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白

　　走进隐藏在喧闹的乌鲁木齐路上的优雅花园小楼，在明媚的阳光下，动听的钢琴声飘了出来，与随风打着节拍的翠绿树叶进行着一场美妙的合奏。循着钢琴声，来到了萧白古香古色的家。萧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事指挥和作曲两个专业的音乐家。迈入耄耋之年的他，满头银发，精神矍铄，闲聊几句后，便打开话匣，激情四溢地袒诉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

　　当年的学校如同一个不断向前的大轮子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夏天，在一个炎热的午后，萧白正在学生寝室里睡觉，一个同学兴冲冲地跑来，激动地把一张《文汇报》直接贴在萧白脸上，“快看看，你的大合唱《幸福河》获得了金奖！”同学口中的奖项，即第七届维也纳世界青年大型音乐作品比赛一等奖。这也是中国作曲家首次获得大型作品国际金奖。当时整个上海音乐学院大型作品都沸腾了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萧白也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

　　“《幸福河》的主题是水利建设，完全是在工地上创作出来的。那时，学校派我们去采风，因为我有工作经历，所以我一个人先打‘前站’，安排好后面大部队的吃喝拉撒睡演，并且收集、创作歌词。”萧白微笑着进入回忆的时空隧道：“在工地上，七八十位民工晚上挤在工棚里休息，他们把最边上的位置让给了我，因为这个位置有个小油灯，我就在昏暗的灯光下、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中整理、创作。”等40人的大部队来了之后，萧白与3位作曲系同学共同完成了大合唱《幸福河》，学生演出队就在工地上把这些刚“出炉”的冒着热气的音符表演了出来。因为作品汲取了当地民歌、小调的优美旋律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得到了民工们的共鸣，受到了热切响应。“学校马上决定把《幸福河》作为重点作品加工，动用乐队，全校排练，并要求三天之内把谱子写出来。有一天，中午吃饭时，我忽然接到学校任务，要录《幸福河》的录音带，下午6点进的录音棚，一直录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党委书记孟波、院长丁善德在那里坐镇，做监制。下了指挥台，我两条腿都僵了，但当时并不知道录制录音带是为了拿去参加维也纳的国际比赛。”《幸福河》得奖后，学校建议指挥系的萧白转作曲系，思考良久后，萧白决定不转系，两个专业都学。

　　虽然学生时期就拿了国际大奖，但是萧白很清醒地认识到作品成功的背后有着学校极大的推动，靠的是组织力量。“现在流行语是‘接地气’，其实那时的作品本身就在‘地气’里头，当时学校提倡‘六边’活动，边学习、边生活、边创作、边采风、边辅导、边演出。这是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跟创作直接相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组织三四十个学生去革命历史题材最丰富的江西采风，大家确定了两个创作题材：八一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分两组人写，当时四年级的萧白和两个师弟去了井冈山，在将近三个月时间内采集各种资料在当地创作，创作完了后立马有30多人的队伍现场演出，萧白和师弟根据反馈及时修改。先后有四个元帅：陈毅、叶剑英、贺龙、林彪听过这部作品。

　　“我写了七部大合唱，到现在为止，我感觉付出最多的，在合唱上有所突破的，还是这部作品，当然总体上受政治气候影响比较重，有些语言用的比较过分，个人崇拜有些浓厚，但总体上比其他作品更加扎实。而且从下到上大家都很关心。”萧白说道。

　　1961年，第二届“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开幕，当时正逢党40周年大庆，加上有了第一届的基础，举行得更为隆重，上半场是丁善德的交响乐《长征》、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半场是萧白的大合唱《井冈山》，聚集了全市的演出队伍来演唱。这届音乐节新作品力量的厚重在“上海之春”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那时的创作环境虽然不像现在那么解放，但是为什么能够有大创作大繁荣的景象，虽然大部分作品是主旋律但是为何艺术性丝毫没有受损？就在于当时‘上海之春’和上音的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出人才出作品，而且做得实实在在。当时为写《井冈山》，我们三上井冈山，收集大量一手材料，又做了两次大修改。为了赶排，我写乐队，配乐队谱的时候，配一张就拿去抄谱、立马排练，当时是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先生帮忙排练。堂堂系主任给学生做前期排练，现在哪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时学校就会花那么大的力气鼓励年轻人创作，并做整理出版钢琴谱、出唱片这样的后续推广工作。”由此，萧白感慨道，“这些培养、激励人才的方针不能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了，我觉得现在人们对作品创作在文艺发展上的意义的关注远不如对制造一个繁荣景象的关注，但是艺术历史是用艺术作品写出来的，音乐历史也是用音乐作品构成的，而不是各种活动。所以这么多年来，在把创作看成第一生产力这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音乐创作，没有长期的规划，没有研发的投入，就不会有好的作品出来。以前领导出题目、出资金、出主意、定形式，管得太多，这有弊端。但是现在一谈多元化，好像就放任自流，文责自负，自我表现，从创作角度也不对。既要有自由的环境，又要有支持和培育。”

　　18年换来18分钟的掌声

　　从上音毕业后，萧白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上海歌剧院，歌剧一直是萧白执着追求的理想。在建国初期，苏联莫斯科大剧院在北京演出的三部歌剧曾让萧白心潮澎湃，而一场歌剧电影又让他热血沸腾，浮想联翩，“剧中人物被俘不投降，坚持逃出来，这多被动啊。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英雄人物有的是，如果用歌剧把岳飞表现出来，肯定精彩得多。”当这样的心念一动，注定了萧白与歌剧一生的缘分。

　　当听说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届指挥系招生有歌剧指挥专业时，萧白立马辞了工作从北京来到上海，可是该专业却因为条件不具备取消了，杨嘉仁主任建议他去合唱指挥专业。“一开始我还不甘心，现在想想太对了，歌剧以人声为主体啊，不懂声乐、演唱，怎么写歌剧？之后我也写过独唱曲，大合唱，声乐套曲等等，锻炼了写歌剧的综合能力。”萧白感慨道，“许多人都在抱怨生活，我却一点都不抱怨，任何一种生活、一切经历都为我写歌剧准备了条件。”

　　到上海歌剧院后，萧白拿出了思考良久的关于岳飞的歌剧创作计划，不料碰到了政治运动，美好的愿望变成了被批判的“崇洋复古”的典型。“在文化大革命时，各种帽子我都戴过，但即便我被关在钉着铁板的牛棚里，我还在构思岳飞的最后一幕。现在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被关牛棚的一年多时间，我就写不出后来的歌剧《仰天长啸》，就找不到岳飞那种冤屈的感觉，写不出最后一声呐喊：‘天日昭昭’。所以我觉得任何经历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都是情感上的积累。”

　　1988年，《仰天长啸》在哈尔滨首演，由作曲家萧白亲自指挥。当音乐收弓停棒时，全场轰动。该剧后来在京沪两地均上演，获文化部特别奖。与施光南的《伤逝》、金湘的《原野》一起被称为“中国歌剧在民族化基础上迈向国际化的三部经典之作”。

　　二十年过后，2008年，在纽约林肯中心，当《霸王别姬》最后的一个音符飘落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后台的萧白不禁热泪盈眶，足足18年的付出，换来了长达18分钟的掌声，值了！

　　2008年，在美国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郭立明的策划、资助和运作下，中央歌剧院携歌剧《霸王别姬》赴美国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纽约、休斯敦、达拉斯六地巡演，进行了一次横贯美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全境巡演。演出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美国诸多媒体盛赞演出，歌剧《霸王别姬》的演出成为当时美国主流艺术演出的一件盛事。该剧也在第十三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评选中荣获文华大奖，同时还获得剧作奖、导演奖、音乐创作奖、优秀表演奖等五项文华单项奖。

　　虽然满载荣誉而归，但之前的艰辛只有创作者自知。萧白告诉笔者，早在1994年中央歌剧院虽然愿意演出《霸王别姬》（原名《鬼雄》）音乐会，但他必须支付演出资金，无奈之下，萧白只好“不务正业”，与朋友一起帮一个广告公司策划广告，共赚了5万元钱，朋友仗义地表示，“不用分钱了，都给你搞歌剧吧”。在这样的赞助下，《霸王别姬》才有了露脸的机会。“歌剧的专业性很强，历史上写歌剧的、给文化史留下作品的人，多是专门写歌剧的，威尔第、普契尼、瓦格纳没有写过一部交响曲，都是全身心投入歌剧中去，真正在探索歌剧这门艺术的本体价值和艺术规律。我们中国有这样一门心思写歌剧的吗？我一直在用我的指挥来养创作，这还行，但是那些职业作曲家呢，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如何出作品？所以应该建立创作基金，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专门的制度，不能让作曲家当苦行僧吧。”

　　歌剧是一种容量大，表现形式丰富的艺术样式，但在国内尚未被广大群众熟识，同时，很多人觉得歌剧这块外来的骨头太难啃了，所以坚持创作者也是寥寥。

　　“我追求歌剧是执着的，在上海想写歌剧的不少于10个，能写歌剧的不多于10个，真写歌剧的不超过5个，一辈子坚持写歌剧的只我1个，这不是我的骄傲，是上海的悲哀。”萧白有些激动地说道。而且遗憾的是，他的两部在上海出炉的歌剧作品的首演地点却都不是上海。

　　四十多年，2部歌剧作品，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创作量比较低产，但是萧白对自己的创作有着严苛的要求，有剧院找他写一部歌剧《西施》，他一听只给他一两年的时间，马上回绝了，他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好好酝酿、创作。“现在有一些概念化的戏剧，一些有着符号的人物、杜撰的故事、没调的音乐的歌剧，这怎么赢得观众？”

　　多年来，萧白一直在找寻的是一条切实可行的中国民族歌剧之路，把意大利的歌剧精华与民族的歌剧结合起来，不能让屈原唱普契尼的调，也不能让霸王唱成李尔王的。“我创作歌剧有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是歌剧的，歌剧不是音乐剧，不是现代戏曲；第二，必须是民族的，反映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第三，必须是观众的。对普通老百姓，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耐心，一方面是不断介绍歌剧，一方面是创作自己的作品出来。只有本民族的东西，才能跟我们的观众更为接近。”

　　合唱应该成为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

　　因为毕业于两个专业，工作时，萧白也一直是“脚踏两只船”。

　　除了歌剧，萧白对于合唱指挥也倾注了很多心血，曾任中国合唱家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合唱协会理事长。萧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合唱方面，他认为，合唱是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改革开放之后，生活富裕了，精神文化要求增强了。而合唱既高雅又通俗，艺术性和群众性相结合，合唱如同流动的建筑，它高可攀，低可就，所以才会有现在的燎原之势，参与人数很多，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上海合唱协会的团体会员从之前的30个发展到了现在的170个。我们立了比较高的门槛，门槛外面的还有上千个。”不过即便是如此热闹的局面，萧白依然皱着眉头说：“我们虽是合唱大国，但不是合唱强国，这几年参加很多国际比赛，看到了世界合唱的发展水平后发现，我们的合唱历史是短的，正由群众歌咏向合唱艺术过渡。在世界合唱艺术面前，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萧白指出，“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上有三座很难逾越的大山：第一，基础音乐教育的缺失；第二，没有那么多的好作品供给那么多的合唱团使用，而好作品才能推动合唱的发展；第三，指挥严重不够，指挥必须高于团队，团队才能提高，但是现在指挥培养落后于需求。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不能求一时繁荣。”

　　除了艺术领域的短板，一些功利的思想也是合唱活动发展的绊脚石。萧白认为现在合唱的处境比较尴尬，很多都成为“庆典”和“旅游”的工具，变成了一种表演，只是纯粹的形体行为、一种技能，失去了合唱的艺术本质。那什么是艺术的本质？萧白指出，就是反映人性最深层的东西，寻求情感的自由释放。“很多时候，合唱已经没有了情感的交融，那种演唱只是表演而非表达，而合唱的灵魂就在于发自内在的表达，如果表演或赚钱占据上风，那就无法展现歌曲的震撼力。”所以，萧白认为要杜绝功利，要回到艺术本体上思考问题。在任上海合唱协会理事长时，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变了上海合唱委员会机构，二是坚持推广无伴奏合唱，因为无伴奏是最合唱的。“通过无伴奏合唱，很多观念，一些基本方法、艺术标准逐步得以解决，才能进入了世界合唱共同的美学标准，追求统一、平衡、谐和。无伴奏合唱，对保持并提高上海合唱团队的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概括来说，唱合唱不只是唱音符，最后唱的是文化，营养全面才能提高。”

　　无锡山禾合唱团也是萧白推动合唱艺术的试验田，已经辅导了7年，最大的变化是，改变了合唱团队的人的素质，把一个简谱团变成线谱团，从唱群众合唱曲到唱世界名作。合唱团至今已取得十多个比赛金奖。中国合唱协会会长田玉斌曾专门题词：“作为群众文化工作重要标志之一的无锡山禾合唱团，多年来曾在国际国内合唱比赛中屡获殊荣，该团已经成为全国非职业合唱团的一面旗帜。”不过，萧白认为对于这么一个达到一定水准的团，再追求奖项已经毫无意义，应该在艺术的品质上再上一个台阶，譬如开专场的音乐会，就是新的追求新的途径。

　　“现在在音乐方面为了得奖的心态非常普遍，我曾在学校兼过一些课，发现现在学生的心态要求、取向跟我们当时完全不一样，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为了拿奖。想当初，我根本没考虑过能获奖，反倒有意外收获，现在回想起来，我要是心里只想着拿奖肯定创作不好作品。因为艺术创作就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啊。”萧白表示，“现在的文化战略是大发展大繁荣，现在应该说是繁荣的，但如果说大发展，就要多考虑，因为发展是走向未来的。我们为未来埋下了多少种子？现在在舞台艺术上，可以搞搞拼盘、杂烩，时间久了就不行了，会审美疲劳。我们要有历史意识，我们这一辈可能没什么结局，但是希望给下一代留下一些启迪。至于上海，市场意识很强，很繁荣，但是也存在赚一笔就跑的轻薄与浮夸，我们要用百年老店的思想考虑一下我们的决策和行为。”

　　少年时，萧白就有着歌剧的艺术梦，心中藏着中国歌剧悲剧三部曲，现在实现了两部，还有一部是写屈原，但是考虑到年龄、精力方面的限制，萧白遗憾地放弃了，如果不能比之前更上一个台阶，他宁愿封笔。“从年轻时到现在，我一直沿着一条路走，我不知道最后能达到怎样的结局，但是我愿意一直走下去，我有时告诉别人，艺术是诚实的，艺术是不可虚伪的，必须有一颗诚实的心，认认真真地思考，踏踏实实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