的有褚辅成、孟宪章、李立侠、王造时、李维城、李世璋、姜庆湘、臧克家、笪移今、吴藻溪、寿进文、孙荪荃、徐逸樵、方秋苇、伍丹戈等15人。其中九三6人、民革4人,民建2人,民盟1人,无党派2人。这是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特殊情况下,为开展政治斗争而形成的新的统一战线的嫩芽。

  随着美日关系的变化,《对日问题座谈会》经过讨论,于1947年9月10日在《大公报》第二次发表《我们关于对日和约的主张》。对日和约为抗战之最后一章,有关我国家前途及远东和平实至深远。我们提出十四点意见,摘要如下:1、依照波茨坦公告,对日和约,实应先由对日作战最有贡献之四强外长先行起草,然后再提交对日有关之十一国会议讨论。2、根据1942年元旦二十六国反侵略宣言“每一政府承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而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与和约”的规定,非四强全体参加之对日和会,我国决不出席。3、由战时大国一致原则演变而来之四强否决权,在国际会议中,固常为苏联一种防御武器,而在对日和会中,殊于我国特别有利,必须坚持。4、正式和会地点,在积极方面,我们主张应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讲和之先例,在我国择地举行。和约由联合国签订后,再召日本代表签字,反对在东京举行。5、日本对外侵略,实由于其垄断资本家过度压榨劳工,封建地主过度剥削农民,是使本国市场狭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和约对于解散日本财阀,改革日本土地,必须采取彻底办法。6、天皇制是日本反动政体的结晶,必须彻底废除,应迅予拘讯天皇裕仁。7、日本人民之思想,中毒极深,应严格实施再教育之工作。8、为有效的预防日本再侵略起见,应拆毁其现有一切军需工业及海陆空军基地。9、限制日本人民生活水准,根据此项生活水准,确定其人民经营和平生活之工业水准。10、联合国所用之庞大战费,固可免索赔款,而日本所加于联合国人民之损失,却不能不责其尽量赔偿。11、日本在华之一切公私产业,为多年来对我实施物力、财力、人力掠夺之结晶,依上次对德和约惯例,应一概没收。12.依据开罗宣言与雅尔达协定,日本领土应限于原有四大岛及附近各小岛屿。13.日本投降已逾两年,一级战犯迄今惩办一个,而中岛、鲇川等十余要犯近并侥幸开释,殊与人以异常不安之感。14.在和约缔结后,应由中英美苏四强依平等原则组织监督机构,以替代美国现在的片面管制。

  最后,《意见》指出:“我们为祖国百年大计着想,谨以满腔热忱提出上述意见,敬祈朝野上下,一致提高警觉,重新全盘检讨国是,放弃党派个人成见,迅谋和平团结,一致对外,严重抗议美国现行对日错误政策”。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的有褚辅成、刘定五、孟宪章、李维诚、李时文、李立侠、李世璋、储应时,方秋苇、笪移今、姜庆湘、唐亚伟、焦敏之、冠松如、丁星五、吴藻溪、柴春霖、孙荪荃等18人。

  关于对日和约预备会议问题,苏联于1947年11月28日建议明年1月在中国召开四强外长会议,讨论日本和约筹备事项。英国在美国的影响下,拒绝由四强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主张在华盛顿召开更多国家的会议,不得使用强国的否决权。目睹这种形势,我们《对日问题座谈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决定第三次发表《我们对召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的意见》(《大公报》,1947年12月28日),贡献友邦考虑,提醒我国人之注意。其主要论点:①日本投降,瞬逾两年,因美苏意见悬殊,致和议久成僵局。深望美、英、苏三盟邦,共同促使对日和会预备会议适时召开。②凡曾对日作战之国家,应普遍邀请参加对日和约的签订。有关和约事项的任何决议,应获致有关主要盟国之一致同意。美、英两国政府须放弃成见,在对日和会中保持四强否决权。③在对日作战期间,我国牺牲特别惨重,理应在我国召开有关对日和约一切会议,重视我国人民意见,坚持对日和会决不能片面召开,否决权更不可放弃。④联合国必须坚持共同对敌,媾和原则,早在1942年1月签订的联合共同宣言中已确立。为了遵守国际条约,在和会中相互声援,中国决不可任人摆布,参加将苏联排斥在外之对日和约。⑤美国公私机关在抗战期间给予我国的援助,我们非常珍视。但却不能因此无条

  件的盲从别人,轻易改变坚持否决权的立场。⑥对中国百年大计极有关系之对外问题,莫如切实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凡符合这一目的,便是我们的朋友,否则便是我们的敌人。对于美国现行扶植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再行抬头之政策,尤应发挥国民外交力量,向美国政府及盟军总部抗议。⑦现在伦敦外长会议破裂,美苏关系陷于僵持。我们更应坚持:无论对日或对德和约,都应以战时一切有关国际神圣文告,如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波茨坦公告为根据。我国在远东实处于举足轻重之地位,无中国参加之对日和会,实属不可想象,只要我国态度坚定,美英终将尊重我们的意见。

  我们认为要打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的新局面,要靠政府重视国家民族的永久利益,摆脱他国的束缚;更要靠举国一致的国民外交,作为有力的后盾。我们建议组织《中国对日政策协会》,在有关对日问题上,多方协助政府,督促政府。这份《意见》仍由褚辅成领衔和前两次联名者外,新签名的34人中有顾执中、赵南柔、冯宾符、曹孟君、孙晓村、孙怀仁、徐铸成、祝世康、姚大均、孟长泳、金学成、周一志、武剑西、吴觉农、李纯青、李荣廷、朱绍文等共52人。签名者猛增,是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后两个月的新现象,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

 反美扶日运动的扩大

  

  褚辅成于1948年春间病逝,对日本问题研究有素的孟宪章被推为对日问题座谈会的召集人。当时我们是通过两点一线进行活动。所谓两点:一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兼课教师孟宪章、焦敏之和我都是九三成员,彼此见面机会多,对反扶日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易于取得一致的看法。二是《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当时是不参加九三活动的九三成员;我是该刊创办发起人和撰稿人之一,储同我常在一起分析政治形势,讨论编务和选稿标准等问题。从1947年8月至1948年10月,《观察》先后四次发表反美扶日的专论和报道。(《观察》为争取民主,被反动派查封情况,拟另撰专文)。所谓一线是指当时孟宪章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我在上海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相隔很近,往返极便,随时交换意见,互通消息,分析情况,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

  在反美扶日声势逐步扩大时,美国驻沪总领事卡博特公然否认美国扶植日本,而美国曾对中国政府施用很强的压力,要求制止这种反美扶日的言论。这更激起我国人民的愤怒。于是,对日问题座谈会,乃进一步扩大范围,一变开始

  时的温和态度,改采积极的尖锐的斗争姿态。此后所发宣言,在上海则通过大教联(特别热心的是李正文、张志让、曹未风诸先生),各民主党派(如施复亮、杨卫玉、宦乡、陈仁炳、李世璋诸先生),在北平、南京则通过九三学社总社及南京分社(由笪移今与许德珩、袁翰青、潘菽及厦门大学罗志甫诸教授联系)。在穗、渝、汉等地,则通过私人关系,妇女界则由曹孟君、孙荪荃负责,广泛征求签名。当时《大公报》及上海一般进步杂志,亦均积极支持这一运动,尽量登载有关反扶日文字。上海自民盟被迫解散,各民主政团之活动已受限制。我们在反扶日大旗之下,实际已形成了当时蒋管区的一个无形的统一战线”(《中国反美扶日运动斗争史》第26~27页,1951年4月再版)。

  从上海发起的反美扶日运动,不仅引起国统区各界人士的响应,而且在解放区邯郸的电台也不断广播反扶日斗争的进展,予以支持和声援。苏联对我们每次发表的反美扶日的意见,都向全国广播,给我们极大的鼓励,使我们更有胆量把反扶日运动坚持下去。在国内外的推动下,对日问题座谈会第四次发表《针对美国积极助日、中国应有的对日政策》(见1948年4月1日《大公报》),指出美国不遵守波茨坦公告,纵容日本保留反动潜力。诸如确定恢复日本高度工业水平,再四减轻赔偿总额,保留巨额船舶吨位,扩充日警武力,庇护或释放重要战犯。麦克阿瑟复兴日本六年计划,反对解散日本财阀,提高日本钢铁年产量,对日公私大借款,协助日本恢复海运与纺织事业,将马歇尔计划推行于日本,使其成为亚洲工厂和经济复兴的中枢。

  我们针对上述美国错误政策,坚决主张:彻底肃清日本反动侵略势力,对日和会必须在中、美、英、苏四国一致同意之下召开,在和会上坚持四强否决权,反对所谓三分之二的表决制;反对英美集团包办对日和会,任何抵制中苏两国

  的阴谋,尤应勇于揭露;我们愿和美国、日本、远东各国的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密切合作,共同纠正在华尔街垄断财团操纵下的美国政府现行的对日政策,切实管制日本、完成对日和约,及早奠定远东和平之局。在这份《对日政策》意见书签名已由上次52人增至137人。其中除原签名的褚辅成(生前签)、顾执中、孟宪章、王造时、孙晓村、李纯青、李立侠、笪移今等外,新投入这一斗争的知名人士,在上海有马寅初、张志让、张絅伯、张锡昌、陈叔通、胡厥文、盛丕华、杨卫玉、包达三、宦乡、曹未风、卢于道、孙大雨、夏炎德、漆琪生、潘公昭、郑太朴、连瑞琦、秦柳芳、高祖文、范尧峰、莫艺昌、胡毓秀、胡静如、

  金善宝、李正文、杨培新、周庚、沈体兰、郑森禹、江问渔、甘祠森、许广平、胡子婴、林举岱、毛以亨、杜守素、袁孟超、盛慕杰、潘震亚。在北平有许德珩、许宝骙、袁翰青、薛愚、樊弘、鲁宝重、黄国璋、费青、章友江、万亮、王铁崖、王伯炎、郑昕。在南京有干铎、陈伸凡等总共137人。

  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势,愈来愈露骨。我们对日问题座谈会,第五次发表《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见1948年6月15日《大公报》)。我们指出从前美国偏重在经济上扶植日本,现在却赤裸裸地无视波茨坦公告的规定,从军事上再武装日本。就海军言:日本的最大军港横须贺、佐世保与吴港,不仅未拆除,反将按照美国设备扩充。就空军言:除运日本神风队飞行员赴美训练,并对原有飞机场、防空设备与地下工厂、飞机制造厂多予保存外,还新建机场。就陆军言:从前军事干部,现多摇身一变而为警察,或潜伏于完全军事编制之开拓团中。警察人数已由战后6万5千人扩至12万5千人,新设的警政大学,即变相的陆军大学。在经济方面,美国垄断资本认为日本是它过剩商品和资本的良好市场。在钢铁、纺织、商船、动力、化学等工业,尽量予以援助。力图使战前日本主宰下的《日满支》经济集团变为美国主宰下的《金元美国、工厂日本、原料与市场中国》的三角经济关系。一旦国际风云变化,便可使之迅速转变为军需工业,重新武装起来,对外进行军事侵略。近如我留日侨胞遂首遭欺凌,台胞受扫射,数百家华侨商店遭受封闭、围搜,华侨住宅遭受日警搜查。我们为战胜国,对于战败敌人的这样迫害,对侵略负最大责任的天皇不加处罚,对28名甲级战犯的宽容,对侵华罪魁冈村宁次、长谷川清等,迄仍逍遥法外,怎能长此吞声忍受?我们特别对独占对日管制大权的美国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迫切希望全国同胞团结起

  来,呼吁反对日本再起的各国人民,及美国进步人士,一致行动,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其违反波茨坦公告的错误的对日政策。

  在这份《抗议》上签名的有上海、北平、南京、广州、重庆、武汉、厦门等七市高级知识分子282人,其中新签名参加斗争的主要有方令孺、王亚南、巴金、石啸冲、朱剑农、初大告、江恒源、季崇威、芮沐、周予同、周谷城、吴晗、吴

  泽、吴承禧、吴羹梅、吴若安、吴耀宗、胡绣枫、胡越中、娄立斋、施复亮、俞平伯、俞寰澄、曹亨闻、曹孟君、段力佩、洪深、洪铭声、涂长望、夏康农、殷宏章、梁希、许幸之、游国恩、庄炎林、章靳以、陈望道、陈旭麓、陈仁炳、陈原、陈已生、张孟闻、张乃刚、张西曼、张定夫、张明养、彭文应、费孝通、冯至、钦本立、程应谬、阳翰笙、杨人鞭、杨晦、闻家驷、楚图南、熊德基、楼邦彦、郑振铎、潘菽、钱崇澍、蔡仪、戴望舒、储安平、萧乾、罗志甫、酆云鹤等共282人。

恐怖的岁月

  在1947年夏秋期间,我们不断向高龄的褚辅成反映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战局的趋向,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褚辅老以忍无可忍的正义心情,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俞寰澄、冷御秋、黄墨涵、楚图南、王造时、孟宪章、笪移今等交换意见,商讨局势,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我们研究如何挽回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局势,希望共同作最后可能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1947年10月27日)民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褚辅老在愤怒下,一方面设法保护周新民、楚图南等的安全(楚图南当时知此事),并往访《大公报》胡政之,希望协力阻止特务横行、扩大捕人。另一方面更认定反扶日是从侧面打击反动派的唯一可做的公开活动,必须坚持到底。

  回想1946年夏秋间,楚图南由昆明到上海,应邀在民建会作讲演,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政策。我们向褚辅成推荐他去上海法学院任教。那时楚住在西宝兴路;我不止一次在那里碰见盛叙功,共同谈论政治形势。当反动派更加逞凶时,

  楚去香港,妻儿留在上海。上法代院长褚凤仪(九三社员)每月派人将楚教授的工资如数送到他家里,直至上海解放。虽说是杯水车薪,但却体现着真诚的战斗情谊。

  自中共撤退后,民主人士的正常政治活动,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在草木皆兵的风声中,我曾偶尔避在黄正岩和李少卿住处过夜。在上海站不住脚的民主人士中的头面人物,已逐步由地下党作了安排或护送去香港。1948年夏间,我社严济慈教授道经上海,我们见面交流了平沪两地社务工作的经验。他提起许老希望上海能推人去香港,在中共领导下与其他党派共同为反蒋而斗争。我们经过讨论,认为凡能留下继续工作的人,还是留在上海为好。例如沈钧儒已去香港,而施复亮则由纺织界的周庚在地下党的授意下,迎接他到他家里寄住(南市区半淞园路),继续工作。那里是我常往之地。有时碰见夏炎德、漆琪生也在他家,我们互通消息,漫谈形势,明确了党的统战政策,共同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有一天施复亮同我谈起《观察》周刊倾向性的问题,他坦率地指出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不宜刊登张申府那篇《呼吁和平》。我们都认为此文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忽视了国共双方军事地位的变化。之后,我约储安平与施复亮在延安中

  路紫竹林饭店便餐后回到青年会储安平的住处,分析战局的趋势,论证共产党解放军在战略上已由防御转为反攻,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和平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内容,应以人民根本利益为转移的。当人民需要和平,

  国民党则违反民意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当共产党武装斗争有利于人民,则必须坚持反攻,直至彻底打垮国民党,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经过这次长谈,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一致的看法,施复亮并应约为《观察》撰稿人,多次为该刊写了有针对性的政论。

  1948年10月下旬,施复亮在上海的安全很成问题,为了工作需要,党安排他去了香港。行前,我约他谈了《观察》周刊的内情:它有北平版、台湾版;在南京、北平、西安、成都、昆明等市有特约的记者;在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新德里有特约通讯员。撰稿人大都是知名人士,发行12万份左右。当时,《观察》创办人兼撰稿人,除主编储安平外,吴世昌在英国、伍启元在美国,钱清廉在台湾,吴恩裕在北平,陈维稷在上海,不插手《观察》具体社务。因此,储安平常同我交换意见,讨论局势,商量问题。在收到有关经济政治方面的来稿而又难于取舍时总送我审阅决定(现有他便条可证)。

  自我在重庆为储安平主编的《客观》周刊写稿相识以来,从他发表的文章,为人的风格,处事的角度看,基本上是同意中共的政治路线的,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还缺较深的理解。他在上海主编的《观察》,反对国民党独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事业,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说得上是一位中间偏左的战士。施复亮要了解《观察》全貌,是打算去香港向中共建议争取储安平离沪后,可由我和林元,雷柏龄负责《观察》,继续出版。党寄希望于储安平,是表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政策的正确和真诚。

  自同年深秋以来,上海局势更趋紧张,传说纷纭,一夜数惊。11月中旬我去文摘社(北京东路江西路口)向张志让打听是否有什么黑名单的消息。他说:“风声不好,要按黑名单捕人,杜守素等已失踪,你最好避一下风险。”我把情况转告了孟宪章、储安平、王造时,并同吴藻溪联系,托九三社友漆文定代购火车票两张、连夜赶到杭州、避住在友人高素明家里,承他夫人罗南英对我们多子关心和照顾(此两人现住美国加州)。那时解放军已攻近蚌埠,我们在兴奋中又怕反动

  派狗急跳梁,不分皂白,大事捕杀人民。几天后,九三社友李少卿受我爱人杨漱敏之托来杭州看我们,谈了些上海具体情况。我们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回上海。我到家后,始悉在我离沪期间,香港有人(中共)来找钟复光(施复亮夫人)转嘱我去动员、说服储安平去香港共同参加反蒋的民主斗争。因为找不到我,也就无从打听储安平躲在什么地方,使来人败兴而返。为了避免储安平对我的猜疑,当时我没有向他提起中共有人来约他去香港的事,也一直没有同他谈过我在抗战前苦难的政治遭遇。

在惊险中前进

  我从杭州回到上海喜见孟宪章、顾执中、王造时等平安无事,储安平也避过了风险。两周后储安平受到在南京工作的观察社理事长端木恺的暗示,立即于12月11日飞抵北平,当时人民解放军已打到清华大学。三天后北平陷于包围,平沪交通中断、观察社林元和雷柏龄到我家里商谈《观察》继续出版,决定由我负责编务和组稿。我商之于张志让,他说:“《观察》有那么多的读者,已成为社会事业,我们必须支持它,是大家的责任”。我作为观察社理事之一,在友好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更应当尽力而为。

  1948年12月25日下午,我们九三同志在王造时家里开会,到卢于道、孟宪章、顾执中、张定夫、武剑西、洪铭声、洪涛和我。共同研究政治形势,认为今后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讨论如何揭穿反动派的慌言,消除某些工商业者对共产党的疑虑,加强与民建、民进、民盟同志的个别联系,向广大群众宣传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安定人心,准备迎接解放军。散会后,我去观察社审阅第五卷第十九期待送付印的文稿,并同林元等商量稿源问题。我一进门就发觉

  社址已被特务占据,真是急中生智,我佯装腹痛,即去厕所,把随身带来的九三会议记录撕碎投入抽水马桶冲掉后,才平息了我怕连累他人的焦急心情。特务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在上海银行工作,来做黄金、美钞买卖的。当晚我同林元、雷柏龄、黄立天等八人被送押在威海卫路成都路口的警备大队。同囚一室的有农工民主党的许士林,民革的王葆真。较后被关进来的有陈维稷、苏延宾,关在我左右隔壁还有地下党电台的李白、中华工商专利学校的朱彤芳。我的爱人杨漱敏见我一夜未归,于26日黎明赶到观察社打听消息,也被扣押,经上海法学院代院长褚凤仪多方奔走,始获释放。

  1949年元旦,战犯求和,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代理总统,派张治中来上海请黄炎培出面进行和谈。黄说,我们的朋友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提出恢复我的自由。张治中回南京后李宗仁电嘱上海警备司令部开释。反动派拖延,要我找铺保,这对我是难事,幸有王造时负责的自由出版社(书店)代我在保单上盖了章,结束了我的囚徒生活。我出狱后,首先商请王造时的书铺也把被关和被扣押在观察社的人都保出来了。只有林元、雷柏龄被特务认为不肯泄露《观察》在南京的军事特约记者的姓名、地址而解送到南京,直至解放军渡江后才获得新生。在我被捕期间,孟宪章、陈恩风、吴藻溪、洪铭声以及当时同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张孟闻都在设法营救我。民建会的范尧峰、朱德禽、莫艺昌、姜庆湘等特别关心我家属的处境,令我难忘。我没有被反动派吓退,继续为争取光明而努力。从2月到4月,我仍在《经济评论》、《中建》、《舆论》、《海涛》等刊物上发表方向性的短论。这些意见自信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1949年的4~5月间,上海人民正处在解放军“趁这乍明还暗的顷刻,用最凶的炮火夺取胜利的明天”的隆隆炮声的兴奋中。炮声鼓励我们有勇气更积极地向广大群众宣传护厂,护校,做好安定人心、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工作,炮声也使反动派在惊恐中加紧对人民的迫害。离上海解放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清早,杨漱敏去上海法学院附中上课,一看校内人稀无声,始悉昨晚有特务搜查,逮捕学生。她转身找到我,谈了她所见所闻。我立即要她去新民机器厂通知未去香港仍在上海的胡厥文,希望他在知情之后从速隐蔽。我也和孟宪章、王造时等通了气,以防意外。其时,不断听到有人被捕和失踪,民建会的黄竞武和宋发林就是秘密被处死的,上海又陷入恐怖气氛之中。

  在惊险的环境下,我们并没有停止斗争,只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采取多样性的灵活方法。在公开进行民主活动不可能,就转以美帝为对象的国际政治斗争。美国战争贩子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妄图发动世界大战,摧毁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进步人士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积极争取世界和平。孙大雨,陈仁炳、孟宪章等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由孙起草了一份《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1949年4月22日《大公报》)。其主要内容是:大家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国际和平可以永保,各国国内也将不复有暴政存在。尔今事与愿违,罗斯福的理想已成泡影,普世人民苦难更深。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后继者,却在华尔街以更大的威力,更精的奸巧重新进行囊括全球的战略。垄断集团财富继续膨胀,权力不断扩大,成了人类福利与安全的大威胁。他们利用官员和新被收买的民意代表们直接推行他们的命令,迫切要求发动新的战争克服经济危机。

  他们释放并重用德、日战犯,加速复兴,勾结英国工党里的内奸,操纵法国、意大利的选举。他们支持希腊、朝鲜、菲律宾等国的坏人,煽动内战。资助东南亚的败类,在缅甸、越南、荷印等地镇压人民解放运动。他们废弃波茨坦协议,拆毁联合国的基础。集体安全的背上已被这班富豪的阴谋家插了一柄尖刀。我们基于对美帝的认识,当这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的前夕,郑重发表我们的意见,这绝非反对美国人民,只是对于国际的黑暗势力严重谴责,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发展建筑在人类的绝灭上面。我们确信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跟社会主义国家共存而合作。原子能以及其他一切科学发明应该用来增进和平的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帮助经济落后国家。1945年战场上的胜利,若以为全靠几个人的卓越本领可大胆的吞噬全球,总有一天会发现是失灵的。我们祝贺巴黎的大会散播和平种子,完成伟大的使命。我们希望世界广大的劳动人民、科学文化工作者、工商各界进步人士,一起站在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方面,对第三次大战的策动者和战争贩子们予以迎头痛击。

  我们准备好了的《意见》,分别征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文教工商界和其他工作人员签名。由孙大雨送请《大公报》披露,他们犹豫,不大肯收,要有人负责才可以刊登。在一个黑云密布的下午,孙大雨找到我家里,谈起他去《大公报》未能如愿以偿的经过,共同商量如何处理。我说他们既然要有人负责,你签名好了,一个人不行,把我加上去。如果你因此而被捕,我愿投案陪你坐牢。于是,他坚定地又去《大公报》进行交涉。《大公报》在王芸生的支持下,在解放军已经渡江的1949年4月22日终于发表了。为此,不少朋友为我们冒险担忧。其实这是党的方针、政策在燃烧我们的血液,使我们有胆略、有力量敢于同美国垄断资本好战者作斗争。

  在这份《意见》上签名的主要有:丁乃通、王元美、方令儒、方秋苇、毛以享、巴金、朱绍文、汪旭庄、李健吾、李林、宋则行、邰爽秋、沈子槎、佐临、何德鹤、余宗范、余精一、吴景崧、吴组湘、吴文祺、孟宪章、林穆光、周予同、周谷城、周伯棣、胡曲园、胡厚宣、马荫良、马侣贤、孙大雨、武剑西、姜庆湘、施蜇存、唐亚伟、郭绍虞、郑森禹、盛叙功、陈仁炳、陈子展、陈伯吹、冯亦代、章靳以、张文郁,张定夫、张明养、曹杰、曹亨闻、曹未风、高植、娄立斋、

  笪移今、彭饬三、程应鏐、汤德明、邰今仆、雍文远、许杰、许幸之、许德瑗、杨村彬、杨岂深、漆琪生、赵书文,董每戡、潘震亚、熊佛西、蔡尚思、谢仁冰、钱崇澍、刘大杰、刘佛年、刘光第、穆木天、魏金枝、柳倩等214人。

迎接上海解放

  在发表《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三十五天之后,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们兴奋地参加由工会组织的各种游行庆祝活动,九三社友多次在民治新专集会,座谈大好形势,学习党的文件。一年前,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符合全国人民迫切要求的愿望,终于在上海解放两周后决定了。6月15日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筹备委员会议,许德珩应邀参加了会议,并由他同黄国璋、薛愚、潘菽、笪移今等五人具名向筹备会议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列为民主党派之一。九三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北平毛主席暨新政协筹备委员: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从落后走到进步,从独裁转入民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标志;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新民主主义团结各进步阶层的光辉示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艺术的睿智英明,是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不朽贡献。我们在极度兴奋中深信新政协将会带给

  中国人民无限的安慰和力量,带给世界无限的希望。我们更愿以肺腑热忱,全心全意拥护新政协,并预祝新政协顺利成功,加速完成人民革命的历史任务”。这次筹备会议宣布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政协筹备会议闭幕不久,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节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于六月三十日在文化广场设便宴招待各界人士,宋庆龄、邓颖超、黄炎培、陈叔通、许广平、盛丕华、茅以升、吴有训、周予同、施复亮等各界民主人士一千余人出席会议,我由范长江转来请柬,也参加了盛会。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在讲话中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并提到解放军刚进上海,个别士兵因情况生疏,对孙夫人不够礼貌表示歉意,使我深受感动。陈毅市长也在招待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茅以升应邀发言,说中国共产党是改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建设新中国的工程中,全国人民都是建国工程师,这一工程一定会顺利完成,因为我们有一位总工程师,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开得很热烈,大家在心潮澎湃中,在高唱国际歌的欢声中分别了。

  在这次盛会之后,我们回顾了四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不怕反动派的迫害,为争取民主尽了绵薄,特别是后两年坚持了反美扶日的斗争。值此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九三同志怀着欣悦的心情,经过商讨,推由孟宪章起草《反对美国扶日、速开对日和会》(见《大公报》、《文汇报》)来纪念解放后的第一个“七七”十二周年。略谓:在八年对日抗战中,中国人民死伤达一千五百余万,公私财产损失逾五百亿美元。日寇投降,将近四年,论战犯,甲级仅被处死七名,论赔偿,则我国已分得者,仅值一千七百万美元。为此,我们再度对日本问题提出六点意见,特别是第六点关于台湾归还中国问题,开罗宣言早有决定。现美帝已退出亚洲大陆,妄想长踞台湾,作为远东海军基地,作为自日本经南韩、琉球、直达菲律宾之岛屿,以与所谓东南亚反共联盟配合,封锁中国革命势力。因此,促使台奸高唱台湾独立狂论。而反动派亦妄想在对日和会中,使台湾作为美帝委任统治地。对于美蒋这种阴谋,尤应予以粉碎,迫使美帝就范,使台湾与琉球,一并归还我国。

  在这份公开发表的政论上签名的主要有王芸生、王造时、勾适生、全增嘏、何德鹤、伍蠡甫、丘日庆、吕叔湘、朱绍文、朱伯康、吴承禧、吴觉农、吴文祺、吴藻溪、吴国隽、沈天灵、沈经农、李世璋、孟宪章、周予同、周谷城、周伯棣、武剑西、洪铭声、洪涛、俞寰澄、姜庆湘、娄立斋、笪移今、胡伯翔、胡曲园、曹亨闻、曹未风、徐调孚、徐中玉、秦柳芳、唐亚伟、孙晓村、袁孟超、张絅伯、张明养、张一凡、张孟闻、张伯箴、张定夫、黄文几、黄玠然、陈旭麓、陈传璋、陈仁炳、陈观烈、陈恩凤、彭饬三、许士骐、徐铸成、焦敏之、盛叙功、盛慕杰、杨卫玉、杨刚、杨岂深、万枚子、董每戡、刘佛年、寿进文、漆琪生、钱崇澍、潘震亚、潘世宪、穆木天、滕茂桐、蔡尚思、鲁莽、钟俊麟、储应时、顾执中、顾用中、顾均正等171人。

  那时,我因事去北平,在许老指示下草拟了《九三学社纪念“七七”十二周年献言》(原稿仍在)。其主要内容:一是“七七”抗战是中国人民大众、依靠自己力量,反抗帝国主义百余年来侵略行为的总答复、总清算。而形成这股不可抗拒洪流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由于党的正确路线掌握了群众,使之能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迫使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二是抗战胜利后,反动派违反民意,不顾民族利益,勾结美帝发动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战争,使全国人民从现实经验中认识美蒋是二位一体,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才能摧毁美蒋联合的反动势力。三是在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愈来愈强大。在它培育下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扶助日本,反对美国违反波茨坦、雅尔达协定的基本精神,片面地处理任何国际问题。坚决主张必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为对日进行和约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只有这个政府才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发言。坚决主张立即在北平召开对日和会、缔结和约,从速澄清远东的混沌局势。四是纪念“七七”抗战胜利,我们更应发扬过去十二年传统的战斗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全力肃清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端正了对民主党派的认识——紧跟党走

  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代表出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许德珩、黎锦熙、袁翰青、薛愚、吴藻溪代表九三学社,叶丁易为候补代表。卢于道、陈鹤琴等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并定首都为北京,选出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我社当选者有许德珩、黎锦熙、梁希、樊弘),以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在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认为国民党反动政权已被推翻,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大致完成。从此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特别在沈钧儒带头宣告解散救国会的影响下,在民主建国会打算取消的风声下,在南汉宸鼓励我搞好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启发下,更觉得民主党派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上海九三同志在等待社中央指示,准备结束。但是,毛主席于1950年2月访苏回国后,立即指出解散救国会不妥,认为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有大量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去做。同年3月上旬,我们接到社中央的指示:“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加强本社的工作,经决议:取消本社原有之政治纲领,以政协共同纲领为本社共同遵守之政纲,并为其实现而奋斗。”这使我们端正了对民主党派的认识,我们于同月19日召开上海解放后第四次社务会议,由顾执中主持会议,经过讨论,决议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六月改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推定各组负责人,秘书组为洪铭声、洪涛,组织组为笪移今、卢于道,联络组为吴藻溪、顾执中。并将会议决定报请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社中央备查。从此,我们的政治活动是在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和社中央指导、监督下进行工作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社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并向所联系的群众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鼓励社员要在工作岗位上起骨干作用,在党群关系上起桥梁作用,在响应党的政治号召中起带头作用。我们有的同志一而再地应约去各种群众团体,作推销人民折实公债的讲解,作抗美援朝和土改等宣传工作。

  华东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4月27日召开土改座谈会,刘瑞龙主持会议,饶漱石作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冷御秋、漆琪生、顾执中,吕道元等先后发言。我就富农、小土地所有者、佃富农、土地债券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座谈

  会继续下去,得到刘瑞龙的重视。随后进行分组讨论,推出小组召集人。参加我们这一组的有交大、大夏、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及土地问题专家,先后举行两次讨论。到会发言的有祝百英、吕道元、夏炎德、沈志远、冯和法、伍纯武、姜庆湘、笪移今等。会后遵嘱将座谈意见加以整理,送请华东土改委员会备考。参加土改座谈会,实际上使我们受了一次深刻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经济学的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的水平。

  在土改座谈会的启发下,为了更好地开展社务,我同顾执中向华东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作了汇报和请示,他要我们加强政治学习,多联系群众,针对思想情况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那时正是上海解放一周年的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任务,粉碎了美蒋封锁上海以及其他沿海大小城市的前哨阵地,创造了最后肃清残敌、解放台湾的有利条件。我们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谨提出三点意见与各界人士共勉:一、为了解放台湾,要团结一

  致,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完成购买公债和税收等任务而外,更要求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迅速全面缔结对日和约。二、要求一切合作社工作者号召民间现有的慈善团体,一致奋起,配合各级人民政府的生产救灾计划,为战胜灾荒,粉碎美国反动派放赈的阴谋而努力。三、上海是文教、科技,医卫人才和工商事业集中之地,应鼓励各行各业和专家学者有计划地迁往西北、西南;以求发展落后地区。我们希望上海人民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华东局早经决定的六大计划,并为其实现而奋斗。

  我们在欢庆上海解放一周年后,华东统战部召开会议,到近200人。周而复作形势报告,潘汉年作工商业情况报告,特别提到党对民主党派的信任,是党的朋友,是党的依靠力量,希望各民主党派努力去干,前途很有发展。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增强了工作信心。我们组织社员座谈周、潘两位同志的报告,讨论今后社务,并作出两项决议:1.将九三上海分社概况及社员一览报送华东统战部备查;2.发表声明,抗议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令日本反动政府“整肃”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24人的狂妄行为。

  1950年夏间,是我难忘的时刻。首先,毛主席于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会议一结束,全国政协就召开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毛主席致词,刘少奇作土地改革问题报告。我们及时组织社友认真学习这两次会议的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报告,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斗争纲领。与此同时,我社又为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邀请经济学者,分题分批向该会会员作有系统的宣传和讲解两个会议文件的精神。

  第二、为了贯彻党中央决议的精神,华东军政委员会于7月13日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出席63人。被邀列席会议的有华东军政委员会各机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七个界别共253人。其中九三同志在有关界别中有卫仲乐、王造时,卢于道、张定夫、吴学周、吴藻溪、金善宝、笪移今、顾执中等。饶漱石致开幕词,并作土地改革问题报告,播汉年传达全国政协决议。次日第二次大会,我们听取曾山的财政经济报告,陈毅的政治军事报告,张参谋长的复员报告,舒同的文教报告后,进行分组讨论。

  在会议期间,小组同志都抱着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态度,特别是党的领导同志和我们亲切交谈,在生活上多方照顾,感到党的温暖。会议闭幕后,我们向社员作了传达,并结合会议开幕前上海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意见,响应周恩来外长驳斥美国总统杜鲁门狂妄的严正声明。组织社员学习,讨论,以求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向各自所联系的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

  第三,我接到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的通知于6月15日去迎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车斯诺可夫教授等。在北站见到汪季琦、卢于道、周谷城、张明养等。我们都在欢乐的气氛中迎接来自列宁故乡的贵宾,更感到中苏友谊的亲切和可贵。后来听了他们的学术报告,对我有帮助,加深了我们学习哲学的兴趣。

  第四、在这个月的下半月,华东统战部两次召开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各自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统战部负责人周而复对我们提出当前民主党派的任务和工作方向,要及时向党反映成员和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向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宣传党的政策。会后,他又同我商谈九三上海分社的经费开支及编造预算问题。同时也接到许老来函,指示分社预算须经地方当局核准后动用,我即将这项意见向统战部作了汇报。7月5日我社洪涛领经费的当天下午,统战部周而复、

  刘人寿、谭崇安三位同志约我商谈今后开展社务工作的具体问题。就我所知,社中央未向政府领经费之前,所有为数很少的社务活动经费是由许老承担的。同样,在上海也是由个别同志负担的。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

  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结束不久,我趁去北京参加全国金融会议之便,分别访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前辈。8月9日晚间,九三同志在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聚会,先后到会有许德珩、袁翰青、黄国璋、薛愚、初大告、劳君展、

  王均衡、樊弘、孙承佩、黎锦熙、刘及辰、董渭川等。许老谈了九三在北京的工作情况,我把九三在上海的活动向各位作了汇报。袁翰青,樊弘、孙承佩就今后发展问题,谈了各自的看法。最后,许老对加强社务作了指示,强调接受党的

  领导是搞好九三工作的关键。两天后,我在许老参加赴朝慰问志愿军起程之前,又去看他。我们从抗美援朝的形势谈到如何开展九三上海分社具体工作等问题。

  1950年8月10日,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会议作了总结报告后,宣布闭幕。当晚,我应民进主席马叙伦(中央教育部长)之约在他家里便餐,到有陈叔通(全国政协副主席)、章元善、王性尧、熊荫村等。席间相互交谈政治形势,民主党派任务,国内教育发展前景,一致赞扬党的方针、政策,深得人心。1946年“六·二三”马老领导上海各界代表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请愿,我是送往迎来的后勤小卒,我回想过去向他频频请教的往事,真是“患难之中见情谊”。

  在我回沪之前,还同孟宪章往访民革主席、上海法政学院董事长李济琛,向他汇报了该院办学等情况,建议召开董事会议等事宜(其时我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李老对整顿法政学院作了指示,并关心上海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李老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住处简朴,平易近人,深受感动,是我事前意想不到的。现在我仍保有李老给我的两函,其中有云“尚望本着过去的精神,继续努力为新中国造就大批法律、经济人才以适应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每念及此,深愧有负他的厚望。

  我在北京时,见到不少革命前辈和旧友,给我增添了政治活力,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回到上海后,不断向九三同志和所联系的群众畅谈在首都的见闻。当年入夏以来,全国人民最关注的是美帝援助南朝鲜向北进攻,命令第七舰队侵略台湾,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9月30日周恩来总理警告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帝国主义本性不变,它对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人民的和平愿望,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大举越过“三八”线,进逼我国边境,我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派去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抗击美国侵略。九天后,我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支持这一正义行动。抗美援朝运动,随即在全国蓬勃展开。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新中国建立的次日,即1949年10月2日在北京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成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在各省大城市、自治州设有和平委员会分会,积极宣传抗美援朝,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志愿军。华东成立了总分会,上海也成立了分会。随着形势的发展,上海于1951年2月下旬,召开各界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6个界别共787人,其中分别代表7个界别的九三同志有:“叶淑珂、余日宣、陈大奕、陈传璋、苏德隆、王恒守、朱恒壁、吴学周、倪葆春、颜福庆、钟俊麟、苏祖斐、赵乐事、王祖骥、卢于道、陈恩凤、杨漱敏、彭饬三、顾执中、王造时、吴藻溪、笪移今等23人。卢于道、余日宣参加了大会主席团。我们经过听报告、小组讨论,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坚定了抗美援朝的必胜信念。

  在党和政府决定以抗美援朝为对外关系重点的期间,我们发动社员和群众向志愿军写慰问信和献旗,举办国际问题讲座、高教座谈会、土改座谈会。组织社员参加或参观土改,决定每两周举行一次政治学习。推派分社负责人出席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卢于道、吴学周等代表其他界别出席大会。会后向社员传达会议精神、学习大会文件。

调整分社领导机构

  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社中央考虑加强领导,发展组织等问题,于1950年11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会议,卢于道、顾执中、吴藻溪、洪铭声、洪涛、杨半农等出席大会,我因病未成行。他们返沪后向社员传达代表会议的

  精神和决议及感受,并增选陈乃昌、勾适生为上海分社委员。不久,即1951年元旦前夕,华东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秘书长周而复召开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对民主党派的巩固与发展,郊区土地改革,反动党团登记,推选区人民代表等工

  作,作了指示。使我们对当时的党派活动,有了明确方向,作了具体安排。1951年初,统战部又召开各民主党派干部座谈会,对在培养中的工作干部,进行了统战教育。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社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乃于51年2月18日的委员会会议上,推选卢于道为上海分社主任委员。经由陈乃昌与有关同志协商,又于3月4日的委员会会议上,推定笪移今、顾执中为分社副主任委员,笪移今兼秘书处长,洪涛为副处长,顾执中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勾适生为副主任;吴藻溪为组织委员会主任、陈乃昌为副主任;彭饬三为学习委员会主任,洪铭声为副主任。此后,分社领导机构虽有过调整和充实,特别在反右后变动较大,而卢于道同志始终担任分社主任委员。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社员同志的监督,使社务不断在健康中发展。

  新中国建立之前和上海解放之初,我社做了一些工作。所有成绩,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员们的努力。在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由分社领导同志负责,特别是我的政治水平低,工作能力差,思想改造不够所招致的差池。当今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更应加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同志说:“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标国内问题的基础。”胡耀邦同志说:“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应将这些话对照自己的思想认识,工作态度,生活作风,群众关系,找出差距,不失时机地认清引进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外国管理和人才,甚至欢

  迎外国独资在华设厂的必要。我们需要有列宁面临国内外严峻形势,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求实精神和革命胆略。破除“左”的思想余毒,切实改造主观世界,努力赶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不然,就会落后,斯大林说:“落后就要挨打”!

  

作者:笪移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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