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是一个随和的人，在做一些综艺节目时，为娱乐观众乐于“自我牺牲”，这时的他是大众的、时尚的、好玩的；一旦进入他苦心经营的访谈类节目《可凡倾听》，他又是文化的、知性的、小众的。

　　

    之前采访曹可凡，已是四年前的事儿，再次见到他，依然是热情的招呼和憨厚爽朗的笑声，当然最大的变化是：“清瘦”了许多。众所周知，为了在《金陵十三钗》的银幕上，使自己的大脸尽可能少“挤兑”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小脸，开拍前曹可凡坚持以吃蔬菜色拉度日，硬是成功甩肉三十多斤，也实现了多年来的“减肥”心愿。拍完影片后，曹可凡继续管住自己的嘴巴，坚持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所以至今保持着减肥成功的硕果。

 

 

 

　　此次采访临近新年，曹可凡笑称“忙得脚都踮起来了”，忙各种晚会，也忙着他的《可凡倾听》……忙忙碌碌这几年来，有什么自我感觉值得一提的事呢？曹可凡沉思了一下，很朴实地回答道：“想不出来，我这人过得比较平庸，都是很平常的工作，如果说最大的欣慰，就是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吧，因为生得晚，我儿子现在才小学一年级，看着儿子每天的成长，我非常欣慰。”这样的回答，不禁让人稍感意外，但这也是曹可凡的一贯风格：不刻意追逐事业上的成功、名利，享受看看书、喝喝茶、聊聊天的简单生活。

　　1995年曹可凡正式调入东方卫视担任职业主持人，很快成为当仁不让的上海荧屏一哥，囊获中国十佳电视主持人“金话筒”奖等重要奖项，这份资历换作别人早就蠢蠢欲动地跨越“长江”了，但曹可凡却毫无“野心”，安心“蹲踞”上海。多年来，身边的女主持如流水一样轮换，而曹可凡成为了“铁打的营盘”。“我的事业发展算是比较顺利的，虽没有大红大紫过，也没有摔得头破血流过，没有大起大落，所以我说自己是粉红色。”曹可凡很诚恳地表示，“我从来不想红不红的事儿，做节目的人不能老想这个事情，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这才是最重要的。”

 

 

 

　　万事不强求，享受粉红状态，曹可凡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有时像个孩童爱开玩笑，在做一些综艺节目时，为娱乐观众乐于“自我牺牲”，这时的他是大众的、时尚的、好玩的；然而一旦进入他苦心经营的访谈类节目《可凡倾听》，他又是文化的、知性的、小众的。“这档节目一开始是为了老先生们做的。”曹可凡说。多年来，曹可凡马不停蹄采访了柯灵、叶浅予、施蛰存、吴祖光、启功、丁聪、王世襄、戴爱莲、傅聪、程十发等艺术家，力图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也正因为一直跟老艺术家们交往，曹可凡有了很多的感悟，他更加地谦卑超脱，即便是主持，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不值得夸耀的“雕虫小技”。

　　与此同时，曹可凡又是一个非常认真执拗的人，为了做好《可凡倾听》，他会凌晨二三点还在查资料做功课，为了饰演好《金陵十三钗》女主角之一“书娟”的父亲——“孟先生”，曹可凡花了很多功夫准备，为掌握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话，还专程到程乃珊夫妇家求教。“当你每次面对镜头的时候，把它看成第一次也把它看成最后一次，那样你就会认真对待。”曹可凡语重心长地说道。

　　

　　参演《金陵十三钗》好比上了一次大师班

 

 

 

　　记者：《金陵十三钗》可谓是你真正意义上的银幕处女作，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这次参演让你感觉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曹可凡：能够参与这个大片的拍摄、演出，当然与有荣焉，但最难忘的、最有纪念意义的还不是说电影本身，而是跟艺谋导演在一起工作的近一个月时间里，他给我树立的表率作用。我认识他有十多年了，也采访过他很多次，但近距离跟他接触、一起工作，还是第一次，那感受是不一样的。作为大师级的导演，他工作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那种什么事儿都要弄明白的劲儿是我特别佩服的，他哪来那么多的能量？其次，他的那种谦卑和谦和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个时候我常问他，你的每个片子出来，有些人可能连看也没看过就骂你一通，你生气不生气？他回答说，其实过去也会生气啦，可是现在想想没什么好生气的，过去我就是一个工人，后来做了导演，拍了那么多有意思的片子，到现在这个岁数还在继续拍片，所以本身老天爷已经很眷顾我了，别人骂几声就受不了不应该。《金陵十三钗》这么大的片子，至少我在现场的时候，从来没见过艺谋导演骂过任何人，哪怕是批评也都是很平和的，对演员、对工作人员都非常尊重，整个剧组特别和谐，有着非常好的艺术创作的氛围。

　　记者：你并不是专业演员，这次出演这个角色是什么机缘呢？

　　曹可凡：虽然这个角色在片中着墨不是太多，出场次数有限，但也算是一个蛮关键的人物，还是蛮有立体感的，按照导演的意思，此角色要求是一个有点南方范儿的中年人，有上海教会学校毕业这个背景，能够说英文、日语，最好能够说上海话。原来锁定了一个演员，因各种原因不能过来。那我跟张伟平、张艺谋还蛮熟的，大家聊戏时，张伟平第一个想起我，提议要不找可凡试试看，他比较符合条件。后来张艺谋专门让我去北京跟他见了一次面，请我吃了顿饭，吃饭时没有多讲，只谈了一下剧本，之后跟我说，你范儿还挺正的，就通知工作人员给我量衣服，我就知道这个事儿算是靠谱了。

　　记者：其实你父亲就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曹可凡：对，以前父亲的同学常常来家里，他们那代人的言谈举止一直深植在我记忆之中，这也有助于我对剧中人物的基调的把握。导演说，把握人物的基调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去表演，你把人物基调找对了，真正理解那个人物后把词说出来，那种感觉会自然而然跑出来。

　　记者：和贝尔对戏有什么特别感受？

　　曹可凡：和张艺谋导演合作，和贝尔对戏，就好比上了一次表演大师班，收获良多。贝尔很热心，在表演上也给我不少建议，比如不少演员拍临死的镜头时往往做出多种复杂、痛苦的表情。贝尔告诉我，其实脑门中枪立刻毙命，不可能再挤眉弄眼，但也不能直挺挺地就倒下去，要在若有若无之间。贝尔对细节也非常重视，在拍摄“孟先生惨遭加藤击毙”的戏时，他曾反复提醒我，拍此类戏务必亲自验枪，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你曾在电影《建国大业》里客串扮演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当时你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时，影院出现了哄堂大笑的景象，这次参演《金陵十三钗》是否有这方面的担心？

　　曹可凡：确实如此，所以这次演出，我也挺担心。这是一个悲剧，你一出来，忽然哄堂大笑，这事儿不好弄，起初我挺担心的，怕把这个戏给弄砸了。现在看起来还好。刚开始公映时，王汝刚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他观察了周围的反应，我演的角色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小的骚动，观众有些交头接耳，这是曹可凡，但绝对没有哄堂大笑，后来就完全把这个人给忘了，忘了是一个主持人在演。我的其他的一些朋友包括吴思远导演也给我打电话，他们看到的都是差不多的情况，这也是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事，有点成就感。

 

　　能与老艺术家交往是一种福分

 

　　记者：前段时间，你出了一本新书《悲欢自酬》，写这本书有什么初衷？

　　曹可凡：这部书里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我认识的一些文化老人，还有一部分都是中国古代的书画家，我收藏了他们的作品，平时会找点资料研究一下。写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初衷，只是觉得跟那些老人、跟那些作品有些渊源，就把这些缘分通过文字表述出来。

 

　　记者：《悲欢自酬》里引用了很多史料，颇有考据之意。

　　曹可凡：之前没写过这种文史类的文章，所以自己也是尝试着把那些史料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出来，也没那么多的规矩，他们搞文化史的人说写得还不错。最近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专业的绘画书法杂志《书与画》，选编了我书里的一些文章，我也挺高兴，我这一辈子都是玩业余玩出来的，哈哈哈。

　　记者：“悲欢自酬”这个题目颇有些苍凉的味道，这是否也是你内心的一部分独白。

　　曹可凡：是有一些。我20多岁的时候就陪着老人一起玩。我们那时候去北京，刘诗昆先生跟我们一起吃饭，吃完后我们会打包一些菜送到苗子先生和郁风先生那儿，他俩吃不完，再分一半送到启功先生那儿，那种回忆是很温暖的。可是看着那些前辈一个个慢慢消失、走远，又觉得很苍凉，这是一种非常扭结矛盾的心态。那些老先生当年对我非常好，对我关爱有加，给我指明过一些前进的方向，他们的人生哲学、态度也都深深影响了我，所以我特别希望在我还记得住他们事儿的时候，能够用我的角度来记录他们，也算是不愧对先贤前辈对我的关照。跟那么多大师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是人生很美妙的经历，也算是自己的一种福分吧。

　　记者：你不仅用笔记录他们，还在《可凡倾听》中采访过这些前辈，面对大师级人物，有没有压力呢？

　　曹可凡：其实采访那些前辈，我一点压力也没有。那些对话在我们中间已经进行过很多次，只是采访时把我们平时说的话再重新捋一遍，归纳和提纲挈领一下，那种说话很生活化，我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的压力，而且我对他们的艺术造诣很熟，随便哪个故事就可以说上一长串。

　　记者：有些时候，你也会参与一些挺娱乐化的节目，老先生们会不会有些想法？

　　曹可凡：不会，老先生都很通达的，我们以为老先生都正襟危坐，其实他们生活当中太娱乐了，平时说的话，很幽默，那是高级娱乐。就像过去黄永玉先生讲沈从文先生，文革的时候，沈从文先生被批为“反共文人”，一张大字报贴在背上游街，回家之后，沈从文先生跟黄永玉先生抱怨，写“反共文人”这四个字倒没什么，但是得把书法练练好，你说这字写那么差，贴在我背上多丢人啊！文革的时候，他被批得很惨，还有心思琢磨这个事，真是豁达。黄永玉先生的段子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完全是侯宝林的段子，他家里有17条狗，我们住在他家里头时，我太太怕狗，左躲右闪，黄永玉先生就问她，你为什么怕狗？我太太说，我怕毛茸茸的东西。他特逗，问，那你牙刷怎么不怕啊？太好玩了！我跟他们在一起没大没小，他们跟小孩儿一样，都有赤子之心。在生活中我没把他们当做大师。正襟危坐、装腔作势那不是大师，真的大师就是这么随便、随和的。

　　记者：可惜现在媒体上的娱乐与他们的娱乐相差太远了。

　　曹可凡：是的。我们要做高级娱乐，娱乐这个东西没有原罪，是一件好事，但娱乐至死就不对了。

　　

　　文化访谈类节目的空间越来越小

 

　　记者：《可凡倾听》已经做了八年了，在越来越娱乐化的快餐化社会，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曹可凡：咬着牙走呗！呵呵呵。大家都是咬着牙走。活着就是万幸了呗，只能这么说。给你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我们会拼尽最后的一些气力，活着就好。

　　记者：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曹可凡：约人是一个困难，但这是技术上的问题。最困难的是，在整个娱乐化的环境中，电视台在编排上，把娱乐节目放在第一位，而把那些真正有文化价值、传播价值、文化力量的访谈类节目放在很弱势的地位。此外，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文化访谈类节目与娱乐节目，这是错误的，过于武断、简单化。这是我们做访谈类节目的从业人员的一个巨大的困惑。

　　记者：《可凡倾听》影响力很大，但是实际上，人手很少，资金紧张。

　　曹可凡：对啊，我们现在去北京，用车都是用我私人朋友的车，八年了，我们去北京住的还是招待所，那种200多块钱的招待所，全北京已经不太有了。因为经费比较少。

　　记者：为了考虑收视率是否有无奈之举？

　　曹可凡：当然会有，要适应整个社会环境，考量角度就会不一样，原来可能单纯一些，现在会考虑一下收视率好一些的人物，不过我们后来也发现不需要有什么偏见，有些娱乐明星，观众认为他们层次不是太高，但跟他们谈了之后，发现他们的故事也挺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分享也没有什么坏处。刚开始会有些纠结，后来就不会了。

　　记者：采访中，是否会有一些受震撼的瞬间？

　　曹可凡：说不上哪个瞬间会特别震撼，但是很多人是感染我的，很多采访中，嘉宾流泪，我也会跟着一起流泪，他们把我带入当时的生活场景，同样地非常感动。其实我们做采访时，并没有把人事先设定好：你是大师，他是娱乐明星。我们就把他们看做是普普通通的人。

　　记者：看到不少介绍《可凡倾听》的资料中，写着“以精英文化为基石”，你如何界定“精英文化”？

　　曹可凡：我只是说“倾听智者的声音”，我从没有把节目完全定位在精英文化，当然也有精英的层次，但栏目的覆盖面很广，人物从20多岁到100多岁都有，跨各个领域。我只是期望这个访谈有一种文化的情怀，我追求的是这种东西。

　　记者：怎么理解“文化情怀”？

　　曹可凡：就是真的感情，像高凌风，一个明星，走过弯路斜道，从很红一直被摔到谷底，然后从谷底慢慢爬起来。他太太跟别人跑了。我问他，你怎么看待你的婚姻？他说，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情人，第二个阶段是爱人，第三个阶段是亲人，现在我们离婚了，我们还是恩人，也许两个人的分手，可以催生两个更幸福的家庭。这个话是哲学家都很难说出来的，是生活的哲理，高凌风说这话的时候，一边带着微笑，一边泪流满面，这就是真性情，一个男人的真情怀跃然而出。哪怕他没读过多少的书，但是有那么多的生活的阅历，同样很感动人，当他在屏幕上呈现真实的情感时，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一种人间的情怀。

　　记者：你认为哪些是智者？

　　曹可凡：成功的就一定是智者，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是智者。有些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能比大学问家都高。之前姚明没时间读很多书，但是他有智慧，那么聪明、从容，回答问题那么幽默，跟他读多少书没有太大的关系。

　　记者：人有很多面，对于那些智者，你希望他们传递怎样的声音？

　　曹可凡：我希望对方告诉我，他是怎么跟周围的人相处的，他的每一步怎么走过来的，他遇到什么样的坎儿，怎么克服的，他是怎么靠着自己的智慧去获得成功的，这是我的兴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上升到多大的高度，总结成功学什么的。

　　记者：前一阵某大媒体刊登了一篇文章，在批一些节目过度娱乐化时，也点到了《可凡倾听》的名，对此，你怎么看？

　　曹可凡：我觉得他提到的现象（“刚刚在《可凡倾听》见过的明星，有可能又出现在《超级访问》中”）没有说错，某些娱乐人物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也在那个节目中出现。但是如果把这个现象解读为过度娱乐化，也是过度解读，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事看得太严重。有娱乐人物出现，并不代表就是娱乐节目，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认为，做电视要体现主流价值。节目俗点没问题，关键是不能突破道德底线。要想有“江湖地位”，就要有一颗善良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