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寄洲近照

电影《英雄虎胆》剧照一九五八年

电影《哥俩好》剧照一九六二年

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一九六三年

　　“拍了一辈子电影，我还是个‘半瓶子醋’。比起孙瑜、蔡楚生那样的大导演来，我还差得远。”一个深秋的清晨，刚刚获得第21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严寄洲导演望着记者，缓缓道出了这样一句开场白。一丝从容的微笑均匀地分布在老人布满沟壑的面孔上，仿如冬日里隐隐绽放的阳光。

　　“不赔钱的导演”、“惊险片大师”、“八一厂故事片第一人”……严寄洲的名字与无数的荣誉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他那波澜起伏的一生难以用只言片语来描述。但透过老人单纯却坚毅的目光，你仿佛又可以大致读懂他对电影的那份深情。

　　于是，一位95岁电影人的故事，就此拉开了序幕。

　　上海的学徒，延安的兵

　　1917年，严寄洲出生于江苏常熟。在他年幼的时候，中国电影也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当时上海几乎是全国唯一的电影制造基地。距离上海不远的常熟由于风光秀丽，成为了各大电影公司常备的外景地。严寄洲至今仍对自己第一次看到电影剧组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一大群人拿着各式各样我不认识的机器在那里拍摄，让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我充满了好奇。”严寄洲回忆道，“我当时就想，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得多神奇啊！”

　　几年后，严寄洲看电影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初中毕业后，他只身来到大上海，考入当时的世界书局，成为一名月薪20元法币的“练习生”。走在灯红酒绿的马路上，只有那一家家面貌各异的影院能够吸引“乡下佬”严寄洲的眼球。为了能多看几次两毛钱一场的廉价电影，严寄洲除了饭钱和房费，几乎全无花销。

　　随着观片量越来越大，严寄洲渐渐萌生了拍摄电影的想法。但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学过电影技法的“门外汉”来说，要加入电影公司并非易事。就在严寄洲盘算着如何进入电影圈的光景，“淞沪会战”爆发了，世界书局被迫停业——一个满怀着电影梦想的青年就此失业了。

　　正当严寄洲茫然惆怅地徘徊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经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一个叫做‘国民救亡团’的组织，这个组织其实是由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的。”严寄洲回忆道，“很快，我的名字就出现在了敌人的黑名单上。党组织为了保护我，暗中将我送到了延安。”

　　1938年，21岁的严寄洲辗转抵达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被安排到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担任戏剧教员。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匮乏，只有袁牧之、吴印咸等人组成的“延安电影团”能够利用极其有限的胶片拍摄一些纪录片。为了尽可能多地创作服务群众的艺术作品，严寄洲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成本更低的戏剧上，他创作的话剧《九股山的英雄》《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歌剧《女英雄刘胡兰》，都成为了革命老区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

　　就这样，严寄洲在战火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对于当时32岁的严寄洲而言，电影已经变成了一种爱好——一种令他无比向往，却似乎渐行渐远的爱好。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短短4年之后，电影就将再次进入他的生活，并且就此与他相伴一辈子。

　　“自修大学”铸就“惊险片大师”

　　1953年的一天，正坐在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办公室里工作的严寄洲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马上做好准备，调赴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严寄洲呆愣片刻，继而狂喜，手舞足蹈——他连做梦都没想到，人到中年的自己，竟然还有机会拍电影！

　　严寄洲以行军打仗的速度收拾好行李，迅速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北京。但一到八一厂，他就着实被浇了一头冷水。“当时的八一厂刚刚建立一年，只拍摄过纪录片和军事教育片，完全没有拍故事片的经验。”严寄洲说。其实严寄洲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已经36岁的人了，却从来没有执导过哪怕一部电影。“但我就是不信邪！没拍过电影，我还没看过电影吗？我就是要做八一厂故事片第一人！”严寄洲始终相信自己的这股“劲儿”。

　　于是，严寄洲开始四处搜寻题材。不久，一次去云南体验生活的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云南边防巡逻队在边境河畔发现可疑脚印的素材，促成了我第一部影片《脚印》的诞生。我自编自导，拍摄完成了这部只有30多分钟的短故事片，八一厂终于实现了故事片‘零的突破’。”严寄洲说。

　　由于时长太短，《脚印》只能和新闻片、动画片排在一起放映。影片依靠惊险的情节和生动的画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引来了同行的非议。“阿猫阿狗都能拍电影！”这是很多导演在观看完《脚印》后做出的评价。严寄洲深知自己的处女作并不成熟，因此他对待各种批评的态度是：全面接受，但决不气馁。老战友成荫宽慰他说：“当年我第一部电影《回到自己队伍来》拍出来以后，也被人骂得一塌糊涂。但我不在乎这些，只是研究为什么没拍好。等第二部电影《钢铁战士》拍出来，就大受欢迎了。”严寄洲微笑着回应道：“对，至少我已经迈进了电影的大门。”

　　1957年，严寄洲完成了电影《战斗里成长》的拍摄，当时的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在观看完影片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老严啊，看你拍的电影，就像是坐在剧场的第七排看话剧。在电影里，一根睫毛的抖动、一根手指的颤动，都是有很强生命力的，你应该用电影的特殊手段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老前辈的一番话点醒了严寄洲：拍电影不是导话剧，电影有它自己的表现方式！

　　年届四十的严寄洲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再去电影学院补习电影知识。那又该怎么办？严寄洲思来想去，突然想起了一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于是他向单位请了假，一头钻进了刚刚成立的电影资料馆。“我借出好多电影，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一遍遍地看。看完以后，我就去剪辑台上拉片子，研究这个镜头人家为什么要这样表现？那个段落人家为什么要那样剪辑？就这样看了一个月，慢慢的，我摸索到了一些电影的门道。”严寄洲说，“回到八一厂，人家问我这个月到哪儿去了？我就说，上自修大学去了！”

　　自此之后，严寄洲的电影创作进入了高质且高产的全盛时期，《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之作相继诞生，而《英雄虎胆》《赤峰号》等惊险片的卖座，更是让严寄洲获得了“惊险片大师”的美誉。“观众为什么喜欢看《英雄虎胆》？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演员选得好。惊险片好看，情节好是一方面，人物好也是很重要的。只有惊险好看的故事，不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电影，注定不会是一部好作品。”严寄洲说。

　　《英雄虎胆》里两个最出彩的人物无疑是侦察科长曾泰和“女特务”阿兰。“我认识很多成功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一脸正气的——因为你一脸正气，很容易就会被敌人识破，用不了几天就被抓起来了。真正的地下党员，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国民党，正气绝不能太外露。”严寄洲回忆道，“我去北影厂找于洋演曾泰，于洋问我，你为什么找我演？我说因为你眼睛里有两道‘贼光’。”

　　曾泰选定了，阿兰却迟迟没有人选。有一天，严寄洲正坐在八一厂里发愁，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严寄洲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孩倏地从他身前跃了过去。这不就是阿兰嘛！严寄洲急忙叫住那女孩，嘴里不停念叨：“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女孩名叫王晓棠，当时只是八一厂的一个小演员，当她得知严寄洲想让自己演一个女特务时，心里那叫一个没底。“我对王晓棠说，阿兰虽然是个女特务，但其实她对国民党也没有好感。从本质上说，阿兰是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她的梦想就是找一个如意郎君，平平静静地过一辈子。你从内心理解这个人物，就能演好了。”严寄洲的一番话，让极具灵性的王晓棠恍然大悟，于是，丰满而立体的女特务阿兰从此被印刻在了中国电影的史册上。

　　谁料想5年后，当严寄洲再次找到王晓棠，邀请她出演《野火春风斗古城》时，王晓棠竟再次犹豫了。“因为我希望她一人分饰两角，同时出演金环和银环姐妹两人。”严寄洲说。严寄洲很清楚，王晓棠本人的性格更像金环，但与银环相差甚远，于是承诺给她时间考虑。第二天一早，研读了一夜小说原著的王晓棠找到严寄洲说：“我觉得，演金环就要演出那个‘劲儿’，演银环就要演出那种‘味儿’。”严寄洲听了惊喜万分，因为王晓棠只用一个晚上，就完全把握住了两个人物的精髓。“我对王晓棠说，你性格里金环的成分太多了，银环那种温文尔雅的性格成分太少，你要想办法往银环身上‘靠’。”严寄洲回忆道，“从那天起，王晓棠就生活在了银环的世界里，那些嘻嘻哈哈的性格一夜之间全没了。很多人问我：晓棠怎么好像变了个人？我心里暗自高兴，因为我知道，《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电影已经成了！”

　　让观众看得物有所值

　　十年动乱后，年近六旬的严寄洲迫不及待地回到电影战线上，拍摄了《二泉映月》《再生之地》等优秀影片，几乎每部都取得了上佳的票房——这对于一位中断了十多年电影创作的老导演来说，近乎是一个奇迹。“其实我们拍电影的，从事的就是‘服务性行业’，跟商店里卖货的、食堂里打饭的人没什么不同。‘服务性行业’绝不是什么贬义词，我的电影就是要让观众在看过以后，感到物有所值。”严寄洲说。

　　八一厂的一位老领导曾对严寄洲说：“老严啊，你拍了那么多部电影，没有一部赔本的，真不愧是‘不赔钱的导演’。”严寄洲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称号。“那时候没有电视，很多人一辈子只看过两三场电影，你如果使用一些非常创新的手法，他们就很难理解。我希望自己拍摄的电影，连山沟沟里的老太太都能看懂。”严寄洲说，“所以我每拍完一部电影，都要去电影院里看三次。第一次去首都剧场，那里以高级知识分子观众为主；第二次去大华，那里主要是普通市民；第三次去天桥，那里基本上是底层劳动者。坐在不同层次观众的身边，听听他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电影，对于我的创作有很大帮助。”

　　除了贴近观众，严寄洲还十分强调贴近生活。“没有生活的电影，注定是空洞的。上世纪80年代我拍《再生之地》的时候，日本战犯早就回国了，演员们怎么体验他们的生活？我的办法是，带着斯琴高娃等人来到监狱，让监狱长把演员们都关进去，让他们在牢房里亲身体验被囚禁的感觉。放出来以后，我让每个演员都写一篇在监狱里的感受，我发现，他们每个人的体验都非常真实。”

　　随着年龄的增大，严寄洲已经很少像以前那样去影院看电影了，电视机里播放的电影和电视剧，成为了他关注的对象。“如今的影视剧，从技巧和画面上看，要比我们那时候强得多；但在真实性方面，却经常有所欠缺。比方说，在一些影视剧里，八路军缴获日本人的装备后，就将日军使用的子弹上进了自己的枪膛，但事实上，两军的枪根本是不同的型号！而在另外一些影视剧里，我时常看到八路军连续射击的镜头——我们的创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对于那时的八路军而言，子弹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很多战士只有5发子弹！我认为拍摄影视剧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不能为了戏剧效果而违背事实。”严寄洲说，“所以我对很多年轻导演都说过，你们拍的影视作品别的都很好，就是缺少生活，以后应该多向生活‘取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