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
见到陈道明，他开门见山，约法三章。
一，不喜欢概念性的采访。“咱们找感兴趣的东西聊，我可以说NO，你也可以说不。”
二，不能像审问。“比如，你最近在干嘛？拍什么戏？多少钱一斤……”
三，采访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你这样有逼迫感。”
为此，记者从原来紧挨着他的那把椅子，换到另一张更远的椅子上。陈道明指着空出来的椅子说：“这叫鸿沟，不可逾越。”
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这样你才有安全感？”记者问。
“不是。这样说话才能思考。往往人的距离近了，思考的余地就小了。
你仔细想想，两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就不用思考了。给思考的余地，就是人要有距离的余地。”陈道明说。
“和朋友也是如此？”
“对。这样比较舒服，心理和生理上都舒服。”
“朋友会介意吗？”
“他们都知道。”
陈道明不仅跟媒体划定距离，极少接受访问，他对朋友、娱乐圈也是如此。他说，自己的知心朋友不多，而他也极少出现于浮华场合。
正因为隔着距离，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远远地看着陈道明。这位老派演员与当下娱乐圈的氛围格格不入，用冯小刚的话说，就是浑身清高气。作为中国影视圈最贵、最难请的男星之一，陈道明从1990年代《围城》、《末代皇帝》成名以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表演水准。
与此同时，57岁的陈道明又给人修养极好的形象——他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读小说，弹一手好钢琴，能写一手好书法，通绘画，读古籍。季羡林称他可以在大学当教授。
这位个性演员，会跟你讲最朴素的职业观，一本正经地纠正：“我是文艺圈的，不是娱乐圈。”
“对不起，我对你不太了解”
倒不是说陈道明多么严肃、不近人情，相反，他只是先讲原则，甚至有点可爱。
岁末某个场合，他见到老朋友兼合作伙伴John，也没有什么寒暄客套，上来就直接讲工作。仅仅两分钟，他就一口气讲了3件事，没一句废话。
冯小刚曾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绘声绘色描述过陈道明做人的直接、端着、不会拐弯。他举过一个例子：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诚实表情，令警察心生怜悯；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也可想而知。
陈道明认为，这只是极端环境下的极端情况。大多数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格直接有多大问题，所以至今也没悔改。
袁莉和陈道明合作过。她记得有一年，自己做金鸡奖颁奖嘉宾当晚，她从颁奖台上下来的时候，偏巧遇见陈道明。大家萍水相逢，可陈道明却当着一大堆人的面，劈头就说：“你怎么那么肥呀？”
颁奖礼结束，回北京的飞机上都是参加完金鸡奖的电影人，彼此熟识，人声喧哗。只有陈道明一个人捧着一本厚书，埋头独看。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对袁莉说：“下面有部戏，你来演我妹妹怎么样？”
这部戏就是管虎执导的电视连续剧《黑洞》。他就是毫无铺垫，张嘴就只说要害。
拍戏遇到问题，袁莉想请教陈道明，但打电话很难找到他，需要几番周折，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袁莉抱怨：“找到你这个‘皇上’真难呀，就差三叩六拜了。”袁莉认为自己已经和陈道明成了朋友，聊起天来，有时就会问问他对自己的看法。结果，陈道明总是一脸严肃，郑重说：“对不起，我对你不太了解。”
“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人扔得远远的了。”袁莉在自传《正午时分》里写道。
冯小刚和陈道明算是老相识，从《一地鸡毛》开始合作，此后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陈道明都有参演。冯小刚说：“很多年前，陈道明曾跟我说过他不交朋友。他认为关键时刻出卖你的不是陌生人，都是你的朋友。”
文艺圈的“宫心计”究竟上演了什么内幕，不得而知；但在演艺圈混迹了30多年，陈道明已经练就了一身功夫。他让所有人知道，他不愿意委屈自己，只坚持原则。他也告诉记者，因为不喜欢整天对着记者媒体，说那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无聊话，所以也少得罪人。
在资深媒体人何东眼中，陈道明是国内顶级男演员中一个大异数，如果仅用“另类”形容，都委屈了他那一身特色和毛病。“无论演戏还是处事，他永远内心纠葛无数，脸上却常常一派理智与冰冷。偶尔，你也能从他的眼神和嘴角边，读出很大的调皮、很大的耍坏。”何东在《东邪西独》里写道。
“工作中，不要怪我太较真”
躲在片场的陈道明，没有距离，但有底气。
他在电视剧市场，是标价最高、接戏不多的男星。他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永远看片论酬，你给我再多钱，我不上就是不上。”《围城》之后，他几乎保持着拍两部歇一部，拍一部歇两年的节奏。他从不串戏、赶工。接一部戏，就在剧组踏踏实实呆几个月。他拍戏从不迟到，从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拍不过。
“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陈道明说。
冯小刚说：“陈道明是只有在戏里才会放下清高、才会低头的那种人。”
演《一地鸡毛》里的小职员小林，需要左右逢迎，处处讨好别人，冯小刚起初担心这个“皇帝”怎么放下架子。进了剧组，陈道明真变了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还帮助收拾东西。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他的脸上。
“这是角色需要。”陈道明说。进组就变成角色，他这套演戏方法，几十年都没变过。在12月开播的《楚汉传奇》里，陈道明演草根开国皇帝刘邦。拍戏的6个月里，刘邦的那几套戏服，他一直穿在身上：拍完戏，回到家，跟朋友在一起，他照旧穿着刘邦的裤子、上衣。事实上，这期间他就没穿过别的衣服。
他的理由是，衣服是有神韵的，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把戏服变成自己的衣服。“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是服装，因为这衣服没有长在演员身上，永远都像是借来的。拍古装戏，是古代的衣服，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化身’的过程，就是这个衣服要化在你身上，怎么看都是你自己的衣服，而不是给你的一件戏装。所以，我会把这个衣服附在我身上，拍6个月，我就附6个月。”戏一拍完，脱掉这些衣服，陈道明又立马做回了自己。
《楚汉传奇》的导演高希希接受采访时透露，陈道明在片场有个癖好——他没有自己的椅子，就老站着。确切说，陈道明在片场从来都不带工作椅，他也不觉得自己在现场有坐下的机会。每天拍戏，往那里一站，就是一天。他觉得，站着，自己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一种亢奋。这人往那里一坐，太阳晒舒服了，就开始犯困，到该起来演戏的时候，怎么演？“为了不让自己犯懒，我干脆就不给自己这种机会。”陈道明说。
实在站累了，他索性就席地而坐。哪里有台阶，哪里有箱子，他就坐哪里，“我的屁股没那么金贵”。
“这并不说明我就有多么伟大，我也不是非逼着人家不要坐椅子……这只是我的工作习惯。”讲完了自己的工作原则，他还要一再解释，这并非是挤兑别的演员。
即便如此，《楚汉传奇》基本就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导演高希希说：“大牌艺术家陈道明都站着，我们谁还敢坐下？大家就集体陪站。”
在陈道明看来，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所以，工作中，“不要怪我太认真，太较真”。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
当演员，是陈道明入错了行。
他出生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后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高中时，为躲避上山下乡的热潮，有个正经的城里饭碗，他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
16岁，他进入剧团，并没有一鸣惊人，多数时间都在舞台上跑跑龙套，比如，演个匪兵，就是在最后一幕出场，从舞台左边跑到右边，台词就一句“冲啊！”
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跑了六七年龙套，他也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也觉得出名这事离自己比较遥远。
多年后，陈道明认为，正因为起步阶段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思考方式才有所不同。而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
23岁，他考入中戏进修，进入北京影视圈。33岁，他凭借出演电视剧《末代皇帝》溥仪一角走红，此后《围城》、《我的1919》、《康熙王朝》等热门影视剧，奠定了他当红演技派的地位。
一晃30多年，陈道明离群索居，在演艺圈自成一套方圆。今年11月，他零片酬出演话剧《喜剧的忧伤》，回到自己最初的舞台。过去在天津人艺，他从没有在一部戏里担任主角；现在他回来，与何冰两人完成了一场长达2个多小时的嬉笑怒骂。去年，该戏在北京首演，提前一周18场票全部卖光；而在天津，票房更创下当地纪录，家乡人用最热情的方式欢迎他回家。
《喜剧的忧伤》因为陈道明的加入，成为北京人艺近几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陈道明却跟记者重申，他做这事情不是回炉，也没什么初衷，甚至没人看都没关系。“我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或者要达到某种成功，才去做这个事情。反过来说，这个事情的成败对我都不重要。”
对陈道明重要的是，他在向自己的职业敬礼。“这个职业给了我现在的一切，让你们来采访我；因为这个职业，让品牌知道了我，让我做代言；因为这个职业，我得到很多荣誉，尽管是虚的；因为这个职业，让我挣得比别人多一些，生活过得好一些。”他说。
起初，陈道明和何冰准备出演冯小刚导演的话剧《特务》，因为剧本出了问题，上不了，档期、剧场都空出来了。北京人艺的青年导演徐昂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拿着《喜剧的忧伤》的剧本，打动了陈道明。这是根据日本编剧、导演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改编，讲述的是一个小编剧送审剧本，屡送屡败，与审查官之间互搏互通的故事，有很强的隐射意义。
收到剧本两天后，陈道明就给徐昂打电话说：“剧本还不错，但我希望何冰和我一起演。”事实上，徐昂两年前就跟何冰谈过这出戏。这出戏演员少，在短时间内最容易成型，陈道明演审查官，何冰就演总不能过审的小编剧。
徐昂说，多年后站在话剧的舞台上，其实陈道明也紧张。演出前他就不断检查自己的道具、服装，背台词，生怕出错。
在徐昂看来，陈道明是比赛型的演员，在比赛时成长得特别快。第一场，他的音量有点低，后来很快解决了，并不像一个多年没上舞台的人；等演到第五、第六场的时候，就是飞速在进步。戏中有一段像赵本山附体的表演，是他自己设计的，当众献丑，让观众很意外。“明星一般都怕出丑，他愿意设计这么一场戏，摆明了去出丑，引大家笑，对于一个成名演员是需要勇气的。他不怕丢人。”徐昂说。
接下来，《喜剧的忧伤》准备在南京、上海等地公演，而陈道明和徐冰也在根据观众的反馈，做些表演上的调整。他们还计划对调角色，下一次由陈道明来演被折磨的小编剧，何冰演拘谨的审判官。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陈道明最无愧于心的是，他对职业的认真。
对于走红，他则归咎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合适我演就接；不合适，我就这么歇着。”
B =《外滩画报》
C =陈道明
我不是千面人，做不到脱胎换骨
B：蒋介石在影视剧里出现的频率很高，这次在冯小刚的《一九四二》里，你怎么控制自己的表演，让蒋介石细腻而有人性？
C：演蒋介石这个人物，我自身的条件并不像。先不谈气质和传达的那个精神，我来演，首先就有造型问题。我就说，如果我来演，你们不要给我做造型，你们帮我把头发剃掉，沾一撇胡子，足矣。你们要觉得，这个满足你们的形象要求，咱们就这么做。因为我不想一演特型人物，就给你脸上沾得满脸都是东西，这会妨碍我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表达。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只能找到他的强势表达手段，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揣摩1942年前后蒋介石的精神和感情状态。
在电影里，他的戏份不多，就七八场吧。在一个巴掌上跳舞，是很累的过程，不是说这场戏里欠一些，下一场还能补过来。我没有这个机会，只能不放过蒋介石在镜头前表现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给自己的表演定位是云淡风轻。难民那边已经很浓烈了，死人、轰炸、逃亡、饥饿，破破烂烂，我不想给这部影片重中加重，不想过多地表现蒋介石的焦虑、纠结。相反，我想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这样观众观赏的时候，情绪会有些平缓。
B:你已经是第二次演蒋介石了(第一次是2001年电视剧《长征》)。这个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人物已经被类型化了，而你也宣称不肯再演第三遍了，你的原因是什么？
C:第二次我就不想演了。因为种种原因，小刚是好朋友，从创作信任度，以及情感、交流上，大家都是没有障碍的。我不想演的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怕太类型化，会让你很难逃出这个类型的魔咒，影响你对其他人物的再创造。如果你演得不好，你演他干嘛？如果你演得好，越演得好，观众印象越深，你的影子形象对观众的注入就越多，于是你下面创作的时候，就容易让观众有这样的影子。
我不觉得我有脱胎换骨的本事，也不觉得演每一个人物就能成为千面人。我做不到，就尽量不给大家一种固定的形象模式。基于这一点，从职业的角度，我是不想演。但这里有很多其他因素，人情、朋友，包括对这段历史的纪念……所以我还是演了。我给自己一个新的解释是，反正以前也演过，再加点也就算了。
B:我倒觉得你很擅长在短时间里表现爆发力，比如《唐山大地震》里的父亲，比如《建国大业》里的阎锦文，他出场只有1分多钟，但一出场，记得整个影院里一片骚动。在这样一部大群戏里，你怎样做到出彩？
C:越小的角色越难演。为什么诗最难写，小说相对余地就大一些？就是因为它可以铺陈慢慢展开，有补过的机会。诗要在最简短的词语中，传达出最大的信息量。没办法，这回就是在手指尖上跳舞，你还得跳得让人愿意看。越是这样的时候，你就要越精准。起码，不要浪费每一秒钟。想法归想法，其实还是有些地方不甚准确。
B：那一分钟戏的背后，你做了多少准备？
C:阎锦文的资料，能找得到的，我都看了；然后又把阎锦文这个角色回到我自己身上，又揉捏了一遍；然后再还原一个可视的、有观赏能力的阎锦文。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不动，但思想在动、行为在动。
他这个人就是在高节奏中完成的，在最短时间里，传达更多的东西，于是，我在最快的动作里，产生最立体的行为和感情状态。这个很难，但是做到没做到，要看观众认可。
B:其实这个大群戏里，几乎所有演员来串戏，就是为了好玩，友情支持一下。以你这么多年的阅历，这么小的角色，是手到擒来的活儿，需要这么费劲吗？
C:这个东西没大小。用一句我们演员界的老话，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只有你演不好的，没有小的角色，哪怕只有一个镜头，对这个职业有责任感，你必须要演好，没有余地。这不是对自己要求高，是这个职业本身要求就应该如此。
我不知道其他演员，但我的职业教育、成长过程，形成的模式就是如此。至于别人会采取什么方式，可能殊途同归。我的方式是：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
演员明星共存的高级境界，我做不到
B:你这么较真，如果一个角色演砸了，岂不是内心很难受？
C:负担很大，很不是滋味。我的确也有演坏了的角色，有的自己看完了都过不去。我并不是一个成活率很高的人，有很多没演到位的人物。
B:比如？
C:有些尝试，比如《卧薪尝胆》。我的工作态度毋庸置疑，但在表演上，可能在形式感的探索上，是有问题的，我把受众面划窄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认为是编剧的问题、导演的问题，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任何客观理由。就是我对人物的把握，对整个剧本气质的把握，和对整个人物的切入点，是失败的。
B:这种挫败感，会影响你很长一段时间吗？
C:唯一让我平衡点的是，我的工作态度是如此这般。这是我最大的平衡点。有很多人觉得，这个片子完了之后，会很郁闷，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二：一是你的工作不认真，不做功课；还有一种是，你做了功课，认真了，反倒效果不好。我是后面这种，我倒是能安慰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评论员们，你们要允许演员有失败的时候，他们也有失手的时候，也有相对自己不满意、或者观众不满意的角色，不要求全责备。他们也有做不到的时候，他们不是圣人，不是完人。我不是为演员没有演成功而开脱，这是创作规律。
B:其实从阎锦文这个小角色身上，让我觉得，陈道明是可以包装起来，走明星道路，而不局限于做个演员。你怎么看？
C:尤其这几年，演艺圈已经分出了两类，一类叫演员，一类叫明星。明星有明星存在的价值，比如商业价值，会合一部分人的胃口，走这条路无过。但我的职业训教过程，只是告诉我，你应该是个演员。
我不会去做为了当一个明星而去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职业而已，我完成我的本职工作就够了，好坏怎么样，结果如何，我不能掌握。但有时候明星是可以掌握的，他的明星团队、他的包装是可以掌握的。所以，演员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是原生态、制作感比较差的。但明星呢，制作感很强，有时候痕迹很重，有时候还会搞砸。
B:我认为，你是太严肃地把两者分开了，其实这两者可以共存的。
C:有，但这是个高级境界，我做不到。或者说，我身上没有商业气质、商业精神。如果艺商结合就更完美了，但我不会因为商而卖艺。如果艺上自然泛出商的元素，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不太会刻意去做这个，有，是自然生成；没有，我不会因为这个去做。
B:《楚汉传奇》里，你演的刘邦是个草根帝王，他身上有些流氓痞气，而你过去绝大多数角色都是文人气比较足，你会怎么表现他的这些特点？
C：我不想赋予刘邦一个概念的形象。历史学家、评论家说，刘邦是个流氓、是个痞子，于是乎我就去演他流氓，演他痞。我不会这样。我还是演他的成长史。一个农民，一个无所事事的农民，都能当上皇帝。我不是先入为主，先去演一个流氓做派——我不认为一个简单的流氓能成为中国大一统的刘邦。流氓里面也分很多层次，有小流氓，有大流氓，枭雄里面都有流气，这个流气该怎么拿捏？刘邦是一个没有世袭、没有血统的农民，最后变成一个举国之君，不能靠小流氓、大流氓气质来解释。自有他的必然性。
你这个采访早了。要等12月28号，这个电视剧开始演了，你再采访，我们就有的放矢了。现在，就是一个乌托邦的话题，等于是一家之言，你听我空谈，这个不谈也就罢了。
B:所以，《喜剧的忧伤》接下来的巡演会做哪些调整，你也不谈吗？
C:呵呵。因为你没有发言权啊。我说我好，你也得听，还要写；我说不好，你也要听，也要写。不够客观。
电影就是变成6D，也取代不了舞台剧
B:零片酬回到舞台，有什么初衷吗？
C：敬礼哪能拿钱啊。
B：是因为你有一些反商业化的情结在里面吗？
C：不是。感情层面没有那么复杂。我只想回报一下我的职业，我还热爱它。而且通过演这个话剧，我还有些欣喜和冲动的是：舞台剧没有死，还一点都不落后，也可以做到不小众。现在电影变成了3D，但它就是变成6D，也取代不了舞台剧。于是，我们只能反省，我们是不是没做好，没有把戏剧观众引领好。这回我要回天津，在老地方，我要继续做剧场。原来我觉得，我做这一步，就是完成感情的心愿。
但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过了30年，我再来演，戏剧的魅力对我还是这么大。
B: 30年后再回到舞台上，感觉自己有变化吗？
C: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观众还是观众，我还是个表演者，这个关系还在，没有颠覆。我只觉得，戏剧有独到的魅力，其他艺术形式无法取而代之，唯一性是颠扑不破的。我就觉得大家还完全可以，在这个时代不损艺术品质的前题下，市场化、商品化，总之它本身的艺术魅力一点都没有老。其实搞舞台艺术是需要信仰的！
B:它对你还是有吸引力？
C:很有吸引力。昨天我还在跟导演商量，什么样的剧本，有认识价值，又有观赏性，找机会，我们继续做。我没有崇高的艺术观，就觉得作为戏剧，作为表演执行者，它的魅力对我诱惑很大。
B:你演了这么多年，可能疲了，为什么还愿意站在那个舞台上？
C:你跟观众在一个空间里呼吸，每天的创作状态都不一样，表演的空间很酣畅。电影演得再好，永远只会采用一条；但戏剧就是，演18场，我就可以有18个样子，有18种表演方式，每天都可以有新的尝试，这是电视电影做不到的。而这个变化，立刻就能得到观众的反馈，你可以做到及时调整。
B：你在台上演舞台剧，粉丝都拉着横幅来捧你的场，给你取了各种名字，比如明叔等，作为一个演员，对这种情形你怎么看？
C:所谓我的粉丝吧，这帮小孩真的很可爱，有时候又挺让我头痛的。我们演话剧，这帮孩子坐火车，一看就看三四场，有的更多。他们的经济，应该说，都不富裕，但这股热情，这种忠实，我一直心存感激。
有时候粉丝也会给你压力，你的一言一行，甚至你每天穿什么，他们都会关注，尤其是现在有了微博。我这个人呢，最近穿这件衣服，就总是穿它。但在他们眼里，好像就不应该这样。有时候角角落落的，就给你一种压力。我更喜欢粉丝关注作品，哪怕是批评，这样才能让我的生活状态自由一点。我想躺着就躺着，我想坐着就坐着，这是人最放松的时候，我又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
关于粉丝的问题，我在任何采访中都没有回应过，我借这个机会，向我那帮粉丝表达谢意。你们所喜欢的这个人，不是完人，他也渴望自由，给他一点空间，让他犯一点错误，穿一点你们不爱看的衣服，说点你们不是很爱听的话，这个不算是错误，暂且算是自我爱好，和个性空间吧。
B:粉丝都能给你带来压力，你是不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C:任何人的粉丝都会带来压力，初衷都没有恶意，但是点点滴滴的。比如说话剧演出，头一天演出在人艺，哗的一个大条幅拉下来，像个演唱会。戏剧观众就可能特别不适应，怎么搞成演唱会了？
还有粉丝的尖叫啊，面对那种状态，对我是压力。他们的热情不能抑制，是真实的，但对传承的秩序有所破坏，很多老的戏迷观赏习惯不一样，他们就会想：怎么这么闹啊？这个就会给我带来一定的影响，当然，不大。
演员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选择不干
B:你不是个高产演员，经常会一两年干脆不接戏，是因为心情不好，厌烦演戏，就不演了？
C:不是，这里头有我自己把控的节奏问题。我上戏，不是因为我要上戏了，一定是因为我想上戏了。
B:什么时候才能让你想上戏呢？
C:剧本要好。有时候，人家问我，一年、一年半怎么不拍戏？其实就是我没看到我想要的剧本。我过去说过，人的三个境界：想做不能做的，能做但是不想做的，能做又想做的。我就想做点想做又能做的事情，不勉强自己。
B:不拍戏的时候干嘛？
C:千奇百怪的事情，没什么定式
B:听说，搓麻将、上网跟粉丝聊天、弹琴这类事情都有？
C:麻将早就不打了，那个兴趣点已经过了。去聊天室见粉丝，那也是90年代的事情，也过去了。
B:其实你最早是演电影出来的，但演电视剧成名，从此电影方面就涉足少了，为什么？
C:你应该了解我的观念。在这个行业里，我不认为演电影就高级，演电视剧就低级。对演员来讲，面对的都是人物，结果只有好坏。
我从来没有觉得电影有多高级，一个好的电影演员拉过来演一个80集的电视剧，未必能演得好。反过来，你演了很好的电视剧，很有经验，但上去演电影也未必好。隔山不隔岭，只有演得好和不好，没有谁高级和不高级。
B:你似乎比一般人早熟，16岁入行，30多岁成名，然后没几年就迅速和这个圈子保持距离，这种冷静是怎么做到的？
C:我90年代的时候也有过问题。好在我这个人知道反省，对于过去的轻狂，对自己的不自知，好在有自己的认识，能看到自己。能看到自己，才能知道这个样子是有问题的，就调整了。我还有这个能力。
B:这个圈子里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到问题，乐此不疲。
C:就是要出来进去。你的职业要有进去的能力，还要有抽出来的能力。轻狂，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这是对自己不够客观，对别人也不客观。
B:你现在是刻意和大众和娱乐圈保持距离？
C:我是尽量避免。一个是个性使然，一个是职业演员不要过多看重结果。得奖了，别太当回事，到头来，对一个角色的塑造，奖项说明不了问题。它只是奖赏了你的过去，一点不能说明明天。
B:那什么重要？
C:执行重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是否真诚，你是否认真，你是否对得起这个职业给你的位置，结果不重要。
B:你有很多理想，没有做演员这项。无数次想过不干了，但挣扎来，挣扎去，你还在这行，为什么？
C：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你让我去卖表，我不会。你让我开广告公司，我不会。这个行业干久了就变成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你叫我做别的技能，我也做不来了……我始终觉得这也是上天给我的恩赐。这个职业，对我最大的诱惑力在于，你可以选择不干！做老板的，必须每天出去跟人谈判，找新店，要养活一大批人。我不用。我可以给自己放一年假期，这一年的状态我就不想拍戏。这个职业的弹性，很符合我对职业的要求。
B:似乎没有别的职业，比演员更自由了。
C: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
B:是。大多数人对职业的终极追求，就是心情不好，或者累的时候，可以跟自己说不干了。
C:以后，如果老板跟你说，“去采访陈道明”，你可以自由地说：“我不去！”然后，咱们俩都可以自由地：你玩，我也玩。多好！
一切大于有，我没有，我还累什么？
B：你最好的朋友是葛优，但大家都觉得，葛优老师比你会做人。
C:这不是叫做人，这是性格不一样。葛优有葛优的处事方式，我可能更容易得罪人，所以，我尽量少接触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人的性格就是有所不同，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有一个地方是不可改变的——你是不是心存大善。不管对家人、对社会，这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这个人的德行。葛优的性格，我不觉得是圆滑，他性格如此，处事方式如此。
我也不觉得我尖锐，事情到每个人面前，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性格如此，我不那么介意，所以也没改。我是否能帮助别人，我不知道，但起码，我没有害人之心。所谓的坏要有底线，你不要过这个底线，方为好人。
B:冯小刚老师曾在书里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你，如何不给人台阶下。
C:他说的其实也有点夸张。我偶尔会碰到极致的情况，会有极端的处理方式。如果有不当，再次道歉。
B:管虎导演说，你的很多角色都是技术性完成的。我很想知道，演了这么多角色之后，哪一个跟你自己的本色比较近？
C:不太有，演自己最难了。说陈道明，你把自己演一下，我真演不了。每个角色，都有我的影子，但每个角色又都不会全是我。所以演员经常要处于精神分裂、性格分裂的状态。一开机，这个人就不是我自己了，这就是本能。一关机，可能就回来了。因为，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一旦知道了，那我肯定就知道可以装成什么样子了。我最准确的样子，应该是你眼睛里的我。
B:差点被你绕糊涂了。大家都觉得你清高，过去这是个赞美词，现在，说清高，其实是说这个人不识时务，你觉得呢？
C:我很轻，但是不高。我清高吗？但我不重。清高这个词对我来讲，每个人的生活态度不同，着重点就不同。不是说大家都做一件事情，就不清高了。大家都喜欢做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这个人就变成清高了吗？那就太形而上了。这么说，屈原也清高喽，众人皆醉，他独醒。
B:屈原那是绝对的清高。
C：那……不能这么讲。每个人生活态度，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那我清高，你不清高，你就是低俗？
B: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不喜欢随波逐流？
C:我无奈于这个世界，我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哪怕很小的世界，我只能很努力地去做到世界无奈于我。我尽量不被世界的事物所左右，这个我努力去做到。尽管我努力了，有时候，还会被它左右。
更何况，有时候，你没有防卫的时候，你还会随波逐流……
B:所以，你很警惕，过度防卫了？
C：是。你是不是会觉得我活得很累？但我告诉你，我活得特别轻松，因为我事儿少啊，外边的事少。一切大于有，我没有，我还累什么？人的规制、生活习惯，都是靠着克制慢慢形成的。克制阶段有点执拗，当它变成你的生活习惯之后，就没有任何障碍了。就像一个盲人进自己的家，尽管他看不到，但是在自己的环境里，他是光明的。当你习惯这些的时候，你还累吗？之后你进了一个陌生的屋子，哦，这是瓶子，这是门，你才累。当你习惯了，你什么都看不到，就知道是什么。
B：你们这一代演员，是因为受的教育比较传统，性格才会如此保守？
C:我没有参照物，只是按照我自己形成的道德观、生活观、职业观，来要求我自己。我尊重我的成长史。
讲点人话吧。这个行业，示众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带着妆。既然你演戏的时候，带着妆，生活里，这个妆还是卸了吧。太累了。这个行业容易生活得很夸张。这个职业就是个夸张的职业，能放大你的优点，能放大你的错误。生活中，不想活得这么夸张。
B: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娱乐圈？
C:我是文艺界的，不是娱乐圈的。娱乐圈就是适者生存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改变的。我觉得这个行业，自重的人还是多的，不自重的也还是有的，有寡廉鲜耻的，有为老不尊的。但主流演员都是正常人，绝大多数人品质上都是向上的，优良的，有时候为了竞争，为了上位，走点邪路也正常，别大惊小怪。只要心存善良，早晚会走到大路上。书的作者小宝，名字何平。推荐大家看看他写的书，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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