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花季》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校园青春剧，这部成为一代人回忆的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就是享誉中国视界的张弘、富敏夫妇。
21年前，一部反映中学生的青春剧《十六岁的花季》打动了无数观众，“白雪”、“陈非儿”、“韩小乐”等一群花季少年色彩斑斓的故事给人留下了难忘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上海电视台联合拍摄的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校园青春剧。这部成为一代人回忆的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就是享誉中国视界的张弘、富敏夫妇。
我是从这部戏认识他们的，后来自然成了他俩作品的忠实观众。他们在生活上是一对伴侣，事业上是合作者。电视剧《天梦》《插班生》《窗台上的脚印》《穷街》《分房》《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人在东京》《走过花季》等就是他们合作编导的作品，在近二百多部集电视剧中，两次获国际奖，十六次获飞天奖，六次获金鹰奖。
一个周日的下午，坐落在南京西路一条老弄堂里的“花季艺校”不时传出琴声和歌声，这是张弘、富敏夫妇创办的一所双休日艺校。我在二楼会议室里见到了已经退休多年却还在耕耘的两位。眼前的富敏发福多了，张弘似乎还是老样。多年未见的朋友在此相见，自然别有一番滋味涌心头，《十六岁的花季》的问世，和《上海人在东京》等电视剧的拍摄似乎就在眼前。
事业的合作者却长达15年分居
张弘和富敏虽然都是北京人，但他们相识于南京。上世纪六十年代，两人先后参军，来到南京空政文工团当起了演员，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知，到相爱。可当年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岂是谈情说爱的地方，于是两人只能把爱意深深埋在心底。然而这仍不能遂人心愿。张弘的父母是留日的医生，父亲还是空军门诊部的一位主治大夫，大鸣大放时给部队医院的一位党员领导干部贴了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这样的“家史”，到了文革，结果被指“犯有政治错误”而退回北京，在一家木模厂当了工人。“株连”的富敏被复员回上海，分配进上海酒精厂也当了工人。
爱情是伟大的，虽然相隔千里，两人还是结婚了。在当时的体制和户籍管理下却没有办法调到一起，于是从1969年到1984年，两人的分居生活竟长达15年。
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两颗抑制不住的文艺心在各自的土地上发芽开花。在酒精厂，富敏成为厂小分队的骨干，每年的群众文艺会演，是她尽情展演的舞台，而更大的机会也不期而至。1973年，上海电视台为扩大少儿节目的推播，富敏被借调到电视台，一面组建少儿演播组（小荧星艺术团前身），一面编导少儿节目。四年后，她被正式调进上海电视台。自此，她越发努力，在少儿节目中创出了天地。
1979年她导演的专题节目《猝死的急救》获全国优秀专题片奖，导演少儿节目《动物园的新客人》获当年全国优秀少儿节目一等奖。而后好作品频出，《好好叔叔》《小不点》《开市大吉》等捧走了飞天奖。然而圈外的人不知道，富敏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原来在她背后有个强有力的帮手，他就是张弘。张弘在南空文工团期间，除了演戏，还搞创作，并学当导演。富敏当时连分镜头剧本都不懂，全靠张弘指导，甚至亲笔传授。当时两人鸿雁传书，传的不是你亲我爱，而是剧本的讨论和修改。而荣获飞天奖、宋庆龄文学奖的《棒棒真棒》《心灵的答卷》及根据王小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路风尘》，更是直接出自张弘之手。
粉碎四人帮后，张弘得到了“平反”，1977年，他重回部队穿起军装，又入了党，干起了老本行。1984年，他终于有机会调回上海了，但当时上海电视台有个规定，夫妇不能同单位工作，于是，张弘转业来到上影厂，当上电视剧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自此长期分居两地的富敏张弘夫妇终于能在一起了，这无疑为日后多部优秀电视剧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开创中国电视剧在国际上获奖先河
1985年，可以说是富敏的丰收年，这年她执导了《穷街》和《窗台上的脚印》。《穷街》于1987年10月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电视节上获纪念奖，这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次在国外举办的国际电视节上获奖；而《窗台上的脚印》于1989年在保加利亚获“普鲁夫迪夫金盒子”大奖，又为我国儿童电视剧第一次在国际上折桂。
《穷街》原是上海作家程乃珊写的中篇小说。程乃珊曾在杨浦区一所中学教英文。在那条逼仄、潮湿的路上，学校门前每天都放着几只开了盖的马桶，那是对面弄堂里的住家洗涮完后拎出来晒太阳的。教室里常常被弄堂里阿姨妈妈的吵架声充斥，根本不想读书的孩子们以捉弄老师为乐趣。程乃珊出身世家，从小在静安区的洋房里长大，她每天在静安寺和惠民路间往返，就像穿越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这段生活让她切实地走进了小市民阶层，强烈的反差让她感触颇深，于是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穷街》。
张弘夫妇深深为这部小说所打动，于是想将它搬上荧屏。这是一个炎夏，两人亲自来到愚园路程乃珊家拜访。坐在那座掩映在绿荫下的小洋房里，听着偶尔从窗外飘进来的单调的钢琴练习声，富敏说，我们很快理解了乃珊写《穷街》的初衷。双方很快谈妥了小说改编事宜，由张弘担任编剧。将小说变成电视剧，要增加很多“有戏”的故事，要将心理描写转化为影像。在程乃珊的支持下，张弘再次来到“穷街”体验生活，对生活在“下只角”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有了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富敏说，当时没有快递，在以后的日子里，送本子、递材料全是程乃珊爱人严先生骑着自行车完成。而张弘很快拿出了剧本。
这里有个插曲。当时上海木偶剧团的演员陈燕华，满腔热情为少儿文艺工作，打动了富敏，由此拍摄了专题片《飞翔在艺术天地里的燕子》，接着富敏又请她上电视主持节目、播讲故事，“燕子姐姐”自此声名鹊起。也就在这时，《穷街》要开拍，陈燕华被邀饰演女主角文习秀。《穷街》的改编，程乃珊很满意，特别对陈燕华的表演更为欣赏，由此两人后来成为闺蜜。而《穷街》除在日本札幌荣获国际奖项外，还捧走了当年中国的飞天奖和金鹰奖。
值得一提的是，因拍摄电视剧《穷街》而出名的上海杨浦定海地区，2006年旧区改造，有1.1万户居民动迁收益，此剧因此成为上海人难以忘怀的一页。
女儿催生了《十六岁的花季》
“你以为这是个故事，那么你错了，你以为这是生活，那么我错了，这是综合成百上千个十六岁孩子的经历编织成的一曲歌，一首诗，一个梦……”
诞生于1990年的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当时红遍中国。因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学生活，准确地把握了青少年心理而深受中学生的喜爱，又因触及现实，反映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心态，以及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而牵动了各种年龄层次观众的心。
那怎么会想到创作这么一部青春剧？这次见到富敏才知道，其创作动因还与他们的女儿张迎有关。而且，他们后来创作的几部作品都是伴随着女儿的成长和生活而诞生。富敏曾在她的博客中写下了这段难以忘怀的文字：
“不明白为什么命运就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始终要面对分离？我和张弘分居两地十五年，特殊的年代没办法，张弘的出身问题受迫害才迫使我们分居，人事制度和工作都是死的，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每年十四天的休假，漫长的等待，分离的煎熬是我们那一代无数人饱尝的苦痛。等张弘转业回到上海，我们女儿张迎已经十五岁了，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父亲对于她是陌生的。说实话我眼里的张迎和父亲眼里的张迎是不一样的，因为爱，张迎很多的缺点和弱点我和外婆看不出，可张弘总想尝试进行一些校正，可是太晚了，行为和性格的养成已经变成他们父女难以弥补的沟壑了。这样张迎和爸爸几乎格格不入……于是我们才有了创作《十六岁的花季》的灵感和欲望。”
富敏还清楚地记得，中央电视台1983年引进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小鹿纯子”吸引了中国的少男少女们。但那时节，这部日剧放了又放，几年暑假里“炒冷饭”，引起女儿和同学们的不满。这让富敏和张弘也深深不安，这是他们要创作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电视剧的另个原因。
两人就此开始下学校调查了解学生生活，仅中学就到过三十多所。在师范学校体验生活时，张弘看到了从新疆返沪子女们的艰苦生活，颇有感触，后来将这段融入到了剧本创作中。关于“早恋”，虽然在学校已很普遍，但当时在文艺作品中还没有开这个先河。为吃这第一只螃蟹，节目组请来了十几位中学校长听取意见。最后剧本加上的“早恋”情节，用正确方式对中学生加以引导，引起很大反响。
为这朵“十六岁的花”，两人可谓精心创作、精心制作。此剧播放后，近万份赞誉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而第十三届飞天奖、同年的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儿童金童奖、上海市优秀文学作品奖等也一一被他们收于囊中。
《上海人在东京》压力重重
“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段经典台词来自当年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年播出后轰动一时。
原本在1992年开拍的《上海人在东京》，由于资金未到位而一拖再拖。当大多数观众尽情享受《北京人在纽约》带给他们愉悦时，对张弘、富敏则近乎是一种折磨：《北京人在纽约》已红透了大江南北，他们的《上海人在东京》尚待字闺中。
“这就像一场跳高比赛，别的选手第一次试跳就跳出了你的极限高度，我对张弘说，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呢?”富敏说出了当时她的感觉。但张弘那时仍表现得十分理性。他认为，《上海人在东京》与《北京人在纽约》内容各异。虽说两剧都是反映海外留学生境遇的题材，但张弘认为，东京不是纽约，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不像东西方文化之间有那么大差异和种族问题。而从留学生本身看，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要经过托福考试，不像去日本读语言学校，只要花钱就可以。又因为中国学生很难在日本定居，大多数人只想打几年工，挣些钱回国，不像去美国的，苦熬硬撑也得拿到“绿卡”。
于是张弘笔下的“东京故事”，以其个性鲜明的上海人，融入东方都市东京时，其故事和人物与《北京人在纽约》就大相径庭了：青年律师祝月才高气盛而屡受排斥，一气之下抛妻别子远渡东洋，不料刚踏入东京，便陷入邱明海等人设下的陷阱中受尽磨难，从此踏上艰难的求生之路。幸得龚森林及白洁等人的帮助才得以一一化险为夷，然而祝月远在上海的妻子却一无所知。极度孤苦的情况下，祝月与白洁终于发展出一段苦涩的不伦之恋，可百般人为，仍改变不了这一悲苦结局……剧中著名演员陈道明一改霸者形象，惟妙惟肖演绎了一个受尽苦难的都市小人物形象，而葛优却继《围城》之后再次“变坏”，将邱明海的坏刻划得入木三分，这一正一反平实之间引人共鸣，看罢感叹万千，凄然泪下。
《上海人在东京》拥集了陈道明、葛优、邵兵、于慧、吴冕、阮丹宁等实力派明星和日本的风间杜夫、高桥惠子、伊原刚志、小林昭二、山本未来等诸多名演员。张弘富敏今日谈起它，依然感慨万千，“中日如此阵容投入，共演一部中国电视剧，这在当时，恐怕以后也不会多见。”
希望对少年儿童剧进行专项扶持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关于少年儿童剧的创作上。风雨三十载致力于这项事业的张弘夫妇已快迈进古稀之门，但他们对青少年题材剧仍然热情如火。退休后，他俩倾情于创办的那所花季艺校对学生的培养，“有缘半载相聚，花季伴你一生”，用艺术手段来启迪孩子的心智，使其有自信、善沟通，得到潜能的开发。十余年来，已有数千人次的学生参加了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和各种演出。1998年学员包揽了上海电视台五星奖擂台赛小品比赛冠、亚军。1999年在上海市艺校新星大擂台中荣获冠军。为使学员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十几年来花季艺校以自行组织、部分投资，参与拍摄了儿童电视剧《贝加的樱桃班》《女生贾梅》《冬天的小树》《寻人启事》《分房》以及22集电视连续剧《走过花季》等。其中儿童电视剧《冬天的小树》获第19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分房》获第21届全国电视剧飞天短剧奖。
面对时下并不景气的青少年电视剧市场，张弘夫妇当然也有清醒的认识。富敏说，“现实是，青少年剧的商业价值没有武侠剧、涉案剧那么大，而且拍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这还有谁肯来投资？可另一方面，现在能静下心坐下写剧本、不胡编乱造的编剧越来越少，能背着包啃着面包去学校体验生活的人就更少，这使原本困难的青少年电视剧创作更加困难。”
张弘呼吁，“从中央到地方电视台大推少儿频道非常有必要。对少年儿童剧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进行专项扶持，鼓励创作，奖励作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否则局面难以改变。诗人席慕蓉曾无限留恋地说过：‘十六岁的花只开一季’。但青少年多么需要精神食粮，我们应尽力望它多开，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