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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傅聪与他的非凡家族
2012年05月22日 15:23

  傅雷为儿子傅聪设计的人生之路是,“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他说:“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那他恐怕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钢琴家。”

  

  2010年,19世纪浪漫主义最伟大的音乐家肖邦诞辰200周年,全球以各种各样的活动纪念这位享誉世界的“钢琴诗人”。

  2010年,自然也成了钢琴大师傅聪最忙碌的年份。作为1955年就获国际钢琴大赛肖邦奖的神童,被已故德国大作家赫尔曼·黑塞称为“肖邦作品的真正诠释者”,这一年,傅聪几乎飞遍全国,先后在广州、南昌、南京、武汉、厦门、成都、北京、青岛等地,以他那独有的触键,奏出不同凡响的琴声,一个“最能表现肖邦诗样情怀”的钢琴家与当地观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肖邦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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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一次见到傅聪,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小音乐厅,他为大师班授课,学生按着他的要求时断时续地弹奏着肖邦的第四号叙事曲。灯光下,只见他活跃异常,不仅手臂挥洒得淋漓尽致,比指挥还指挥,而且他的两脚不时地跺着台面,犹似舞蹈,跺跳出一片激情。他简直不像讲课,而像在游泳,他姿态万千地变换着不同泳姿,那份酣畅,那份自如,那份投入,完全达到了忘我境地。他身着唐装,质地是丝绸的,古典味道极浓;他的头发如同照片上一样,梳理得一丝不苟;他与我们从书中照片上所看到的翻译家傅雷那严肃的神情不太一样,傅聪的脸上充满了浅浅的笑意,儒雅、谦和而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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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在演奏


 

  望着傅聪,不由自主地想起傅雷为儿子设计的人生之路:“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父亲告诫:“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那他恐怕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钢琴家。”傅聪正是按照父亲设计的顺序走到了这一步。

  1963年7月22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二语可为你我写照。”傅雷把自己平生最喜欢的《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句赠给自己儿子,以此互勉。傅聪全然领会,他果真将它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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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

  

    傅聪——风雨琴声扬五洲

 

  1979年4月24日,阔别了22年的傅聪终于从英国回到了祖国。在广州,迎接他的是弟弟傅敏,兄弟俩追昔抚今,“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两天后,傅聪和傅敏在上海出席了父母的追悼大会。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国家出版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送了花圈。冤屈得昭雪,忠魂得慰藉,傅雷夫妇颔首微笑于九泉。手捧父母的骨灰盒,望着遗像,往事像电影一样,又一次回放……

  1934年3月10日,傅聪降生在上海广慈医院。这位3岁时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特殊偏好与过人天分的孩子,7岁半开始学习钢琴。不过,生于这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傅聪,孩提时代的日子并不快活。为了让傅聪能专心在音乐道路上发展,父亲把他从小学撤回,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史记、汉书上广选教材,亲自小楷誊抄,语文由他亲自执教,其他课程另请家教。傅聪9岁正式拜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器为师,在其门下受教3年。到了12岁,关在家里练了3年琴的傅聪进入了反抗期,说什么也不练了。当时,好友钱钟书遇到傅雷直劝:“不能总把傅聪圈在家里,孩子需要跟外界接触。”于是傅雷不再坚持,把傅聪送到学校上学。可是淘气的傅聪根本不好好上课,不是逃学就是捣乱。傅聪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道,“我爱音乐,可弹琴是苦差事。小时候我也爱玩——也难怪父亲要生气,我要是他,发现儿子这么干我一样会生气:琴上放着谱子,我有本事同时看《水浒》,样子好像在弹琴,手指好像自动在弹,眼睛却全神贯注地在看黑旋风李逵怎么样怎么样。爸爸的耳朵很灵,听着不大对,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大喝一声,真的像李逵大喝一声一样!”

  1948年,全家搬往昆明。到昆明后,16岁高中还没读完的傅聪,竟然考上了云南大学。1949年傅雷带着妻子和傅敏离开昆明,辗转经香港、天津回到上海,把傅聪留在云南托付朋友照看。在大学里,傅聪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唱诗班,用美军撤退时留下的钢琴给大家伴奏。同学们发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和造诣,自发组织了一场傅聪独奏募捐音乐会。傅聪这才觉醒,原来自己是那么热爱音乐!他坐了一个多月的火车来到上海,对父亲说:“我要继续弹琴。”

  傅聪是用琴声敲开通往国际音乐大门的中国第一人。1953年,他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钢琴比赛三等奖。1955年,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傅聪经三轮比赛获得了铜奖,并获《玛祖卡》演奏优秀奖。玛格达·塔利费洛夫人,从1932年第二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以来,她一直是评委。当时这位巴西著名女钢琴家已经70高龄,在听完傅聪的演奏后,她特意跑来对傅聪说:“你很有才华,真正的音乐才华。除了非常敏感以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悲壮的情感,异乎寻常的精致,微妙的色觉,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在你的‘玛祖卡’中所表现的……”英国评委路易士·坎特纳对自己的学生说:“傅聪演奏的玛祖卡真是奇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梦,不能相信真有其事。我无法想象有那么多的层次,那么典雅,又有那么好的节奏——典型的波兰玛祖卡节奏。”

  傅聪由此获得了留学波兰的机会。期间,傅聪还于1956年8—10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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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难好像总要跟成就者作对。1958年,一代译界巨匠傅雷竟被打成了右派。4月30日,傅雷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消息传到波兰,正在留学的傅聪也成了批判对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位英籍教师帮助了他,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出走英国。对于这次出走,傅聪回忆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就这样,在那“阶级斗争”的岁月,父子之间恶性循环而牵连:由于傅雷被划为右派,导致傅聪出走,而傅聪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虽说傅聪客居英国,但艰难时世使他更加奋发,他的音乐进入了上升期。傅聪特别偏爱肖邦,但真正能弹出肖邦的意味却着实不易。我们都知道舒曼的那句著名的评价:“肖邦的作品像埋在花丛底下的枪”,准确地形容了肖邦作品的“双重性格”。肖邦被称为“钢琴诗人”,作品中不乏诗意、悲哀、深沉;傅聪也是位有诗人气质的音乐家,他常常把古典音乐家和中国古代的诗人相比,将中国诗词和西方古典“混为一谈(弹)”。傅氏家属遭遇了种种磨难和无奈,傅聪却从中超越、升华。生命中曾经一度的黑暗悲切转化为凤凰涅磐后的明亮、谐和,痛苦难忍也转化为对祖国甜蜜的情意。肖邦的严谨、细致、考究和井然有序,傅聪认为这有点像他的父亲。这一切都为他弹出肖邦韵味的铺陈。他成为肖邦作品最好的演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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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与父母在书房(1956年)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傅聪共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他演奏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德国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听完傅聪演奏的肖邦作品后,称他是“真正的肖邦,是华沙时的肖邦,海涅时的肖邦”。傅聪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等世界高端音乐赛事中频频担任评委,他在国际乐坛的受尊敬程度,远远胜于其他大师。

  1977年初春的一天,在伦敦的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他想,也许是时候了,可以回国了。这年,傅聪打听到了与他断绝音信10多年的弟弟傅敏的下落,给他写信叙述了他的思乡之情。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作了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小平同志的批示,使这位22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的流浪生活终成过去。之后,傅雷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主讲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专题,与国内乐团多次合作,把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师的作品奉献给乡亲父老。

  傅聪不喜与传媒打交道,更极少在大庭广众中发表公开讲话,可几十年在琴房练琴的习惯依然如故。每天近11个小时与钢琴“促膝谈心”,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如今年逾古稀,但仍保证6小时的练习。他说,自己天生手硬,从小童子功又没练好,所以一日不练就不行。对此,傅聪还自得其乐,“这是上天给我事业的一种特殊眷顾!”

  “我是钢琴的奴隶,更确切地说是音乐的传教士。”当年逾七十的傅聪依然出现在世界各国的知名音乐厅、大师班时,他却表示,“我还没有退休的计划。”在与上海音乐学院签了3年合约后,傅聪定期给钢琴大师班授课。如今“傅爷”的尊称已在校园内传开,老师与学生都喜欢听他上课。“傅爷”诠释的肖邦、莫扎特、德彪西,有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深度和古典美。而他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睿智与境界更令人肃然起敬:“只要我多活一天,就越发现音乐的高深。我觉得,60岁以后才真正懂得音乐!”

  

  傅雷——江声浩荡通四海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这是世界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起首语。为纪念傅雷大师逝世40周年,由香港翻译协会会长、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编辑、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江声浩荡话傅雷》一书,取用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译作书名,真是太恰当了。

  此书汇集了柯灵、楼适夷、杨绛、雷垣、刘抗、朔望等名家对故友的怀念,傅聪、傅敏对其先翁的追思,以及陈子善、叶永烈等多名学者研究傅雷的文章。这是一本全面了解和研究傅雷及其家族不可多得的著作。“江声浩荡”正是傅雷沸腾热血、爱国热情的真实写照。打开此书,他的翻译观与人格美、他的风骨与精神、他对艺术的热爱和真理的追求,特别是他在两位后人傅聪与傅敏身上所体现的教子的认真与执著……这一切的一切,着实令人难以忘却。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上海南汇县航头镇(原下沙镇)。1919年进入周浦小学就读二年级,第二年考入上海南洋附小,离开南汇。1927年傅雷赴法国求学。1932年1月,留法归来的24岁的傅雷与表妹朱梅馥结婚。傅雷婚后是幸福的,用傅雷的话说:“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1934年朱梅馥生下傅聪。三年后又生下次子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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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傅敏与母亲


 

  傅雷在《傅雷家书》中这么谈及给两个儿子命名的含义:“‘聪’的意思是‘听觉灵敏’,‘高度智慧’,‘敏’的意思是‘分辨力强’、‘灵活’,两个字放在一起‘聪敏’,就是常见的词,用以说智慧、灵敏,即‘clever’的意思。”

  在书斋里,傅雷终日与法国文坛巨匠为伍,他的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一生翻译作品34部,其中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伏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译作约五百万言,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一百余万言的著述已收录于《傅雷文集》。

  然而就是这位翻译大师,在他的履历表上,却有一行用辛酸的泪水写成的文字——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形势急转直下。7月6日,傅雷还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8月22日,上海的报纸就点了傅雷的名。8月24日报上开始批判傅雷。就这样,1958年4月30日,他在被批判之后,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当天,夜深未见傅雷归家门,朱梅馥心急如焚。很久很久,才有人敲门。夫人急急开门,门外站着傅雷,疾首蹙额,怅然若失。夫妇俩在书房里坐着,默然无语。许久,傅雷喟然长叹,说:“如果不是因为阿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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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在书房


 

  傅雷和朱梅馥结为夫妇整整34年,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但他们终究没能逃过1966年“文革”这场浩劫。傅雷夫妇经历了四天三夜的红卫兵大抄家后,不堪酷虐。9月3日凌晨,在遗书上写下“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后,夫妇俩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上,就这样,两人愤然自尽。在弃世前几小时,傅雷向亲属交待了13件事:代付9月的房租;亲属寄存之物,因抄家不见,以存款抵之;600元存单一张给保姆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家书——薪火相传教子经

 

  1981年前后,出版家范用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的楼适夷先生同去上海。旅途中楼先生说起傅雷先生,又谈到对傅聪、傅敏兄弟俩的教育培养。抗战时期,范用就读过傅雷翻译的《米开朗琪罗传》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他早有敬仰之心。听了适夷先生的介绍,不由对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不久,范用从傅敏那里取得家书原件。洋洋万言,字字爱意涌动,阅读之后,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他一定要把它出版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天下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能一读。

  《傅雷家书》摘编了1954年—1966年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等的家信185封。三联书店出版后又多次再版,总印数达116万册。

  由于版权期限原因,2003年该书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新版《傅雷家书》恢复了当年被大量删节的充满“人情味”的文字。其中未发表者40封,有增补者65封,共增加8万余字,并搜集傅雷全家各时期珍贵照片150幅。

  这部“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书信集,虽然是父母俩为两个儿子所写,但大部分的信是傅雷亲写,而主要收信人则是傅聪。作为钢琴家的傅聪,因为长年漂泊在外,这样的境遇,使得傅雷夫妇信的内容格外丰富,信件的往来也格外频繁。他们仿佛像是一对骑手,以信为缰,试图遥控和调整驰骋在外的傅聪这匹烈马。为此,信中所涉及的内容从艺术到人生,从做人到做事,从生活起居到开会旅游,从亲朋好友到领导同事,从教导子女到反省自己,从婚姻恋爱到养儿育女,从穿衣戴帽到烧饭炒菜,如此等等,凡生活中所遇到的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经历过的,几乎无不入信。

  作家叶永烈对这部家书曾作过最精辟的品评。他写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亲,每一个父亲都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像傅雷先生那样严格、那样细致、那样富有原则性、倾注那么多心血教育子女的父亲,却是世上不常有、不多见的。

  《傅雷家书》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光,甚至可以说是傅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傅雷家书》百分百地体现了傅雷的思想。本不用做出版的家常话,只是一封又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他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用不着担心“审查”,也用不着担心“批判”。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如山间潺潺清溪,如碧空中舒卷的白云,如海上自由翱翔的海鸥,如无瑕的白璧,如透明的结晶体……感情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挚朴,没有半点虚伪,用不着半点装腔做势。《傅雷家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傅雷家庭的范围。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傅雷的思想、哲理;教育家可以从中研究教育子女的方法;人才学家从中研究人才培养的规律;文学家从中研究散文笔法;艺术家从中汲取音乐、美术的营养;历史学家从中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广大读者则把《傅雷家书》作为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傅雷家书》的影响有时竟超过了傅雷的译作,这可能是傅雷也想不到的。

  

  傅敏:启智为要续家书

 

  傅聪曾说过,弟弟傅敏是家族中承受苦难最多的人,但他对父母从无怨言,至今仍在为传播父兄的成就而默默无闻地做着一切。今年74岁的傅敏退休前是北京第七中学的英语特级教师。他是最早发现《傅雷家书》巨大精神价值的人。

  1962年3月14日傅雷给傅敏的信中这样写道:“你该记得,我们对你数十年的教育即使缺点很多,但在劳动家务、守纪律、有秩序等等方面从未对你放松过,而我和你妈妈给你的榜样总还是勤劳认真的……但愿我们大家都来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是学识,尤其是修养和品德!”傅敏清楚地记得,自己幼时顽皮混沌,1948年到昆明后没考上小学,傅雷就亲自教授。教材选择上,重在品格操守。傅雷工整抄写史书,给傅敏讲“抬着棺材见皇帝”的死谏志士。文天祥、岳飞、魏徵等壮怀激烈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下课了,傅雷让傅敏写感想,“为什么他们流芳百世?”“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傅雷用的是启发式教育,从不正面给答案,却以启智为要。

  傅敏从小也喜欢音乐,初中时还学习过小提琴,毕业时提出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立志拉琴为业。可父亲却摇头说,“你不是学音乐的料,学音乐都是从小开始的,而你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就算开始学,也只能成为二流、三流的音乐家。当音乐家,要么做一流的,做二、三流的音乐家是很痛苦的。第二,我就那么多的钱,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不能再把你培养成为音乐家了。照我看,你是教书的料。”

  由于父亲的反对,傅敏没能学习音乐。但受家庭的影响,他的英语很不错,1957年由华东师大附中推荐,考入了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交学院是专门培养新中国外交家的,傅敏为能跨入这所学校的大门感到高兴。然而,正当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由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下子变成了“右派分子”,在留学的哥哥被迫出走英国。他的“家庭成分”一下子变得“骇人听闻”。由此,1959年秋天,外交学院以师资培训送他去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其实以此为名,将他踢出了外交系统。1962年,他毕业虽回到了外交学院,但外交学院却将他分配到北京市劳动局,劳动局又将他发落到教育局,一时成了没地方分配的人。多亏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老校长杨滨收留了他,并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英语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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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敏讲学

 

  一语成谶。傅敏果然按照父亲的设计一辈子当了教师。傅敏承认父亲看人能看到骨子里,赏文鉴画一针见血。他也感谢父亲的明智。

  傅雷奉行的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德行在傅聪、傅敏两兄弟身上薪火相传。傅聪体现的是艺,傅敏继承的是德。傅雷曾对傅敏说:“人是生活在太阳底下的。人接受了太阳的光和热,就应当把它传给别人。”传道、授业、解惑,傅敏当老师烛照学生,同时亦把家教的光和热奉献。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学教师工作的平凡而伟大的意义毫无认识。当时,《世界文学》的主编陈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调走,结果爸爸说:‘他现在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扰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动。’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学教英语。”傅敏从中感到成为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我为做一个中学教师而感到自豪。在外国人面前,我总是很响亮地说,我是中国的一个中学教师!”

  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哥哥傅聪。同事们挥泪作别,所有人都猜测,傅敏此一去将不再返回。然而1980年8月,傅敏在英国与兄团聚后毅然回国了。“祖国好比母亲,母亲百病丛生的时候,不能把母亲撇开不管。”这是他最简单的理由。

  在离开中国这一年多时间里,他还利用在英国的机会,进修英国文学、英国现代语言,他越发感到应以刚直不阿的父亲作为他一生待人处事的榜样,还欲把父亲对于他的启发式教育运用于自己的教学中。

  所以他一回到学校,首先向校长提出要求:“不当任何‘长’,集中精力钻研教学。”之后,果真他处处在想如何沿袭父亲的启发式教学法。他授课不讲中文,不留作业。“用中文教英文,学生永远进不了门。”傅敏直言不讳,“搞题海战术的老师是自己没本事。”所以傅敏教过的学生听说能力强,高考不丢分。傅敏曾担任中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评审中,对不按原则办、降格以求的事,他拍案而起:“降低教师资格,等于降低学生标准,是误人子弟。”傅敏没因别人无原则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秉承了父亲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他虽然不当任何“长”,由于他敢说真话,群众选他为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连任五届,直到退休。

  退休后在家的傅敏,亲自担任主编,整理出版了《傅雷全集》共20卷,收录了傅雷先生(1908-1966)全部的译作和著作。傅敏而后又收集起傅聪谈话录。广大读者从《傅雷家书》中知晓1965年以前傅聪的成长。而1965年以后的傅聪如何走向成熟,如何成为华人骄傲,如何出国多年仍守中国魂?这条赤子之路,正是他要继续向人们报告的内容。

  傅敏,他珍惜并坚守“傅雷的儿子”这个名分,忠肝义胆,赤子之心。他与世无争,只奉献,不索取。他就像光明后面那个燃烧着的火把,不炫目,却实实在在地发光。

  

来源:上海采风 作者:马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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