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近影
她作词的《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全国传唱；她年仅24岁就从事中共特科的革命工作——她就是中国戏剧大师田汉的夫人安娥。2008年，丁言昭就决定要为这位“多才多艺多情的奇女子”立传。今年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安娥传》送到了我的手中。这本由田汉、安娥之子田大畏先生授权，共三十万字的传记，“求全存真”地反映了安娥不平凡的一生。自此，已是中国作协会员的丁言昭已经为9位“民国才女”立传，她们依次为：萧红、丁玲、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王映霞、许广平、关露和安娥。
在上海女作家中，此可谓独树一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涉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后，丁言昭开始为现代文化名人和“民国才女”立传。在近40年中，她不仅发表了有关现代作家的研究论文700余篇，且已出版传记文学作品10余部（其中包括郭沫若、曹聚仁、张乐平等文人）堪称硕果累累。学界认为，丁言昭的传记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另辟蹊径，不仅自成一格，且为研究现代文学和民国女性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具有不可忽略的文化价值。女作家五十多年如一日，依然居住在沪上一条石库门的老弄堂里。记者日前寻访到了她。在她算不上书房的陋室里，面对眼前一袋袋堆成山似的“史料钩沉”档案和已成书的一部部作品，听她讲述其像“包打听”一样——追寻一个个“民国才女”的精彩故事……
挖掘“活”的历史资料写萧红
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却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但我没有想到，当年萧红在上海的居所就在丁言昭家的后弄堂——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51号，萧红与萧军曾在这里住过，萧红还在这栋房子里写下了《商市街》。
丁言昭告诉我，她写萧红，确切地说，是研究鲁迅和现代文学的“副产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受其父亲，著名出版家、学者丁景唐的影响，她开始研究鲁迅。自然，鲁迅生前最为关心和扶持的萧红成为她关注的人。萧红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但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一次次与命运搏击。萧红只活了31年，却留下《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传世之作。她把“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而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现当代女作家之一”。面对这样的女性，丁言昭说，她太值得颂扬。
1981年，丁言昭随父亲一起赴哈尔滨参加萧红诞辰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萧军、骆宾基、舒群、塞克等萧红生前最熟悉的人相遇，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越发激起了她要为萧红立传的热情。回上海后，随着对萧红文学研究的步步深入，她的30余篇论文相继发表，“萧红传”也就“十月怀胎”应“孕”而生了。
回过头来看“萧红传”，丁言昭说，我写萧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抓住了萧红的生命本质。萧红自童年起就缺乏爱，当她长大成人后，如果有人给她一点爱，她就会全身心地去以爱回报，同时渴望对方也全身心地爱她，但实际上做不到，所以她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次地痛苦，一次次地孤独，这也是萧红感情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我将《萧红传》的焦点放在“爱”上，是为了充分展现萧红在苦难坎坷的短暂生命中对“爱”的憧憬和追求。这对于当今社会不少年轻人崇尚的“速食爱情”，应当有所启迪。
丁言昭的“萧红传”在大陆和台湾前后出版了三个版本，这是丁言昭对“活”的历史资料的充分挖掘，使其写传不同于他人的最大优势。她说，在写传前她曾向40余位见过萧红的前辈们征集题字或签名，并征集第一手资料。有评论家统计，这样的资料计有65条。丁言昭认为，这是历史的见证，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后都是极为难得的。
在男性世界里写活丁玲
“要写丁玲，其难度远远超出写萧红。”丁言昭坦言，“因为丁玲涉及的人太多，庞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和一直笼罩着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为写作的难度。”
《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
由现代到当代，丁玲的一生在所有女作家中应该说是最为典型也最为丰富的，她的生命历程作为个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可解析性。无论是初入文坛时令人刮目的文学才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急剧左转，奔向延安的毅然与勇敢，还是“一本书主义”，“丁、陈反党集团”，流放北大荒，及最后创办《中国》……她的思想、追求、性格、气质等等，使得她总是立在时代的潮头，不时被卷进是非的漩涡之中。可以说，丁玲波澜壮阔的一生，同时折射出中国的社会和历史。
丁言昭认为，写个人传记，最艰难之处，是弄清事情的真相。人是一个复杂系统，传记的使命，是尽可能做到还原。特别是为名人写传，如果刻意地包装起来，就看不出其复杂性，也难以有其个性。所以，传记要求还原传主的本来面貌，一本传记的价值，就取决于你还原了传主本身多少。
通过对丁玲的全面观察和剖析，丁言昭从丁玲与他人复杂的交往中，见到了她的种种作为和追求，特别在心理层面上，找到了与众不同的细节。于是，她选取了10位在丁玲人生和创作道路上有影响的男性人物，他们或是丁玲的人生伴侣，或是她曾经恋慕的对象，或是她崇拜的人物，或是与她有过友谊、纷争与矛盾的人物……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那些总是含着缺憾的人生故事，向读者展示了丁玲思想和性格中的另一面，由此重塑传主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语境，给其一种重返“现场”的真实感。由此，评论家称赞这本传记“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保留了个性和自己”。
“悲情”成为陆小曼的主基调
陆小曼曾是名动京华的交际名媛，也曾因她的才华与美貌并存而被刘海粟称作“一代才女，旷世美人”，被郁达夫赞为“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当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她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旷世恋情。
然而，真实的陆小曼又是如何呢？其实，陆小曼与徐志摩只有五年婚姻。在与徐志摩结婚之前，她和国民党军政新秀王庚也有五年婚姻。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去世后，陆小曼和翁瑞午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所以只有全面地记录下陆小曼的人生历程，才能对她的一生作一个完整、客观的评价。
《悲情陆小曼》
当丁言昭审视了陆小曼的一生，特别是陆小曼画上生命句号，那场令人悲伤的“简单的葬礼”，让她唏嘘不已。她在华东医院查阅她的住院病人登记卡，发现除了姓名、号码以及机关名称外，其余均空白。她不能想像，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身后会如此凄凉。当时“悲情”两字直冲脑门，于是书名《悲情陆小曼》呼之欲出。
当然，丁言昭更知道，要还原一个真实的陆小曼，一定要获得可信的资料。于是，大规模的寻访开始了。她不放过与陆小曼生活有关的人，如陈从周的女儿陈胜吾，曾给陆小曼治病的华东医院医生朱春霆的儿子朱鼎成，陆小曼侄女陆忠麟的儿子邱权等等，这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以及他们提供的弥足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让她架构起陆小曼传。
特别是2005年年底，丁言昭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已逾八十的翁瑞午长女翁香光，后来又与翁瑞午的儿子翁诚光相遇，这使她欣喜万分。作为陆小曼生活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之一，这两位提供的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使得传记中有了许多关于陆小曼和翁瑞午甚至是徐志摩生活的生动细节，这些细节无疑对重新拆解徐陆翁三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原本已被历史埋没的翁瑞午又重新进入了大众的眼帘，针对目前大部分文章把翁瑞午写成一个“引诱”陆小曼吸鸦片的、别有用心的遗少，丁言昭通过对史料的“甄别”，为他彻底“翻案”，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翁瑞午。
揭开魔窟之谜为关露立传
说到关露，今天的年轻人已鲜有人知。但提起电影《十字街头》里的那首歌：“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大家都熟悉，它的词作者就是关露。
1939年，上海沦为“孤岛”，关露是当时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两位是丁玲与张爱玲。关露除创作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而当她再次出现的时候，竟然已是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关露谜一样的人生，50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却是中共地下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的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关露的工作很有成效，后来日军的军事计划，总能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1943年，在李士群的胁迫下，我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前往南京与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面。由于这次会面来不及向上级请示，这为潘汉年后半生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当他受到怀疑时，当年的大批情报人员也受牵连入狱，关露就在其中。直到1982年，关露等人才同潘汉年一起被平反。
《关露啊，关露》
1980年丁言昭探望关露并合影
谈到关露，丁言昭至今依然动情。她说，为建新中国，多少前辈牺牲于敌人的枪弹之下，然而还有不少奋战在隐蔽战线的革命志士，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在革命成功后受辱受屈，催人泪下，“这是我萌动了写关露的念头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是我父亲的促动。”
原来，作为地下党的丁景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关露有过一段文学之谊。在日军占领上海后，部分党员撤退到解放区，留下的党员坚持地下工作，那时丁景唐化名“丁英”，负责联系几位从事学生刊物工作的同志。根据党在敌占区的工作方针，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的刊物投稿，打入敌人宣传阵地。他们决定向1942年5月上海出现的综合性杂志《女声》投稿，而关露正是《女声》的编辑。丁景唐统计过，1942年12月到1945年7月，他前后在《女声》上发表了诗、散文、杂文和民间文学等作品56篇。
1980年，丁景唐在中央党校学习，丁言昭到北京随父亲一起来到文化部的宿舍看望关露。丁景唐过去曾对女儿多次说，关露是个传奇。当丁言昭见到关露后，一个看似极平常的老太太却把他怔住了，当时她就决心要把这个打入魔窟的传奇才女禀告天下。1998年《谍海才女》问世了。由于当时有些内容不能公开，所以，此书成了“夹生面包”。2007年，关露如何打入上海日汪特务总部76号的谜被揭开后，丁言昭开始撰写第二本《关露传》。
红色安娥：多才多艺多情
丁言昭在刚出版的《安娥传》的“序”中写道：“没想到，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会为你——安娥写传记。我没见过你，可是我曾经唱过你写的歌——《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卖报歌》等；看过你编的儿童剧《狼外婆》《海石花》和戏曲《追鱼》《情探》等。最近我和你的儿子田大畏联系上了，他寄给我许多有关你的材料，使我能全面地了解你，一位多才多艺的红色安娥。”
1905年，安娥（原名张式沅）出生在石家庄。她天资聪慧，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20岁那年，几经痛苦抉择的安娥毅然与家庭决裂，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共产党。这惹得担任国会议员的父亲在遗嘱中写明，他没有这个女儿。
《安娥传》
1929年，安娥从苏联学成归国，开始了她的红色革命之旅。从事中共特科工作，参与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与史沫特莱共赴鄂豫边区采访。与此同时，安娥的创作也进入丰收期，先后创作出《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当时，中共正积极争取田汉，安娥作为党对田汉的联系人之一，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不想，从此与田汉结下不解之缘。亦诗亦哲的安娥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悲欢，终于以她自身的独立人格尊严和智慧风貌，铸就了一曲非同寻常的爱情之歌。
1956年底，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的时候，突然脑溢血中风而失语，结束了她的创作生涯，留下了厚厚三册的《安娥文集》。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就在盼来幸福春天的时候，一场政治浩劫让田汉于1968年12月含怨离世。而安娥也没能熬到新春来临，于1976年8月18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2008年，丁言昭在结束《关露传》后，将自己研究对象安娥摆上了写传的议事日程。但2009年，当她写到第十章时，却感到底气不足了。父亲丁景唐提醒她“你应该到安娥的家乡走走看看，有一点感性材料，写起来会顺手”。
于是，她约了田大畏夫妇、周扬大儿子艾若等同去了石家庄和北京。一行人参观了张家老宅、安娥父亲就任过的学校、采访了张氏家属。在北京又采访了安娥的亲朋好友，看了安娥以往的住处。在来去石家庄的火车上，田大畏更是讲了诸多有关田汉与安娥的往事。
上世纪40年代安娥与田汉合影
回上海后，丁言昭根据线索，又采访了许多与安娥相关的人：如闺中密友老作家欧阳翠，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演出《海石花》的演员童丽娟、孔小石，作曲张鸿祥；木偶戏《狼外婆》导演周荻等等。丁言昭说，“这使得安娥形象在我脑里继续丰满起来，最后成就了这本书。”
翻看着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安娥传》，我不由问道：“你的第十位民国才女是谁？”丁言昭笑了：“我还没想好。不过手头上已经开写的是曾蜚声上海的四大女画家，我正试图为她们画一幅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