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一听黄准这名字，想当然地会以为是个男的。大概是这名字非常男性化吧。1950年代初，自我为动画片《小猫钓鱼》作曲后就经常会收到观众来信，在这些来信中几乎没有一封称我阿姨或姐姐的，而都是以先生、叔叔、伯伯相称，再晚一点居然就称我为“黄准爷爷”了。在很多公众场合，也经常会发生这种男冠女戴的误会。
其实，我的原名叫黄雨香。据说是因为我出生时天正下着小雨，后院嫩绿的树叶散发出阵阵清香，让我那身为军人但又有着儒雅风度的父亲诗兴大发，于是起了这么一个被许多人称赞的名字。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苦涩，甚至不愿再提起的名字。我曾反复地自问，想找出这种感觉的由来，最后终于悟出最根本的缘由源自于我父母叛逆的婚姻。这叛逆婚姻的后果不仅给我父母自己带来了一生的痛苦，也给我带来了苦涩的童年，并且造就了我那种既大胆又柔弱，既自信又自卑，既骄傲又谦逊，既果断又犹豫，既有《红楼梦》中林黛玉那样柔弱伤感的情怀，又有《第四十一个》中玛柳特卡那样大胆不羁的精神。这种双重的不平常的性格，伴着我走过一生，书写了我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
国民党监狱中的小囚犯
因为父母叛逆的婚姻以及动荡的时局，我们一家经常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高潮阶段。我姐夫邵公文托人把我和母亲送到了贵阳。姐姐又把我送到了离贵阳70多里地的湄潭中学读书。湄潭中学是一所进步的中学，校领导中有不少进步分子。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到街头、到乡村，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道理，并在学校成立了抗日民族救亡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分支机构。我首批参加了这个学生组织，这也应该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投身到了抗日活动之中，并成了全校闻名的活跃分子。
几个月后，我又回到了贵阳妈妈姐姐身边。而湄潭中学的独立生活，让我俨然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名“战士”，应该和大人一样地肩负“抗日救亡”重任。于是我天天盯着当时贵阳生活书店“民先”队的负责人张益珊大哥，要跟他们去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其实，我这12岁的孩子根本就不符合加入组织的要求，因为湄潭中学的所谓“民先”，只是学校为进行抗日宣传用了这个名号而已，和真正的“民先”并没有组织联系。但我不断地跟张大哥他们“胡搅蛮缠”，他们只好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把我带上，并交给我一些比较安全的任务。当时我并不知道，由贵阳“民先”组织的这些抗日救亡活动，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极大的恐慌，他们正千方百计地要对这些救亡活动进行阻挠和镇压。
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国民党通知8月13日下午集合全体“民先”队员到贵阳民众教育馆开会。8月13日正是抗日战争一周年的纪念日。下午一点半钟，“民先”队员六七十人高举“民先”的旗帜，整队行进，前往民教馆。组织上考虑到我年龄太小，而且这次行动很可能会发生危险，决定不让我参加。但我不顾反对坚决参加了游行。到了民教馆，一阵寒气袭来。原来礼堂座位的四周已经布满了宪兵队。其实国民党早已预谋设下了圈套，要对“民先”队员们下手了。一叠早就印好的“悔过书”放在讲台上，只要在悔过书上面签了名，就可以得到释放。但我们大多数“民先”队员一直在坚持斗争，不肯屈服，最后在《国际歌》的歌声中被一帮全副武装的宪兵押上了一辆大卡车。
虽然我是当时被捕的“民先”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且还不是一个正式队员，但我懂得“民先”抗日无罪的道理。我也懂得所谓“悔过书”是对“民先”队员的一种污蔑，决不能签名。所以，当宪兵用刺刀押解着队员们离开礼堂时，我紧紧跟着队员们被一同押上了卡车。后来我和几位大姐姐一同被关进了一所简陋的、里面除了地上铺了些稻草外什么都没有的黑牢内。我们在牢房里吃的是掺了砂子的牢饭，所谓的菜则是带着盐粒的辣椒。这时我感到了饥饿和寒冷，我有些想妈妈、想姐姐，想着家里妈妈做的可口饭菜和暖暖的被窝，但始终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后来，我们被关的全体人员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也得到了全贵阳市人民的声援。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积极地开展营救我们的工作，加上这次关押的人数太多，而且都是爱国青年，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宽条件，可以不签悔过书，只要有人担保即可释放。可是，不知为什么，年纪最小的我，却一直没有列入释放的名单，而划入了“骨干分子”和“顽固分子”的行列。幸好，在外边声援的呼声越来越烈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放松了对我们的监管。在个别提审时，国民党也始终没能让我这个被他们称为“好厉害”的小姑娘屈服，最后只得以“领回去教育”的理由，把我释放了。
我是鲁艺最小的学员
在出狱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精神恍惚。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救亡活动也不得不改变战略，暂时转入地下。而我呢，在经过轰轰烈烈的一个学期后，突然的平静，让我感到失落，感到渺茫。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姐姐和姐夫一起来找我谈话了，他们给了我两条出路：一是到附近的育才中学去念书，一是到延安去。当我听到“延安”两个字时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要到延安去！”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听姐姐和生活书店的大哥大姐们给我讲过延安，还听说在延安有许多学校，如陕北公学、抗日大学等等，尤其是其中一所可以学习唱歌、演戏的学校，名叫鲁迅艺术学院，这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到延安去”就像一粒火种，把我多日来的苦恼一烧而尽。我高兴得心都飞起来了。
为了迎接全新的生活，我决定改掉“雨香”这个软绵绵的、让我受了很多伤痛的名字。可是，改个名字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向姐姐求助，她一时也不知起什么名字好，突然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她拿来了一本字典，由她随便翻到哪一页，而我则闭上眼睛点到哪个字就用哪个。用这个方法反复了好多次，最终，我的手指头落在了“准”字上，就是它了！就是这个“准”字，跟我一直走到了今天。
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我终于要启程了。朝阳刚刚升起，我迎着朝阳义无反顾没有一点留恋地走了。那一年，我还只有12岁！经过多位大哥哥的帮助与照顾，我像一个“邮包”似的一站一站被送到了延安。后来经过姐姐的一位好朋友的联系，我参加了鲁艺的考试。从此，我真正地成了延安的最高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年龄最小的一名学生！
说起赫赫有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当时物质条件之差，恐怕是史无前例的。鲁艺成立于1938年初，地点就在延安城北门外的山坡上。无论是教室课堂还是宿舍住房全部都在山坡上的窑洞里。窑洞冬暖夏凉，但因为是“洞”所以一般面积都比较小，最大的也只能容纳一二十个人上课，课堂有一些教课的桌子，墙上挂着一面黑板，学生坐的则是用木桩子铺上的木板条。若要上大课，课堂就挤不下了，我们一般都在窑洞外的山坡上席地而坐。我们基本上没有课本，只有一些简单的油印讲义，上课全靠自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当时纸张特别紧张，有一阵我迷上了写字，但没有纸，最好的情况是找点旧报纸，在上面写了一层又一层，有时连旧报纸也没有，就只能在地上找一块沙土拿个小木棍在地上练字；我们用的铅笔，总是削得很短很短了还舍不得丢，再用点旧纸头裹住以延长它的“寿命”。我们每个学生每月的津贴是一块钱，这一块钱我要买肥皂、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和铅笔纸张，若是偶而有余钱能买上一个小笔记本，我会爱惜得不得了，每次在上面写字都要小心再小心，生怕写错糟蹋了。练声时，大家都跑到山坡上或山沟沟里叫嗓子，不论刮风下雪，都挡不住我们的勤学苦练。我们的排练厅就在窑洞外面的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上，冼星海老师经常在这里给我们上课或指挥我们合唱。那气势磅礴、驰名中外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在这里排练出来的呀！……这就是当时鲁艺的生活和学习。
鲁艺从创办开始，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放弃了优厚的物资生活条件，心甘情愿地冒着生命危险，到这革命圣地来工作。其中，文学系有诗人艾青，诗人何其芳，前文化部长、诗人贺敬之，文学理论家、前《红旗》杂志主编冯牧等；戏剧系有国统区最有名的演员崔嵬、袁牧之、陈波儿、田方、于学伟等，系主任是张庚；美术系有钟敬之、著名的版画家古元等；而音乐系，除了冼星海之外，还有吕骥、向隅、任虹、郑律成、杜矢甲、唐荣枚等，其中洗星海、李焕之是我的作曲、指挥老师，郑律成是我的声乐老师。
我首先进了鲁艺戏剧系，在二期戏剧系毕业后，因年龄太小无法和大同学一起上前线。这时，鲁艺为培养文艺综合人才办了一个普通班，于是我又进了普通班继续学习。和我一起进普通班的还有从音乐系转过来的李群和杜粹远。我们三人年龄相仿，朝夕相处，同进同出，同吃同住，被人们称为“鲁艺的三个小鬼”。
三个月的普通班很快就结束了。和二期戏剧系毕业生一样，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奔赴前线，或到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救亡工作，而我们三个小鬼，却因为年龄太小无法承担这艰巨的战斗任务而继续留校。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和稳定，学校决定改变学制，从每一学期半年延长至一年。李群、小杜本来就是从二期音乐系转到普通班的。现在既然留校，当然仍回到音乐系去。可我呢？在经过三个月的音乐熏陶之后，我已深深爱上了音乐这门艺术，而且也知道自己确实不是一块演戏的料。记得我进戏剧系不久就跟着排戏，哪知我在台上根本进不了戏，还总是笑场。当时就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还是李群和小杜最理解我的心思，她们鼓励我转到音乐系学习，而且自告奋勇陪我一起到三期音乐系的系主任冼星海先生那里去说情。于是，在她俩的陪同下我找到了冼星海老师，要求他同意我从戏剧系转到音乐系来。应该说星海先生对我这个小女孩是有印象的。因为在排练《生产大合唱》的时候，他还辅导过我。后来，是他又把我选进了《黄河大合唱》的合唱队。所以，当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找到他时，他并没有立刻正面答应我，而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小姑娘乐感不错。”于是他转过脸来，微笑着答应了我的请求。在他收下我这个“关门弟子”的那一刻，他肯定不会想到，这名全鲁艺最小的学生，在戏剧系出了名的调皮鬼，在经过他的调教之后，竟然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人生道路。在这一学期中，我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两次获得了声乐考试的第一名，成为音乐系的高材生；而且后来在大连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居然担纲了女声独唱的重任，并得到了极好的反响……
现在一回忆起鲁艺的生活，我心里便充满甜蜜的滋味。我的事业，我的成长乃至我的生命，都是在这个革命的摇篮里得到的。
我跨进了电影音乐的大门
在参加鲁艺的秧歌队时，我认识了吴梦滨，他总是特别关心和照顾我。我们接近得多了，逐渐有了感情。后经组织同意，于1944年匆匆地结了婚。1946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我跟随吴梦滨一同去了东影厂。
初到东影厂演员剧团，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基本没什么工作可做。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李群寄来的一封信，里面还附了一本新创作的歌集，歌集里面有李群作曲的一首歌。她的歌诱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正好那时快过年了，东影厂要举行春节联欢会。我在一时的冲动下，也写了一首女声二重唱的歌曲，和苏民一起在台上演唱。本来只想展示一下我的声乐才华，让领导们欣赏一下我的歌声。谁知厂长袁牧之和艺术处长陈波儿却对我的作曲引起了注意。1947年初，他俩同时找我谈话，竟要我担任即将摄制的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的作曲。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他们。长期以来，我对歌唱曾经有过许多梦，一直想要把我演唱过的《黄河怨》搬上银幕，甚至连镜头场景都想象到了，而对于作曲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致，写写玩玩而已。如今，突然要我放弃我酷爱的声乐艺术，实在太痛苦了！
经过无数次的谈话说服，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在实在不可能推卸的情况下，我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过，我仍幻想着等这部影片完成之后，还可以再回到声乐岗位继续当独唱演员。谁料，这部处女作，竟然改变了我多年来的志趣，从此跨进了电影音乐创作的大门。
我一向做事认真。既然接受了任务，就要不遗余力把它做好。我随摄制组到了农村，深入生活回来后，便如饥似渴地学习作曲技巧。就这样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由我作曲并指挥的处女作——《留下他打老蒋》的电影音乐终于完成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部幼稚的作品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也增强了我的信心，渐渐地对作曲也有了兴趣。之后我又完成了《太原战役》《踏上生路》和大型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等作曲任务。
在《新中国的诞生》大型纪录片完成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宣告成立。我作为第一批创作人员从新影调进了北影，还和大导演史东山合作了北影厂第一部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1951年，吴梦滨被调往上海工作，我也被调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初到美影厂，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一部20多分钟的动画片《小猫钓鱼》作曲。动画片这种艺术形式，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我格外地用功。让我欣慰的是，我在上海的第一部作品受到了欢迎，动画片《小猫钓鱼》中的插曲《劳动最光荣》以它明快上口的旋律很快流传开来，并获得第一届全国文艺作品三等奖。我也逐渐适应了美影厂的工作，准备长期在此工作下去了。谁知就在1953年的春夏之间，突然一声调令，要我立刻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淮上人家》摄制组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年是多么响亮的名称啊！从此我就留在了上影厂，而且是一部一部戏的接下去了。
回想起来，上影厂或许是我的福地。虽然我在上影最大的官职只做到摄制组的支部书记，虽然“文革”中被封为“黑线”的红人，但我在文革中遭遇最大的迫害也就是一次被勒令上台接受批判，一次被扇了一记耳光；造反派给我的罪名之一是“喜欢游山玩水”。官做得不大，受批判也不是最严厉，然而我的事业却在上影发展到了顶峰。
在上影厂，我和诸多著名导演进行了愉快的合作，比如和导演张骏祥合作了《淮上人家》《燎原》，和导演吴永刚合作了《秋翁遇仙记》，以及与谢晋导演合作了《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春苗》《牧马人》等影片，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
1959年初夏，一天我到厂里开会学习，刚进大门就听到有人叫我，是谢晋。等不及向他问好，问他的近况，他就抢先说：“我有一个剧本要给你看，看你喜欢不喜欢？”自《女篮五号》之后我们有一年多没合作了，我当然很高兴，拿过剧本一看——《红色娘子军》，好亮的标题，我当即回答拿回去马上就看。回到家中，我一口气就将剧本读完，并被它深深地吸引了！我第二天就找到谢晋，表示我非常喜欢这个本子，很有兴趣为它作曲，并且希望能有机会尽早去海南岛体验生活。于是，一个由我们自由组合，厂领导批准的第一批人员——导演和作曲，踏上了去海南岛的旅途。这样的组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大约除了音乐片，一般情况下，作曲人员总是要在摄制组正式成立后，才参加进去。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好的机遇，给我创造了成功的先天条件。
摄制组成立后，我也和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感到非常开心。我在自己酝酿创作之余，经常到现场去看拍戏，实际上也是让自己更多地了解、掌握这部戏，并有更多的时间找导演及其他创作人员进行交流。其中，为了找适合影片的革命歌曲，我还和谢晋发生过不小的争执。开始我们意见一致，要找一首现成的连歌，所以我总缠着陪我们拍戏的几位老红军要她们的“连歌”，可是她们想来想去竟然想不出有这么一首歌。我也到当地文化馆和其他地方去寻找过“娘子军连歌”，但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最后我只得向谢晋摊牌，现成的“连歌”没有，只能由我自己来写了。听到这个建议，他并不一下就赞成，显然他不相信我能够写出一首他们想要的“连歌”，就连其他的创作人员也一致希望我再找一个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或者就用这首算了。这下把我惹急了，我坚持要自己写而且保证能写好！我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保证，并不是凭空的，在我脑海里其实已经初步形成了这首连歌。他们看我态度这样坚决，终于被说服。等我写出第一段的初稿，唱给他们听了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出要我去寻找现成的了！
从夏到冬，几个月的拍摄生活，让人觉得既紧张又有趣。然而这部戏的后期并不顺利。我记得这部戏总共修改了三次。戏要改，我的音乐当然也要改，这对于我来说倒不是一件坏事，相反我会乘改戏的机会把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重新再改一遍。
终于到了最后一次混录，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这种激动好像在我以前的创作和以后的创作中都没有发生过，听着自己写的音乐，竟然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时坐在我身旁的谢晋好像察觉了我的激动，不停地问着：“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回答不出，只说了一句：“我今后大概没机会再写出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了！”我不知这时他是在安慰我，还是批评我，他说：“你太没出息了，以后的好戏多得很，会有你的好戏的。”随后他给我讲起了他正在构思中的《舞台姐妹》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红色娘子军》之后我接的片子，都没有能够像“红”片那样给我一个完整的结构音乐的空间。50年来，这首歌还一直在激动着人们的心，这就够了！我很同意谢晋的一句话：“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作为电影作曲家，我初出茅庐就开始和中国电影的第二代、第三代导演合作，他们都是中国电影史上堪称大师级的导演。而到了1980年代，我这时不仅不年轻，而且正在步入老年，却开始了和黄蜀芹、宋崇、余本正等有作为的青年导演合作，并且创作的也大多是现代青年人的题材。这也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奇怪现象，很令人玩味。不过，作为一个老人，能得到这么多年轻有为的导演的信任，还是颇感激动的，几乎让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吕蒙：伴侣、兄长和诤友
初到上海时，我事业上的第一张答卷还算令人满意，但我的婚姻却触礁了。1952年，我与吴梦滨离婚了。我的女儿被他趁我出差时从托儿所擅自偷走后，在上海我无亲无友，孤身一人。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吕蒙，通过接触，我觉得他知识丰富，而且在他身上让我感到了一种高品味、有风度的文化人的气质。他的年龄比我大了整整11岁，也有过失败的婚姻。同病相怜彼此都害怕感情生活孤独的我们在1954年结了婚。
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不错，他确实像一位兄长一样地关心我呵护我，甚至有时还忍让着我，使我感受到了生活和家庭的依靠，使我能够毫无精神负担地全身心投入到我的创作中。有时我出外景，一去就是个把月，甚至几个月，他也毫无怨言。在这四十多年的岁月中，我们在事业上相辅相佐，互相支持。虽然我们从事的不是一个行当，但都属于艺术的范畴。每当我写好一支新歌，他便是我第一个听众，第一个评论家。好和不好，都无需转弯抹角。而我当然也是他的每幅新作的第一个观赏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们的家庭担子很重，有两个孩子，还有他年迈的双亲和弟妹都需要照顾，但是在家庭和事业相矛盾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减轻我的负担，让我很好地投入创作。在不影响自己事业和工作的情况下，从不和我争时间。我今天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与他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我非常非常地感激他。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吕蒙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他为了在上海建设一支强大的美术队伍，几乎牺牲了所有的创作时间，到处去发现挖掘人才，为他们安排工作，创造创作条件。这些画家中有老画家刘海粟、林风眠，和当时还年轻的程十发、刘旦宅等人。他总是先人后己，宽厚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但他过于正直，不说假话，以至于在1957年反右派时，他被扣上了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去“改造”。大约在1959年和1960年间，吕蒙终于回到上海，降级分配到文化局担任上海美术馆的负责人，后又担任上海美协秘书长。换届时他被选为美协副主席。“文革”后，市委又调他到上海中国画院担任中国画院院长。作为一个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就担任新四军军部文艺科长的老同志，和他共事的同志、朋友，后来几乎都是部级、市级，甚至是中央领导，如陈毅、汪道涵、张爱萍等和他都有着很深的友谊。而他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甚至连自己是什么级别，多少工资都从不过问。正如不少老同志所说：“他几乎从不想到自己”。
1980年4月，吕蒙忽然患病，确诊为脑血栓，而且病情很严重。从此，他的右半身瘫痪了。他的情绪有些焦躁。也难怪啊，一个画家，从事了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美术事业，一朝失去了转动自如的右半身，怎能不有切肤之痛呢？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思，便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吕蒙身残志不残，右手创作不行，他用左手作画。这令我十分欣慰，从此凡是我能办到的事，我都设法为他去做。除了帮他做些裁纸、研墨、洗笔等一类杂事外，我觉得自己为他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就是让他到生活中去感受生活、感受大自然，以激发自己的灵感，丰富自己的视野。我的工作流动性很大，常出外景或到外地开会，有可能的话，我都设法带他一起去。
经过不断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吕蒙以顽强的意志，又渐渐找回了创作的激情并练就了一付左手画画的能力。他的国画技艺越来越成熟了，他成为了一个特殊材料做成的、名副其实的左手画家，不仅在国内举办了小型画展，还应美国“中华艺术研究会”的邀请，去纽约举办了“吕蒙画展”，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更增加了他创作的信心，也激励了他对生命的渴求。他不顾年老体衰，继续与疾病争夺时间。没想到，1994年吕蒙再次住进医院，一住就是两年多。
1996年8月15日，是我最最悲痛的一天。在上海美术馆决定为吕蒙再举办一次较大型画展的前一周，他没来得及看到自己盼望了多少年的展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便猝然逝世了！在画展正式开幕前的几个小时，我怀着极其沉重而复杂的心情走进画厅，我不安地想着：他本人已经不在了，他留下的作品，人们会喜欢吗？画展能成功吗？我的心一直悬着！但当我走进展厅抬头一看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眼睛顿时一亮！这琳琅满目、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图画，难道就是他生前撑着病体，用笨拙的左手，艰难地一笔一笔勾画出来的吗？当它们集中在一起，悬挂在墙上的时候，居然产生了如此强烈而完美的艺术魅力啊！在震惊之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我想，吕蒙之所以那么顽强地以巨大的毅力画出了这么多的图画，这不仅仅是他个人感情的宣泄，而更重要的是希望被人理解、被人欣赏，一个艺术家一生所追求的，不就是自己的作品被世人所接受，所欣赏吗？正像我的歌，希望有人爱听、爱唱，画家不也一样吗？我开始感到，如果把这一批作品作为我的私人财产收藏起来，锁进我的储藏室，这是多么自私的行为啊！
于是，不久后，我捐献了吕蒙本人的作品一百余幅，而且把我们平时所收藏的也是我们都十分喜爱的名人字画也一并捐给了国家。尽管当时我正在为筹划我的第一次“黄准作品音乐会”的费用而发愁，有人觉得我只要留下那么几张画卖卖，音乐会的集资就不会搞得那么费力了。可我想，吕蒙生前从不卖画，我不能违背他的心愿，将他几乎用生命绘出的无价之作，换成几个钱为开个人音乐会呀！尽管我早已有开一次音乐会、出一本歌集的愿望。
1987年，我离岗退休了，当时我61岁。但是，组织上“离”了，我的创作却没有离，本厂的电影创作任务不接了，外单位的电视剧创作任务却更多，并从此开始了我电视音乐创作的时代。在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电视剧《蹉跎岁月》之后，我忙得不亦乐乎。如今我已经85岁了，但是我喜欢用“人生金秋”来形容我的晚年生活，位卑未敢忘忧国，老骥伏枥志千里。我这一生并没有什么更大的作为，但自以为这几十年的生涯过得并不算太平庸，有时还充满着戏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