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
前不久，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推进本市文化发展座谈会暨叶辛长篇新作《客过亭》作品研讨会，会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及众文艺界人士如罗怀臻、王小鹰、秦文君、王汝刚、赵长天等都进行了发言，对《客过亭》的文学性、思想性和时代性进行了探讨。对此，叶辛自己都深为感慨地说：“我做作家和人大代表都做了三十几年了，教科文卫组织为一本文学作品开研讨会，就我的经历来说这大约是第一遭。”基于某种思维定式我问道：“这是否说明‘知青文学’在当下社会还具有值得探究的意义？”叶辛一副“就等你这一问”的笑容，接口说，“其实我是想说，这说明，《客过亭》已经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知青文学’了——它是一本人生之书。”
在长篇小说《客过亭》中，叶辛通过一群知青伙伴们的一次“重返插队时的第二故乡”之旅，以沉静平和的心态与宽广的胸怀，思索了整整一代人的信仰和爱，追索了他们过失的往事和错误，回忆了他们有过的希冀和欲望，透过他们色彩斑斓的命运和各自背上的心灵重负，写出了逝去年代的至诚至愚、至真至悲，也写出了逝去年代里生命轨迹中的尴尬和无奈，更写出了这一代人的生活现状及对人生、命运、爱情、历史、社会的诘问。书中那一群与共和国同时代也是与作者同时代的伙伴们，他们出身不同，心性各异，青春时期各有属于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曾经虔诚、曾经盲目、曾经狂热地顺应时代，回城后各有自己的人生遭遇与沉浮，如今都人到中年，渐入老年。在经历了洗礼般的轮回后，当他们重逢于目睹了无数历史风云变幻的“客过亭”上时，他们在殊途同归的人生之路的尽头终于幡然醒悟，“再绚烂辉煌的东西都会输给无情的时间”，从而各自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叶辛的文学创作虽成名于“知青文学”，但他的小说题材早已远远突破了“知青文学”，所以我很理解他为何反复强调“我不是一个知青作家，《客过亭》也不是一本知青小说”。不过，提及这本书的灵感与写成，“知青”始终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叶辛说：“知青岁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阵痛，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段阵痛，现在，我们和共和国同岁的这一代人大多已进入回首与反思的年龄阶段，很多老知青都在组织返乡活动，含着热泪、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于是就有了2007年夏天叶辛的妹妹与当年在同一个县插队落户的老知青们相约一起回山乡探寻回忆的旅程，这一次旅程间接成为叶辛写《客过亭》的诱因，因为他的妹妹回到上海后带回了一本“修文县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名册”。“名册中，上海远赴修文山乡插队落户的462个知青的简况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如今几乎不被人注意的‘家庭出身’，在这一半寸宽的小框里，有工人、职员、小业主、资产阶级、干部、反革命，还有富农、地主、摊贩、工商地主、坏分子、旧军人、历史反革命、自由职业者、个体劳动者、兵痞、伪警察、店员、伪职，也有至今看着都模糊的私方、劳动者、四类分子等等，活脱脱是一幅上海社会的百景图。”这本珍贵的“名册”触动了叶辛，最让他激动不已的，是名册最后面的那个标注着“备注”的小框，不知是知青办哪一位有心人，把所有462个上海知青离开农村以后的去向都一一标出来了。原来，462个人的命运，竟有如此大的天壤之别。
“名册中还有一些当年因各种各样原因出名的知青，一看到他们的名字，我的脑海里就会展现出一幕幕生动的影像：有人是先进知青，当年呼风唤雨；有人因同农民睡觉臭名远播；有人生下了孩子无奈送人；有人是惯偷……”无数的往事随着这些名字从叶辛的记忆深处呼啸而出，他说：“我的思绪一下子打开了，我想，近年来随着曾经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相继迎来35周年、40周年的纪念活动，遍布全国的知青们或出书，或编画册，或拍摄影碟，或出版摄影集，或聚会，或像我妹妹她们一样，带着子女甚至第三代重返第二故乡，重走当年走过的路，在人数众多和各种各样小型的聚会中，我听到了多少同时代伙伴们的故事啊。我陡地感觉到，就用一群知青们重返第二故乡的旅程来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不是一件十分有意味的事情吗？”
但触动归触动，叶辛写长篇却有个习惯，就是当新的创作冲动产生后，他会把相应的构思先整合好，并不动笔，而是放在一边让它“冷却”一段时间，沉静一段时间，他将此称作“等待开头”，也可以称为期待一次冲动——因为要写就一部好的长篇，一时的冲动是不足以支撑大局的，而一个有写作空间的题材也一定会经受得住时间的打磨和思想的沉淀。这一沉淀就是两年多，直到去年4月3日，当叶辛走进了一位重病中的重庆知青陈俊的家中，聆听这位“埋藏了31年纯真爱情”的男主人公讲述他和傣族女子依香娜的爱情故事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一直期待的小说开头。叶辛说：“我是去重庆开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议的，正好《重庆晚报》一位年轻的记者找到了我，给我引见了知青陈俊，说他得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最后的愿望一是想见一见当年的傣族恋人，二就是想见一见我。”于是叶辛就上门去见他了。“他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叶辛说完这短短一句，做了一个非常久的停顿，久到我有点不安，然后我看见他端起茶杯大口喝茶，明显地压下了一些情绪。“这个陈俊，做了一辈子最底层的老百姓，也没有升一点点小官发一点点小财，从世俗意义上可以说，一辈子也没取得任何成功或者成就，可是当他知道自己生命不久的时候，他鼓起勇气向现在的妻子述说了当年和傣族女子依香娜的一段纯洁恋情，以及自己为了返城却对她不辞而别的愧疚。他很想再见一见依香娜，很想和她说一句抱歉。”叶辛突然觉得，他们这一代人，早衰的也好，不如意的也好，其实都有过精彩的年轻岁月；而当年的爱也好恨也好，不管当年多么激烈，到最后一切都将在时间中得到释然。这让他想起自己插队时候一位当地老农民无意中的一句话：山坡是主人是客——在自然与时间面前，我们都只是过客。于是，小说的开头也有了，小说的名字也得了，从重庆回到上海，叶辛的长篇也就顺理成章地起笔了。
记者：能具体说说书名《客过亭》的由来么？
叶辛：大概是我下乡第三年的时候，那一年我差不多21岁了，可是在乡下，我的劳动能力还远远达不到一个21岁小伙子的水平，于是队里就安排一个56岁的老农和我搭档给梯田送水。这个劳动一般身体好的农民可以一次摇动三百多下，可是我摇五十多下就累得不行了，这时候老农就照顾我让我休息休息。于是我们就躺在土坡上，那个老农顺手指着山顶的一棵树，跟我说：“我现在是50多岁，我跟我的孙孙说，你看山顶这棵树，爷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它就在现在这个位置，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那时候我爷爷也给我指这棵树呢。现在我都这么老了，它还是这个样子——山坡是主人是客哪！”我当初听这个话后，印象特别特别深，特别有感触，比看任何哲学书都受触动。这句话我就牢牢记住了，这次写这个长篇，关于岁月起伏人生际遇，我一下子就想到这句话。
其实我为了保留这个书名，还有一定损失呢，因为最初出版社觉得这个书名比较平淡，不够吸引人，不能促进销售，于是我主动跟他们说，我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最少起印都是五万册的，但这次为了保留这个“平淡”的书名，我主动让步，让出版社用减少起印量来分担风险。
记者：结果卖得如何？
叶辛：现在上架也才一个多月，出版社反馈的情况还是不错的，他们说很多年轻的读者也提供了很好的反馈。
记者：所以你对自己读者群的定位也有包括年轻人的咯？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地顾及到年轻读者的阅读倾向？
叶辛：这个不会的。但我的书一直是希望感兴趣的人都来看一看的，即使没有知青经历，即使没有那段岁月的生活经验，也可以得到阅读的乐趣。我对《青年报》的记者曾经说过——可不是为了给我自己的书做宣传——只要你静下心读半个小时这本书，你一定会放不下的。
这一个半月下来，据说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都有购买的反馈，其实我一直提倡，就像所有年龄的人都可以去看脱口秀一样，就像所有年龄的人都可以去看滑稽戏一样，我希望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来看看小说，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乐趣的。读书，并不一定要当作严肃的事情来做，读读小说亦不失为普罗大众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
记者：这本长篇小说你用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写完，真的很快。很多作家都说写长篇是体力活，你如何保持这样充沛的写作状态呢？
叶辛：其实到了我这个年龄，即使是很打动我的事情，我也可以很好地控制情绪慢慢的写出来了。可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有的人写东西喜欢精雕细琢，我却很讲究行云流水的气韵和节奏感。当年写《蹉跎岁月》，35万字，我也就写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觉得，作家写出的文字和情绪有关，中国的文字和文学都讲究节奏和情绪，情绪很充沛的时候写的文字可能是不够精致，但读者肯定读得出里头的情绪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作语言的情绪和音韵感是否通达酣畅，比追究文字的华丽和雕琢更有意义。当然，有的时候在情绪支配中写下的文字，难免情节有些单薄或者线索有小漏洞什么的，所以我至今都保留了一旦有了小说构思就先讲述给夫人听的习惯，这个习惯从我们还是恋人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几十年了，夫人在生活和写作上都是我的贤内助。
记者：听着很温馨呢。那么你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
叶辛：其实对于现在的我，多写一本小说或者少写一本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的《蹉跎岁月》和《孽债》已经达到了很难超越的高度，可能我之后的写作都很难超越它们的影响力了。不过我一直说，作家其实就和农民一样，作家的本分就是写作，农民的本分就是种田；农民不可能因为秋天我获得了这一季的丰收，明年我就不种田了，明年还得种啊。同理作家也不可能因为已经写出了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就不再写作了，作家也得继续劳动。活着就得劳动。
具体来说，我打算在60岁到70岁的十年里写3本书吧，现在《客过亭》算第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