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
丁聪给袁鹰画的像
袁鹰 原名田复春、田钟洛。当代散文家、诗人、儿童文学家、编辑。1924年10月出生于江苏淮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业余创作。担任过《人民文学》《儿童文学》编委、《散文世界》主编、《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名誉理事。
“我们楼前正在造房子，路很难走，你坐什么车来呀，我附近有地铁，有……”电话里，袁鹰老师朗朗地说着，听不出这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声音，只有长辈对小辈特有的事无巨细式的关心。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电话约访，我终于在人民日报社的一座居民楼中，见到了著名作家、资深报人袁鹰。一头银发，胖胖的身材，眼睛里满是谦和、慈祥的袁老热情地招呼我到书房落座。书房里除了一张办公桌和两张旧式的沙发，书橱里、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是书，就连从大门走向书房的过道里也放了两书架的书。我们的话题就从书与文章开始了。
回首第一篇习作
拜访袁鹰之前，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给了我一本袁鹰的书，我惊喜地发现里面居然收录了袁鹰在1940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稿。70余年过去了，今天仍然笔耕不辍的袁鹰是如何看待自己处女作的呢？
回首当年，袁鹰的眼光变得有些悠远：“写作的爱好最早是从对阅读的喜爱开始的。我从小爱看书。幼时在家乡，祖父有一间书房堆满了线装古书。”十岁进小学后，老师鼓励大家读白话文课外书。袁鹰至今还记得当年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后来又读了朱自清的《背影》等，第一次感到白话文的优美动人。
十四岁时，他跟随父母从杭州搬到上海，当时正是“孤岛”时期，因为家里比较拮据，他读的书全靠借阅和在书店里白看，“我是福州路文化街上的常客”。书店里有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买不起书的人可以站在那里看，店员决不会撵人或者给白眼。每天下课后在开明书店的店堂里站着读书，成为少年袁鹰的一大乐趣。成年后回想起来，袁鹰认为，阅读的兴趣和习惯可以慢慢对一个人的思想、生活发挥作用。在阅读的当时当地，读者并不一定能完全消化，阅读的成果在当时也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它会像种子一样落于心田，哪一天就发芽、开花、结果了”。
书读多了，自然而然也手下痒痒，萌发起写作的兴趣。“当时家里订有《申报》，我就尝试着投了一篇稿子。其实那时自己才16岁，也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看见什么写什么，好玩而已。”袁鹰说，他在短文里写了一位热衷于搓麻将的办弄堂小学的校长，题为《师母》，用笔名“裴苓”寄到《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暑假之后的9月5日他居然在报纸上看见自己的文章发表了，“那真是大喜过望，写作热情高涨。”袁鹰展开一脸皱纹，笑得一如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稿费领来，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学生月票钱。那是不少啦，我就约同学一起出去吃面，大家都很高兴。”
在发表的刺激下，他和几个喜爱文艺的同学开始热切地寻找写作指导书看，至今他还记得茅盾的《创作的准备》给他启发很大。现在再看这篇习作，袁鹰觉得虽然有些幼稚，但从身边的人和事开始写作倒是写对了方向，没有走弯路：“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自己的生活，不要胡编。”
文学之路是艰辛的，袁鹰用初生牛犊的胆量去接触小说、散文、新诗、活报剧、书评等等各种形式。在对文字的求索过程中，他与文学再也难舍难分。
1975年袁鹰（ 前）在云南金沙江
跨界飞翔的鹰
袁鹰原名田复春，又名田钟洛，袁鹰是笔名。我很好奇，周围的人都叫他什么，他呵呵地笑道：“《人民日报》的老同事都叫我‘老田’，也有人叫我‘钟洛同志’，不过读者好像更熟悉‘袁鹰’这个名字。”因为喜欢写作，袁鹰用过许多笔名，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袁鹰”，他说，他取笔名时想学习鲁迅用母亲姓氏，于是有了“袁”，当时因为处于“孤岛”的上海，希望在黑暗中飞向光明的远方，苍鹰一飞千里，于是有了“鹰”。“袁鹰”开始在文坛上翱翔。
作为著名的散文家和儿童文学家。袁鹰的名字在少年儿童中声望很高。他的《井冈翠竹》曾经入选教科书，还有《白杨》——“白杨是高大挺秀、生命力顽强、坚强不屈的树”——有些年纪的人一定还记得自己当年朗朗诵读的情景。此外，《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小红军长征记》等都有很大影响，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
其中必须要提的是《丁丁游历北京城》。当年无数少年儿童对它爱不释手，他们正是跟着这本书游历了我们的首都——人心所向的地方。说起此书的诞生，袁鹰笑着说那是无心插柳顺便为之。因为工作关系，当年袁鹰从上海出差去北京一周。当年难得跑长途，又是到首都去，他趁便到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等处看了看，到街上走了走，见闻颇丰。或许知道他一定会把所见所闻付诸文字，正在《新少年报》当编辑的夫人就向他约了稿。没想到，以故事形式向小读者介绍北京风物的文字获得了孩子们的喜爱，不仅他们爱读，老师们也爱把这些文字当作教材。于是干脆结集出版，主角少先队员“丁丁”一下子成为大江南北孩子们共同的朋友。现在北京变化可大了，袁老是否考虑过写一个《新丁丁游历北京城》？“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你可以写。写丁丁长大了，带着小丁丁看今天的北京。”袁鹰老师慈祥地看着我。
袁鹰和冰心探讨文学
除了业余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外，袁鹰的工作是记者编辑，写过不少有火药味的文章，他经历了革命年代，接触了许多老一代的革命者、文艺界的先行者，他写的传记文学《长夜行人——于伶传》等，在海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大家把他叫做“两栖人”。对于这个称谓，他说：“半个世纪的两栖生涯，一面为他人缝制嫁衣，一面为自己裁剪衫裤，忙忙碌碌，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我至今不悔，还常常引以为荣，引以为乐。它是生活给我的厚爱，使我的人生道路虽然平坦却不单调，而且还算充实。”
袁鹰
袁鹰同家人游苏州（2002年）
难舍上海情结
听说我也是上海人到北京，袁鹰非常高兴，立马来了一句纯正的上海话：“侬是上海人？”上海是袁鹰魂系梦绕的地方。
圆明园路，那是上海的一条靠近外滩的小马路——“地处外滩的群楼背后，北起苏州路，南到滇池路，大约三四百米左右……它镌刻下了《文汇报》从‘孤岛’上创刊第一天起的青春岁月，留下了几代读者的思念深情，包括我这个70年前的老读者或许也可以忝为老朋友的人。”
思南路，上海市中心一条闹中取静的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总是深情地伸展双臂，枝叶交叉，成为一道绿色长廊，为过往行人送去一片浓荫，一缕恬适。四五十年前，当思南路还叫马斯南路的年代，它在上海人心目中，就已是一条绿荫覆盖的马路。人们谈起茂密的林荫道，就会赞叹地说：‘像马斯南路那样’。”
虽然袁鹰在上海只生活了15年，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但他仍然关心着上海的方方面面，仍然在用他深情的笔书写着记忆中的上海。在上海曾经住过的一条条弄堂、一个个石库门都被他用手中的笔描绘出来，那些曾经的人和事被他一再说起。他说，上海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进入了他的生命，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袁鹰看来，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那里涌现出许多文化名人、革命先辈。“上海接受新事物非常快，对先进的、好的东西就马上吸收，我到过南北几个地方，感觉这个特点在上海最为突出。”袁鹰说，“这就是海派，在文学上也出现了很特殊的‘海派文学’，我觉得以上海为代表的这种新的文风有益于文明程度的提升。”
基于对上海的感情，他晚年的很多文章选择在上海发表，比如《上海文学》就连载着他撰写的专栏，颇获佳评。
袁鹰还提到了许多当年引领他前行的老同志，很多人默默无闻地为文艺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上海的繁荣与这些人的贡献分不开。“结缘上海、结缘这些前辈是我能够走上文学道路的幸运。”上海是袁鹰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是提供了他文学素材的地方，是他走南闯北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