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953年，王文娟与徐玉兰在志愿军“西海指”
图片说明:上图为王文娟、徐玉兰合作《梁山伯与祝英台》
图片说明:图为王文娟、徐玉兰和志愿军
图片说明:王文娟和徐玉兰荣立二等功
越剧《红楼梦》王文娟与徐玉兰饰演的林黛玉与贾宝玉
说起王文娟与徐玉兰，便想起她们珠联璧合的越剧《红楼梦》。可年轻人很少知道的是，60年前，她们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文工团员。
在刚刚出版的自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中，王文娟用朴实的叙述，打开了那段尘封的记忆。
从十里洋场上洁身自好的越剧十姐妹，到新中国追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从首长们笑称的“上海小姐”，到三八线上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她写道：“在战争中，生与死往往只有一秒之隔，一线之遥，每一次登台，都有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出，战士们也用最纯朴最真诚的感情回馈了我们。”
为飨读者，在此特意摘编部分王文娟的回忆。
——编者
“上海小姐”成了解放军战士
1952年，北京总政治部计划模仿苏联体制，把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剧种集中在一起，成立“中国大剧院”。6月，总政派文工团副团长史行、剧作家黄宗江和总政歌舞团的兰茜三人，南下上海寻找一个成员年轻、政治上单纯、业务好的越剧团，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玉兰剧团。
我和玉兰大姐本来就对解放军抱有好感，当即同意，没想到“后院”起了火。好容易做通了我父亲的工作，又听说玉兰大姐被软禁在家里，急得病倒了。我们几个佯装探病，商定全团7月25日坐火车先去，我、玉兰28日抵京。其实对于家人的顾虑，我们自己心里也有点没底，临走前大家还商量了“退路”：多带些钱，如果部队不好，有了路费随时能回来。
到了北京没几天，就赶上“八一”建军节，在先农坛举行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排练时，我和玉兰大姐发现别人都穿着统一的军装，只有我们的团员穿着自己的衣服，特别“扎眼”。我们刚到部队，还不算正式军人，穿军装不合适，临时做服装又来不及，大家一商量，决定统一穿白衬衫蓝裤子，女同志头上戴一个蝴蝶结。开幕式那天，我和玉兰大姐在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特别兴奋。当我们的“蓝白军”走过主席台时，首长们发出一阵议论声，纷纷打听：“咦，这是什么部队啊？”有人介绍说，这是刚从上海来参加总政的越剧团小妹妹，首长们笑着说：“哦，原来是一支‘上海小姐’的队伍啊。”从此，我们这个“上海小姐”的外号就传开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刚参军，一时不能适应部队生活，总政特意租下了一座小旅馆供我们单住，并调来宁波籍干部胡野檎担任越剧队队长，语言上便于和我们沟通。总政还为我们配备了文化和音乐教员，上午出操，下午学音乐学文化。记得第一堂音乐课是学习简谱，老师写出“5（唆）”，有一位同志忙举手答道：“我知道，是五！”引来哄堂大笑。
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就融入了新生活。总政的兄弟剧团也特别照顾我们，院子里的枣子熟了，打下的第一篮枣子先拿来给我们尝鲜。每逢开会或是看演出，总是让出最好的位子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艺术有多出色，或者有什么了不起的资历，而是包含了部队这个大家庭对我们的包容和照顾。
进总政后不久，我们开始排演带去的两台大戏《梁祝》和《西厢记》。剧作家宋之的先生觉得《西厢记》原来的剧本不太理想，经他修改后，由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负责重排。陈团长是四川人，从小参加革命，为人直爽，管我们这些文艺兵叫“小鬼”，听我们说上海话，他也跟着说，突然冒出一句“阿拉白相起”，我们笑他上海话说得像外国话。
他很爱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比如他怎么参加革命，和妻子怎么相识相恋，说到他参加革命后，有一次回家探亲，临走时妻子拉着马缰绳不让他走，连说带比划，非常生动。我们当时听了都觉得有趣，可是没想到排练《西厢记》“长亭分别”一场时，他要求我们也来个“如法炮制”，让莺莺上前拉住张生的马鞭，张生欲走，莺莺不放，两人牵着马鞭走几个圆场。我和玉兰大姐都觉得这样处理不妥，可是陈其通坚持要这么演。
在部队排戏，演员要绝对服从导演，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还是觉得艺术要讲民主，不能跟下行政命令似的简单粗暴。在排《梁祝》“英台哭灵”时，我们便和陈其通发生过争执，他要求我按照川剧的路子演，我认为这个风格不符合越剧的传统，玉兰也帮着我说，但陈其通一定要照着他说的演，迫于“军规”，我们最后是“服从”了，心里却疙疙瘩瘩的。
这次排《西厢记》又遇到类似的问题，我和玉兰心里都憋了股气，牵着马鞭的几个圆场，总也走不好。僵持了很久，陈其通不耐烦了，剧本往桌子上一扔，大声地说：“你们搞什么？不排了！”我们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见他这样，哪里还忍得住，也把剧本往地上一扔：“不排就不排！”说完扭头就走，回到宿舍，我和玉兰越想越觉得委屈，忍不住掉下泪来。
那一晚都没有睡好，起床时大家的眼睛都还红红的。碰巧那天招待首长演出《梁祝》，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觉出气氛不对，把陈其通拉出去问话，知道原委后，把陈其通批评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陈其通来敲门，见我们还是怏怏的，说：“你们还在生气呐？为了这个事情，我挨了陈部长的批评，胃痛病又犯了，一晚上没睡着。今天上午川剧团演《柳荫记》（即《梁祝》），走，我陪你们看戏去，你们也看看川剧的好，看完戏我请你们吃饭。”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倒心软了，嘴上却不言语，默默地穿上外套，跟他一起看戏去了。看完川剧《柳荫记》，一路上跟陈其通交流了观感，不知不觉中就算讲和了。
冒着敌人的炮火
1953年4月13日，我们来到丹东志愿军基地慰问演出。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新义州，夜晚在江边散步时，就能看见对岸纷飞的战火。丹东的梁新初司令员建议我们跨过鸭绿江到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让战士们也能看到来自祖国的艺术。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也说：“战士们看到这样的演出，一定会鼓舞士气的。安全问题不用担心，一定会派最好的驾驶员送你们过去，需要的话我们空军也可以掩护你们。”他的鼓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入朝必须请示总政，我们决定“先斩后奏”：先行入朝，批复后补。
去朝鲜前，每个人都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安慰家人说志愿军战士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安全；但其实心里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回不来，这封家书也就算是诀别了。
1953年4月24日，这是我始终铭记的一天，在嘹亮的军乐声中，人们唱着歌夹道欢送，带着满满的自豪和兴奋，我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车一到新义州，气氛就完全不同，我们的心情也立刻沉重起来，只见道路两边都是硕大的炸弹坑。随着天色渐暗，远远望见几个朝鲜老人在田里耕作，不一会又看见七八个男孩背着书包在路边行走，我们的车经过时，孩子们礼貌地退让在一边，并举起右手向我们敬礼。驾驶员说，白天敌机轰炸，朝鲜老百姓一般都在晚上出来，大人耕作，小孩上学。
正说着，忽然“呯！呯！”几声枪响，原来是防空枪，敌机来了。驾驶员赶紧关掉车灯，在黑暗中缓慢行进。山路蜿蜒绵长，稍有不慎车辆就会翻入山谷，头顶敌机盘旋，随时可能遭遇轰炸，真是惊险万分。大家坐在车里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第一次觉得死亡离自己那么近。好容易等到警报解除，司机亮起车灯，眼前豁然明亮起来，昏暗的夜色中，只见满山满野灯光盘旋，场面壮观美丽。
天色渐明，车队继续在山区密林小道上前进，满山云雾环绕，仿佛身在仙境一般，如果没有战争，这里真是一片锦绣江山。到了西海岸指挥部（简称“西海指”），那原是一处废弃的大矿洞，志愿军已经把洗脸水和点心都给我们预备好了。简单吃过早饭后，我们被请到“三楼”去休息。怎么还有楼层呢？其实“三楼”就是指地下三层，往下走了大约两百多个台阶，那里有个山洞，便是我们的宿舍了。经过提心吊胆的一路夜行军，大家都累坏了，打开铺盖正打算睡觉，发现洞壁上渗着水，把铺盖都打湿了，可是我们实在太困，管不了那么多，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中午，志愿军战士请我们上去吃饭，想到要爬这两百多个台阶，大家心里犯怵，就说：“算了，不吃了。”没想到过了一会，战士们把饭菜送了下来，这下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自己想偷懒，却让战士们来回跑。自此，三顿饭我们都老老实实地按时吃。
洞下五层有一块较大的平地，中间略微突起的一块平台，就是我们演出的舞台。第一出戏演的是《梁祝》，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鸦雀无声。我们担心没有字幕，战士们看不懂，但当演到“山伯临终”时，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高声喊道：“梁山伯，不要死！你带着祝英台开小差！”我们在台上听了吓一跳，继而明白这是战士入了戏，让梁山伯带着祝英台私奔呢。演到“英台哭灵”时，敌机把电线炸断了，洞里一团漆黑，我们慌乱之际，不知哪位机灵的战士掏出随身携带的军用手电筒往台上照，其他战士看了纷纷效仿，顿时千百束光源汇聚在一起照亮了舞台。这是我永难忘怀的一场特殊演出。
第二天，战士们都在口口相传，说是总政来了个越剧队，演的《梁祝》好看又好听，原定的演出场次一加再加。在“西海指”演出期间，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来电，要我们去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演出。
到“志司”必须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当我们的汽车刚冲过一座临时架起的浮桥，一枚炸弹便在我们身后爆炸。敌机飞得很低，在夜色中能清晰地看见扫射时发出的红色弹雾。但车子不能停，依然在枪林弹雨中继续前行。
5月初我们到达志愿军司令部，那里的地形比较隐蔽，我们也不用住在潮湿的山洞里了。“志司”的官兵对我们十分热情，特别是杨得志司令员，有从北京给他捎来好吃的，他总会叫我们：“小鬼们，快来吃蜜饯！”我们自然不客气地一扫而光。
有一次，我和玉兰晚上散步碰到巡逻的士兵，他问：“你是谁？”对应的口令应该是报上部队番号和姓名，那天玉兰一时没反应过来，本能地反问道：“你又是谁？”幸亏我们在“志司”待得长了，士兵能听出我们的声音，如果是个新兵，对不上口令，很可能就开枪了。
我们在“志司”演出的是《西厢记》，一连演了十几天，“三八”线上一些军以上干部正在“志司”开会，看了戏十分欣赏，希望我们能去前线慰问演出。去前线必须要过元山封锁线，那是一条约30公里长的“死亡之路”，周围布满敌军大炮机枪，顶上还有敌机轰炸，万一有人牺牲了怎么办？经过讨论，我们还是决定去。
出发的前一天，“志司”的战士们都来帮我们装车，杨得志司令员也来了，叫上我和玉兰一起合影留念。这时，突然两架敌机从空中俯冲下来，警卫员拉起杨司令就往山洞里跑，杨司令回过身来拼命地叫：“文娟！玉兰！快进来！”我和玉兰赶紧往附近的山洞里躲。舞美队正在溪坑边装布景，听见敌机来了，有人慌忙往汽车底下钻，有人一脚踩空跌进了水里。幸运的是，那两架敌机并没有扔炸弹，我们笑着说：“原来是两只不下蛋的老母鸡。”杨司令员分析说：“这两架飞机肯定是在别处执行完任务，炸弹用完了。他们发现这里有人，一定会再来。今晚你们不能睡在外面了，都睡到洞里去。”事后证明杨司令员的判断完全正确，当晚敌机果然前来轰炸，把附近的山头都炸平了。
从“志司”出发，给我们开车的驾驶员是一等功臣，很有经验，开到封锁线附近先隐蔽起来。此时敌机在头顶盘旋，大炮不断轰鸣，封住了元山出路，两发炮弹之间的间隔只有几秒钟，我们必须抓住这几秒钟冲过封锁线。等一颗炮弹刚刚落地，驾驶员立即在硝烟中加大马力冲了过去，这时飞机没来得及“下蛋”，炮弹也没命中，只这一瞬间，我们又一次越过了死亡！“志司”那边杨得志司令员打了一夜电话追问我们到了哪里，得知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他才松了口气。
在前线，我们用4辆卡车搭成流动舞台演出。有一次，我们在23军演出《西厢记》，临时搭起的舞台四周用布围起，顶上盖上大量树枝作为掩护。演到“拷红”时，我踩着锣鼓点子出场，忽然背后响起一声防空枪，我本能地吓得人一跳，台下的战士都笑了起来，我连忙定定神，继续演唱。这时，头顶已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乐队开始坐不住了，再看看边上的老夫人和红娘，也是一脸紧张，我也有些慌，可是台下的战士依然聚精会神地看戏，我跟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横下一条心：再害怕也不能当逃兵，牺牲也是光荣的。大家坚持把戏演完。撤离后没多久，那里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
除了演出，战士们行军或者挖战壕的时候，我们也会即兴演唱，给他们鼓劲。唱了“双看相”又“唱道情”，把脑子里所有的越剧开篇、短曲都唱了个遍，然后临时“掼路头”编唱词，唱一些贴合当时感情的开篇，一直唱到日落西山。
平时我们住的是临时在树林里搭建的草屋，上面用树枝盖顶，地上铺的是雨布。如果前一晚下雨，第二天放晴，树叶上面的小虫子就会往下掉。起先大家还觉得恶心害怕，过了几天也就慢慢习惯了，边说笑边把被子上的虫子掸掉，照样躺下睡觉。有一天我坐在树下写日记，忽然觉得有一样东西重重地砸在头上，我顺手抓了扔在地上，一看是一条活的四脚蛇，顿时吓得惊叫起来。
我们渐渐适应了战时的生活，也不忘苦中作乐，用积攒下的零花钱托人去丹东买蜜饯、糖果和罐头，战士们看见了都笑着说，到底是女孩子，走到哪儿都离不开零食。有一次，我和玉兰看见住处门口的小店在卖桃子，那时新鲜水果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东西，我俩都很眼馋，犹豫了半天才下决心买，两人身上带的朝币凑起来，只够买两只最小的毛桃，拿到溪坑里洗了洗就吃，觉得味道特别甜美。
荣立二等功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当晚，司令员彭德怀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的庆祝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战争终于结束了，大家都陶醉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久经沙场的彭老总似乎也醉了，工作人员给他端来橘子汁，彭老总挥挥手说：“端到后台去，演员比我辛苦。”演出结束，余兴未尽的彭老总又到后台慰勉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呀！”彭老总还说，曾经有人怀疑，在前线演出越剧《西厢记》、《梁祝》是否合适，觉得这样温柔缠绵的戏会瓦解战士的斗志，但你们的演出受到了一致欢迎。我说，部队里确实有种声音，认为我们不应该演“英台哭灵”，太低沉悲戚。彭老总说：“人死了为什么不让哭？”
停战后，我们接到新任务，接待志愿军战俘。之前我们参观过我方的战俘营，房舍草坪整齐，战俘在营地里可以自由活动，他们脸色红润，穿着整洁的蓝色人民装，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打球。但看见志愿军战俘时，大家都震惊了。那天我们等候在“三八”线附近，远远开来几辆大卡车，卡车上的人高声唱着国际歌，车停下后，大家才看清楚，这些战俘衣衫褴褛，骨瘦如柴，非伤即残，触目惊心。除了肉体上的创伤，他们心灵上也蒙上巨大的阴影，总觉得当俘虏不光彩，回国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会不会受到歧视？很多人变得沉默寡言。有一个上海籍的小战士，入伍时才十七八岁，入朝第一次参战就在大包围中跟整个连队一起被俘，他一个劲地问我们上海的情况，说这些年一直思念家乡和家人，边说边哭。我们安慰他们，当俘虏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受的苦，祖国人民都了解，绝不会对你们另眼相看的。每当此时，他们有些木然的眼神便会焕发出光彩，心情逐渐开朗起来，也乐意和我们交流了。
完成了第一批战俘接待任务，我们继续慰问演出，每换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自己带着背包走，所以每个人打背包的技术都不错，我的手劲弱了点，徐玉兰大姐常常来帮我一起打。朝鲜渐渐进入了漫长的冬季，滴水成冰的日子，用手把鼻子一挤，鼻翼就冻在一起了。我们穿着厚重的军靴在坚冰上走，走几步就摔个大跟头，大家笑着说，就当是练习滑冰了。最害怕的是洗被褥洗衣服，在冰层上敲开窟窿，手在冰水里冻成了“胡萝卜”，寒风一吹，感觉手指似乎都不属于自己了。最难的是要把被子里的水绞干，被子冻得邦邦硬，水怎么也挤不出来，又急又冷，差点要掉眼泪。
到东海岸为朝鲜人民军演出时已近12月，演出依然还是在露天，海边的风特别大，整片大幕被风吹起来，用铁脚也压不住，最后我们剧团的全体幕后人员一起上，大家把整个人都压在幕布上，使劲压住。在零下几十度演出，我们全副武装，里面套上棉袄棉裤，外面再穿戏服，每个人看起来都胖了好几圈。就是这样还是冻得瑟瑟发抖，一开口，呼出的气也快冻成了冰，我叫一声“梁兄”，竟冻得嘴巴也合不住了，水袖甩出去完全没有感觉，口齿含糊不清，唱起来全都像“刁嘴”。
在朝鲜为期八个月的演出中，我们在东海岸、西海岸以及开城地区总共慰问演出116场，共计观众13万余人。回到志愿军司令部，我和玉兰大姐都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但这段岁月所带给我们的人生体验，却不是两枚军功章就能完全包括的。
摘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与我的越剧人生》王文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