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协会授予吴贻弓“终身成就奖”
2012年4月8日，2011中国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当嘉宾宋春丽宣布，吴贻弓获得中国导演终身成就奖时，正盯着大屏幕观看的他，却浑然不觉站在他身后的贾樟柯、陆川、王小帅、宁浩、张扬五位年轻导演已一字排开，随后这五位小辈拥戴着他走上了领奖台。那一刻，吴贻弓热泪盈眶，难抑激动之情，他说，这是他迄今为止获得的一个最崇高的奖，是一个纯粹的、专业的、不参杂任何其他成分的表彰，是由电影导演协会370多名会员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所以弥足珍贵，是对他的电影事业的最高评价和肯定。
2012年6月16日，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布，本届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授予吴贻弓。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向他授予奖杯，吴贻弓激动得几近哽咽，用诗一般的语言深情地表达了他对电影的热爱：“电影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梦，它包罗万象、五花八门、绚丽多彩、应有尽有。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从不拒绝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亲近它、喜欢它，从它那里获得应有的快乐，它也会毫不吝啬地告诉你，世界曾经或者可能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或者不必是那样的，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电影。”
随着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吴贻弓将一部部优秀电影奉献给广大观众。仅仅相隔二个月零八天，两大“终身成就奖”花落吴导演，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实至名归。在中国影人中，吴贻弓的官当得最大、最高，而他自己却始终定位为平凡人。中国导演协会对他的评价词中这样说道：“虽然他阔了多年，却并未变脸”，他一直是大家可亲可敬的朋友。
面对身边的大师，又是上海市文联的主席，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记者两年前就有写他专访的动议，可吴贻弓一再谢绝。为此我还曾找到了他“家里的领导”——其夫人张文蓉，望她说服，想不到他们早有“约法三章”。张老师告诉说：“吴老师已决定，他在位一天，不会让文联自己的刊物宣传他。我同意他的意见。”如此关门落栓，只得作罢。
2012年7月4日，上海市文联第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新一任文联主席，原主席吴贻弓因年龄超高而卸任。这不啻给了我机会，吴主席，不，是吴导演，应该再没有推却的理由了吧。但读者肯定会说，你写得太迟了。
吴贻弓年轻时
踌躇满志——报考北电
1938年，抗日战争的第二年，这正是中华大地战祸日剧的岁月。12月的第一天，一个男孩在重庆降生了。第二天，从杭州避战乱入川的全族老少，几乎都来望他——这孩子带来的是喜，还是忧？大伯父感慨地说：“苍天有眼，让战争快快结束吧，但愿这世上少动刀枪弓箭。嗯，就叫他‘贻弓’吧!”
“贻，收藏；弓，兵器”。贻弓，意把兵器收藏起来不要打仗。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天真的愿望。事实上，抗日战争一直持续了八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吴贻弓已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孩子。
就在这一年，吴家迁到了南京。吴贻弓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电影。放映在一块白布上会动的人，让他惊奇不已。回来后，他创造了自己最得意的游戏：用一只纸盒子制成了一个土幻灯机，光源是一个手电筒，父亲扔掉的香烟壳外面那层玻璃纸成了他的“胶片”，在那上面画上了人和故事。
每当吃完晚饭，母亲收拾停当，吴贻弓便开始在全家人面前念念有词地放起了他的“电影”。在父亲眼里，显然这只是小孩瞎折腾出来的一个不伦不类的玩意，可谁会想到，当年这个幼稚的儿童游戏日后却真的成了吴贻弓的终生职业。
1948年，吴家迁到上海。这时，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已经打入上海。上完小学进入中学的吴贻弓看起了美国西部片，《关山飞渡》《正午》《一将功成万骨枯》等一部部电影没有拉下。他开始收集电影说明书和美国明星照片，并评论起电影拍得好与坏。他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当除夕，吃完年夜饭以后，全家大小一定要到电影院去看一场国产电影。
不久，高中毕业的吴贻弓面临新学业的选择。父母亲希望他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可他将一本102页的《升学指导》从头翻到尾，眼光却停留在最后一页的一所新建的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上，他选择了它，并报考它的导演系。
看到儿子的选择，父亲足足沉默了一个星期。而吴贻弓踌躇满志，捧出200多份珍藏着的电影说明书：“爸爸，如果你一定要我改变志愿，那就划一根火柴，先把您领我们全家看过的影片从我们的记忆中统统烧掉吧!”
父亲无语。就这样，1956年的秋天，吴贻弓作为新中国电影学院的首批大学生来到了北京。
“抢手助理”——我是幸运儿
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当时被人称作骄子。作为本科生，吴贻弓四年攻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学费”——谁也没料到，这个刻苦好学、坦率真诚的19岁的青年，竟成了全校最低龄的“右派”。罪状有二：他向学校提意见，说北电作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学府，教学上应兼收并蓄，只学苏联太片面，要让学生了解全世界的电影状况，至少该了解美、法、意三个电影大国；他对一名党员提出了尖锐批评，结果，被上纲上线为“反苏、反社会主义阵营，反党”。
今天回想起来，吴贻弓对当时自己的老师吴国英感激不尽，“吴老师是导演系教师，是她竭力主张让我在劳动之余照常跟班学习。而毕业前夕，已是系副主任的她又力排众议，竭力主张帮我摘帽，以便出去能工作。”这些情节，一直温暖着吴贻弓的人生。
吴贻弓幸运地被分配回上海，进了当时名噪海内外的海燕电影制片厂。即使因“摘帽右派”而比同班同学行政级别低了一级、工资少了一级，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连“场记”都没做过，直接就当上了“导演助理”。在最初的五六年里，从沈浮、孙瑜、郑君里、徐韬直至吴永刚，一个个大导演轮了个遍。他凭着工作中的尽心尽力，竟成了“抢手助理”。
吴贻弓说：“那时候，我年轻力壮，拼命地工作和学习。我参加了《秦娘美》《李双双》《兄妹探宝》《北国江南》《丰收之后》《铁火风雷》等片的拍摄工作，努力从风格各异的大师们的艺术宝囊里摘取尽可能多的实践经验和诀窍。我兼收并蓄从无门户之见，我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在那几年里，我为我的一生的电影导演之路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双双”说——我是他俩的红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影《李双双》开拍，鲁韧担任导演，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吴贻弓，当起鲁韧的助理，并负责拍摄预告片。当时主演张瑞芳与鲁导演在创作上意见有分歧。张瑞芳希望按照剧作者李准的要求，把李双双往“疯”里演，把自己第一部喜剧电影的喜感强调到极致；而“温吞水”鲁韧却坚持写实主义，不接受“过火”的表演，其实是心有余悸，怕被上纲上线说“丑化劳动人民”。好几回，演导相争，形成僵局。这时候张瑞芳就把视线对准了吴贻弓：“小吴，你说说看，应该怎么弄？”吴贻弓就此当起了“调解主任”，于是，大家退一步，摄影机又哗哗转了起来，“李双双”的哈哈笑声又响彻拍摄现场。
目睹这位才华横溢、心地善良的“导演助理”和出色的“调解主任”，有人对他产生了好感，那就是刚刚跨出校门不久，被张瑞芳一把拖进《李双双》剧组饰演孙桂英的张文蓉，她既朴素又有学生味，演一个农村知识青年正合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的目光对上了，两人朴实纯洁的心相通了，吴贻弓和张文蓉越走越近。这时候，有人劝张文蓉要“慎重”，因为吴贻弓居然是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但直觉告诉她，吴贻弓是个好人，值得信赖。她为自己找到了理由：“右派”不更需要获得帮助吗？为什么一定是他影响我，我就不能改造他？更为关键的是，他俩的好事得到了老党员张瑞芳的支持。就这样，一对年轻人在《李双双》剧组结下了金玉良缘。“我还是他们的红娘，哈哈哈！”“李双双”张瑞芳曾对记者这样说。
吴导说，“当初，张文蓉毅然决定嫁给我，我父亲也非常感激，告诫我一定要好好待她。她嫁到我家来以后，也非常孝顺我父亲，我父亲眼睛不好，她就天天为他读报。”
吴贻弓和太太张文蓉（信芳摄）
时光荏苒，转眼他们已成老夫老妻。吴导戏述他们老两口的状态是：5分钟不见就要找，见面5分钟又要吵，都说小吵怡情，他们果真是欢喜冤家。
比如吴导想表现好一点，讨太太喜欢，吃好饭帮忙洗碗，结果，敲碎了两只。太太就说：“好了，不要你洗了，再洗下去家里的勺子、碗都要敲光了。”还揣度，“你是不是想逃避劳动，故意敲碎碗？”吴导说，“天地良心，碗再不值钱，也是家里财产，我怎么会故意敲碎呢？”
张文蓉认为，吴贻弓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家里大小事情都要自己操心。因此得出结论：“吴贻弓，我一辈子聪明，做的最傻的事就是嫁给你。”吴导则说：“我一辈子傻瓜，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娶你做老婆。”如此幽默对答，太太还能说什么，只好说：“吴贻弓，你狡猾狡猾的。”
其实，张文蓉在背后还是称吴贻弓是个滥好人，对谁都好，因此大家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好人”。对此，吴导倒同意太太的说法，并证明自己很多地方确依赖她：“有一次她生病了，我自告奋勇炒鸡蛋给她吃，当时她没好意思问我，后来才知道我没有放盐（笑）。我承认对她非常依赖，所以我也对她尊敬，她是‘我们家领导’。”
《巴山夜雨》
机会总给有准备的人
文革开始后，1969年，吴贻弓被赶出了电影厂的大门，“下放”到一家生物制药厂接受“再教育”。直到“四人帮”倒台，人们从那场噩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已“人到中年”。
所幸他在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学会了洞察人生：“我靠着抄家以后幸存的一部《资治通鉴》和一部《纲鉴易知录》偷偷地温习中国历史；我还靠着当时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在书架上的一部《鲁迅全集》和一部《郭沫若全集》温习文学和文化；当然，我更靠着在那个年代里最重要的一部《毛泽东选集》温习做人的道理。于是，我的确已经不惑，我似乎又成了一个有了足够准备的不幸的幸运儿。”
不错，机会总对那些有准备的人特别青睐。1979年，迟到的春天终于来到吴贻弓的身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拍摄了从影以来第一部独立执导的短故事片《我们的小花猫》。影片获得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奖励——人民币200元整。那时，这笔“巨款”差不多相当于他4个月的工资。于是他把那两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像护身符一样地保存在一个铁盒子里，一直到今天。
仅隔一年，1980年，他在吴永刚总导演的提携下，完成了他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故事片《巴山夜雨》的拍摄工作。影片凝聚了从编剧叶楠直至每一个参与者对“文革”的深沉的回顾和反思，真诚的付出换来了巨大的成功。影片荣获了次年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集体配角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电影音乐奖和上海《文汇报》颁发的最佳导演奖。吴贻弓由此在中国电影界崭露头角而受到关注。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沉沉的相思
1982年，倾心之作《城南旧事》问世。吴贻弓称它是：“上天赏赐给我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我紧紧地抓住了它。”
根据林海音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最早是给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但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陈荒煤就把这个本子推荐给了上海。上影厂的领导马上接下给了吴贻弓。吴贻弓看着看着，眼前晃过小英子清澈无辜的大眼睛，耳边是林海音的画外音：“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吴贻弓决定接拍这部影片。“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表现出小说中那一种缅怀旧日京华的伤感情绪，他再一次研究了原著的前言、后记，从而把准了电影整体的韵味。他说：“这一年来，我像是醒着，又像在梦里，我听见了一声声遥远又清晰的呼唤，我看见了五光十色、朦胧而又耀眼的斑斓……就这样，我把小说《城南旧事》搬上了银幕，但愿它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就像小说曾给人们带来过的那种纯真、质朴、含蓄而隽永的美的享受一样。”
在拍摄之前，他还做了细致的前期工作。他带着手下按照北京地图，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寻找心目中的老北京胡同，但是失望而归，没有一个胡同让他满意，不是这里造了一幢楼，就是那里架了电线杆。为了真实地再现老北京的风貌，吴导最后请上影厂的美工在当时大场机场的空地上搭建实景。56万元的制作费让广大观众惊呼：北京城原来是这么有韵味！
由于当时两岸隔绝，林海音没能在第一时间里看到这部电影。1988年，林海音首次回京探访，重走南柳巷，失声叫道：“我的城墙呢？”在上海见到吴贻弓，她激动地说：“老北京你拍得那么美，我得向您脱帽三鞠躬！”
当时有评论说，《城南旧事》的出现开创了新时期散文电影的先河，甚至被誉为“传统美学和现代电影语言完美结合的作品”。从没看到专家和观众的意见是那么的一致，影片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音乐奖，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金鹰奖”，第十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中国台湾《世界电影》杂志评选它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最佳影片。吴贻弓由此奠定了作为中国电影“第四代”著名导演的地位。
“副业制作”——《阙里人家》
此后，吴贻弓相继拍摄了《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等影片。
《姐姐》一片尽管在商业上没有获得成功，但在后来的评论中却被誉为是“中国西部片的首创者”，早于《黄土地》《红高粱》等片多年。
《少爷的磨难》不仅在票房上获得高额回报，并且也是在我国经济改革转轨之初较早拍摄的所谓“纯商业”类型的影片之一。
1984年，吴贻弓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接着，主管上海电影的行政职务一个个接踵而来。在以后的十几年里，行政事务耗去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流亡大学》和《月随人归》是在他担任电影行政工作之初拍摄的两部影片，但无论在圈内和圈外的反应都比较平淡。对此，吴导实事求是，回过头去审视自己作品时，他毫不讳言，“当时从选材到拍摄都比较匆忙，这就注定了它们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不期之作了。”
吴贻弓当然知道，繁忙的行政工作对他的创作来说影响很大，而且许多事务他要花出双倍的精力去应付，因为这一行对他来说是陌生的。然而他是电影人，他不甘心就此放弃导演专业。于是他又像从前一样把每一分钟当作两分钟去利用。白天在局里开会处理行政事务，晚上搞他的专业，看碟片做笔记，每每搞到深夜才上床睡觉。他继续作着积蓄和准备，当机会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可马上“接招”迎战。
摄制于1992年的电影《阙里人家》，就是他适时抓住的作品。对他这个当时已以“领导”为主业来说，拍电影已属“副业制作”——几年里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业余时间。
那年，他在山东做一个电影讲座，完了去曲阜参观孔林。“孔林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在2400多年中，上自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凡是孔氏家族的后人都葬在那里。那种趋同感、认同感，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他被震撼了。而时值1990年代初，年轻一代却心态浮躁，与传统文化起了种种隔阂，代沟凸现。他由此酝酿了表现传统文化遭遇危机的这部新片。在戏里，最老的一代说出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其实是导演自己在呐喊。
《阙里人家》延续了吴导一贯的表达方式，以普通家庭为切入口，以日常生活的横断面为表现形态，映射出国家与时代的变迁、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厚度、道德与责任的冲突。影片的叙事策略与镜语体系也在传承中愈显圆熟，现实题材与诗意特征相得益彰，流畅的时空转换、造型性的镜头运用、精心处理的影片色调与细节共同营造了具有丰厚韵味的影像空间。
电影评论家边善基指出，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能写出人物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无疑是剧作的上品。而这种历史感、人生感一旦反映在银幕上，如果达到一种境界，则更是属于电影的精品。《阙里人家》因此获得了华表奖当年首次增设的最佳导演奖。而同样，这个时期拍摄的另一部影片《海之魂》后来也获得了华表奖的特别奖。
两篇“大散文”——电影节与电影志
当戛纳、威尼斯、柏林等国际电影节在全球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时，位居上海电影界最高领导的吴贻弓，开始做起中国几代影人不敢做的梦——“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他并要在自己任期内使之梦想成真。
他开始为拍电影以外的事，呕心沥血。为申办奔波，为经费苦恼，为每一个细节安排绞尽脑汁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著名导演、曾当过电影节办公室主任的江平回忆说，吴贻弓对自己相来吝啬，他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公文包和眼镜一用就是好多年。那年去北京向广电部汇报电影节筹备情况，就住中影招待所两人一间的标准房。当时他已是中央候补委员，按级别可以住五星级，可他不同意，说“电影节没钱，省一分是一分”。他手下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者，每人每天的伙食补贴仅一元，在地下室食堂凭饭菜票排队就餐，一干就是几个月。他偶尔到自己管辖的影城三楼餐厅打“牙祭”，不过是来碗面条或馄饨什么的，也从不签单，而是在碗底下悄悄压一张10元钞走人……
1993年10月，上海国际电影节终于诞生。索菲娅·罗兰、奥立佛·斯通、大岛渚、罗伯特·怀斯、保罗·考克斯、中野良子、张曼玉、张艺谋、巩俐等全球顶级的中外电影人云集上海，星光璀璨……“当时办节还是头一回，只能靠摸索，像以色列那时候还没和中国建交，也不知该如何操作，但我也‘斗胆’把以色列的电影带到了电影节上。”吴贻弓回忆说，“彼时，进口片的大门还未打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办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影迷的盛大节日，看电影节的片子就像出过国一样。”
电影节影响很快扩大，可每届电影节曲终人散，吴贻弓和他的伙伴们常常累得席地坐在红地毯上。终于有一天，国际电影节制片人协会主席别雷松来通知：继柏林、戛纳、威尼斯、蒙特利尔、东京等电影节之后，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名列世界九大A类国家电影节。那一刻，吴贻弓笑了，而细心的部下发现，他已有白发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是导演出身的吴贻弓还大有电影事业家的眼光，为举办这个年轻的国际电影节，他还主持在上海建起了一座影城和与之配套的一座五星级银星假日酒店，它们现在都已经成为上海电影系统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基础性设施了。
说到另一篇散文，那就是编撰、出版《上海电影志》。这是一部耗时十年，集上海电影界老老少少两百多人的直接参与，废寝忘食，群策群力凝聚起来的学术成果。吴导说起这个工程，只是说，“这是上海电影人的共同心愿。我所做的工作，只是继承张骏祥（原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先生的未竟事业，在我的任内勉为其难地挑起主编职责，小心翼翼地将它完成了而已。”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讲这皇皇巨制背后的故事，只想让无言的白纸黑字去诉说，让渐行渐远的老一辈上海电影人去诉说。
改编经典——试水音乐剧
1999年4月的一天，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主任金复载，上海大剧院总经理钱世锦，相约吴贻弓到大剧院见面。两位开门见山，谈着改编话剧《日出》为音乐剧的想法，并希望吴导出山，加盟创作的行列。
对于音乐剧这门综合音乐、舞蹈、戏剧于一炉的艺术，吴贻弓既熟悉又陌生。音乐剧和电影一样，是上个世纪最重要且发展最快的艺术成果之一。音乐剧和电影并驾齐驱，突飞猛进，出现了成批优秀的作曲家和大量成熟的作品，但对于中国，音乐剧之旅则刚刚开始，基本是引进，创作的还不多。
凭着职业的特有嗅觉，金复载和钱世锦都认定，音乐剧在中国是大有可为的。而且，他们还认为，音乐剧作为一种都市艺术，理应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得到开拓和发展。吴贻弓被两人的前瞻和胆略所钦佩，他不仅被感染，还对首先改编经典话剧《日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朦胧之中，他似乎已经听到了她的旋律。于是，他答应了他们的邀请，而且决定下海“试水”。
《日出》是一部经典话剧。《日出》所描写的内容是大都市情结，《日出》中展现的人物极富浪漫色彩，《日出》的情节为改编成音乐剧提供了可在音乐剧的综合性、现代性、多元性、灵活性诸元素上全面开花的丰厚基础。吴贻弓回来后，马上找来有关CD、VCD，一头扎到一个既陌生又神秘，既通俗又华丽的全新艺术世界里去。渐渐，他愈来愈发觉音乐剧与电影是那么相似相通，如同一对孪生姐妹，性格虽然各异，却有着惊人一致的基因。于是，对于音乐剧《日出》，陡增了搞成它和搞好它的勇气和信念。最后，吴贻弓是作词、编剧、导演集于一身，开始创作。
吴导介绍说，我们把音乐剧的情节侧重在陈白露与小东西命运的对比上。因此，改编中删去了一些人物，但方达生、王福生和小东西这三个人物却大大地加强了。王福生这个人物不仅是一个剧中人，而且还担当起了“幕表人”的职责，有点像《艾维塔》中的那个“说书人”的样子。尤其是我们让原剧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出场了，应该说是一种色彩，他出场的时间很短，前后总共只有三句话，一句唱也没有，我把他处理成一个坐在轮椅上的黑帮老大，是想给观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改编后的音乐剧变成两幕八场五个场景，除了把“客厅”改成“舞厅”以及“妓院”是原来的外，增加了“月夜”、“大马路”和“交易所”三个新场景，这是把原剧的幕前、幕后戏在改编中作了必要的置换的结果。
就这样，历时三年，吴贻弓与作曲家金复载、董为杰八易其稿改编的音乐剧版《日出》终于问世。金复载、董为杰两位为《日出》创作的40余首歌曲，根据音乐剧的特点设置的六大场景和十大歌舞成为音乐剧的亮点。2002年5月18日，在上海大剧院首场演出获得成功，同时也得到了曹禺夫人李玉茹的首肯。吴导说，用通俗的音乐剧形式演绎曹禺先生的话剧经典，他为自己的大胆尝试至今仍感到欣慰。
“兴奋得一塌糊涂”——申江小吴
卸去了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以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一大串头衔后，吴贻弓的主要社会活动之一就是参加博客圈的活动，除九九关爱网长者丰采园外，还与苏浙沪其他网站博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吴贻弓的网名叫“申江小吴”。
这个自授的网名，反映了他的年轻心态，他的谦和品格由此可见一斑。不少博友在这里认识了“小吴”，小吴经常为博友评论或留言，态度谦逊和诚恳。有位自称没有高学历的“诗歌的学徒”，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斗胆与吴导切磋。没想到吴导马上应答：“拜读了你的诗作，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你的诗第一是真诚，第二还是真诚，这很可贵。真诚，所以朴素，真诚，所以亲切，琅琅上口，节奏和韵律都很到位。当然，并不是说已经很完美，个别地方遣词用字还值得推敲，提炼……”对于吴导的点评，“诗歌的学徒”称他尤如鲁迅先生当年在内山书店对文学青年的慷慨恩赐，其宽厚之风和用心良苦使他感激不已。
2008年4月，“小吴”说近日外出，开始“休博”。可两个月后仍没动静，博友急了。博友普克尔通过同学C君才得知，吴导已在医院动手术，生怕大家为他担心，打个马虎眼说自己“在外面”上网不便。身在异地的普克尔立刻赶来上海，直奔医院，见到一个月前经历一场大手术的吴导便说，丰采园的朋友们担心极了。吴导动情地握着普克尔的手说：请你转告丰采园的朋友们——我也想念大家。
普克尔后来才知道，就在吴导手术期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大地震，他因不能以电影人的力量为抗震救灾出力而不安。5月19日他这样写道，（那天）“14点28分那一刻，我特别想站起来，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但我不能，我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很多管子。我无法做更多的事情，尽自己更多的力量。灾情的报道令我揪心，令我难受，但也令我感受到了中国人的齐心协力，受到了鼓舞。大灾面前，中华民族显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不屈不挠，我们的团结。这也是我们的民族对待灾难一贯的光荣传统。从上到下，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灾难。”
吴导已是博友们的知心朋友，而博友们也时刻关注他。2012年4月8日，吴导在北京荣获中国导演终身成就奖，获此消息博友们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反应，纷纷表露自己的心声。
4月30日，新浪博客“星海之友”圈主思泉组织苏浙沪三地部分圈友相聚在上海青浦金泽镇的岑卜村——“青蛙农夫”圈友的居住地，共贺吴贻弓荣获终身成就奖。吴导高兴地亲临青浦与博友相聚。“青蛙农夫”用刚从田头采回的最原生态的时蔬做成菜肴款待大家。吴导喜尝农家菜，对其高度“绿色”给予了五星级的评价。
5月9日，丰采园的博友们也按奈不住，自发组织在上海青浦大千庄园为吴贻弓获奖庆功。庆功会郑重而朴实。天南地北的博友们发来贺词，现场的博友们更是为吴导来参加草根聚会而欢欣鼓舞。而吴贻弓越发自谦，说自己是草根中的“须须头”，就是末梢的意思。连连说这次聚会让他“兴奋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是他在博客上常用词。
自2006年6月18日开博以来，吴贻弓积极参与博客圈的活动，和大家同游共乐，毫无架子。在吴导看来，博友们经历不同，但各有所长，值得他学习。庆祝会上，博友阿旺说：“在吴导身上验证了一个科学命题，就是返老还‘少’。”阿旺和吴导第一次谋面在1987年，那是在淮海中路的上海电影局会议室里，大家都尊称他吴局长，而有些“胆大”的下属则称呼他为“老吴”。如今，博友们个个亲切地称呼吴导为“小吴”，岂非“返老还少”？一席话说得吴导和博友开怀大笑。
吴贻弓曾在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昨日黄花，今朝犹醉。说这些老话丝毫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不过我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不管拍片也好，为他人做嫁衣也好，我都兢兢业业，尽力而为，从内心里我都是没有半点不真诚的。”
从文联主席到“申江小吴”，吴贻弓正是以这种“真诚”：昔日拍片赢得了观众，今日写博，又赢得网上一片叫好。看吴导的博客，仿佛在和一位幽默风趣而睿智的邻家大哥聊天，开心并受益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博友说，得了终身成就奖的吴导不会就此“stop”，他的博文将续写“申江新事”，肯定更精彩，将“灵得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