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
一个剧作家，身居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却醉心于广褒的乡村，30多年来，他以乡村题材创作了28部大戏、20多部短剧，被剧坛称为“用戏剧记录农民‘心灵档案’的第一人”。他就是剧作家陆军。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正处于关键之时，陆军推出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背景的剧作《定心丸》，并一炮打响，被全国各省市剧团竞相排练并搬上舞台。其后，他创作的乡村组歌《田园三部曲》，又集中描述了党的新农村政策带给农民自信、自尊、自强的精神面貌。
到了20世纪90年代，富裕起来的农民面临价值观的新选择。“中国农民能经得住贫困的磨难，却不知道富起来以后该怎样生活。”陆军把对这个问题的严肃思考，写进剧作《三朵花闹婚》、《神秘的电话》、《夏天的记忆》，短剧《乡村里的月亮》、《送子观音》中。
进入新世纪后，陆军通过大戏《女儿大了，桃花开了》、《母亲》、《上海歌谣》、《男人三十一枝花》以及短剧《三条彩信》等，多角度地反映了国内城镇一体化进程中农村面临“痛并快乐着”的挣扎。《母亲》的叙述对象是农村暴富家庭的“问题独生子女”；《女儿大了，桃花开了》则冷峻透视农村发展后自然环境与农民心理受到深度“污染”的状态，被赞为“新时期现代戏创作的重要收获”；《上海歌谣》，敏感抓住富裕起来的乡村女性的心灵颤动……
陆军是地道的上海人，生于松江农村，其创作灵感来源于乡土。他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反映现实矛盾，先后获得“文华奖”、“曹禺戏剧奖”和“田汉戏剧奖”。陆军认为，“我更注重把农民的命运放到时代背景中去考量，透视他们的心路历程，记录历史的胎记与时代脉搏的跳动”。日前，陆军又“深潜”到浙江淳安县下姜村采风，酝酿第29部“农村戏”……
30年成果展开幕式领导剪彩
《母亲》剧照
《瓜园曲》剧照
追求：我有责任为父老乡亲服务，将农民的喜怒哀乐写出来
“如果给你1000万元，最想做什么事？”去年底，在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陆军这样问下姜村党支部书记杨红马。
“我想建座大礼堂。”杨红马回答，“下姜村人有看戏的传统，但总是跑到外面看戏太辛苦了，有个剧院多好。”
是啊，生活好了，还有什么比精神追求更有意义？但得有人写村民喜欢的戏、反映农村生活的戏。这正是陆军此行的目的。到达当天，陆军与下姜村村干部、农民企业家以及村民代表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听他们讲述下姜村的前世今生。
第二天清晨，陆军走进豁然开朗的山坳，看到烟雨蒙蒙的溪面上，鸭子欢快嬉戏，白墙黑瓦的农家乐掩映在绿树丛中……他感叹“下姜村真是一幅美丽的‘山居图’。”遗憾的是，村里很少看到年轻人。尽管下姜村2011年经济总收入近2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过万，农业生产与旅游休闲观光发展如火如荼，却拉不回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脚步。陆军有感而发，当即构思了一部反映发展中农村呼唤年轻力量的大戏——《回到村庄》。
每逢采风，陆军总会习惯性地“有感而发”，这种本能已经持续了30年之久。早在1979年，他就因此收获了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农村戏剧《追求》。《追求》是一部颇具“罗曼蒂克情怀”的戏剧，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市郊农村，一个名叫“花娘”的女孩，有个很想出国的男朋友，他刻意接近一个美国女留学生，试图寻找一条出国“捷径”，于是便将“花娘”抛弃。后来女留学生因专业需要，与钻研花卉艺术的“花娘”相识。在“花娘”身上，她感受到新时代中国农民的勤劳朴实和自强独立。她还发现，“花娘”一直在悉心照料两位无血缘关系的老人，常以他们儿子的名义“杜撰”家书，慰藉老人。一次偶然中，女留学生得知了真相：原来“花娘”曾是自己男友的恋人，而那对老人正是他的父母。女留学生毅然与男友分手。最后，“花娘”因养花出名，受邀参加美国的花卉展览。
这部戏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之初的众生相。当时的“出国潮”，令许多人心里痒痒。人们哼唱着流行歌曲：“抽洋烟喝洋酒吃洋饭，穿上真的假的名牌衣裳，玩霹雳玩摇滚玩心潮，嘿！就是让你觉得很西方……”一切都纠结着人心，也使一些人偏离了人生价值观。陆军希望借戏剧《追求》，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以“花娘”的心灵之美，隐喻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意指国人要带着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走出国门，挺胸抬头地与世界对话。
“一龙舞活千江水”，《追求》滋润着贫瘠的乡村大地，在上海各区县先后演了百余场。一次在九亭乡下演出后已近深夜，一位乡镇干部特意腾出新装修的大房间，留给新婚不久的陆军和妻子居住。那晚，一临村老汉得知陆军留宿的消息后，黑灯瞎火地找上门来，拉着他彻夜交谈，却不顾一旁陪坐的陆军新婚妻子。老汉对陆军说，他接连看了7遍《追求》，仍觉得不过瘾，并急切打听下次演出地点和时间……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剧作家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也是沉重的责任，陆军坚定了写下去的决心，“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我对农村最熟悉，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理应最在行吧。”
农村生活对他来说，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陆军是农民的儿子，1955年出生时，家中已有6个兄弟姐妹。那个年代，家中一贫如洗，常常揭不开锅。无奈之下，18个月后，父母忍痛将他送人。可不久，养母因病撒手人寰，家中欠下了一大笔债，生活更加艰难。陆军在奶奶的抚育下长大，身穿补丁衣服、肩挎土布书袋的他念完小学后辍学，在生产队放鸭子赚工分。一到冬天，陆军的手脚长满冻疮，奶奶心疼地说：“还是去读书吧！”后来，在班主任的奔波下，陆军终于重新回到学校，直接上初中二年级，三年课程两年读完，成绩名列前茅。当时年仅15岁的陆军心中有个强烈愿望：农民太苦太穷了，一定要改变自己！
陆军对文字素来敏感。那时改变命运的办法是做公社的“土记者”，一来延续文学创作梦，二来“逃避”繁重的农业劳动。于是他给村里、乡里的文艺宣传队写剧本，看到自己的成果被搬上舞台，他感觉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后来，他考取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后，开始了戏剧创作梦。
“我有责任为我的父老乡亲服务，将农民的喜怒哀乐写成剧本。”陆军说。
《女儿大了，桃花开了》剧照
《夏天的记忆》剧照
创作：着眼于对时代的认知和对农村生活的理性思考
陆军的家至今仍安在郊区松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为寻觅一个熟悉而安静的写作处所。实际上，松江对于他，构成了一种难舍难分的“双向开发”：松江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格调，他给了松江以刻画与记录。陆军敏锐地观察着农村和农民一点一滴的变化，并予以生动的展示；他成了一个有坚实落脚点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也因反映现实而倍显珍贵。
《定心丸》的创作，同样取材于农村的真人真事。一个“倒插门”女婿在家境富裕的老婆家，过着委曲求全的日子。一日“风云突变”，逆来顺受的女婿在夫妻吵架后，居然离家出走了！原来这几年他“娘家”承包了不少田地，养了数百只蛋鸭，不仅还清了欠债，还将房子翻造一新，彻底脱贫了。有此作后盾，女婿一改先前人穷志短之态。妻子见状，改变了心态，并好言好语将夫君请回家。这个典型事例使陆军灵感顿生：“通过上门女婿‘娘家’的变化，能不能搞个小戏，反映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给人们带来的新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正处于关键之时，沪剧《定心丸》一炮打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人称“文化将军”的陈沂感慨地对陆军说：“你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难看出，陆军对戏剧创作的拿捏很精准。先是对时代背景的正确认知与对生活本质的理性思考，再从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寻找鲜活的人物与故事。剧中有关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情节描述，触动着许多人的神经而引发共鸣，这使得《定心丸》不仅在上海地区深入人心，而且被全国各省市大部分剧种移植上演，连内蒙、西藏等地的观众也对此剧赞誉有加。
《定心丸》为陆军所谱写的“心灵档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后的乡村生活组歌《田园三部曲》，集中表达了他对上世纪80年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整体思考。
在《瓜园曲》中，陆军着力塑造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农民科学家“罗晓明”。在陆军看来，在农村，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仅凭力气，难以脱贫致富。只有像罗晓明这样的新一代农民，才有可能用智慧的力量塑造充满生机的新农村。在罗晓明身上，有着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气象。
陆军创作《竹园曲》的动因，源于当时对一些地方“文明口号喊得响亮，社会风气日益下降”等现象的焦虑。该剧上演后，有人提出疑问：作为剧中矛盾冲突导火线的“村姑穿泳衣”的情节，在农村有何生活依据？陆军回答：“确有此事”。原来，他的老家在沪浙交界处，遗留许多旧习俗。一到夏天，姑娘们要下河游泳必须穿着衬衫长裤。某年，一名刚高中毕业的少女“冒天下之大不韪”，穿红色泳衣一团火似地从村前掠过，随即走上水泥桥，一个鱼跃飘然入水。几分钟后，观者如潮，一片哗然。女子的父母闻讯后持长竿而来，视亲骨肉如落水狗痛加鞭挞。第二天，少女的父母在村口用铁丝挑起那件泳装，当众焚烧了！
陆军在采风问俗时发现，此类村子依旧保持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村干部把夜晚当成是最容易出事的时段，比如男女失伦、偷鸡摸狗……因此，若能保持沉静，哪怕是死一般的宁静，也就是天下太平了。因此在这种小农文明的氛围里，人们缺乏对新事物、新观念的吸纳力，自然谈不上增强对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心理承受力。
然而，受过文化教育的新一代农民逐渐打开了视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在村里办文化室，普及科学，自由恋爱，去镇上赴舞会……如此，新旧观念、新旧人物较量的战场就不可避免的摆了开来。这样的生活，反映到戏剧舞台上，还会不引人入胜吗？！
聚焦：从浪漫到忧虑再到阵痛，深刻揭示当今三农问题
陆军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夏天的记忆》，源于身边真实的故事：陆军家乡附近的小镇发生了一起“雇人杀妻”案，案情并不复杂：某乡办厂厂长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从此看不上曾相依为命的“糟糠妻”，企图与新欢“地久天长”。因离婚不成，残忍的丈夫居然高价雇凶。
在创作这部剧作时，陆军的内心是沉重的。中国农村改革每前进一步，几乎都要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绝大多数的真实故事都在有意无意地诉说这样一层意思：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可以经受任何贫困，抵御任何磨难；而中国农民最渺小的地方，又在于他们不知道富起来以后该如何生活。现实告诉我们：纵然你有百万财富，你必须同时拥有支配它们的底气和能力。否则，钱越多，社会问题也就越多。在法制尚不健全的现实社会中，道德要承担它最沉重的历史责任。于是，悲剧、喜剧、闹剧轮番登场。
这些现实，最终汇聚在这部小剧场话剧《夏天的记忆》里。陆军以散文的结构、诗意的手法讲述了这个奇特的故事：乡下女人秋子贤惠善良，丈夫张二毛到南方闯天下后，她留守家中，照顾双目失明的婆婆。生活的重压没有改变秋子对美好人生的渴望和追求。此时朝气蓬勃的打工仔罗小山出现了，给她带来了新的气息，并悄然发生了一场婚外恋。中秋之夜，张二毛突然归来撞破两人的不伦恋情，逼迫秋子离婚。秋子无奈同意了，并发现自己怀上了罗小山的孩子。然而，这却是一场谋划周密的阴谋，原来早已变心的张二毛，以2万元的酬金雇罗小山勾引秋子，以达到离婚目的。当秋子看清这两个男人的欺骗时，一切美好均在心中毁灭。她用一种残忍的报复方式拒绝了罗小山的爱，用蔑视的方式拒绝了张二毛的忏悔，坚强地等待着孩子的降生，毅然走出家门。这部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剧作，可谓是陆军的又一力作，表达了他殷切呼唤健全法制，深情讴歌传统美德的心境。由于《夏天的记忆》所饱含的时代意义，在荣获“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和“曹禺戏剧奖”剧目奖之后，又为他赢得了中国话剧“金狮奖”编剧奖与第十届“文华奖”新剧目奖。
有专家说，陆军的剧作上世纪70年代的主调是浪漫，80年代的主调是忧虑，90年代的主调是阵痛。在忍受90年代的阵痛时，陆军的思考常会陷入纠结，他设身处地地感受到父老乡亲的变化，却又担忧他们的速度是否太快。他能做的，不仅仅是为广大农民提供“精神大餐”，更重要的责任，是通过剧本的方式给予提示与警醒。
忧思：现在许多剧作家大多生活在城市，鲜知农村的情况
纵观陆军的作品，始终能感受到一种朴实的“乡间心理”。不论是现代戏剧还是话剧创作，陆军大都取材于当代农村或与农民有关的生活，充满了乡村泥土的芬芳气息，这在当代上海的专业话剧作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份珍贵的坚守越来越难得。
余秋雨在“陆军剧作艺术研讨会”上发出感慨：“陆军始终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寻常态’，而这种‘寻常态’正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他以一种朴实的乡间心理，不太惊恐于潮涨潮落、花开花谢、云卷云舒……只是一味乐滋滋地写着自己想写的一切，写越剧，写沪剧，写话剧，也写电视，写电影，时间有空也写几本理论著作。戏演了一台又一台，书出了一本又一本，却从来没见他为此走过多少门路，闹过多少是非，受过多少委曲，发过多少牢骚。这种心态是戏剧界非常值得提倡的正常心态，陆军在生活和创作上的这种良好心态，并不出自于一种人生谋略，而是来自于他良好的内在素质和对艺术活动的正确理解……我想，如果我们的戏剧家能越来越多地普及陆军这样的品格和心态，戏剧界的空气就会得以净化……”
陆军，这位硕果累累的著名剧作家，仍在“乐滋滋地”、默默地书写着新的艺术篇章，只是他把创作的坐标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攀登艺术的高峰。
写乡村戏剧写出了名，陆军的脚步从上海扩展到了诸多省市。某次，福建南平邀他写一部关于扶贫政策的剧本。长途跋涉后抵达目的地后，他顾不上舟车劳顿，挨家访问农户作调查。几天下来，一个干实事、做好事的扶贫干部形象应运而生。这部后来被命名为《山乡恋歌》的剧作，写了一个挂职扶贫干部期满一年后即将返城，但老百姓此时正吆喝着推举他为村主任。城里有他相恋多年的未婚妻，村里有他放不下的农民兄弟，扶贫干部陷入了两难境地。这时，有人帮他想对策：若想“脱身”，有办法，但要放下“面子”——经济错误和政治错误是万万不能犯的，犯个小的生活错误倒可以试一试。接下来，一部闹剧又上演了。
某天，扶贫干部喝了很多酒，在人堆儿处抱紧村花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这“猥琐”举动在封闭的农村犯了大忌！村民见状，窃窃私语，他却暗暗窃喜。但是，村民上下一致对他宽容有加，给出理由：“喝醉酒后有些出格行为有何关系”？可村花的老公受不了，不想吃“哑巴亏”，要去告状却被村民堵在了村口。村里有个女孩一直暗恋着扶贫干部，她私下找村花的老公商量，以自己的一吻抵回，村花的老公二话不说地答应了。最后扶贫干部没走成，未婚妻离他而去远赴美国，那个暗恋他的女孩终于如愿和他在一起。
这部戏，陆军没落俗套，一一列举扶贫干部的诸多贡献，而是通过“强吻”村花却获得原谅的细节，来反衬他与老百姓之间的感情。而这样巧妙的处理，他常常运用在其他剧作中。比如，由《桃园曲》改编的《女儿大了，桃花开了》，着意对发展中农村的生态环境与心理环境受深度“污染”的状态做冷峻的透视，其中生活在重工业污染区附近的男孩，没有一个在征兵入伍体检中达标的细节，成为全剧的点睛之笔。再比如，《母亲》的笔触直指农村暴富家庭中常见的“问题独生子女”的生存忧虑，对全社会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救救孩子，救救未来”的呼唤。搬上戏剧舞台后,被浙江省著名剧作家钱法成誉为“浙江省近几年最好的一部现代戏”。
陆军说，不同剧作家的戏剧作品中，故事与情节也许有重叠，但是每个剧作家对人的心理研究与剖析，却可以拓展出无限的空间,剧作家的基本功与创作个性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得以体现。这正是陆军剧作的独到之处。
一路走来，陆军谱写农民“心灵档案”已30余年，虽然偶有同路者一起谈笑风生，但是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已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形单影只地赶路。
为了让更多的农村戏剧脱颖而出，让更多人关注农村题材戏剧这一领域，去年，陆军特意建议自己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做《从李二嫂到狗儿爷——建国以来戏剧舞台上农民人物形象演变轨迹研究》。然而，他也无不担忧地表示：“搞农村题材戏剧创作和研究，不是光有热情就能成功，也不能靠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而是需要丰富且长久的农村现实生活体验做铺垫。现在许多剧作家尤其是年轻编剧，大多生活在城市，鲜知农村的情况……”
言语间，他流露出了另一种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