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著名作曲家、铜管乐教育家夏之秋

    夏之秋（1912 - 1993）  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不仅以其铜管乐演奏和作曲而闻名遐迩，更以其桃李满园而为人称道。他的门生中许多成为我国交响乐队铜管乐的主力演奏员，著名音乐家严良堃、杜鸣心、杨秉孙、郑小瑛、章棣和等均得益过他的陶冶。此外，夏先生创作的著名抗战歌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思乡曲》《卖花谣》等，至今仍在海内外传唱。

　　前不久，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纪念夏之秋百年诞辰活动。百余位夏之秋先生的朋友、同事、学生及他的家人参加了纪念活动。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还为此出版了《夏之秋和他的抗战歌曲》。与会者回顾了夏之秋先生爱国敬业的一生和他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还现场演奏了夏之秋先生的代表作《歌八百壮士》《思乡曲》等。作为著名的作曲家、铜管乐教育家，夏之秋的一生是为音乐的一生，也是充满传奇的一生。

　　用热血谱出悲壮的抗战之歌

　　组建武汉合唱团巡演南洋，《歌八百壮士》《思乡曲》至今还在海内外唱响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让夏之秋中止了在上海国立音专才进行了一年的学业，回到了老家武汉，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斗争。他参加了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并任音乐组组长，全面负责音乐方面的宣传活动。这时他将自己的名字“夏汉兴”更名为“夏之秋”，为的是使自己铭记住，祖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记住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

　　夏之秋很快就在武昌和汉口组织起两支抗敌工作团歌咏队，到学校、工厂、街头去宣传抗日，用歌声来唤起民众。在这火热斗争的激励下，他拿起笔谱写抗日的战歌。

　　1937年10月的一天，夏之秋在汉口《大公报》上读到了光未然的诗作《抗日合唱》，铿锵的诗句，叩打着他的心灵。他第一次拿起笔来将此谱成一首大合唱，以诗的最后一句为歌名《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这首合唱曲经歌咏队演唱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刊登在抗战音乐期刊——刘雪庵主编的《战歌》上，很快便传到了大江南北，给中国人民带来胜利的信心。第二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拍摄追悼抗日将领郝梦麟的纪录影片中，采用了这首合唱曲，那悲壮的旋律，增添了影片的感染力。

　　处女作一炮打响，夏之秋很快又推出另一首力作：《歌八百壮士》。这首歌取材于真人真事。“八·一三”之后，被称为“八百壮士”的中国守军在谢晋元团长的率领下，坚守在上海四行仓库，与日寇浴血奋战。桂涛声为此写下了诗作《歌八百壮士》，夏之秋读后激动得一夜未睡，连夜谱曲。这首歌经周小燕首唱后，很快流传开来。之后夏之秋将它改为合唱曲，成为当时许多抗日救亡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此后，夏之秋与光未然合作，又创作了《女青年战歌》《远征轰炸歌》等抗战歌曲。

　　1938年夏天，夏之秋与队员们几经商议，决定赴南洋去宣传抗日，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他们正式成立了武汉合唱团，招募了一些新团员，后成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项堃也是其中之一。行前，夏之秋通过老同学、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何伟，见到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董必武给他们讲述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给了他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照片，请他们在外面进行宣传。并交给他们一封信，让香港地下党对合唱团的工作给予帮助支持。

严良堃题词

　　由夏之秋担任团长兼指挥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1938年9月在凉爽的秋风中出发了。他们到达广州后，因虎门封锁了，只得先由水路到中山县，再乘车到澳门，从澳门再乘船到香港。一路上，他们走到哪里便唱到哪里，在香港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演出，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夏之秋在此又推出两首新作——《思乡曲》和《赠寒衣予负伤将士》。合唱团抵达澳门时已是入夜时分，只有一家小旅店还有一间客房，便让女团员们住下休息，所有的男团员只有上街去“流浪”，等到天明再想办法。他们忍受着旅途的疲劳在街上转悠，忽然一阵凄婉的胡琴声从夜风中传来。夏之秋看见一位小姑娘牵着一位盲眼老人迎面走来，如泣如诉的琴声久久萦绕在他心头。他想起沦落在日寇铁蹄下的家园，想起战火中颠沛流离的亲人和朋友……一阵悲怆涌上心头，化为一段哀婉的旋律。后来他把这段旋律记在了纸上，合唱团员戴天道轻轻哼唱着，给它填上了四段歌词：“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并定名为《思乡曲》。这首歌的旋律具有小调色彩，优美深情，委婉动人，问世以后，久唱不衰。《赠寒衣予负伤将士》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创作的一首诗，合唱团在香港演出时，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将诗作交给了她在沪江大学的同学、合唱团副团长黄椒衍，请夏之秋为之谱曲。夏之秋谱好后，合唱团立即进行排练，很快便在香港进行了演出，香港市民反响强烈。

　　当时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组织了一个“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担任主席，不断将华侨捐赠的大批财物输送给国内，支持抗战。1938年12月中旬，武汉合唱团到了新加坡后，筹赈会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陈嘉庚感动地握着夏之秋的手说：“有你们这样的爱国青年，中国有救了！你们放手去干吧！我支持你们！”在筹赈会的安排下，合唱团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1938年12月18日晚，合唱团在“星华各侨团学校”组织的欢迎大会上首次亮相，引起轰动，观众和各报章交相赞誉。12月22日，他们正式在新加坡的卡必都戏院公演，一连8晚场场满座，在市民的要求下，合唱团又加演了8场。此后合唱团在新加坡的“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三大游艺场轮流演出。

　　周小燕题词

　　从1939年5月开始，合唱团到马来西亚各地巡回演出。除了合唱，在项堃的导演下，合唱团还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三江好》《人性》《雷雨》等话剧。对于合唱团的募捐演出，华侨们反应非常热烈。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僻的渔港，演出一结束，观众们便争先恐后地捐款。有的捧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叠钞票，有的掏出身上仅有的现金，老人拿出包了又包的积蓄，孩子献上几枚硬币，妇女毫不犹豫地取下她们随身佩戴的金银首饰……华人社会中掀起了一股为支援祖国抗战、救济祖国难民的献金高潮，华侨们对祖国的一片深情，令夏之秋和团员们热泪盈眶。

　　合唱团在马来西亚巡演一年，共筹得捐款叻币200多万元，折合当时国币近2000万元。这些捐款连同在新加坡的演出门票收入和募捐收入，都交给了筹赈会。团员们每天只有两角钱的零用钱，可他们感到自己的收获是难以计算的。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当个人与祖国和时代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将不再渺小。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

　　1940年5月中旬，合唱团启程回国。武汉合唱团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它光荣的一页。夏之秋创作的抗战歌曲，也被载入史册，成为我们音乐生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思乡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的保留曲目，被台湾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采用为背景音乐；《歌八百壮士》选入台湾中小学音乐教材，并成为台湾拍摄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战歌曲，被选入不同版本的歌曲集里……它们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至今感染着中华儿女。

　　辛勤耕耘育出桃李芬芳

　　严良堃、杜鸣心等出自门下，国家级交响乐队的管乐首席或一级演奏员当中许多都是他的弟子

　　夏之秋是我国铜管乐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如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著名作曲家杜鸣心，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演奏家陈嘉敏，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大学教授田仁介，香港交响管乐团指挥黄日照，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队的演奏家黄世明、杨杰、张振武……在国家级交响乐队的管乐首席或一级演奏员当中，许多都是夏之秋的弟子。

　　1940年6月，夏之秋搭乘滇缅公路的运输车回国。当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办了个音乐干部训练班，还想办个像样的军乐队。闻知夏之秋到了重庆，便聘请他去任教官。夏之秋建议到战时儿童保育院去挑人。战时儿童保育院位于重庆嘉陵江南岸，收留的都是些孤儿或流浪儿。经过简单考核，夏之秋挑选了60个男孩。一切从零开始，没有教材，夏之秋自己动手编写；乐器都是七拼八凑而来，这些音高不一的“多调乐器”，夏之秋花了很多力气进行修理，连空袭时躲进防空洞里，都在修理着它们。这是夏之秋第一次自己组建起来的乐队，他把心都扑在了孩子们身上。这批孩子中有一些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铜管乐演奏家与教育家。

　　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和几个合唱团的指挥。还受教育家陶行知的聘请在育才学校任课。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校址散落在重庆北碚等处，校舍简陋，校风却十分优良。这所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在中国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人才。到这所学校授课的老师，不仅没有分文报酬，连车马费都得自己掏。教师们还常受到反动分子的威胁恐吓。夏之秋就受到这样的警告：“你怎么跑到那里去教书？那是共产党办的学校，而且还没有讲课费。”夏之秋坦然一笑，说：“在那里教书是没有报酬，但我对这份事业有兴趣。”

　　同在育才兼课的钢琴家范继森一天对夏之秋说：“有个名叫杨秉孙的小把戏（方言：小孩），多有趣哟！我给别人上课时，他趴在教室外面的窗台上看。下课后，学生们跑到外面玩去了，他却跑进教室，在钢琴上摸来摸去，试着弹我刚才讲的曲子。”夏之秋一听忙说：“这可是个小天才，别把他耽误了。”夏之秋找到陶行知，请他把社会学班的杨秉孙转到音乐班来学习。陶行知欣然同意，使杨秉孙的音乐天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家。

　　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与武汉合唱团合影。前排左起第七人为陈嘉庚，第六人为夏之秋

　　有一天范继森又兴冲冲地对夏之秋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杜鸣心。这小把戏不懂和声、对位，但他会作曲。”第二天夏之秋便来到学校，让杜鸣心弹一段自己的“作品”给他听听。杜鸣心一弹，夏之秋感到这孩子还真有股灵气，他按捺住心头的喜悦，问起杜鸣心的身世。原来杜鸣心的父亲死在日寇的炮火中，母亲靠干点零活养育他，10岁时进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后被选入育才上学。夏之秋心里涌起一股异样的酸涩，他注视着杜鸣心疲弱的身躯，不胜怜爱地说：“你作的曲很好，没有学过和声，就会作曲，很不容易。但是，世界著名作曲家如莫扎特、贝多芬都学过和声，你以后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呵！”

　　夏之秋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发现和培养的音乐人才岂止一个两个。著名指挥家严良堃1945年还是重庆国立音乐院作曲系的学生，他在夏之秋门下学习高级练耳，夏之秋惊讶于严良堃过人的听音能力和良好的基本功，他把严良堃请到家里来玩，并说：“你将来准是个好指挥！”此话后来果真成为了事实。1950年，中国儿童剧院乐队请他去测试一个刚考取的学员，测试后夏之秋对乐队队长朱传鼎说：“此人3年后可派个小用场，5年后可派个大用场。”建议让他先学半年单簧管，然后再学双簧管。5年之后，这位学员果然因优异的成绩和精湛的技艺被中央乐团看中，他便是多年来在中央乐团担任首席的双簧管演奏家章棣和。由于夏之秋的“慧眼识英才”，他在音乐界享有“伯乐”之美名。

　　从上世纪40年代之后，夏之秋除创作了《梅花山——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所作》等几首歌曲外，便再没有进行创作活动。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从1942年起，他先后在湖北省教育学院音乐系、重庆国立音乐院作曲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音乐系担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南文艺学院音乐系副主任，中南音专副校长。1954年，他调至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任铜管乐教授，此后便主要致力于铜管乐教学。著有《小号吹奏法》（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出版）；译有《圆号创新教学法》（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出版）。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夏之秋白了头发，弯了腰……但当他回顾自己的过去，他感到更多的是幸福和满足。当他阅读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时，他的心里充满了欣慰；当他闻知学生们所取得新的成果时，他感到由衷地高兴。

　　一位他早年的学生在台湾任中学音乐教员，海峡两岸阻隔近40年。当他闻知老师还健在时，连夜含泪给夏之秋写来一封长信。并用白银铸了一个小匾，上用黄金铸了“春风化雨”四个字。当这个珍贵的纪念品辗转送到夏之秋手中时，夏老也掉泪了。浓浓的师生之情，尽在这无言的泪中……

　　与周小燕一家三代的友谊

　　当年，是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资助非亲非故的夏之秋上学，后来，周小燕的妹妹们拜他为师

　　说起夏之秋的艺术道路，便不能不提到我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当年，是周苍柏主动提出资助非亲非故的夏之秋去报考上海国立音专，而夏之秋，也与周家三代人结下了延绵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1912年2月27日夏之秋诞生在武汉一个小学音乐教员家里。父亲为家中的这个长子取名“夏汉兴”，以纪念革命党推翻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夏之秋3岁时母亲便因病离开了人世。后来继母整天忙于照顾年幼的弟妹和老迈的爷爷奶奶。幸喜人世间的至美音乐，抚慰着他寂寞的童心。5岁时，夏之秋便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风琴。家里那架风琴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白键黑键的起落，敲起他心中阵阵欢乐的浪花。8岁时他开始学吹小号。1926年升入武昌文华中学后，夏之秋成为这所教会学校的司号员、校铜管乐队队员，他学会了吹奏各种铜管乐器。

　　1931年，他的父亲患伤寒症匆匆离开了他，才读高中二年级的夏之秋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便跑到校长办公室央求校长给他找份工作，他要继续学习下去。校长给他的工作是接替即将退休的校管乐队教员，并担任乐队队长。他当时高兴得几乎要发狂。自此，文华中学多了一位年轻的教师，他带领着队员进行晨练、演出。

　　半工半读，刻苦发奋，夏之秋终于修完了高中课程。1932年他考入华中大学物理系，仍兼任教员和乐队队长工作。

　　1934年的一天，夏之秋的英文老师沈祖荣（我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问他：“你愿意专门去学音乐吗？”尽管夏之秋非常爱好音乐，也有了些根底，但从未想过将自己的一生与音乐维系在一起。上音乐院校的花费浩大，对于半工半读的他来说，是一件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竟主动提出资助他去专门学习音乐，这位热心的资助人是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这位曾留学美国学习经济的银行家，对音乐也十分入迷。他不止一次地观看过夏之秋指挥学校铜管乐队的演出，他从这位稚气未尽的“指挥”身上，看到了潜藏的非凡艺术才华。当他从留美时的同学沈祖荣那里了解到夏之秋的身世后，更萌生了资助他在音乐上深造的念头。他对沈祖荣说：“像这样的人不去专门学音乐，太可惜了啊！”

　　但夏之秋放不下已学习了两年的物理专业。直到两年后他完成了物理专业的学习，才决意去报考当时我国唯一的音乐专业学校——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6年初夏的一天，夏之秋到武汉上海银行找到了周苍柏。周苍柏见夏之秋已决定去学习音乐非常高兴，当即取出500元大洋交给夏之秋，嘱咐道：“你专心去报考吧，祝你成功！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从此，夏之秋与周苍柏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6年夏天，夏之秋乘江轮来到上海，很顺利地考入了国立音专的高中班，跟随萧友梅、黄自、吴伯超、李惟宁诸位名师学习作曲。他天天带着他的小号，总要抽时间吹奏一会儿。有天夏之秋正在琴房练琴，工友推门送来一张纸条，原来是黄自先生让他去办公室一趟。他一到，黄自便说：“我听你吹奏小号了，真是太好了！我一直想组织一个中国人的交响乐团，以我们学校的人为主，缺少的人选，再到社会上邀请一些，你愿意参加吗？”

　　夏之秋连声说：“非常愿意。”黄自又关切地询问他学习音乐的过程，夏之秋叙述了自己的身世。黄自说：“在中国学习铜管乐的人太少，你基础不错，若愿意继续学，我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你。这样我们中国将来也有自己的铜管乐演奏家了。”学校请来了工部局交响乐队首席小号、俄裔演奏家杜浦洛夫斯基为他授课。在此期间，夏之秋帮助黄自筹建起了上海管弦乐团。

　　夏之秋指挥武汉合唱团演唱

　　抗战爆发后，20岁的周小燕也参加了夏之秋组织的歌咏队，担任独唱和领唱，直到她1938年赴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时才离开。周苍柏非常支持歌咏队的活动，当听说排练场地有困难时，便把家里的客厅和另一个房间打通，作为歌咏队的排练场。在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夏之秋与周苍柏的情谊愈发深厚。

　　1940年5月，夏之秋由滇缅公路回国，途经大理时巧遇周苍柏。离乱后的重逢，使两人十分激动。周苍柏告诉夏之秋，他已迁至重庆，夏之秋回到重庆后，便投奔到周家。

　　周苍柏是位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他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共产党、八路军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邓颖超也常到他家会见一些友人，以避开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监视。那段日子，夏之秋一回到家里，周小燕的妹妹周宝佑、周徽佑总是请他教她们乐理、视唱练耳和钢琴。而年幼的周彬佑，也瞪大眼睛在一旁静静聆听。1942年，周苍柏赴湖北恩施担任省银行总经理，他希望夏之秋也能一道去。夏之秋也不愿使周氏姐妹的音乐学习中断，便与周家前往恩施，在湖北省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恩施，原是一个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的城市，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夏之秋在那里组建了新湖北合唱团，使这座沉寂的小城响起了抗日的歌声。在这里，找不到一架钢琴，夏之秋从老乡那里得知水塘里有一架丢弃的旧风琴。便找人打捞上来，动手修好，周氏姐妹上课、练琴便全倚仗了这架旧琴。后来，姐妹三人都走上了艺术之路。1944年，夏之秋受聘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作曲系，才依依不舍地辞别了一起生活四载的周苍柏一家。

　　天下的事就是那么巧。新中国成立后，周苍柏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夏之秋也调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相聚在北京，两家过往甚密。夏之秋与周家的友情也延续到周家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周宝佑的二儿子郭政，曾师从他学习小号演奏，因成绩优秀已获得美国朱莉亚特音乐学院小号硕士学位；周宝佑的长孙郭宁，曾被视为“五音不全”，经夏之秋调教，钢琴演奏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在1988年中央音乐学院为夏之秋执教55周年所举行的纪念会上，出现了这样动人的一幕：周宝佑向夏之秋深深一鞠躬，动情地说：“您教育了我们一家三代，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夏之秋说：“首先要感谢您的父亲，没有他，哪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