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正在构思《城南旧事》电影音乐的吕其明。
　　

20岁的吕其明，那一年他从华东军区文工团转业至上海电影制片厂。

在音乐的伴随下，吕其明感觉很开心。（图片：吴磊 陈征）

　　吕其明
　　
　　中国最杰出的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以其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等一批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杰作，以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歌曲三百余首。
　　
　　
　　
　　10岁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今年83岁的作曲家吕其明，至今还保留着“老革命人”的生活习惯和乐天精神。
　　
　　早上5点多起床，走路半个小时，三餐定时，晚上9点半左右睡觉，从年轻时开始，他搞创作就从不“开夜车”……在习惯通宵赶工的年轻音乐人看来，这一作息基本属于“非正常”。
　　
　　最近，他又自费买了30多套《红旗颂》的套谱，每一套500元，赠送给了全国所有省市委宣传部和专业交响乐团使用，态度很坚决：不搞仪式，不要费用，“钱多少是小，重要的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演奏这个作品，有更多人来听这个作品，我们就满足了。”这个倾注了吕其明几十年心血，最引以为傲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以其优美的颂歌主题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是我国音乐舞台上演率最高、广播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他看上去一直都乐呵呵的，不为名利所困扰，“像我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来进了上海，那个时候真的不敢想我能进入21世纪，真是太遥远了，你看现在，我不仅进入了21世纪，而且都进了十几年了，我觉得我已经‘够本’了，我过得每一天都是赚的。如果哪天我要离去，就开开心心地离去，但当我还没走的时候，一定要开开心心地做事。”
　　
　　所以，八十多岁，他仍然谱写出了一部全新的交响组曲《使命》和管弦乐序曲《雷雨》。

　　
　　“搞创作，我从来不开夜车”
　　
　　星期日周刊（以下简称星期日）：前不久，您献礼十八大的最新作品《使命》上演了，我们都很钦佩，80多岁的人还在坚持创作，现在每天的生活节奏是怎么安排的？
　　
　　吕其明：我本人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5点起床，三餐定时，晚上9点半左右睡觉，一直早睡早起，从来如此。
　　
　　星期日：一般什么时段做一些音乐方面的整理或创作呢？
　　
　　吕其明：这个不一定，创作不能规定时间，有时创作思维特别活跃的时候就多写点，有的时候想不到什么就不去写，所以这个很难说有规律。
　　
　　星期日：有些音乐家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创作。
　　
　　吕其明：这方面的话，我就和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从来不开夜车。但是我有很多时间，多的时候我可以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是持之以恒的，不是三五天赶赶任务，这样是不行的。年轻的时候写《红旗颂》，那时我35岁吧，当时那些作品都要得很急，各方面创作要求都很高，怎么办呢？虽然我不开夜车，但是我比开夜车的人时间多得多。比如说，我有了任务以后，一般的睡觉时间就会比较少，倒不是我不要睡觉，只是到时间了就会自己醒。有时早上5点甚至4点就醒了，醒了后突然灵感来了，那我就开始写，写到7点多，再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休息到8点多，我又开始工作，中午12点吃完饭，我会打个盹，大约30分钟吧，再从下午1点写到6点，吃饭后看看新闻，再从晚上7点半写到10点，然后睡觉。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这样持之以恒，你说这样算下来我可以写多久？很多作曲家喜欢在夜里写几个通宵，然后就不行啦，可我能长期坚持，坚持几个月，这样一来我的身体也好，不会因为熬夜带来对身体的伤害。
　　
　　星期日：那真是很难得，相当一部分作曲家都是日夜颠倒，抽烟、喝酒，好像不抽烟的话灵感就来不了。
　　
　　吕其明：我从来不碰烟，感觉没有抽烟的需要，有时喝一点干红。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开心，而且我这个人没有发愁的事，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苦恼有什么用，任何时候我都是乐天派。
　　
　　星期日：一般人年纪慢慢大上去，可能会害怕衰老，您是如何看待衰老这件事呢？
　　
　　吕其明：衰老是人生规律啊，是无法抗拒的。人从大自然而来，到大自然里面去，孩子赤裸裸地来了，到你死时又是赤裸裸地走，这是规律。当然每个人对这个规律看法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淡然处理，没什么值得发愁的。我一直都是这么想，应该乐呵呵地过每一天，人生苦短啊！像我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来进了上海，那个时候真的不敢想我能进入21世纪，真是太遥远了，你看现在，我不仅进入了21世纪，而且都进了十几年了，我觉得我已经“够本”了，我过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我一定要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认认真真地做事。

　　
　　“《红旗颂》是我一生的生活积累”
　　
　　星期日：您是“老革命”了，听说10岁就和父亲参加新四军了？
　　
　　吕其明：是的，1940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那时候15岁。战争时代非常锻炼人，孩子们都成熟得早，哪像现在都是“小皇帝”。我给你讲个10岁时候的故事，对现在的人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我的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是一个农业专家，毕业后回乡办学校、办报纸。“七·七事变”后，他就投身于抗日运动中，我们家乡来了新四军后，父亲利用在当地的声望，募集了很多弹药粮饷支援新四军，就这样，我父亲就成为了国民党的眼中钉。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地下党便通知了父亲这个消息，他带着我们全家逃出来参加了新四军，父亲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1941年，父亲送了我一把全新的德国制造的小手枪，叫做“掌心雷”，非常漂亮，有五十多颗子弹。这种枪在过去是特务用的，子弹前面都是有毒的，虽然枪小，但如果谁碰到子弹头就一定没命，但父亲相信我这个11岁的孩子不会乱来，把他送给了我。我父亲是1945年光荣就义的，这把枪我从1941年到1949年一直佩戴着，进入上海后按规定一切武器都要上缴，我不得不执行，所以也就失去了父亲留给我的最有意义的东西。讲这个小故事是想说，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星期日：父亲喜欢音乐吗？
　　
　　吕其明：“特别喜欢”很难讲，但我有一个印象，在我10岁离开家时，家里二楼上就挂着一个琵琶，所以如果我父亲对音乐没有兴趣的话，也不可能挂一个乐器吧。
　　
　　星期日：可能是早些年的这些经历，让您在创作上还是相对比较纯粹，写了《红旗颂》、《使命》等很多主旋律的作品。
　　
　　吕其明：我们老一辈的这些作曲家想的和现在的作曲家不一样。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通过1944年的深入学习，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文艺到底为谁服务？即艺术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当时是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二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写作品一定要深入生活，你不能闭门造车，坐在亭子间里空想，哪能写得出好作品？真正好的、能够打动人、能够最终留下来的作品，归根结底是来自生活。
　　
　　星期日：您写的很多脍炙人口的影视插曲，比如《谁不说俺家乡好》就是深入生活而来的吧？
　　
　　吕其明：对呀，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当时《红日》里面需要一首歌，歌颂解放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这首歌曲究竟怎么写，写成什么样，没人有主意。在上海我们也想不出，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虽然解放战争有三年我在山东度过，对山东非常熟了，但我觉得还是不够，于是我们就到了山东拍摄《红日》的所在地进行访问。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个老乡，老乡介绍说，那里是烈士陵园，松柏常青，非常庄严肃穆，于是我和杨庶正、萧珩一起上了这座山，心情十分激动，当时天上飘着白云，远远望去，全是梯田，这个时候大家的激情就来了，你一句我一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乡好，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就是因为触景生情，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情景的感染，才有了灵感，写出了这首歌词。你说，如果坐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写得出吗？没有这个感觉呐！所以深入生活，对于我们搞创作的人来说，就是生命线，没有生活不可能写出感动人的曲子。《红旗颂》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也因为它是我一生的生活积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给我的感受是：我们都是在红旗的照耀下得到胜利，红旗是烈士们用鲜血染成的，这里面也有我父亲的鲜血、特别是看到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上飘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感受，对于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对红旗的热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这种感情全都诠释在了《红旗颂》这个作品里。

　　
　　“我是拿着‘音乐武器’为人民服务的”
　　
　　星期日：除了一些大型的交响乐作品，您还创作了不少电影音乐，比如《铁道游击队》和《城南旧事》等，老百姓听得懂，也非常喜欢。您说过，创作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老百姓要听得懂，能具体谈一谈吗？现在很多音乐创作，往往炫技成分比较多，而恰恰忽略了“老百姓听得懂”这个重要元素。
　　
　　吕其明：我为什么搞音乐？我搞音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成名成家，或者是炫耀我自己有多高的技巧，我是拿着这一个“武器”真正为人民服务。因此我在写作品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咱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交响乐是从外国来的，它是非常好的现代工具，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到中国来，不过七八十年，中国老百姓不习惯听交响乐，因此你怎么能把这么个“洋玩意儿”让中国的老百姓接受？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喜欢听旋律。你看，中国的戏曲、民歌都是好听的旋律啊。而交响乐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欣赏可以，但是不喜欢，因为这不是他的习惯呀。所以这一点，我在写交响乐时特别注意，比如《红旗颂》，主题非常民族化，但它又不是属于任何一个省和地区的，写的时候，我把各地元素融合在这个作品里面，它成为了一个地道的中国音乐作品。
　　
　　星期日：提到《红旗颂》，之前您说过，这个作品免费提供给任何乐团使用，不收任何费用。对于名和利，您是怎么看待的？
　　
　　吕其明：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所决定的。自己的作品能够有人爱演奏，有人爱聆听，我就非常满足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最近我就和《红旗颂》的词作者薛锡祥同志自费买了30多套《红旗颂》的套谱，每一套500元，赠送给了全国所有省市委宣传部和专业交响乐团使用。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演奏这个作品，有更多人来听这个作品，我们就满足了。
　　
　　星期日：听说当年，您也是不肯收取任何费用才答应创作《雨花祭》的？
　　
　　吕其明：那是1998年的事情了。南京烈士陵园的雨花台纪念馆决定改造，其中一项就是要增加背景音乐，于是他们来上海找我，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创作任务。我提了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不收分文；第二是要去纪念馆实地学习。1999年1月，我住在纪念馆旁边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因为很近，每天就走过去。早上8点半场馆一开门，游客们去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进这个馆后需要什么样的音乐？这都需要我去感受。我看了大量的烈士资料，非常感动，同时也和工作人员座谈，就这样住了8天，回来后，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这个作品写出来。我去上海交响乐团请他们录音，但是他们日程全排满了，我就与陈燮阳他们商量，终于把两天休息时间抽出来录音，我非常感动，很不容易啊。而且将近100人的交响乐团，要录两天音，你猜猜当时打了多少预算？6万块钱，要录两天（笑），这两天还要吃饭、要有交通费。结果他们只用了2万块钱，把另外4万又赠给了雨花台，而且陈燮阳表示分文不取。当雨花台的同志拿到我的录音，拿到这4万块钱的时候，他们感动得不得了。后来他们提出，要把我的交响乐总谱放在我父亲那一面墙前的一个玻璃台子上，注明：吕其明同志，即吕惠生烈士的长子。我的作品能和雨花台长存，他们能这么做，我感到非常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