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精神世界里不能没有音乐，它是生活中的一勺盐，勾味百鲜。
年劭德高的作曲大师朱践耳先生，已年届九旬，曾任上海音乐家协会掌门人。“践耳”的大名之所以为人熟知，大抵是因他所写的《打得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等风行一时的红歌，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其实，纵观其七十余年创作生涯，在音乐界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在交响乐领域寻梦、追梦、圆梦所取得的卓著成果。煌煌十部交响曲，以及大量管弦乐、室内乐、钢琴曲、交响大合唱、舞剧、民乐合奏、电影配乐等作品，滴滴心血化为千百万个音符，有诸多上乘佳作屡获国内外重大奖项，蜚声国际乐坛。1991年荣膺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01年被列入权威性《新格罗夫音乐大辞典》。
五十余年前，笔者有幸拜识了这位前辈，发现他身上有好些看似矛盾又统一的双重性特质。
朱老面容清癯，文文弱弱的没见他胖过，平日里少言寡语，不爱应酬。不可思议的是他如此单薄的躯体里却有着火焰般激情和巨大创作能量，纳于言而敏于行，是一位圈内少见的多产作曲家。
清心寡欲的他不嗜烟酒，一杯酽茶足矣，写作困倦时居然会口含几片干茶叶嚼嚼，简简单单的生活与时尚无缘。而他的创作观念却很超前，比在学小青年还热衷于追逐国际新潮现代作曲技法，不甘人后爱尝鲜。
他既当过“土八路”，又曾为留苏的“洋学生”，还是个偏爱老子哲学和古诗词的“老儒生”，又土又洋又尚古，三位一体。
他的脾性温和，谨言慎行，几乎不曾与人红过脸发过火，但这位好好先生面对音乐界评奖中暗厢操作的不正之风，却有一股倔劲偏要叫板，不怕引火烧身，岂知失道者先告状，反诬“侵犯名誉权”。终了，被告席上的得道多助者胜诉是理所当然的。
虽说朱老深居简出，可谓资深“宅男”，但他两耳亦闻窗外事，一直很关注国内外时势政局与音乐文化资讯，具有学者的质疑精神与对世事的洞察力，坚守自己的独立见解。别看他病歪歪的身子，骨头却很硬，在国难当头之时，怀有对祖国一腔忠贞与赤诚，表露出血性硬汉一面。
凡此种种秉性必会体现于音乐作品中，形成其独有的鲜明音乐风格。
自从进入暮年，朱老的额头上布满五线谱印纹，肠胃不好成了医院常客。现正忙于“还债”，为上海音乐出版社撰写《创作杂记》，校订并还要亲笔工工整整抄写全套交响曲、管弦乐、钢琴曲的总谱，有厚厚八大本之多，令人咂舌——出版的是手稿版本，且抄谱是无偿劳动，天大的工作量压在老人肩上真够重的。近日笔者上门造访，探望他和夫人舒群老师，聊起很多未闻的往年轶事，临走时朱老还送了全套器乐作品新版CD。一连聆赏了数日，感触良多，值得一书。
“魔盒”熏染少年梦
朱老的祖籍系安徽省泾县人氏，1922年生于天津市，他本名朱荣实，字朴臣，排行老五，幼年即随母亲移居至大上海。其父在天津开设了一家面粉厂，后因外资倾轧而倒闭，偏又染上时疫猩红热病，年仅三十四岁就英年早逝。
性喜文艺的父亲属于开明一族，早在外国电影默片时代就很爱看电影，因为想听为影片配上的音乐，还购置了两架钢琴，请人教其女儿。待当三岁丧父的朱荣实长大后，因家道中落错失了学琴机会，只能靠自行摸索，谁知闹了个笑话，竟把钢琴谱上的低音与高音谱号混为一“弹”，左右手交叠到了一处，亏得二姐指点，才第一次感受到和声的奇妙。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洋人“冒险家的乐园”，淘金者贪图享乐催生了西方娱乐文化在申城落地生根。当年，美军陆战队第四军铜管乐队常有公开演出，他听得乐而忘返。又拜师于中国口琴界鼻祖石人望先生，学起了手风琴，这种德国和莱厂出品的双排钮扣形琴键手风琴，风箱一拉与一推，会发出不同音高，还必须看专用的十线琴谱，它在俄国也很流行。每当演出口琴大合奏，朱践耳便担当伴奏，还上台演奏过由自己改编的韦柏《邀舞》手风琴两重奏。出于好奇，别有风味的钢片锯琴他也学拉过。
朱践耳自小体质羸弱，上初中时气管炎日渐严重，到了高中每年会大口吐血，有半茶缸之多，幸好不是绝症肺痨，休学半年后才从高中毕业。从1940年起因病重在床上息养了五年，寂寞难耐，向朋友借来一台收音机，多舛的命运同时向他开启了音乐大门。
朱践耳今日依然很感怀这段痛苦又甜蜜的时光。其时，上海处于日寇占领的“孤岛时期”，禁放英美这些敌对国广播，而盟友德国、意大利和沦陷的法国乃至苏联电台里轮番能听到24小时音乐节目。“魔盒”堪称“世界音乐大全宝库”。
病中的他对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触动尤深，显然与他正处于人生低谷的痛苦心境不无关联。在听到法国印象派大师德彪西《大海》时，初闻那色彩变幻无穷的新奇音响效果令他惊叹不已，真想从三楼卧室走到底层钢琴上摸摸由哪些音构置成的，无奈实在挪不动身子。后又听到了肖斯塔科维奇荣获斯大林奖金的《第五交响曲》，令他倍觉新鲜。每到周日，电台按惯例还会播出整部西洋歌剧、芭蕾音乐，他很欣赏斯特拉文斯基的当代作品《春之祭》与《火鸟》，醉乎其中。
收音机已然成为抚慰他心灵的良药和床侧的知音伙伴。他总喜欢躺着闭起双目，细细品味、想象、探究、体悟，不由遐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出动人心扉的大交响曲。
朱践耳的处女作《记忆》由四首歌组成，时隔那么多年，朱老居然还能翻出当年手抄歌本，并用苍老沙哑的嗓音哼唱起来，很是用情地沉浸到童真年代。说真的，予我的第一感觉，并无初学者常见的稚嫩青涩，明显带有三十年代上海时行的雅致风韵。继《记忆》之后，刚从高中毕业的朱践耳又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春，你几时归》和《梦》等七首艺术歌曲，抒发了青少年敏感时期的浪漫情怀，难怪其妹妹会听得流下了眼泪，使他大为意外。他的老战友沈亚威（曾任南京前线歌舞团团长，《东方红》大歌舞中大合唱《占领南京》的作曲者）在1986年来沪相聚时，竟还记得《春，你几时归》等旧作，说起他曾听到团里女战士练声唱过此歌，歌中流露出的真情打动了他，可惜在革命年代里这种小资情调的歌不能上台唱给战士们听，没想到这些练声唱的歌却在驻地附近的青年学生中不胫而走，传唱开来了。
从少年时代朱荣实就十分喜爱聂耳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奉为偶像。因他本就对原名和字中的“荣”与“臣”两字不满，认为带有封建意识，他要步聂耳之后尘，彰显志向，于1943年把名字改为“践耳”，自此“朱践耳”的新名字沿用至今。
近年来，歌坛怀旧风盛行，假如朱老这些四十年代初的旧作能够“穿越”到今天唱响，倒真是一件美事。
投笔从戎战歌飞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言：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朱践耳在青年时代怀有两个梦想——革命梦和音乐梦。
早先，他就与妹妹及借居在二楼的朋友郑明有个暗中约定，一同投奔革命，未料临行时因受病体拖累他无法上路。数年后其妹妹又回到了上海，原来是由于日寇疯狂大扫荡，军区领导决定疏散人员保存实力，要她待命召唤。形势转变后，妹妹几经周折才与地下党用暗号联络上，择日重返前线。为抓住这个机会，他顾不上病体还未康复，就与妹妹一起长途跋涉，如愿来到了苏中军区“山那边哟好地方”。
他1945年参军，因体质太差，前线部队没敢要这个病号。多亏了朋友郑明，这位当初受他影响也爱上音乐的同道已当上了苏中军区文工团音乐组组长，把他留了下来。
当时文工团正巧有一架没人会拉的手风琴，即德国和莱厂出品的那种，成了朱践耳手中的“枪”，为战士们演出独唱、合唱都由他伴奏。解放战争中缴获了一批铜管乐器战利品，成立了一支军乐队由他担任队长兼指挥。火热的战地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心情无比舒畅，百治不愈的旧病竟然好了许多。
他先后到过苏中、山东、华东三个军区文工团，结识了不少搞音乐的同行战友，如前文提及过的著名作曲家沈亚威、何士德（《新四军军歌》作曲者）、章枚（作曲家、华东军区文工团三团团长，后任北京音乐出版社总编）、张锐（歌剧《红霞》作曲者、二胡演奏家）等，而人称“红小鬼”的大作曲家吕其明那时在文工团里拉小提琴，音乐的纽带把他们系连在一起，结下了深厚革命情谊。
演出之余，他被战士们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时有创作冲动，写出了不少战歌，其中《打得好》最为有名，作于1947年元月莱芜战役大捷喜讯传来之时。这首歌短小精悍，仅有四句旋律，正好应对起承转合，起首那句“打得好”之后的“来”字高挑上去，充溢胜利的喜悦，最末大吼一声“嗨”！更把将士们的豪情渲泄得痛快淋漓。这样的好歌孵在亭子间里决计写不出来，“歌不在长，有魂则灵”，《打得好》很快在兄弟部队传唱开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红遍了全中国。
全国一解放，他随部队文工团重返成长于斯的上海，被分配到国营电影厂音乐组工作，王云阶任组长。1949年底为故事影片《大地春光》和《海上风暴》配乐。1953年他调到北京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配乐，著名乐曲《翻身的日子》是其中一首，他采用了由唢呐、管子等五件民族乐器和小型管弦乐队的编制，堪称中西结合的开山鼻祖。由“胡琴全能王者”刘明沅拉的板胡，浓烈的乡土气息感染力特强听得过瘾。后来此曲一再被改编为民乐合奏、管弦乐曲与钢琴独奏，经常列入音乐会节目单。前年中央电视台“春晚”，时下灸手可热的当红钢琴家郎朗献演了这首独奏曲，他一反常规地用pretissimo极速急板弹奏，虽有炫技之嫌，但张扬到极致的煽情也不失为另一种演绎方式。现在曲名按“翻身”的谐音改为《欢欣的日子》更符合音乐的普适性，不再突出原本内容的指向性，更易为世人所接受。
客观地说，解放初期他的成功之作除了这首乐曲，乏善可陈，仅靠自学与实践很难再上一个新台阶，正处于“困扰期”。他更理解聂耳为何在声誉鹊起之时，宁肯抛下一切也执意要到苏联去学习，在途经日本时不幸溺亡固然抱憾，但知识贫乏所带来的饥渴感，也是一种煎熬，他渴盼着高人能为他指点迷津。
留苏朝圣修内功
心想事成，乃人生之大幸。
1954年机遇降临，国家拟选派第三批优秀音乐人才赴苏联留学，经全国推荐、考核和严格政审，朱践耳终于榜上有名。上海同一批的还有曾在延安鲁艺做过音乐教员、歌剧《白毛女》作曲者之一的瞿维，及以往担任电影厂乐团指挥的曹鹏，另有两名外地学生。出国前，强化培训了一年俄语，但相关专业用语要各人自学。1955年夏日，时年33岁的朱践耳跨进了心目中的圣地——莫斯科音乐学院。
俄罗斯学派主要形成于19世纪，在百年左右时段内涌现出一大批高踞云端的大作曲家，诸如格林卡、鲍罗汀、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科萨柯夫、穆索尔斯基五人怪杰强力集团……大师辈出，称霸一方。
莫斯科音乐学院孚享国际声望，并不会因为来自友邦中国的留学生而降低入学门槛，必须再次进行考试，合格方能取得正式学籍。朱践耳在高中毕业后曾经去考过上海音专，由于专业知识底子薄，名落孙山。但他遵行《孔子家语》教诲“笃行信道，自强不息”，为实现音乐梦想没有中断过自学，所以尽管不是科班出身，但各门学科考核都顺利过关。在国内原定朱践耳和瞿维同为研究生，李德伦告知他研究生要比本科少学两年，他便主动要求改为读本科，可以多学些真本领。
他的导师谢尔盖·巴拉萨年昂教授已年过半百，视野开阔，富有教学经验。要说在校期间朱践耳最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注重学以致用。他在大一时就写了六首钢琴小品，导师最为偏爱《告诉你……》，《流水》靠后些，苏联出版的《中国钢琴曲集》在全中国挑选了三首，而他独占二席。读大二时写了钢琴曲《主题与变奏》，别人把变奏作为技术性练笔，他却赋予了性格化内容。大学三年级，他又写了弦乐合奏《弦乐三折》，包括舞曲、夜曲、回旋曲。
值得一提的是其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作于四年级，一鸣惊人。总谱完成后，学院的管弦乐队于1959年5月15日首演，引起巨大反响，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选中并收购，同年7月25日由苏联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录音，作为永久性库藏曲目。这首气势恢宏、色彩斑斓的乐曲是朱践耳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上海在国庆节音乐会上，由黄贻钧大师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作了国内首演。这部佳作还传播到德国、日本、挪威和香港的各大乐团，在音乐会上公演。一个在校学生的习作能获得国际乐坛青睐，实属难得。
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则是朱践耳的毕业作品。它选用了《长征》等五首毛泽东诗词配乐写歌，成为五个乐章，这种“交响乐—大合唱”或许他是国内第一个尝试者。导师对这个有天赋又勤奋的学生很为赏识，点拨他可以多借鉴些法国印象派，它与中国五声音阶有契合点，暖色调与冷色调搭配会产生新的听觉效果，有冲击力。这部作品1962年在上海录好音，朱践耳附录了一段俄语讲话，感谢导师的培育之恩，并向他适逢六十大寿致以美好的祝愿。后来连同音乐一起，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向全世界进行了播出，可算是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件美谈吧。
唱支山歌给党听
朱践耳于1960年夏学成回国，踌躇满志，心心念念要报效祖国和人民。
1963年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热潮，他深受感动，想用音乐来添一把火。他在雷锋日记里发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正应了他的心声，所以一清早起来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写成了。这首独唱歌曲情绪变化层次丰富，有清新的山歌民风朴素真情，也有低回沉痛的忆苦，奋起反抗的紧凑节奏推进到高潮，又转为舒缓宽广的首尾呼应，重复尾句的高音区“党的光辉照我心”彰显情更深，意更浓。此歌由著名歌唱家任桂珍在《上海之春》首演并灌制唱片，开始流传。藏族歌手才旦卓玛由衷地喜爱这首歌，经常上台演唱，以致社会上误认为她系原唱。她的农奴身份朴真情感和穿透力强的天籁之声使这首歌平添光彩，生色不少。
接着他又写了更适于齐唱的《接过雷锋的枪》。这类坚定有力的进行曲带有军人气质的歌，对于熟悉部队生活的他来说正是对上眼了，同样很受老百姓喜爱。
在小说《红岩》畅销掀起一波热浪之时，他萌生了用国内还没人尝试过的清唱剧艺术形式来写的念头。其夫人舒群（上音管弦班负责人，曾在上海音专学声乐）举荐我来写这部宏大的清唱剧歌词，但一个在读学生不可能远赴四川深入生活，还未动笔此事就“黄”了。好在“文革”一结束，我写了一首教师题材的《摇篮曲》歌词，与朱老合作了一次聊有所慰，这是后话。
1964年，朱践耳为电影《烈火中永生》配乐，由赵丹、于蓝主演，作曲家倾注了对革命志士在狱中不屈斗争精神的敬仰。
他总想着要开拓新的领域，虽没写成清唱剧，但在1965年写成了唯一的舞剧作品《南海渔歌》。舞台形象虽已消失，他选取了其中八段改编成管弦乐第一、第二组曲。乐曲意境为南国海岛风光让人神往，舞蹈性动感使画面静中有动，其中“织网”歌旋律优美，在群众文艺舞台上广受欢迎。
在作曲技法上的进步，体现在管弦乐《壮士行》赋格曲式的成功运用。赋格（fugue）是复调中最为复杂又严谨的一种曲体形式。这首《壮士行》原先是他留学三年级的作品，并无标题，是一首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室内乐三重奏，朱践耳在十年后改为管弦乐曲并加上了标题。这部作品的亮点正在于它是中国风格的赋格曲，标志着朱践耳在作曲技法上已趋炉火纯青。
“文革”刚结束，他就创作了弦乐合奏《怀念》，乐曲沉浸在悲恸、沉思、激愤之中。还为张志新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写了《交响幻想曲》，呐喊“谁之罪？”但他仍感到言犹未尽。
敢吃螃蟹立潮头
十年大劫难过后，国人痛定思痛。
鸿篇巨制的交响乐曲体形式容量大，是纯器乐创作高端产品，要去深刻反思这场社会大悲剧，无疑这是首选。但朱践耳与大多人一样，对它抱有敬畏之心，只是一个追逐的梦想，况且其政治风险之大，创作难度之大，不言自明。从战火中走来的这名老战士是一位负有使命感和有担当之人，知难而上。第一次涉足交响曲创作，就要立于潮头之上首次挑战敏感的现实题材，面对这只大螃蟹，光有胆量不行，为写好这部《第一交响曲》，朱践耳酝酿了九年，写了一年。
这九年说长不算长，正因为对当代发生的重大事件认知深度需要时空距离，政治判断力是前提。但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必须符合音乐特性去构思布局，“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突破口在哪里？
技术层面上而言，十年“文革”闭目塞听，他自感已经落伍于时代潮流，原有的传统技法已不敷应用。于是，他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旁听，由兼职老师变身为学生，不耻下问，以求掌握新的艺术手段为内容服务，在“炼丹炉”里长长功。他还四处搜罗相关现代派音乐唱片与论著，多听、多看、多多演习以储能。
双管齐下的九年备战，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决定选择以人的情感波动为中心，作一次“文革”心电图全景式扫描，以假恶丑的人性扭曲与真善美的人们在淫威下遭受的折磨和抗争作为矛盾冲突对立面。
这部《第一交响曲》四个乐章，分别用标点符号作小标题，点而不破，意味深长，都是运动中不同时段的主要心理反应和焦点所在，每个乐章内核抓得很准。第一乐章是“？”，第一张大字报引发社会大震荡，百思不得其解的人们都在叩问“究竟发生了什么？”看不清运动真相，解不开乱麻心结。
乐曲先声夺人，奏响了气势汹汹的音乐主题，仅有四个音，字字珠玑。前三个音6 2
5向上四度跳进很有鼓动性，瞬间变脸，从突轻渐强到顶点急刹，特强音的重击却落在了降6半音上，很邪乎，给人以不祥的预感。翻高大三度的转调重复，如地震级别加大，势大力沉，加深了主题印象。打击乐嘈杂的音响一片混沌，定音鼓霹雳般的一搥搥重击，搅得人心惶惶不安，黑管低音区轻微的旋律一再转换调性，似闻恶梦中呓语还在诘问。
音乐主题攸关整部交响曲的成败，必须像漫画一般，廖廖几笔就勾勒出面部个性特征和神态来。它又是一粒音乐种子，随乐曲进程发芽壮大。作为正面形象的音乐主题，先由第一小提琴呈示，抒情意味的旋律富有歌唱性，内涵丰富多变的情感，可塑性大。这一乐章主旨是问号，作曲家在主题后半段用递升的旋律，不稳定音程的疑问句式连连追问，一再强化了质疑和迷惘的失落感，让人感到纠结万分，情何以堪。朱践耳在镜头切换中很为紧凑，张弛有致，功力不凡。
第二乐章“？！”，新加上的惊叹号，予我的直觉会联想到从“红色恐怖”到造反派夺权这一阶段。时断时现的京剧流水板过门，既标志上“文化”的符号，又有动荡的画面感。阴沉的大号音色夹杂铜管加弱音器吹奏出怪声怪气的音调，一下就能辨认出歌曲《造反有理》变异后的片断。即使年轻的局外人亦能从音乐形象中感受到邪恶势力的恣肆践踏和发高烧的人群来去匆匆的乱象。作曲家用现代派风格配器手段，频频出现尖锐刺激的音响效果给予造势。这一乐章侧重于小人得志更猖狂的丑态百出，在突出其气焰嚣张之外，还用音乐主题变奏、戏曲中丑角出场的小钹和念经用的木鱼进行多侧面的刻画。在惊叹号巨大压力下，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的进一步质疑放大到了拷问，“？！”确实用得十分妥贴。
轰鸣之后的第三乐章“……”死寂一般，在音量上形成强烈对比，这个省略号既是漫长十年中炼狱般苦痛的心路历程，这六个小点莫不是心尖尖在滴血？作曲家集约式地展现被卷进黑色漩涡里挣扎的种种心境：惊恐、畏惧、担忧、愤懑、冤屈、无奈、郁闷、悲号甚至为无辜者亡灵叫魂和在遭到重挫后产生的幻觉。代表正义一方的音乐主题在变奏中充分展开，他采用复调织体手法同步进行，一加一大于二，让人有揪心之痛。
最后一个乐章“！”是正义和邪恶的正面交锋，善良的人们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觉醒后新生，主导动机节奏变为切分音大跳的抗争，能量积聚到清明前后“天安门事件”大爆发，“！”的力度使人血脉贲张，丧钟为谁敲响？！下半部分在平复宁静后，展现了对回归人性过上和平美好生活的愿景。此时，隐现的邪性主题阴魂不散，发出的“！”警示更发人深思。结尾处再现的钢片琴音不再是幻觉，而是寄予希望的曙光，使这一沉甸甸的主题添上一抹亮色。
音乐是听觉艺术，任何文字或语言的描述都是苍白的，朱践耳用标点符号提示相应音乐内涵，相当高明。越是抽象的艺术，涵盖面越广，自由想象拓展空间亦越大。在这场运动中有不同遭遇、甚而包括毫不相干的各色人等，相信都会触动神经中枢，从中得到人性共有的情感冲击引起共鸣，激发起回想、自躬反省与对“四人帮”之流的讨伐。朱践耳的创作背景虽是“文革”之殇，但这部大气磅礴的重磅作品并不仅局限于这场运动，很具张力，可以延伸弥散开去，其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均已达到令人仰视的高度。
或许是好事多磨，这部佳作差点胎死腹中。1986年《上海之春》参演作品审听时，评委内部见仁见智，打分结果刚刚及格。甚至还有人放言“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上海交响乐团在艺术总监陈燮阳指挥下细抠细磨了一星期，使乐曲原本的闪光点凸显出来，艺术表演质量大为提升。在第十二届《上海之春》举行首演时，形势180度大逆转，全体评委亮出最高分，颁予优秀创作一等奖。1992年又获得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创作特别奖）殊荣。
这部《第一》赴北京公演，散场后陈毅元帅之子找到了朱践耳感慨万千，又有些不解“为什么最后没有欢庆胜利？”“不是七八年后再要来一次吗？”闻者顿时释然，佩服作曲家没画上句号居安思危的政治眼光。
求新求变民族风
首战告捷，一发而不可收，朱践耳进入了创作“高峰期”。
先来看三组数据：自1986年《第一交响曲》问世，他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接连五年写出五部大交响曲；更为夸张的是1994年前后，仅用一年左右时间竟写了第六、第七、第八交响曲和一部小交响曲，为此《上海之春》首次举办了个人作品专场演出；非但数量惊人，同时艺术质量上乘，十部交响曲里有四部五次获得国内外作曲比赛重大奖项，其他几部含金量也甚高。乐思泉涌，“飞流直下三千尺”。这位原名朱荣实的少年圆梦之时，可谓“实”至“荣”归。
朱践耳始终坚持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每写一部新作，总想超越自我，语不惊人死不休。
以往打击乐器的主要功能是节奏，朱践耳在《第七交响曲—天籁、地籁、人籁》里，给打击乐器赋予了灵魂。他用钢片琴、钢板琴、木琴清澈透亮的音色意指天籁，大小鼓声象征地籁，而代表人籁所用的铜器大小锣钹也有依据，人类从新旧石器时代进化过程中，青铜器文化具有标志性。乐曲的进程有几个层次，彼此间从互不干扰到发生摩擦，越演越烈激化到顶点，突传出警哨、警笛长鸣，这是一种浦拉泰拉未来主义表现方式，在中国几乎没人接触过。从战争状态渐渐归于默契协调，当然这是一种期许。作曲家独具匠心地传达了人类与天地共存共荣的环保理念。
古色古香古韵的《第十交响曲》乃是依据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江雪》写成。“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五言绝句押的仄声韵很难吟诵。京剧花脸名家尚长荣先生用胸腔和头腔共鸣浑厚苍凉的声音，三回吟唱作了三次不同艺术处理，把古诗中本有的音乐性充分体现出来，耐人寻味。而古琴著名演奏家龚一在清越的琴音里倾吐心声，把握得不温不火。尤其是作曲家用现代和声背景去映衬古风，相反相成，别致新颖。色彩如万花筒般多变，一片祥云托起了诗人不愿与浊世合污、洁身自好的灵魂。与其说朱践耳描写的是古诗幽远意境，不如说他借这一平台，传达了自我的处世观念。
还有一个典例是《第四交响曲》。1990年瑞士举办传统的“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品大赛，依照统一规则只准用弦乐，第一、第二小提琴各6人，中提和大提各4人，倍司2人，另可选择一位独奏或独唱。脑子精明活络的上海人特点在朱践耳身上也一露无遗，他从乐队编制“6、4、2—1”数字中觅得玄机点亮了新创意，这个杠号“—”成了减法，居然十二平均律齐全，把这些音符巧妙地组成了旋律。他的心思缜密又体现在三处——首先是把四个声部再作细分成倍叠加，用交响化方式去处理，织体就更为复杂；还花样百出地要求演奏时用弓桿、指尖、指关节、手掌去拍打琴身指板和面板不同部位，发出不同声响来模仿打击乐效果；他还有意选择了中国竹笛为独奏乐器，竹笛中用上了低音大笛、中音曲笛和高音梆笛。特别是中国“笛王”俞逊发大笛的低声呜咽很出彩，作曲家仅写上几个音符，并没有标明时值长短，腾出空间全由演奏家自由发挥，他还模仿黑管、圆号音色几可乱真，教人击节叹赏。这种细化处理方式，让人不由想到苏绣中的极品“双面绣”，一根细如发丝的彩色丝线能再“劈”出七八股来。朱践耳的细腻“针脚”和他的独特创意征服了全体外国评委，惊叹叫绝。闭幕时由玛丽·何塞皇后亲自颁发了唯一金奖。细心的听众，从旋律的“回文”古读法（顺读与倒读两相宜），或能解读出其中含有的别样哲理意味。
“学习是终身的职业”，大科学家钱伟长如是说。朱践耳经常会远赴广西、贵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采风，汲取绿色天然养料。在侗族大歌中听到了绝妙的合唱，此起彼伏的即兴穿插，和声彩色经线纬线制成一幅眩目的民族风情壁毯。又参加热闹非凡的侗族芦笙节，一个村一个芦笙队，周围的村村寨寨汇聚在一起比艺。大出意外的是芦笙不是同一调性，各吹各调，他现场录好音后一一仔细辨别，竟然12种调式全有，相互间并不冲突，渗透合成的音响效果非常独特，令他大吃一惊。朱践耳引用老子哲学“和而不同”阐释见解，“和”的概念不限于只有“同”才能和，不谐和的“不同”亦可“和”，逆向思维会迸射出异彩纷呈，侗家儿女这类民族和声在世界上也独树一帜。
他把这种新颖创作理念运用到交响组曲《黔岭素描》里，用木管、铜管、弦乐三个声部代表三支芦笙队斗艺，如同“淬火”迸射出奇光异彩的星花，惊艳夺目，1993年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又在《灯会》里把“东”海之滨的潮州音乐与“西”南山区的彝族音乐远亲嫁接，孕育出不是“东西”的异质基因奇葩。朱践耳是纳西族人的女婿，他为亲家写了第一部交响音诗《纳西一奇》，乐曲里的口弦有三片竹簧，音色与节奏变化丰富堪称一奇。唢呐协奏曲《天乐》也是反反得正，他把难以交融的“水”和“油”烹烩成一盆浓汤，显示出高超厨艺，也被中央文化部列入了音乐经典作品。国内音乐界众多权威专家对上述作品不吝赞美之词，苏联《真理报》和《苏联音乐》也发表了专评推崇。1996年为迎接香港回归所作的交响诗《百年沧桑》，力压群雄独占鳌头。他又采用藏族原生态音乐元素，在《第三交响曲》里糅合进现代派写法，描摹了三幅西藏高原绮丽的大自然风光。
墙内开花墙外香。中国作曲大师朱践耳先生在国际上声誉日隆。留学期间《节日序曲》就成为苏、德、日、挪威和香港乐团的宠儿，瑞士皇后又为他的《第四》加冕，《纳西一奇》和《黔岭素描》传播到了瑞典、日本、芬兰、以色列、乌克兰、新加坡、俄国和香港。这位大作曲家的音乐还使得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也连连发出回响。《第十交响曲》是1997年受美国哈佛大学弗罗姆音乐基金会委约所作，室内乐六重奏《丝路寻梦》同样是美国的一家文化公司委约，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率团在各国巡演，赞誉有加。朱践耳在72岁时受邀赴首屈一指的纽约朱丽娅音乐学院等四大高等学府作学术演讲，畅谈中西音乐文化如何在创作中交融的学术话题。以朱践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交响乐的崛起已引起世人瞩目。
言必行，行必果。人民音乐家聂耳未竟的使命，朱践耳毕生在践行，让音符随时代脉搏一起跳动。梦是黑白的，梦想是彩色的，而音乐梦想是有声有色的，七声音阶披上七色彩虹驾临天庭，用上界的音乐语言与地球人心灵对话。
生命有限，艺术精品生命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