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阳
1939年出生在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父亲陈蝶衣为一代词作家，母亲是个京剧爱好者。陈燮阳现为上海交响乐团名誉音乐总监、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特邀指挥。1984年出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1986年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第一位文艺院团的总监。
在陈燮阳的艺术生涯中，他拥有无数中国指挥家中的“第一”：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威力，他几乎是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明星指挥”，尤其在基层，一些音乐会点名要他来指挥。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何时真正“退休”？他回答得干脆：“很多指挥家都是指挥到死的，除非业务或身体原因不行。”
“地中海”式的长发，金边大眼镜，陈燮阳有着让人过目难忘的形象，往指挥台上一站，不怒自威。
记者和他聊起头发这个鲜明的个人特质，老先生一点不避讳，“20多岁的时候，我头发就逐步掉了，然后一直保持这样。”说话的时候，他坐在松软的沙发里，神奇的是，背却挺得笔笔直，73岁的身板比20多岁的年轻人更挺拔，这大概是长年接受西方音乐熏陶，在指挥台上不自觉锻炼出的“精气神”。
在陈燮阳的艺术生涯中，他拥有无数中国指挥家中的“第一”：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录制的作品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大奖的第一人、在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音乐会上成为登台指挥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威力，他几乎是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明星指挥”，尤其在基层，一些音乐会点名要他来指挥。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何时真正“退休”？他回答得干脆：“很多指挥家都是指挥到死的，除非业务或身体原因不行。”
与谈“指挥”时的掷地有声相比，采访中，提及和父亲的这段情，陈燮阳却陷入了寡言。曾创作了《凤凰于飞》、《情人的眼泪》、《南屏晚钟》、《我有一段情》、《香格里拉》等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词作家陈蝶衣，对儿子陈燮阳来说，融汇了太多复杂的情感：13岁，母亲刚刚去世不过一年，父亲就离开了他们姐弟俩远赴香港，并且重组了家庭，这一走30年，音讯全无，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陈燮阳对外界以“孤儿”自称，悲恨交织，直到时间慢慢流逝，自己也成了家，才逐渐理解父亲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出走”的心情。
《挥出一片艳阳天——速写陈燮阳》一书中，记录了父子俩久别后的第一次见面：“1982年2月，陈燮阳在结束赴美考察、指挥后回国，途经香港，终于与阔别30年的父亲相见了。在机场，陈燮阳一眼认出了80多岁的父亲，并没有想像中的奔跑拥抱，他只是快步走上前用上海话叫了一声‘爹爹’，眼泪就下来了。老先生也只是抓住他的手叫了声‘燮阳’，任泪默默流下。那一刻，冰封在心中的恨已经被血脉中同样的温度融解了。”陈燮阳承认，对父亲的感情经历了“爱和恨的大逆转”。
指挥既是事业也是乐趣
晨报星期日周刊（以下简称星期日）：是不是特别忙？
陈燮阳：对，明天到深圳、广州，然后再去重庆、海口演出，特别忙。不过今年算是好的。以前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赶一场，今年是一天隔一天。
星期日：现在一年要表演多少场？
陈燮阳：今年不是特别多，大概50、60场吧，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国度假，推掉了很多演出。另外，还有很多重叠的演出，没办法分身。
星期日：陈老师和新年音乐会还是有渊源的。1998年春节，您带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方的音乐圣殿——维也纳金色大厅，那是第一次有中国乐团在那里演出，还是第一场中国民族音乐会，非常轰动。
陈燮阳：当然！演出完，中国民族音乐在西方主流社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存在，因为当时通过奥地利国家电视台、欧洲卫星三台等5家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整个欧洲都知道了我们，以至于后来去法国演出时，我在街头都被认了出来。很感谢那个主办方负责人，他在德国生活，了解西方人对中国音乐的兴趣，所以组织了这场演出，而且当时他的创意也非常好，不仅带了中央民族乐团去，还专门组织了旅游团，带了中国同胞去那里听音乐，有好几百个人呢。我记得，音乐会现场，所有曲目的反应都很热烈，那天，除了座位票，还有300多张站票，观众站着在后面观赏，有欧洲人，也有中国人。
星期日：在国内指挥家里，既能指挥交响乐团，又能指挥民族乐团的，真的不多，您算一位，有什么秘诀吗？
陈燮阳：我对民乐的喜爱，是受妈妈的影响，她是京剧、昆剧都会，小时候就听她一天到晚唱京剧，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指挥系毕业后，我去了上海芭蕾舞团，当时，团里正排演舞剧《白毛女》，“北风吹，雪花飘”的旋律就是根据河北民歌《青阳传》改编而来的，这一挥就是16年，所以，他们都知道，我熟悉民族音乐，我能把其精彩的部分抓住。我现在还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总监，马上，就要和乐团一起出访美国去了。
星期日：您算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常青树了。
陈燮阳：是啊，我还没有退休，一直在舞台上表演，而且走向全国各地。
星期日：有什么养生之道吗？平时做不做运动？
陈燮阳：我不运动，也没什么特别的养身之道，就是吃的比较清淡，也注意休息。我觉得这主要是靠遗传基因，我家都是很长寿的，我父亲（词作家陈蝶衣）活到99岁，他的姐妹也都在90岁以上。
星期日：70多岁还这么忙，有时候还要去国外，有时差的问题，能倒过来吗？
陈燮阳：那也没办法呀，所以，不演出的时候，我就喜欢在家里看看电视、休息休息，最舒服了。因为平时在家的机会不多，所以格外珍惜能在家里的时光。
星期日：太太劝过您不要这么忙吗？
陈燮阳：有啊，经常让我不要去外地了，但是没有办法，停不下来。这其实又是事业，也是乐趣，一直在家我也待不住啊。
星期日：考虑过什么时候退下来，和太太享受生活？
陈燮阳：一般来说，指挥家没有退下来的一天，很多指挥家都是指挥到死的，除非业务或身体原因不行。
演奏员最清楚指挥有多少本事
星期日：您最早在上音附中是学习钢琴和作曲的，怎么后来大学就转到了指挥系？
陈燮阳：对，1953年，我考上了上音附中，一开始学的是钢琴，后来也学了作曲，当时想当作曲家呀。其实，我作曲也很好，还写过《山区公路通车了》、《新运河》、《养蜂场》等曲子，被制成了唱片在全国发行。但指挥系先看中了我，后来听说，当时作曲系和指挥系都在抢我，他们开会讨论，结果指挥系赢了嘛。
星期日：指挥家中，你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无论国内国外，一般指挥都比较以我为主、雷厉风行，你这种温和的性格对指挥来说到底是利还是弊？
陈燮阳：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说。所谓温和就是对别人尊重，但是做事的时候该干嘛就干嘛。所以我在上海交响乐团的20多年中，创造了很多的第一，包括体制改革、音乐总监负责制、聘请外援、成立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推广中国的作曲家作品等等，这在全国乐团中都是首创的。2004年，上交125周年的时候，我带着团去了柏林爱乐音乐厅演出，外界反响特别好，就觉得这个团和西方的没什么差别，人家都会吃惊这是中国的交响乐团。我觉得对指挥来说，真正的本事，是你站在指挥台上，把乐队训练成了高水平的乐队。
星期日：挥了那么多年，有没有一场音乐会，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影响或是记忆最深刻的？
陈燮阳：太多了。真要说第一的话，应该是1979年指挥中央乐团，那是非常轰动的音乐会。当时在北京，他们的团长请了3位文化部副部长到上海来调我。那时我还年轻啊，在上芭的管弦乐团，30多岁。但是上海这边不放呀，后来他们达成协议，上海北京一半对一半。之后中央乐团争取了一个公费名额去法国学习，结果我没去，去了美国，回来后还是两边各一半。后来上海又把我要回去了，将上海交响团交给我，我就当了团长。
星期日：从内心来说，北京和上海，你个人更喜欢哪个城市的风味？
陈燮阳：当时很难讲，上海不放我去北京，所以也没有这种可能。把上海交响乐团交到我手上，从指挥芭蕾舞到交响乐，是我事业上很重要的一个转折。1984年，我接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1986年底又成为中国首个文艺院团的音乐总监，在当时，中国很多人对“音乐总监”一词还是比较陌生，但在西方，音乐总监负责制已经是大多数国家交响乐团长期沿用的管理体制，这是我从美国学习到的一个新东西。因为是团里第一把手，可以推行自己艺术的理念，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一干就是20多年。
星期日：当时想过能做这么久吗？
陈燮阳：可以啊，因为我和大家的关系很好，也很顺利。即使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也没有受到干扰和怯场，一直把这个团打到古典音乐的中心德国柏林，打到欧洲，把它的名气打到这么响。
星期日：您现在带徒弟吗？您应该有不少经验可以传授。
陈燮阳：可惜我没时间啊。我一般也就给前来拜师的人口头上说说，因为很多要靠他们自己去领悟。我们那时候除了课堂，谁来和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向演奏员学习，他们是最清楚指挥有多少本事的，我当时就是和演奏员互相探讨学习的。
星期日：大学时代，您跟着黄晓同老师学习指挥，当时的教学方法有什么特别？
陈燮阳：早年，黄老师、李德伦与朱践耳、吴祖强、郭淑珍、曹鹏等一起留学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所以，他基本上沿用了苏联的教学方法，教得很努力、很认真，把世界最先进的几个技术都教给了我，因为当时苏联指挥的教学是很优秀的，出了一大批指挥家。黄老师一毕业就回国在上音教书，所以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
星期日：您指挥方面的很多东西也是靠自己慢慢悟的？
陈燮阳：是的，因为很多东西在课堂上学不到。
“拼爹？哪里可能！”
星期日：古典音乐相对小众，不过，一般老百姓对您的认知度倒是非常之高。
陈燮阳：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我在电视里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另外我还参加国家很多重要的活动，譬如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演出、建党演出等，再加上我的个人形象比较特别，大家容易记住。指挥家就是要靠基础和经验，两者都很重要。
星期日：的确，您的个人形象太有特点了，尤其是头发，听说年轻时候就是这样了？
陈燮阳：对，20多岁的时候就逐步掉了，然后就一直保持这样，我的轮廓比较鲜明，所以拍照也好拍。
星期日：年轻时，为头发的事苦恼过吗？尤其是谈恋爱。
陈燮阳：当然啦，那时候还没结婚谈恋爱呢，因为这个也是遗传的。不过谈恋爱倒是影响不大，因为我其他方面都比较优秀，哈哈。
星期日：您和父亲的关系，经历了一段“爱和恨的大逆转”，后期缓和后，想过帮他做一些音乐上的整理工作吗？
陈燮阳：就是在澳门、上海开了他的作品音乐会，前两天音乐频道还介绍呢，其实这是上海的文化。
星期日：当年父亲那么有名，按照现在的说法，您完全有资本“拼爹”。
陈燮阳：“拼爹”？什么意思？（记者解释，就是子女比拼父亲的实力，比如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等）哪里可能，他没有管过我。
星期日：分别那么多年，再次见面时，父亲对您同样从事了音乐这个行业意外吗？
陈燮阳：30多年没有音讯的，谁也不知道谁啊。
（陷入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