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素音（1917-2012），是英籍亚欧混血女作家罗莎莉·玛蒂尔德·周的笔名，于 11 月 2 日逝世。她是中国第一代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的女儿、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中国驻英武官之妻、穿行于东西方世界的国际友好人士，她的自传小说《瑰宝》被改编成电影《生死恋》，获奥斯卡三项大奖，她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访问中国，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撰写传记，据说在 70 年代的中国，至少有 1 亿人听说过韩素音的名字。

韩素音

　　韩素音的意思就是“汉属英”，她深爱着中国，她的作品写中国，当她身在远方时，她一次又一次回到中国，而她的根从未离开过中国的土壤。

　　当地时间11月2日中午，英籍华裔女作家、社会活动家韩素音于瑞士洛桑的寓所逝世，享年96岁。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的两个女儿——在美国的唐蓉梅和在新加坡的周惠英经常去瑞士看望她。“蓉梅每次去，都从那里给我打一个电话，”韩素音的堂弟，今年也已92岁高龄的周光地回忆姐姐晚年的情形，“3年前她还能说话，不过思路已经不大对了；两年前，她还知道我是谁，但话已经说不清了；去年就不行了，电话打过来，都不说话了，说是有时候连惠英也认不出了。”

　　1997年以后，周光地就没有再见过韩素音。他记得她1996年和1997年最后两次回来，都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请来的人都很高级，有作家，也有政府部门的人”。周光地说：“她没说以后不回来，不过我看她样子是想到了，没明说。到了1999年，建国50周年，国家请她回来，手续都办好了，宾馆和开会的座位也确定了，快要走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医生不让上飞机，没来成。”

　　北京时间11月3日上午，周光地得知韩素音去世，他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在成都的弟弟周光墉。由于抗战初期曾在重庆和成都一起生活，兄弟两个和韩素音的关系很亲近，不过由于年事已高，他们都无法赶去洛桑参加葬礼。这一次，还是像过去几年一样，周光地在家里等待唐蓉梅和周惠英从瑞士打来电话，告诉他关于姐姐最后的消息。与记者通话时，周光地讲起了一次在英国的团聚：“大概1946年或者1947年，有一次韩素音的大哥带着他儿子从法国来，我们和蓉梅一起，蓉梅难得也在，5个人去海边玩。因为拍了照片所以我记得，她大哥拍了一张我们4个的，在我这里，还有一张是我拍他们4个，我给了蓉梅。有一次我问她还在不在，她说好像丢了。可惜了。”说着当时的情形，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我们以为天人永隔必定令人悲恸不已，然而对经历了一个世纪沧桑的这个家族的老人们来说，这不会远过中国和瑞士的距离。

 

《周恩来传》（Eldest Son: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994)

《瑰宝》

　　传奇身世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韩素音的名字曾经家喻户晓。人们知道她和周恩来关系很好，并为他和毛泽东写过传记。她还是那个相对封闭的时代里向世界介绍中国，也对中国介绍世界的著名国际友好人士。1952年，韩素音用英文创作的自传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以小说为基础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得了3项奥斯卡奖。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与其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比利时妻子的女儿、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韩素音的复杂身世并没有影响她的身份认同。与她的哥哥、妹妹们截然相反，她始终将自己视为中国人，并毕生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人。

　　时代变迁，如今很多年轻人没有听说过韩素音，“一个热爱中国的混血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已不足以挑动人们的神经了。但若撇开这些标签，将她视为一个一生著有30余部作品的作家，她的那些将中国历史与私人叙事融合起来的多卷本自传作品，仍是收放自如的杰作，具有引人入胜的细节和独特的感染力。不得不感叹，传奇依旧是传奇。

 

1928 年韩素音（左一）全家福，北京

 

　　韩素音原名周光瑚，1917年生于河南信阳。她的母亲玛格丽特当年为了爱不顾家人反对，与在比利时留学的中国学生周映彤私奔来到中国，然而中国的现状很快将爱情消耗殆尽。韩素音便在母亲连绵不绝的抱怨和邻人的嘲讽讥笑中长大。在三卷版自传的第一卷《伤残的树》（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8月版，第二、三卷也已于今年8月出齐）中她这样写道：“她四周这个庞大而陌生的国家就是这样一片麻木不仁，比陷于敌人重围还要憋人，比真空还要空虚，使得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成了一片沙漠，她在这个沙漠里跟自己作对，囚身在人堆里面，囚身在麻木不仁肮脏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耗子笼里面来回踱步。这只耗子笼是她当初被爱情牵着走进来的，如今这爱情已成了号哭不停的孩子，已成了肚子里的另外一个孽种？”玛格丽特每天都说要离开，但战争将她困在原地。作为混血儿，韩素音年少时不仅被中国人看不起，也被白人看不起，“人们认为，我们这些欧亚混血儿就是和别人上床用的”。然而这些并未使她被怨恨折磨，反而让她萌生了写一本关于父母和中国的书的想法——“我们是时代的产物，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中国在1900年发生了一场‘拳匪’之乱，欧洲人是这么叫的，中国人称为义和团起义，由于这一事件，我的中国父亲没有去考科举，做翰林，却娶了我的比利时母亲。找树要寻根。我得回到根上去。”

　　

　　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寻根的渴望使韩素音与她的三叔周见三走得很近，因为三叔热衷研究家世，还曾为族谱作序。1939年到四川后，韩素音和三叔聊得很投机，1964年，三叔将自己收藏的家族书信和照片都给了她，供她写书用。韩素音在好几部书中提到过这位三叔，周光地和周光墉就是三叔的儿子。

　　据周光墉回忆，解放前韩素音住在他家，他的母亲很照顾她，父亲也喜欢她，家里的事和她聊得最多。周见三那时是重庆美丰银行总经理，他的房子有三进，在普遍贫穷的环境中算得上奢侈了。周光墉说：“父亲每年都要从重庆回成都三四次，韩素音和他一起回来。我那时候在成都读书，常能见到她。后来日军开始轰炸成都，我的学校搬迁了，见得就少了。”韩素音在自传中也写到当时的情形，她和三叔经常一起散步，边走边聊周家家史以及与土地耕种、收获有关的事情。比如周家曾经营一家名为“广兴行”的烟行，而种植烟草需要大量肥料，所以行里的小贩到街巷里零售烟草时，往往喜欢把摊位摆在公厕对面。凡此种种，她写起来不惜笔墨，可见很感兴趣。在写到战争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时，她也有自己的视角，译者金坚范在后记中也说，他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书中很多中国的事情也是第一次听说。

　　大约1941年，周见三在重庆的房子被日军炸毁，周光墉记得韩素音因此回到成都找他们：“她提着手提箱，手上搭着一件衣服，我好像正在吃饭，抬起头觉得她样子很疲惫。”那段日子，韩素音还在写作她的第一本书《目的地重庆》，她的初衷是使美国公众对战时中国产生同情和钦佩。这本书于1942年初在美国出版时，珍珠港事件刚发生不久，因此在大洋彼岸引起了巨大反响。但也正是在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韩素音与其思想保守的第一任丈夫、国民党官员唐保黄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政治立场上，都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

　　尽管生活并不安定，与当时在重庆工作的唐保黄也时有冲突，但是1939-1942年间，韩素音一直待在四川。然而此前，她曾一心想要离开中国，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一生都在“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奔跑。

　　1933年9月，在协和医学院当了几年秘书之后，韩素音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计划3年后再回北京协和医学院读5年本科。但大学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她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无法正常学习。1935年，韩素音得到奖学金，不顾父母反对，去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布鲁塞尔参加集会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日。1938年，韩素音决定回到中国。许多平时叫嚷着爱国的中国学生那时候都摆出观望的姿态，她的所有外国朋友都劝阻她，但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得回去。”于是，在根本不知道进不进得了中国的情况下，她登上了从马赛开往香港的轮船。1948年底，韩素音在英国皇家自由医院担任住院医生已经一年了，尽管有诸多顾虑和困难，她的抉择和10年前如出一辙。在自传的最后一卷《无鸟的夏天》末尾，她写道：“我至少要到中国的大门口去观察，去看看，我不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最后的归宿

　　“在香港我可以闻到从大陆来的尘土，感受到从大陆来的气息；要是留在英国，我就会枯萎，成为一具毫无生气的活着的木乃伊。”在自传体小说《瑰宝》自序里，韩素音又一次表明了回到中国的决心。虽然此前她的丈夫唐保黄战死东北战场时，她甚至都没有回国参加葬礼。

　　在香港，韩素音在玛丽医院戈登·金的妇产科当助理医生，以每月700港币的工资养活自己和在重庆时领养的女儿唐蓉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泰晤士报》战地记者伊恩·莫里森，尽管后者已有妻儿，两人仍陷入了热恋。后来伊恩死于朝鲜战争，《瑰宝》便是为他而写。1952年，韩素音嫁给了英国出版商唐柏，改名伊丽莎白·唐柏，可惜这段婚姻也没能维持下去。直到1956年，情路坎坷的她认识了一名来自南印度的军官，才终于找到了一生的归宿。1993年，韩素音回成都访问时，跟当地媒体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1960年，印度与中国为边界发生摩擦，派一位高级军官领兵前往印中边界，可这位军官说：“中国是友好邻邦，不能打中国人。”他的上级对此十分气恼，严厉地对他说：“你若不去就撤了你的职！”他却坦然地回答：“撤职我也不去。”这个故事中的那位高级军官就是她的丈夫，她给他取了中文名字“陆文星”。作家叶永烈在文章中这样描述他：“他身材魁梧，西装、领带整整齐齐。他性格温和、淳厚，言语不多，总是微微笑着。”在爱中国这一点上，他和韩素音是知音。

　　韩素音曾说，他们夫妻感情很好，但在工作上各忙各的。她每年有大半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说，很多时候是做关于中国的演说。中国解放初期和外界隔绝，她因为身份特殊，认识的朋友又多，在外交上做了很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上世纪50-70年代，她与陆文星多次来到中国，为重修中印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在中国时，她是陆文星的翻译，到了印度则反过来。她还被称为周恩来与戴高乐之间的“特使”，许多国家也把她当作了解中国的渠道。1997年7月，韩素音和陆文星在北京接受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颁发的“对外友好大使”称号。两人晚年定居瑞士洛桑，没有电视、没有汽车、没有保姆，过着安静的生活。韩素音每天花1小时做家务，陆文星则花两小时。陆文星后来身体不好，韩素音在各地工作时也十分牵挂。2003年1月6日，陆文星因病辞世。韩素音的家人和朋友都说，丈夫的离去对她打击不小，如今他们终于能够再相见。

 

　　

韩素音拿到了新出版的自传

 

　　家人和朋友眼中的韩素音

　　周光地（韩素音堂弟，自传中提及的四弟）

　　抗战初期，她住在我爸爸家里，我们经常在一起。在成都的时候，我知道她在写一本书，当时不知道就是那本《目的地重庆》。我就问她，你在写什么，她说我在写《三国演义》，我真以为她在写《三国演义》。这本书我到现在也没看过，倒是很想拿来看看她究竟写了些啥。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不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传记，翻译是翻译了，但看不到。

　　她这个人很明白。她说话很明确，很会讲话也很爱讲话，据说在国外演讲了2000多次，这不得了啊。我看很多外交官讲话，和她差得太远。她关心生活比较少，衣食住行，除开行，都不大讲究。她1942年到英国，我是1945年去的，她来接我，帮我安顿下来。在英国人生地不熟，她是最亲的。我当时在飞利浦工厂工作，在伦敦城外，她的医院在一条很繁华的大街附近，每周我进城，我们就去一家广东馆子吃担仔面，聊天。

　　解放后她第一次回北京是1956年。我们在他爸爸家里等她。她是由对外友协的人接来的，在家里见了面。当时内外有别，国外是很吓人的，对外友协说不要待在家里，给她找了旅馆。第二天她又到家里来看了一次。她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对北京很熟悉，也去了她以前常去的地方逛逛。

　　自从她的印度丈夫陆文星去世后，她还是受到些打击。尽管她从没说过想念他这些话，但电话里说起他的事，我觉得总是不大对。

　　

　　周光墉（韩素音堂弟，自传中提及的六弟）

　　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爱祖国。抗战爆发时，她在英国读书，中断了学业回国，应该是坐船奔波了很久，先到武汉，再到重庆、成都。我还在读中学，第一次见到她，觉得很亲切。虽然以前没有见过，但我对我们的关系是很清楚的，而且当时学生的抗日热情很高，她又是因此回来，所以自然很亲切也很钦佩。

　　1956年她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刚好在北京出差，所以也碰到了。当时正在提“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她很感兴趣。后来她回国，每次都来看她的三叔，也就是我父亲。她母亲回国后，她父亲一个人在北京，我父亲和哥哥经常去看望，她对我父亲感激牵挂。我父亲研究家史、族谱，她都做了记录，也就她愿意听。

　　改革开放后，她多次安排我出国考察，因为我当时在邮电管理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电信公司，她安排我去看国外的大公司，德国西门子、美国AT&T，还有比利时的公司。她主要是想帮助祖国的建设，因为国外的通信发展快，而我们要搞现代化，但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电信现代化，不知道如何小型化、自动化。我对她很感激。

　　

　　朱炯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教授，韩素音多年好友，2003年在瑞士访问过她）

　　3号中午，对外友协通知我韩素音去世的消息，我觉得很难过。我们见过5次面，她大我16岁，又是名人，却和我毫无隔阂。如果说刚认识时我还觉得面前有一堵墙的话，后来这堵墙就因她的诚恳而消失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3年5月，在奥地利参加欧洲英语国家文学研究会。会议的规格颇高，有4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参加，共400人与会。我代表当时的杭州大学参加。按常规，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半小时，但不知为什么大会破例让韩素音讲了1个半小时。她的演讲很有魅力，这么长时间，内容很实在，其间掌声不断。当时，在格拉茨的奥地利华人商会听说韩素音来了，请我帮忙联系，想听她谈谈当时中国的情况。韩素音在经过研究会同意后去了，研究会执行主席委托我陪同。韩素音给侨民做了整个下午的演讲。讲完有很多人提问，我记得有人说，周总理在“文革”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直接向毛主席提建议。她的回答我印象深刻，她说：“有时候我们不了解政治家，他们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大家。当时他不得不如此。”她讲的不是一般政治家所讲的，而是人们容易接受和理解的道理。

　　那次会议上我代表杭州大学邀请她来访问，12月她就来了。当时省里的领导都接见了她。在杭大做讲座的时候，礼堂里人山人海，另外还做了一个主题为正确理解国家形势的小型座谈。她还在杭大设立了中外文化交流奖励基金，但四校合并后取消了。

　　我和她聊得最久的一次是在洛桑，回来后我写了《在瑞士访问韩素音女士》一文，记录了当时的情况。那是2003年8月，我去瑞士伯尔尼大学讲学，到的第二天就去洛桑看她，连续去了两天。当时陆文星去世不久，她情绪不好，一开始就主动和我讲了情况，而且她很恼火，陆文星在印度的儿子骗走了她一大笔钱。这以后就没机会再见她，主要通过写信，后来她也不回信了，我就每年写一张贺卡，有时候给她寄她喜欢喝的龙井茶。

　　

　　金坚范（韩素音三卷版自传第二卷《凋谢的花朵》译者，韩素音多年好友）

　　我们见面时，她总是反复说，我的思想和心永远留在中国，我的根在中国。她在中国生活多年，目睹中国落后、人民受苦，又因为身份特殊，感受也特殊。她最希望中国富强、中国人民幸福，写书、写小说，都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在西方，她的自传已经成了了解中国的经典读本。

　　身体好的时候，她到处演讲，我亲身经历了3次，在法国和瑞士。她记忆力很好，讲得具体又有针对性，所以很受欢迎。印象里有一次，为了听她的演讲，瑞士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机构的人同坐一席，还都拿了书找他签名。还有一次她随身带了中国地图，讲到一半把地图挂上，指指点点说明情况。

　　1989年我受邀去日内瓦参加一个基金会的评奖，那时候她已在瑞士定居，我随后便去洛桑看她。她生活很简朴，家里住不下，安排我住在隔壁的旅馆。中午我们一起吃简单的饭菜，晚上她跟我说，老范，我们就不客气了，把中午剩下的吃掉吧。

　　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接世界各地学者的电话，和他们讨论问题。我记得有一个加拿大经济学家，和她讨论当时中国农村的“打白条”问题。她对事情的看法很有预见性，比如有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她说苏联解体以后，还要分化、部落化。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她回国介绍过国外的经验，当时上海《文学报》社长杜宣委托我代表报社采访她。她谈到文学和科学的问题，说中国作家要关注时代发展。她关心文学，彩虹翻译奖和冰心儿童文学奖都是她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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