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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时报]柏林爱乐2017上海音乐会进入一周倒计时
2017年11月9日 11:07

  11月16、17日,柏林爱乐乐团将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献演两场“德国宝沃乐动之夜——柏林爱乐乐团2017上海音乐会”。这也是这支稳坐世界交响乐团“头把交椅”的“超级天团”在阔别12年后,再度莅临浦东。两场演出的3800张门票在26小时内被一抢而空,创下东艺12年来的最快售罄纪录。

  柏林爱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那些抢到票的幸运者,又要准备哪些功课,才能真正听懂西蒙·拉特爵士在柏爱的“谢幕之旅”演出?

  上周六,东艺的会员日活动聚焦“巅峰交响”这一主题,邀请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歌剧院首席指挥、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张国勇为乐迷分享“天团聆听指南”。在他看来,最后一排乐手的表现将决定整个乐团的高下,而“柏林爱乐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拥有独一无二的‘柏林爱乐精神’。”

  乐团如何分高下

  看最后一排乐手的表现

  当天下午,距离张国勇讲座开讲还有10分钟,330座的东艺演奏厅就已座无虚席,晚到的观众只能依次坐在台阶上。张国勇开讲后,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在寂静的现场格外刺耳。“在我们乐团的排练中,只要有手机铃响,就要罚款100元。”张国勇的幽默开场,让全场观众都笑了。

  与其他交响乐团相比,柏林爱乐究竟好在哪里?面对初入古典音乐世界的观众,张国勇给出了一个最直观的乐团评判方法:“看演奏时坐在最后一排乐手的表现。”

  张国勇认为,在交响乐团中坐在前排的乐部是负责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乐手,因为离指挥家最近,理所应当表现最好。相对而言,乐团后排的乐手,因为离指挥家过远,指挥讯息的有效性损耗严重,常常导致他们的表现差强人意。张国勇认为,正是由于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指挥家和乐团前排,因此后排乐手更容易自我懈怠,他们需要“超过前排百倍的爱乐精神”,才能胜任这个位置。

  “在我看来,唯有柏林爱乐的乐手,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他们的表现一样好,在演出中一直能够保持亢奋状态。”张国勇笑着说,“希望能到现场看柏林爱乐演出的观众,届时不要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指挥家的一举一动上,还要看看乐团最后一排的乐手的表情和动作。”

  诠释“柏林爱乐精神”

  赋予每一个乐音以生命

  “柏林爱乐的3800张门票在26个小时内就卖完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张国勇说,业内普遍有一个共识:“放眼全球,中国已成为最有潜力的古典音乐市场。也就是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

  “过去,我们想现场领略柏林爱乐的魅力很不容易的。”张国勇回忆了他与柏林爱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是1979年10月,指挥大师卡拉扬以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的身份,率团来到北京开展首次访华演出。“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一路颠簸从上海到北京看柏爱。”张国勇说,那时他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认识柏爱,是从胶木唱片开始的。谈及“面见”柏林爱乐与卡拉扬的经历,虽然38年过去了,今日的张国勇依然难掩兴奋,双目放光:“坐在柏林爱乐北京演出的现场,我觉得就是圆了一个梦想。”

  1979年柏林爱乐在中国的演出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成为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张国勇表示,他们那一代中国音乐人,普遍都有柏林爱乐情结,并将柏林爱乐乐团当作“高山仰止”的追赶目标。他介绍,1981年,上海交响乐团原团长黄贻钧回访德国,成为首位执棒柏林爱乐的中国人。然而,黄贻钧却自觉指挥柏林爱乐的经历难言成功:“柏林爱乐太棒了!有我指挥跟没我指挥,其实是差不多的。”

  后来,张国勇了解到:柏林爱乐的乐手,对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三连音,可以跟着节拍器练习半个小时;对于已经演出过数百次的曲目,乐手依然能够克服审美疲劳全力以赴,因为他们坚信:“如果自己的心是死的,如何能让音乐感动观众?”

  在张国勇看来,柏林爱乐能那么多年维持其古典乐坛霸主的地位,除了富特·文格勒、卡拉扬、阿巴多、西蒙·拉特等艺术总监的影响,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职业管理体系,更在于每一位乐手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每奏一个乐音,就要赋予这个乐音以生命,这就是‘柏林爱乐精神’。这也是观众争相抢票,一定要在现场享受这道音乐盛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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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浦东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