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里
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他独立执导的社会讽刺喜剧《乌鸦与麻雀》，被世界同行赞为“与同时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所撰著的《角色诞生》和《画外音》，翻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在戏剧界和电影界影响巨大；而作为演员，他以精湛的演技还曾入选当时的“中国十大电影明星”。他就是中国电影一代骄子——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
用良知咏叹理想
用无忌挥洒浪漫
用浩荡鼓动伟岸
用细腻状写微末
幽静里流淌着深沉
轻松里透漏着庄严
摇曳中诉说着稳重
隐约中表白着坚执
……
这是郑君里的儿子、著名电视导演郑大里纪念其父亲写下的诗篇。今天读来，郑君里先生仿佛又回到我们身边。郑大里告诉我，父亲的一生是一首悲壮的诗。而在人格意义上，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说到这里，哽咽语塞。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位影坛人杰却含冤被迫害而死，这个阴影对儿子来说，永远无法抹去。欣慰的是，这个昏暗年代已被终结。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将伴随着他的作品永远不朽于人间。
改变一生的重大决定
从小我就看到父母受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受亲戚债主们的辱骂。我看不过眼，曾屡次跟逼债的叔祖父和叔叔们冲突，他们怒斥我“犯上”，要我叩头认罪，我忍着眼泪做了。从此我就仇恨有钱人，心底里深深地埋藏着个人报复的观念。这里就种下了我的主导思想的胚胎——个人反抗、要争气，要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
——郑君里
郑君里，祖籍广东中山市三乡镇，因父母早年到上海谋生，于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当时，很多广东人都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郑君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父亲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贫寒的家庭，时至年关，还会有债主上门逼债，郑君里亲见父亲跪在堂屋里求债主宽限。儿时不堪的经历，让郑君里从小就有发愤图强的决心。
郑君里6岁入学读私塾，曾在广肇义学和岭南中学受过教育。在岭南中学，郑君里接触了大量中外名著，他尤其喜欢作品带深刻哲理意蕴的歌德和泰戈尔，期间，他受一位搞过电影的同学影响，对艺术产生浓郁兴趣，看戏看电影成为他最大的课余爱好。16岁那年，尚未毕业的他独自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决定，投考由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建的南国艺术学校。这个决定，遭到了父亲的激烈反对：“你要去做戏子是吗？家里已经这么穷了！”勃然大怒的父亲最终熬不过跪倒在地、意志坚决的郑君里，只能无奈同意。
1928年，郑君里经欧阳予倩主考进了“南国”，在那里，他和陈凝秋（塞克）、陈白尘、吴作人等成为同学，深受田汉唯美浪漫主义艺术观的影响，并且以极大热情按田汉的要求苦学英文。当年，他就借助字典翻译了《易卜生论》和《苏俄演剧左中右三派》，后发表于《民众日报》。
郑君里的艺术生涯从表演开始，田汉是他的启蒙老师。上学时，他就在几部戏里跑龙套，比如《推销员之死》《娜拉》等。刻苦严谨的郑君里每次集体排演之后，都会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屋里反复演练，因而他每日的表演都能情绪稳定、规范化而不走样。1929年他获得了主演王尔德名剧《莎乐美》的机会，而后还主演过话剧《大雷雨》。是年冬，郑君里和同学组建了摩登剧社。
“电影候补皇帝”
我们如痴如醉地热爱田汉的剧作，几乎所有的田汉剧本都演，我们还请赵铭彝、郑君里来为我们排演《小偷》和《父归》。他们的指导使我们耳目一新，从而划清了演“文明戏”与话剧截然不同的两种方法。从这时候起，我们的剧团被纳入左翼剧运的领导之下。事后得知，那次赵、郑两位是带着上海剧联组织交给的任务，为建立南通剧联而来的。
——赵丹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郑君里是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作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执行委员，他执笔起草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在这份纲领里，郑君里写下了这样的战斗檄文：“敌人若以炸弹攻击我们，我们即以炸弹回报之。”他积极热情地参加剧联领导的游行示威，赴工厂，进学校，入剧场，演出了《洪水》《复活》《阿莱城姑娘》等很多左翼戏剧，宣传进步思想。期间，郑君里等还赴南通演出，他的表演让当时在南通“小小剧社”演戏的赵丹大为佩服。赵丹向郑君里请教演艺，郑君里也发现了这个演艺界的奇才，从此两人结成莫逆之交。
由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郑君里也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舞台。1932年，他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的一员，出演了蔡楚生编导的《粉红色的梦》、《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史东山编导的《奋斗》，孙瑜编导的《野玫瑰》《大路》，等影片。著名演员阮玲玉和郑君里同为广东中山人，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除了《新女性》外，还在多部影片中合作。阮玲玉最困难的时候曾住在郑君里的父母家里。阮玲玉自杀后，郑君里是她出殡时的扶棺人。
影片《新女性》剧照，郑君里饰演编辑余海涛，女主角为阮玲玉。
左翼剧联”时期，郑君里演出的《阿莱城姑娘 》剧照
郑君里富有艺术魅力，在银幕和舞台上，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善于把握角色内在情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关于这一点，被称为“电影皇帝”的金焰，也对他称赞有加，因为两人当时双双入选了“中国十大电影明星”，所以，金焰在他赠照给郑君里时，称其为“候补皇帝”。
劫后余生的《画外音》
每一次想到他，总为这位艺术家的早逝感到惋惜。像他这样既善演技，又能执导；既有舞台经验，又有电影实践；既重视创作，又研究理论的多面手，在中国戏剧、电影界是并不多见的。
——夏衍
在郑君里的艺术道路上，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相互并进是他的重要特点。他不但具有丰富的编、导、演实践经验，而且具备深厚的电影本体理论和电影史学修养，其作品跨越戏剧到电影、表演到导演，这位被称为“学者型”的艺术家在中国艺坛上是少有的。
如果我们要探研其源头的话，郑君里从入南国艺术学校学习开始，就对表演和理论研究充满了兴趣。1932年到1938年，是郑君里表演艺术理论的酝酿时期，他在电影、话剧两个领域的实践，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郑君里导演专著《画外音》
郑君里著《角色的诞生》
郑大里告诉说，“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啃表演理论。他先是试着翻译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讲》。他初中肄业，英文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先是对照着英文字典“啃”下来，再拿俄英字典对照原本，发现差错改过来，这样一遍下来英文已经相当好了。父亲也是中国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语来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这就是他所说的笨鸟先飞，这也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
上海电影制片厂原总美术师韩尚义，1938年和郑君里都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从1939年至1943年，一起拍摄大型史诗纪录影片《民族万岁》。这位“老搭档”生前回忆当年情形时这样写道：
到青海已是十月寒天了，我还是和君里睡一个炕。往往我一觉醒来，他还伏在炕几上在油灯下边啃冷馍边做第二天的拍摄准备。我不敢惊动他，只是思忖着这位大明星，过去的生活是那么优越，如今却那样吃苦耐劳地工作，不禁油然而生敬意。我知道他和戏剧家章泯在重庆分手时就约好，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这本书一分为二，分头去译，一年后回重庆合成出书，所以他一有空就译书，把随身带的一本英汉模范词典的封皮也翻破了，补了又补。
郑君里在大西北拍摄《民族万岁》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枪林弹雨没有让他放下对理论的钻研。他白天跨越戈壁和黄河，晚上又伏在鸡毛小店昏黄的油灯下完成《演员自我修养》余下的翻译。这本与章泯合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最后在1943年由生活书店出版。
1942年，郑君里随中国万岁剧团去澄江镇躲避日军轰炸，利用这个空间开了40多天的座谈会，他由此萌发了总结中国著名演员表演艺术家的经验，结合斯坦尼表演体系开始撰写《角色的诞生》。作为我国戏剧理论研究的先行者，郑君里广泛研究了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各种艺术以及文学的特征和规律，找到了一条从其他艺术门类吸取营养，丰富表演艺术的成功道路。由于战时生活东奔西走，郑君里没有集中时间著书，只能分成《演员如何准备角色》《演员如何排演角色》等分章撰写，随写随发。全书最后直到1946年才全部完成。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为该书作了序。
新中国诞生后，郑君里一直奋斗在导演岗位上，但他对待艺术创作的严谨态度却从未改变，对导演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之路没有停止。他的导演专著《画外音》就是这段时期的理论总结。由于“文革”的原因，这本书直到1979年8月才终获出版。郑大里告诉我们，他父亲平时十分注重总结，每一部影片完成后他都会仔细整理资料，把导演阐述、分镜头剧本、工作笔记、与合作者的来往信件、完成片的镜头剪辑乃至上映后的观众反应，等等，精心装订成册。在郑君里家里，至今可以找到他当年留下的一套套图，全是电影的分镜头，那都是他精心画出来的。
这本《画外音》书稿是文革后从发还的郑君里遗物中意外发现的。从稿上被划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杠杠和批判性的语言可以看出，文稿显然是当时作为罪证才被保留下来的。真是庆幸，我们今天才能读到中国第一本由导演本人撰写的有关电影艺术理论专著。
初显导演非凡禀赋
看完《一江春水向东流》前集，洪深先生要我说几句话。是的，我应该说，因为这是在内容形式上都有优秀成就的片子（虽然不都是“最高”），因为制作者几乎全部都表现了高度的艺术良心，因为编剧导演在戏剧电影领域系着无数进步观众热切的期待。
这片子很长，分为两集，我们看过的前集题为《八年离乱》，在美琪戏院试映时得晤导演郑君里先生，他说：“您单看前集是不会太满意的，好处在后集。”因此单凭《八年离乱》来评价《一江春水向东流》全剧是不公正的，但虽见前面不是尾，你依然可见神龙的全体。何况画卷初舒已经可以接触他的耀眼光芒。
——田汉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在完成理论专著《角色的诞生》的同时，郑君里也成功完成了由演员向电影导演的转型。1946年到1947年间，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了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部汇集了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一系列优秀演员的史诗之作，创下了解放前继《渔光曲》之后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有71万多人次观看了本片。影片运抵香港和南洋后，轰动景象毫不亚于上海，当地的电影评论纷纷称，因此片而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1956年、1979年影片重加整理后先后在内地重映，仍旧大获成功。影评家柯灵曾有文赞扬：“《一江春水向东流》纵贯8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做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而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正反左右参差横斜的对比，犹如重楼复阁，发挥到了极致。”
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蔡楚生正患肺病，郑君里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每天晚上他都跑到蔡楚生家里，商量第二天的拍摄。这部片子的剪辑也由郑君里完成。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这部电影虽是郑君里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作为导演的非凡禀赋。
《一江春水向东流》工作照，拍摄陶金和白杨在阳台上的戏。
《乌鸦与麻雀》剧照
在剧中饰演素芬的已故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难忘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那段日子，她回忆说：记得君里曾经告诉过我，这部片子起先国民党检查官怎样也不予通过的，后来给他送过去“一束花”，过不了多久影片竟被通过了。原来在这“一束花”里放了几个金表，这就是国民党官员的“德政”。影片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的，影片的检查通过本身也说明了国民党官员已腐败不堪。当影片发行时，君里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兴奋极了，高兴极了，记得君里边说边笑，边笑边说，眼角上却闪着泪花……
郑君里独立执导故事片是从《乌鸦与麻雀》开始的。据说《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郑君里与赵丹、陈鲤庭、陈白尘等人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兴趣盎然，便说要出一个剧本，由陈白尘执笔。作为一部杰出的社会讽刺喜剧，影片将当时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一栋楼房里进行隐喻，整体结构堪称完美，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展现了一幅社会众生相，真实地记下了蒋家王朝的“最后罪恶史”。
《乌鸦与麻雀》从1948年解放前夕一直拍到新中国成立后，影片创作跨越了两个时代，它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感，在人物刻画、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他以极高的起点开始了自己的导演事业，第一部独立执导的作品就达到了世界水准。日本著名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认为，“如果这部作品当时就被介绍到国外，那么借助国际舆论的支持，中国电影艺术家的活动空间在那以后或许就更大一些。”
这部电影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郑君里凭借此片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一流导演之列。
困惑中的不懈努力
尽管君里很少参加文艺界电影界那些论争和批判，他还是难免经常要陷入苦闷之中。我就不止一次听他流露过自己感到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在拉自己的苦闷。今天当然很清楚了，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前，正确的文艺路线就不断地经受“左”的却又是打着党的旗号的逆流的干扰。那时，一方面是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周总理一再关怀鼓励的正确途径，另一方面又是康生等不断掀起的“左倾”逆流。江青早已经一再对君里施加压力。
——张骏祥
新中国的诞生，郑君里作为左翼导演的中坚代表人物，满心欢喜地迎接着新政权的到来。他一心想为党和人民拍好电影，可在艺术创作上，却因为当时不断变换的文艺政策，而时常陷入“困惑”，他这时期的创作努力几乎是为时势而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一些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问题。郑君里为领袖的高瞻远瞩而热血沸腾。1949年，郑君里在《乌鸦与麻雀》到北京送审回沪的列车上看到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涉及了解放初期干部进城的问题。回到上海，他立刻将小说改编成了电影，由赵丹、蒋天流主演，主要表现一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典型”的夫妻进城后婚姻从破裂到修复的过程。《我们夫妇之间》于1951年完成后，即被批评为“歪曲党的干部形象”，影片未面市即遭封杀入库。当时在全国看过此片的不到百人。这是自《武训传》后被批判的第二部电影，郑君里还在上海市人代会上作了检查。
不过，这次批判还没有形成规模，是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武训传》才使批判上升到全国规模，声势浩大。作为上影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曾极力推动《武训传》拍摄的郑君里当然难辞其咎，这对郑君里打击极大。为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发现了一位农民起义军领导者宋景诗。于是郑君里和孙瑜受命共同执导电影《宋景诗》。江青提出要演过武训的赵丹“从哪里倒下，就从那里站起来”饰演宋景诗。郑君里知道，武训是赵丹呕心沥血塑造的形象，让赵丹饰演宋景诗来批判武训，等于是让赵丹对着全国观众自打耳光，这是一种人格的侮辱。郑君里以“人物性格不合适”为由，拒绝了江青，保护了赵丹。
《宋景诗》结果由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来主演。此片是郑君里涉足的第一部历史大片，虽然他为这部片子竭尽全力，依靠演员将农民起义军的群像有血有肉地在银幕上树立起来，但由于宋景诗投降清廷是客观事实，这部“赎罪”片短暂上映后也被入库封存。
在上影厂，郑君里以接“重头戏”而著称，但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明白。
继《宋景诗》后，他被领导告知，要策划一部援越抗美的电影。郑君里带着任务随团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非常支持中越合拍这样一部故事片。但是，越方希望重点揭露美国兵在越南的烧杀抢掠，而中方则与他们意见不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令郑君里欣慰的是，周总理高度评价他在与越方谈判过程中坚持的立场。
1964年，郑君里又从周总理那里接到一个任务：要将朝鲜的《红色宣传员》改编成电影《李善子》，由张瑞芳主演。郑君里专门率剧组赴朝鲜拍摄，其间剧组还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可是当电影拍完时，我们国内已经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朝鲜当时崇尚人性感化。《红色宣传员》强调的是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感化落后群众，把他们改造成合作社社员，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互相不认同的状况，周总理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最后说，算了，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总理这是在告诉郑君里：“‘文革’要来了！”
经典的巅峰之作
1948—1959年间，我跟郑君里合作拍摄了《乌鸦与麻雀》《我们夫妇之间》《聂耳》《林则徐》四部影片，他当导演，我是主演。这四部影片都很成功，我们开玩笑说：这些成功完全是吵架吵出来的！由此，朋友们称我跟郑君里是“欢喜冤家”……
特别是在拍摄《聂耳》过程中，在某些镜头的艺术处理上，我俩之间经常有所争执、相持不下。有一次郑君里气得说：“我下次再也不找你演戏了！”我回嘴：“下次你导演的戏，就是八抬大轿请我上我也不上了！”然而紧接着又共同迷醉在下一部《林则徐》的新的艺术构思之中，彼此都“非你不可”了。
——赵丹
郑君里是一位擅长驾驭“重头戏”的电影艺术家，而拍摄人物传记片更见他的功力。
1958年，郑君里开始拍摄《林则徐》和《聂耳》。这两部作品非常成功，后被誉为“红烧头尾”，成为上影厂向建国1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但这两部片子的拍摄并不顺利。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盛行，上影厂竟然规定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这对于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的郑君里而言，简直不可思议。
据郑大里回忆，父亲当时备感压力，回到家冥思苦想想不通，甚至还难过地流下眼泪。出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和坚持，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所幸，后来周恩来总理到拍摄现场进行视察，在听了郑君里的汇报后，交代两部影片必须精心拍摄，力求打造成传世精品。这样，当时厂里才为郑君里开了绿灯，准许按他的要求拍摄。
在郑君里看来，要树起林则徐这人物，必须在多场戏中深入挖掘他的性格。为此，他曾私下为这个工作拟了一个标题，叫“林则徐的一天”：通过描绘林则徐从早到夜、从夜又到早一天之内错综复杂的内外斗争生活，借以集中刻画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面貌。随着斗争的激化，林则徐思想情绪的变化幅度很大，观众从而可以窥探到他极端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在最后一节，郑君里摒除了他身边的任何人，让他一个人得以安静从容地展开内心世界，他的精神世界由此揭示，林则徐这位历史人物也由此树立。
历史上，林则徐最后是被清廷发配至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然后意味深长地回眸一望，影片定格。郑君里想借此体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思。周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他希望将结局设计成类似于“虽然林则徐走了，但人民群众中的平英团（抗击英国殖民者的一个民间组织）却起来了”的情节。周总理还特别找了平英团的一首七言诗，写一个大雨滂沱之夜，广州三元里人民抗击英殖民者，使他们大败而退。现在观众看到结尾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等镜头，就是郑君里按照这个情节来设计的。
郑君里与聂耳是同代人，还一起工作过。尽管这样熟悉，当他接手拍摄《聂耳》时，丝毫没有懈怠。他采取了与以往“由上而下”完全不同的手法——由下而上，集思广益。因为在这个摄影棚里，很多曾是聂耳的生前好友，如赵丹、周伯勋、钱千里、黄绍芬，还有很多聂耳的同时代人，大家都对聂耳所处时代及那时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有着深切的体会和丰富的经验。
在分镜头剧本出台之前，许多精彩的点子郑君里都尽量吸收，然后回去一场戏、一场戏地整理出草稿，再拿出来让大家尽量“轰炸”。直到开拍时，郑君里又创造出“黑板法”，请场记把不同的处理方案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比较、选择。为此，他很得意地归纳说：“导演要善于像挤广柑汁一样，让演员把心中积累下来的好东西统统挤出来。”
我们可从郑君里留下的该剧画面编排、场面调度、机位图和导演手记中看到，该片拍摄可谓精心制作。如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一节，无疑是影片的高潮。如何表现？这成为他反复思考的问题。在充分听取意见后，他决定借用音乐来描绘聂耳构思《义勇军进行曲》的全过程：如何找到曲子的主旋律，如何形成整个曲子。为此，郑君里请作曲家根据台本逐个镜头设计音乐，并先期录音，而后演员根据音乐的曲调和节奏去表演，使音乐和动作融为一体。当聂耳躺在床上翻身思考，接着走上晒台，最后回到书桌终于写就《义勇军进行曲》，这个创作过程都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为此专家评说，这不是在配音乐，而是用音乐重新体验聂耳创作该曲时的内心历程。这正是郑君里的“匠心独运”。
《聂耳》和《林则徐》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们已成为传世的经典，也是郑君里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聂耳》获得了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1995年，《林则徐》荣膺“中国电影九十年优秀影片奖”，郑君里被授予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都由赵丹主演，特别是“林则徐”，成为赵丹创造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
在探索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道路上，郑君里不懈地继续锐进。1961年导演的《枯木逢春》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和富于诗情画意的镜头画面，动人地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一家人在新旧社会悲欢离合的遭遇。影片成为郑君里追求电影艺术和电影美学民族化的里程碑作品。
在这部影片中，他启用了两个从未“触电”的大学生尤嘉和徐志铧，另外，还替著名演员上官云珠安排了“方妈妈”一角。上官云珠是郑君里的老朋友，她拍了《南海风云》之后便再没有重要作品。一次上官云珠对郑君里说：“阿哥，我很久没演戏了。”说完，泪如雨下。郑君里知道，戏，对于演员是多么重要，于是有了这样的安排。但有人说上官云珠“演不了工农”，郑君里说，“我和她合作过，她一定能演好。”果然，影片上映后，对上官云珠好评如潮。上官云珠与尤嘉在演员辈分上是“隔代”的，由于郑君里大胆起用，这祖孙两代人在中国电影表演传统和时代感上相承相袭，浑然一体。
当时郑君里正在考虑建立中国电影导演艺术的“郑氏体系”，并提出了“内部蒙太奇”的电影构成理论。专家认为，《枯木逢春》具备了郑君里电影导演和表演理论新突破的雏形。
噩梦醒来是早晨
在漕河泾少管所，张承宗曾先后与郑君里、周信芳和吴强同处一室，他称之为“文艺界三难友”……
在张承宗印象中，那段时间对郑君里提审次数不少，造反派的态度也很凶，郑每次受审后回房总是忿然于色。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坏，脸色苍白，有时咳嗽。196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郑君里被提审回来，就整理衣被和杂物出去了。临走时回头望了张承宗一眼，以示告别。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就在这一年的4月23日，郑君里先生因病去世。
——选自《张承宗传》
（张承宗，原上海市副市长）
坐落在广东中山的郑君里雕像
郑君里的艺术生命随着“文革”的到来被迫终结，那段日子对于包括郑君里在内的很多艺术家而言，都不啻一场噩梦。
据郑大里回忆，“文革”期间，他每天凌晨3点就看到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那段时期，困惑的郑君里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写检查，痛苦之极。尽管郑君里年轻时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可这样的底子也熬不住“文革”的折磨，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郑大里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关于郑君里的死，公认的说法是，因为郑君里熟知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底细。郑君里、赵丹和江青，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关系就比较好。蓝苹（江青）在上海出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赵丹、舒绣文与郑君里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证婚的。即便解放后，郑君里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文革开始，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这几家，其中郑君里家是最厉害的。由此，郑君里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赵丹后在《地狱之门》中这样记载：1967年12月8日上午，我因遭到毒打正昏睡在家中，一群人突然闯了进来，把我送到了提篮桥监狱。从此一去就是五年零三个月……后来得知，当天一同关押进去的还有郑君里、白杨、张瑞芳……我熬到1973年春天出狱后，听说了郑君里的死讯。
郑君里被送进监狱后，备受折磨。但他从未曾想过放弃生命，因为他还有诸多愿望未了，他想拍摄艺术片《敦煌的故事》、田汉编剧的《阮玲玉》、柯灵编剧的《秋瑾》，还想将《戏剧春秋》搬上银幕，可是，这个跟儿子说“我是绝不会自杀的”的杰出导演，最后却不堪折磨染上重病，黯然去世。那是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58岁。
郑君里儿子郑大畏、郑大里（右）出席纪念会（信芳摄）
郑大里的诗继续写道：
……
生于斯死于斯得于斯失于斯
横无极涯浩浩荡荡
天堂的号角吹响了
诸神在无声地吟唱
……
乌云终将过去，一代电影大师回归艺术、回归人民。
1978年郑君里被平反昭雪，8月19日，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为郑君里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1989年5月8日，郑君里电影回顾展在上海胜利艺术电影院开幕，“含冤辞世廿余载，人品艺品启后人”，郑君里优秀作品再现银幕，郑君里电影艺术重归研讨。
自1980年后，郑君里导演的影片，成为海外展映的重要作品之一。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葡萄牙、比利时、墨西哥、阿根廷、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举行的影展上，深受欢迎和关注。
曾让郑君里痛苦不已的那部《我们夫妇之间》，尘封终于被打开，1987年在日本率先放映；201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在国内得见天日。
今天，当郑君里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有那么多的人记得他，纪念他，依然关注他，诚如上海市文联主席、著名导演吴贻弓所言：
我想，一个人的经历，相对事业来说，似乎非常短暂，但如果一个人的经历里有足以令人缅怀的品格和业绩，那么，它就会和事业同在，永远积淀在历史里，成为不朽的东西。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上海电影家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