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
编审，1949年生，从事美术出版工作三十年，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画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
在上海美术界，邓明先生是一位极其低调的人物。尽管他涉猎书画、篆刻、鉴定、设计、油画、辞章、评论、摄影诸多门类并都有建树，但是在朋友的视野里，他似乎一直就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当刊有他二十年前一件作品的画册流传开来，画家黄阿忠说：“邓明，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就是出版社领导，你画得这么好，干嘛不继续画？”当他将手绘的电子新年贺卡以邮件方式发至朋友们的邮箱，画家姜建忠问：“邓明，你的创作感觉这么好，为什么不拿出来展览？”面对诸多的关切，邓明先生很淡然：“我怕处理不好鱼和熊掌兼得的关系，只能放弃一头，我的前任杨涵、杨可扬就是这么做的。世界上好的画家够多，可好的出版家不多，懂美术的就更少。”
邓明这代人根深蒂固地执着于这样一种世界观：因为国家培养了你，所以必须要鞠躬尽瘁。如今邓明已经从出版社领导岗位上退休，一边养病，一边用画笔重拾丹青少年时的快乐。
丹青少年
邓明与共和国同岁，1966年毕业于上海市大同中学，一所以课余美术小组和足球队闻名遐迩的全日制重点中学。大同中学美工组向专业院校输送了一大批富有才华且基础扎实的优秀生源，方世聪、张培础进了上海美专，毛国伦进了上海中国画院，日后都成了著名画家。而年纪最小的邓明1974年以工人画家的身份被选拔进入上海师大艺术系美术专业深造。由于学业出色，他在那里连续三年被选为班长，还在黄若舟教授的推荐下为《书法》创刊号撰稿，为俞剑华先生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做校读。出版社立刻找上了这名大学生。到人美社报到的那天，邓明脱口而出的愿望是画连环画或者宣传画，搞创作。可人事科长告诉他，我们是要你来做美术理论编辑的。于是，从事专业创作成了丹青少年深埋心中的一个奢望。
吴昌硕
吴湖帆
一位优秀的出版人
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年，邓明得到过全国优秀美术图书特别金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策划主持的《世界人体摄影》《上海一日》《上海百年掠影》《实用大字帖丛书》《新概念字帖丛书》都曾在相关出版领域拥有过阶段性的示范意义。1988年，刘海粟作序的《世界人体摄影》出版后，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国内媒体也不乏将之视作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继续的评论。2001年主持的集字字帖在字帖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几年里销售逾一百万册，作家沙叶新还专门致信出版社求购。邓明在工作上尽心敬业，奖掖后辈，跟过邓先生的年轻人，早已能够独当一面，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出版界的后起之秀。邓明说自己像是在植树，但“不是种一棵树，而是植一片林”，他要的是培养一个团队，共同努力传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
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
退休后的邓明仍然低调，但零零星星还是听到他在画古人造像的传闻，据说还非常注重用笔的书法性。于是就有了笔者的登门访谈。
《守望丹青》涉及五十余位晚明以来在书画史上卓有建树的画家、书法家，用当事人的书画风格为当事人造像，并作评传。这组作品的难点在于，其一，这五十位当事人大多并无画像传世，因此要根据其友人词章笔记中的零星记载及当时的衣冠服饰制度来塑造，包括容貌、性格、神情。其二，这五十位当事人大多不以人物画见长，因此要借重其山水画、花鸟画的笔调来进行创作。让读者不仅可由图识人，也可由图认知他们的书画风貌和艺术贡献。这就是邓明所谓的“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
赵：“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是一个很学术的概念，您是怎么会想到起用这样的一种概念指导这两年的人物画创作的？跟您的学术经历有关吧？
邓：这里面有两个层次。一是纠正坊间完全主观的创作，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真相。数十年的编辑工作，接触了不计其数的图像资料和文字资料，发现历史人物画像主观臆造的不在少数，这倒不在于中国画的技巧在画人物画上有多少局限性，而是在于一种观念，有人以为画所有事物都可以自出机抒。比如苏东坡，以为只有络腮胡子才配得上旷达豪放。其实苏东坡是长脸、尖颏、高颧、秀眉、大眼、稀须、高个子，中年以后才发的福，其自述及苏辙、秦观、孔武仲、米芾、邵博的笔记诗作都有明确描述。央视百家讲坛开播之初一些人物配图也不准确，也触动我想做这个事情。严谨的也有，比如蒋兆和先生五十年代为历博用毛笔加素描画的《张衡》《僧一行》《祖冲之》《杜甫》。由于资料有限，我不能确定究竟做到了几分还原，但画有所据，比坊间多一分接近真实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就有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八大山人
陈洪绶
高其佩
赵：用当事人的笔墨来塑造当事人？
邓：对！只是用自己熟悉的笔墨技去塑造某个历史人物，还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是我表现的是一个画家，而不是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有自身的绘画语言，金冬心或者八大山人都有独创的绘画和书法语言，构成了只属于他个人的作品面貌，我若把他的绘画语言也植入到他的造像中去，让他的形象更加丰满，让观者在读画的同时直接感受他的艺术特色，岂不更好？赵昌平和了庐都十分赞赏我的想法。
赵：这可就是学术创新啊！既考虑所绘当事人的造像准确和传神与否，还要掌握当事人标志性的笔墨风格，使其与造像完美熨帖。这五十位传主都是文人画家，您等于是将文人画技法上的东西做一遍梳理。没听说现在有谁会这么做，有谁肯这么做，有谁能这么做，古人也不见得这么做过。
邓：学术创新是多维度的，你可以从画论上去研究，你可以从文献整理上去研究，也可以从画家的笔墨上去研究……是不是学术创新得由学术界去认定，我只是将《守望丹青》看作是一次我个人对传统的研究和学习之旅。退休了，终于有时间定定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趁着还算健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如果我的这几十件造像有几件为社会认同、接受和使用，我就心满意足了。还有，上海人应该做点别人想不到、做不到、不肯做的事情。
赵：嗯，这其实也是一个学术视野的问题，如果没有多年来的学术积累，没有一定的学术高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就想不到要做这件事情。您所说的“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其中的着眼点其实还是“笔墨”两字，“笔墨”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邵洛羊先生认为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线，是创作中国画的不二法门。鉴定书画也是如此。我记得一次陪一位年轻朋友带了一张丈二匹的张大千山水到出版社寻求合作出版，画一展开您就表示有问题，送画的朋友当时还有些不服气，若干年后，那位年轻朋友告诉我，他后来终于认同了你的看法，没想到邓社长您眼光这么厉害。
邓：你刚才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说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所在，我做个不成熟的比喻，笔墨就好比是中国画的DNA，如果DNA改变了，那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中国画了。中国画的笔法、水法、墨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它发展的每个阶段每个重要画家都会向它注入新的元素。古人的笔墨就是古人的DNA，所以我用古人的DNA为古人造像，当然就比较准。关键是看你采样的DNA对不对。
赵：从您满意的那些作品观察，确实可以用“形神兼备”或者“笔墨丰满”来评价，特别是眼神，每个人都不一样，似乎在跟您诉说些什么。
黄宾虹
金冬心
石涛
邓：我觉得每一件好画都应该有“画眼”，西画有，中国画也有。作为肖像画，“画眼”主要就是眼睛。比如说我画的八大，八大笔下的鱼和鸟都是白眼朝天的，当然我不能把八大也画成白眼朝天，我就把他画得冷峻一点，眼神斜向一边，斜而冷。这样就把八大卓尔不群的性格表现出来了。再比如说画金农，金农是扬州八家中学问最好的一位，他手持书卷，若有所悟，眼神也没有正对读者，却斜而热。这就把金农画中学者的身份恰当地表现出来了。还有徐青藤，我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亢奋迷乱的状态。一代才子中年病中杀妻，晚景非常凄惨，他的眼神有过人的智慧，但却是迷乱的。我画陈老莲，他的眼神自信而有洞察力。还有吴湖帆，他是世家子弟，风度翩翩，有着良好的学养，让他的眼神保持一点与外界的距离感，也有利于透露出他内心的高贵来。他不是有一颗自用印：“待五百年后人认定”么。
赵：您出版过不少著作，有的在国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英文版《文化中国·中国画导读》，初印三千本不到两年就脱销了。美国《读者文摘》后来又约你出版了另一本《写给欧美读者的中国画述要》，您在书里提出了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是吗？
邓：《文化中国·中国画导读》的写作缘于2005年3月一次“中国文化怎么走出去”的研讨会。我的两个观点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一是中国画从来不表现战争和暴力，二是中国画同样拥有近代西方美术那种丰富的创造力，在宋代达到写实艺术巅峰后就开始不同艺术形式的流变，只是文人画的强势兴起才转变为以诗书画印为主要元素的文人画形态。对画家创造力的评价也从纯粹的绘画能力转变为文学书法绘画能力的综合考量，到处可以观察到儒道释主流文化对绘画的决定性影响。这幅明代无款的《牧马图》，二人二马画面优美典雅，却是幅由人马构成“仁”字的藏字画。这也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画的核心功能所在，文以载道，画亦载道，区别只在于显隐多少而已。这幅明代宫廷画家缪辅的《鱼藻图》最近被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仿复制专业委员会列为十大传世吉庆名画，一条大鲤鱼与众多小鱼组成一个宁静的水下世界，其实是一幅隐喻君臣和谐的颂扬君权的作品，跃过龙门的鲤鱼可就是龙啊！再比如这幅沈铨为人祝寿的《桂鹤图》，你完全可以从桂树、萱草，以及月季花的数量和开花状况解密寿主的性别、年龄和生日月份。这也许是书能走好的原因之一。
徐渭
于右任
赵：您还有一本著作《近现代名家书画品鉴》，这部书直至现今还是艺术品市场的重要工具书，其中评析了晚清以来二百余位卓有成就的书画家。书中著录的书画家也是拍卖市场上的主要书画家。
邓：那也得力于在人美社的编辑历练和积累。欣慰的是前些年重版的也早就脱销了，三百元定价，一共五千本啊！
赵：邓老师，您有许多社会身份，书画家、鉴定家、篆刻家、出版家、摄影家，这些头衔您最在意的是哪一个？
邓：文人吧。一介书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