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薪伊  1938年出生，原名陈坪，安徽桐城人，代表作有话剧《商鞅》、京剧《贞观盛世》、歌剧《张骞》等，探索人文精神和反思意识。

　　
　　
　　
　　七十大寿，给自己买辆车开；十部舞台精品剧，她一人占俩；为两个比她还老的老人着迷；演过戏，导过戏，写过戏，75岁的戏剧导演陈薪伊仍在忙忙碌碌。
　　
　　她戏言：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探索人的生命意义。

　　七十大寿，自己买车自己开
　　
　　尚长荣、秦怡……不少文艺名家散居在衡山路一带。这是《海上艺述》一个小小的发现。凝聚在他们身上的家国悲欢和精神创造力，是不是上海的“人文地理”，一道上海风景？
　　
　　戏剧导演陈薪伊也住在衡山路街区。不过，有些不同的是，她算是个“外来户”。
　　
　　1998年，陈薪伊六十岁，从中国铁路文工团退休，从北京移居上海。“树挪死，人挪活”这话大家都知道，但人到六十还敢这么“折腾”，把生活和事业来个“大漂移”的，毕竟不多。“那会儿正要报我为政协委员，因为要来上海就放弃了。这跟伟大没关系，只是我不看中这些。”陈薪伊说，“我只看中我能不能有一个自由的创作天地。”
　　
　　到上海的第十个年头，七十岁生日，陈薪伊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着实让家人大吃一惊——一辆汽车！她还要自己开！
　　
　　那天，女儿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还让打开免提，全家人都围过来听着。老太太第一句话就让大家呆掉了。“有一件事情向你们禀报——我找了个情人。大家沉默。‘你们觉得不好吗？’我问孩子们。‘没有啊，我们希望你找个情人——他是谁啊？’我就和他们玩起了我们家特别爱玩的一个游戏：问15个问题猜一件事或一个人。”
　　
　　“……是上海人吗？NO。是中国人吗？NO。我孙子就急了……是50岁以上吗？NO。30岁以上？NO。啊？孙子更急了，姥姥这样不行的，我没法跟他对话，你怎么也得40岁以上吧……最后我女儿猜出来了：它是德国的吧？我说是的。你买车了！全家当然愤怒了。”陈薪伊笑呵呵地说道。“我65岁时有了驾照，我想如果再不买车，就不敢开了。我就决定给自己买一样七十大寿的礼物，一辆新款的奔驰。”

　　
　　多一些心灵上的流浪感
　　
　　陈薪伊是戏剧导演，而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有些“人生如戏”。
　　
　　《生命档案——陈薪伊导演手记》一书中披露，陈薪伊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层官员，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娶了几房姨太太，而陈薪伊的母亲则属于一段“不被允许”的恋情。为求自救，孩子落地八个月后，母亲将她交给了陈父，换得五百大洋进京投靠熊佛西先生的戏剧学校（熊佛西，戏剧教育家，剧作家，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记者注）。陈薪伊的养母说，她养了个没根儿的娃。“在女孩子里头，我是最调皮的。小学三年级，整学期逃学，拿着早点钱就钻进小书屋，坐在那里看小说。我爸爸的桌上老有电影票、戏票，这些票基本上都到了我书包里。那时候，我非常喜欢电影《天字第一号》，欧阳莎菲主演的，我现在还记得，她太美了。欧阳莎菲不是那种甜甜的、温和的女明星。她冷面、不笑，厚厚的嘴唇，口红涂得很红，有种神秘的气质，在电影里又是个侦探。我就迷她，迷得不得了。”陈薪伊津津有味地说道。
　　
　　童年的陈薪伊，同时承受着两样东西：父亲的宠爱，和家族中对一个“私生妮子”的非议。正是这样的处境，塑造了陈薪伊的特质：一方面，她大胆、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她内心敏感，对认可和尊严有着深深的渴望。
　　
　　2006年，出版《生命档案》时，陈薪伊邀请恩师徐晓钟作序。当读到她可能比别的同学更多一些心灵上的流浪感”这句话时，“就像一支羽箭穿透了心灵”。
　　
　　主旋律里有什么？
　　
　　同行称陈薪伊“金牌导演”，因为她摘取了中国戏剧界所有的荣誉和奖项。特别是在2003年竞争激烈的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中，十出剧目中有两出由她执导，其中之一就是代表作《商鞅》。
　　
　　在这个戏剧中，陈薪伊刻画了一个改革者的悲剧。历史上流传的“五马分尸”的结局，陈薪伊将之改成为一个意象：“它们是生命的威胁，在这个威胁面前，你还有没有勇气前进？你虽然一马当先，然而万马挞伐，而且就在眼前，你还有没有勇气继续前进？”《商鞅》的结尾，陈薪伊设计了一个“万箭穿心”的句点。“姬娘说，‘百姓们，奴隶们，这是我的儿子商鞅，他就是为你们变法的商鞅。他不仅仅是我的儿子，也是你们的儿子，秦国的子民们为秦国的现在和未来，为他说句公道话吧。’我让她话音未落，万箭就射向商鞅母子。”
　　
　　《商鞅》公演是在1996年，朱镕基看完后眼眶湿润。在那一刻，剧中人说出了同为改革者的他内心承受的孤独和痛楚。“《商鞅》所表达的痛楚，那种穿心之痛，是我个人的体验，也是对整个民族的反省。”陈薪伊说，“商鞅就是我，因为那寻找知己、寻找机遇的历程，对那待发之箭，那万箭穿心之痛的感同身受。”
　　
　　陈薪伊在这个历史人物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生母从小就不在身边，1949年解放后，我才11岁。我永远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永远在和我的不幸抗争。我的生命意志跟商鞅一样，都是从不被人承认开始的。”
　　
　　1978年，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班招生，在郑州招生点，来了一个考生。面试时，她朗诵了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引起了招生老师的注意。有一天，老师骑着自行车从住地去考场，这个考生也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不无紧张地问：“‘中戏’招生会不会因为家庭出身影响录取？”
　　
　　这个年轻人就是日后的陈薪伊，当时还叫“陈坪”。这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养母说她是“无根的娃”，她就用大地的名字给自己扎个根。“陈坪”，流露了年轻时陈薪伊对自己的期许，也体会得到当时她内心的豪迈和漂泊。
　　
　　得知被“中戏”录取的消息后，陈薪伊激动地写道：“第一次体味到了平等竞争的尊严，第一次体味到了人的价值被承认的幸福。”.
　　
　　今年，陈薪伊75岁，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她告诉记者，最近她正在排吴孟超、樊锦诗的戏。
　　
　　这两位都是“现实主义”的人物。
　　
　　吴孟超是著名肝胆外科专家，杰出的医学研究者，也是世界上90岁高龄仍然工作在手术台前的唯一一位医生。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樊锦诗则被誉为“敦煌女儿”，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来到敦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在敦煌研究所工作至今。有报道说，1990年代末期，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所所长，当时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你曾经在导演手记中写过，创作《李宗仁先生归来》是你在询问为什么要流浪，《张骞》说的是内心的出发。这些不同阶段的作品都是你不同阶段内心的思考和追求。那么，在现在的作品里，在这些人物中，您想要追寻什么呢？”记者问道。“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吴孟超和樊锦诗让我看到了人的精神的崇高，而他们就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这就是美，我应该帮助观众看到这样的美，向往这样的美。”陈薪伊答。
　　
　　“我有一个印象，你对一类人特别感兴趣，很多作品都是以人物为主体的。我感觉到他们有种共性，但一下子又说不出来。您可以告诉我，什么样的人物吸引着你，让你着迷呢？”“这些人的生命都是灿烂的，非常灿烂。”
　　
　　用老话来讲，吴孟超和樊锦诗是“干一行，爱一行”，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杰出的“专业人士”。而“专业”的意思是，不仅仅是技术精湛，而是在追求和达到精湛技术的过程中，整个人散发出专注、独立和享受的精神之美、人格之美。
　　
　　如果说，当年《商鞅》的成功，道出了整个时代对改革之重，改革之难的心声，那么今天陈薪伊将关注投向吴孟超、樊锦诗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灿烂”是否又可以诠释一曲新的“主旋律”？

　　
　　最难下笔的剧本
　　
　　人生如戏，这一幕或许最为跌宕。
　　
　　1948年，时局动荡不安，陈薪伊的父亲在上海手握三张机票，准备带三太太和女儿陈薪伊走。但就在这个时候，陈薪伊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有天，家中来了位女客，气氛有些异样。“深夜了，大人在说这件事，我在自己卧室看书，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这才知道，我和一个女人生活了十年，而她不是我的亲妈，我的亲妈是我白天看到的那个人。”陈薪伊回忆道，“我一夜没睡，天不亮就爬起来到旅馆去找她，没找到。过了几天，父亲就让我和他一起去香港，再到台湾。我不去，我要留在南京找我的生母。
　　
　　父亲非常爱我，战乱中全中国到处走，但从我生下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留下来，父亲去了香港，但后来也回来了，那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后来，父亲说，那时候我刺痛了他，而我说，是你刺痛了我。谁也没想到，留下来是这样一个局面。”“后来和母亲见面了吗？”“1958年我的生母在西影厂，跟我一个房间住。你知道吗？十年，又一个十年。”
　　
　　“终于和母亲见面，是什么感受呢？“一言难尽。”
　　
　　1961年，陈薪伊和父亲、生母、养母匆匆团聚，过后不久，他们相继过世。
　　
　　“有人说，你是一个很有权威感的导演，你在排戏现场的时候，别人常常不敢大声说话，你的同行称你为‘女将军’，但现在在这段回忆里，我突然有个画面，在‘大导演’的身体里，其实还‘住着’一个年轻的、脆弱的少女。”“谢谢。”陈薪伊轻轻抹了抹眼角，“你看的非常对，那时候我非常脆弱。”
　　
　　这个场景是有些熟悉的。在记者采访尚长荣、王文娟、陈薪伊这些文艺界长辈的时候，都有那么一瞬间，他们情难自禁，泪光闪动。那一瞬间，往往不是忆及特殊时代的磨难，而是触碰到童年和青年时的往昔。或许是，他们成名成家已久，但心灵中脆弱痛苦的部分，等待着好好的对待和呵护。
　　
　　陈薪伊的成名作是改编日本话剧《女人的一生》，而她也尝试过写自传，字数写了不少，却因找不到合适的角度而作罢。做了大半辈子戏剧，书写了众多名留青史的人物，然而，恰恰是自己，自己这一生，才是陈薪伊最精彩也最挑战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