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家里，客厅墙上挂着大幅的孙道临像。 本版图片 吴磊 陈征
青年时期的王文娟照片
王文娟
越剧表演艺术家，生于1926年，祖籍浙江嵊县。13岁到上海，拜越剧小生竺素娥为师，取名小小素娥。两年后改习旦角，师从姚水娟、王杏花、支兰花。16岁起在杭州、上海等地演出。1948年始与徐玉兰合作。1952年，随玉兰剧团参加中央军委总政文工团越剧团。1954年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后转入上海越剧院。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演员。上世纪八十年代任上海越剧院小红楼剧团团长。
王文娟代表剧目有《春香传》、《追鱼》、《则天皇帝》、《红楼梦》、《孟丽君》、《忠魂曲》等。
“天下掉下个林妹妹……”
越剧名家王文娟演活了一个“林妹妹”。
可很多人不知道，这位“林妹妹”还曾和“宝哥哥”一起，上演过另一出“红楼梦”。
不是才子佳人，游园惊梦，而是一出现实主义大戏：改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文娟和搭档徐玉兰一起，不吃大锅饭，创立“红楼剧团”。
这出“戏”的铿锵和抱憾，今天真要好好看看。
“大锅饭”把人的积极性都要吃光了
十年不许唱戏，重上舞台，是什么感觉？
1977年5月，王文娟正式复出。重见名角，观众感慨万千，却又议论纷纷：“王文娟从前演《追鱼》活得来，怎么现在到了台上不会动了啦？”王文娟暗自苦笑，“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现在总算尝到了是什么味道。这会儿只晓得背台词，手脚像捆住了，心像江心上的小船直打转。
隔五个月，再登台，唱腔中有了的温柔和深情，王文娟开始觉得自己“大病初愈”，感觉渐渐回来了。
两年后，又遇到了“孟丽君”。“演员的一生，演过很多角色，但一见倾心、被强烈吸引的角色并不多。对我来说，林黛玉是一个，孟丽君也是一个。”王文娟说，“我喜欢这类自尊独立，重情重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子。”
只没想到，不久后，生活就给予她一次试炼，好像要看看她到了舞台下还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让台论”，主张老演员全体退出舞台，让给青年演员。当时还成立了“艺术研究室”，想把徐玉兰、王文娟等一批老姐妹调进去，名为“干部”。
王文娟一向待人和气，见人笑眯眯，话不多。不曾想，“林妹妹”坚决拒绝调动。“战士不能离开阵地，演员不能离开舞台，如果一定要我去，请批准我离开越剧院。”
这番话，有人称赞有人嘲，“王文娟死要演戏”也传了开来。年近花甲的王文娟听了，寒心，不解，疑问重重：
《孟丽君》大受欢迎，去香港演出，“饿煞了”的戏迷场场客满。明明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你们老演员，就冲你们来看戏，为啥说老演员不行了，要“一刀切”让位呢？
艺术是竞争出来的，怎么能是“让”出来的？
真正的演员，舞台就是他的生命，离不了，想继续演戏，这又什么不对？
演员的确有年龄限制，老演员不过是想珍惜舞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多探索、多创新，为越剧多留一些“家底”，到底哪里不对？
老演员在形象上、体力上是比不上年轻人，但几十年攒下来的经验、阅历，对人心的了解，就没有价值、不值得尊重了？
文革十年，现在好不容易重回舞台，这份“想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情，为什么得不到体谅？
……
当时，王文娟声名在外，去排戏也难。“每排完一个戏，都筋疲力尽，不是排戏辛苦，而是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应对各种麻烦，经常弄到身心疲惫，到头来仍是无用功。这种浪费光阴、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感觉，很不好过。”王文娟回忆道。
王文娟演活了“林妹妹”，但她不是林妹妹。生活给她出了道难题，她不肯在自怜、抱怨、压抑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困惑促使人思考。王文娟自小家境艰难，只读了三年书，但此时她却清楚地认识到了体制的弊病：人浮于事、僧多粥少，行政干预过多，艺术上缺乏自主权。“文艺团体哪能大机关那样搞法，大会小会开不断，科室多。当时我们对于体制改革还没什么概念，只是觉得‘大锅饭’再这么吃下去，把人的积极性都吃光了，剧团的活力都没有了。”
我最早的精神支柱是给家里买田
王文娟13岁到上海，投奔表姐进了戏班子。离家那一刻，真尝到了什么是“寸步难行”，脚重得抬不起来。走到半山坡上，回头望着家的方向，眼泪抹不完。
戏班子的生活简陋艰辛，至今历历在目。“平常日子都是青菜、油豆腐、黄豆芽咸菜，每个月只有初一、十五有肉吃，薄薄的两片。地痞流氓经常上门，要钱的、威胁的、挑逗的，都有。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就躲在老师后面，不应酬，少开口，所以那时候我有个绰号，叫‘小老太婆’。”
不过，几十年后，王文娟也客观地认识到，旧时戏班子有它的“科学性”，在思索如何打破“大锅饭”的时候，戏班经历启发了她。
“剧团首先要有独立性，艺术必须民主，这样才有生命力。‘大锅饭’表面一团和气，其实内耗摩擦不断，人为制造矛盾，是非多，精力都没用在艺术上。其次，剧团人事要精简，一个成熟的剧团，人数应该在六十到七十人左右，轻装上阵，灵活机动。”
1983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王文娟、徐玉兰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开始悄悄商议，如何在体制内突破，成立一个“改革团”——大观园里不问世事的“林妹妹”、“宝哥哥”，成了了改革浪潮中愿担当的弄潮儿。“我们这些‘臭皮匠’东一条西一条，倒也凑成了一份像样的计划书。”王文娟笑道。
这些思路引来了很大的非议。“拉山头、闹分裂”、“向钱看”、一顶顶大帽子帽子扣了过来……改革计划历经了几任领导，有人动摇，有人退出，但王文娟、徐玉兰和支持者们始终不放弃。
“我和玉兰大姐的家离越剧院很近，人来人往不方便，吴建平是我们的上级领导，家比较远，就改到他家去开会，一讨论就到凌晨两三点。那时候出租车还很少，回家只能等通宵公共汽车，冬天夜里冷得瑟瑟发抖。不知道谁提议跳舞取暖，于是我们几个就在车站跳起来交谊舞，好在深夜无人，不然人家都要看我们了。有时候连夜宵车也没了，我们就只能‘11路’（步行）回家。”“解放前您的外号叫‘小老太婆’，不和外界接触，对外面的世界很害怕，甚至感到恐惧，一门心思专心学戏唱戏。而改革是当‘出头椽子’，要和各方面打交道，应对各种矛盾冲突。我好奇，这时候您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很好奇。
王文娟笑起来，“我也不晓得啊。”过了一会儿，她笑眯眯开口道：“人的精神支柱很重要。”“我老家是嵊县的坑边村，小村子，只有三十几户人家。我爸爸是教书的，不会种田。很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十亩田。有一年，土匪绑架了祖父，我爸爸就卖掉了田，把祖父赎了出来。到我十岁的时候，家境比较困难了，只能租了人家几亩田来种。种地很辛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操劳下来，要收割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但每次收割，家里总会来两个人，我妈妈烧很多好菜给他们吃，鸡也杀了，吃了以后，要分走我们一半的稻谷——租来的田嘛，但当时我不知道，真是心痛，痛得发恨。每次他们拿走稻谷后，妈妈就叹息，唉，我们要是有自己的田该多好。这句话，印在脑子里，我就一直想，我们家里怎么样才有田？白天想，做梦也在想。后来到上海进了戏班子，心里就一个念头：不管多苦，多怕，要把戏学好、演好，挣钱买田，一定要买田，不要妈妈操心，不要叫我弟弟妹妹给人家欺负。就是这么一个精神支柱。”“后来买到田了吗？”“买到了呀！我自己很省，钱一点点攒起来，换成一小点一小点金子，终于买了六亩田。后来我妹妹也出来唱越剧，两个弟弟培养他们读完了大学。”“贡献真大。那么到了八十年代的改革，您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人一辈子，就像是不断地往前走路，经常会碰到岔路。这个时候要好好思考，什么是偏差，什么是倒退，什么是前进。”王文娟说，“我这个人‘一根筋’，想好了什么是对的，是前进的，就会做下去。八十年代那会儿，不少越剧女演员没戏可演，冷天聚在一起晒太阳。不改革，怎么办？人要是没活力，慢慢地消磨、消磨，就完蛋了。”
没人才，白改革
1985年，“改革团”正式成立，名为“红楼剧团”。这个“梦”，不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幻灭无常，而是涌动着“创业”的理想和勇气。
剧团完全是白手起家，一针一线，大部分服装、音响、灯光甚至放钱的银箱，都是重新置办。为了生存下来，先要“资本积累”。“红楼剧团”的演出计划定得满满的，王文娟和徐玉兰皆已花甲之年，却带着剧团走遍了多个省市、乡镇、农村，再偏远的地方都去。有一年冬天，在一个生产队演出，下着鹅毛大雪，剧场没有暖气，大家穿着单薄的戏服，冻得直发抖。“刚开始，大家在上海正规剧场演惯了，（出去）都觉得苦，少不了要发发牢骚。有些同事长期在外演出，家里老人孩子照顾不到，难免会有意见。我和玉兰大姐，一边带头行动，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后来我们演出多，每个演员的收入比院里其他人都高，大家的积极性就上来了，进而促进了艺术质量的提高，形成了良性循环。”
王文娟和徐玉兰也意识到，效益好只是剧团生存的第一步，要想发展，人是第一位的。自己也上了年纪，得尽快为剧团物色人才，“没人才，白改革”。
当时浙江越剧界势头不错，出了不少年轻的好苗子，徐王两人就想从舟山、桐庐、诸暨等地“挖人”。那个年代，人才流动还很罕见，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指责为“撬墙角”。
王文娟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个场面：自己和剧团支部书记去舟山“讨人”，一排当地领导，一排摄影记者，谈来谈去，大家相互之间有理解，也有松动，但就是无法正式应允。
“我一想，要当面答应蛮难了。”王文娟当机立断，“散会后，我就直接给那位学生打电话，跟她说，马上到上海来，一个人，马上就来。”
地方剧团前来"追人"，王文娟说得客客气气，清清爽爽：“我们是改革团，大门是开的。这几个孩子，你们去做工作，如果他们愿意回去，我们绝不硬留。”“结果，孩子们不愿意回去。平心而论，我们要走了这几个孩子，她们原来的剧团确实承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对一个演员来说，只要有实力，就有权利要求一个更大的舞台。”
有时候，从荒芜小路可以走上康庄大道
改革真有意思，它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可能。
1988年，通过正大集团牵线，红楼剧团第一次去泰国进行商业演出。一开始，王文娟和徐玉兰有些担心：泰国观众能看懂中国越剧吗？组织者也没底，一些泰国人还以为，“越剧”就是“越南戏”。
首场演出《追鱼》，主办方打上了泰中双语字幕，观众不但看懂了剧情，还纷纷赞叹越剧太美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票房越来越好，连化妆间的凳子都拿去加座，演满原定的场次，又加演了7场。
1987年，红楼剧团大胆“创新”，尝试和泰国正大集团联营，联营后泰方每年向剧团资助20万元人民币，并通过不同途径把优秀的越剧推广到东南亚市场。红楼剧团也因此成为文艺界第一个“中外合资”的剧团。
但遗憾的是，1991年，正当剧团和正大集团商谈续约意向时，王文娟和徐玉兰突然被要求退休。红楼剧团失去两位坚定的改革者，联营的事情没了下文，且不多久，剧团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体制下。“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上下深化改革。改革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八十年代，我和玉兰大姐之所以力主改革，就是因为当时拥有戏曲市场比较兴旺这一‘天时’，我们老演员还有一定号召力的‘地利’，以及青年演员初露头角的‘人和’等多种有利条件。可是改革不进则退，机遇稍纵即逝。多年‘圈养’之后，我们遗憾地发现，越剧已经从过去的‘我要改’，变成了‘要我改，我还不能改’。”王文娟在自传《天下掉下了林妹妹》中写道。“现在越剧界，不想改的人有，想改但不敢改的人也不少。很多人心里苦闷，渴望改革，但又害怕现在拥有的，害怕失去安稳——但哪里有舒舒服服的改革呢？”不过，这位87岁的老人仍然是乐观的，“只要自身努力进取，决策能够尊重艺术，尊重市场，耐心培育市场，越剧依然会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走在一条平稳大道上，但走到后面，没路了；有时候呢，以为自己走的是荒芜小路，走到后来却踏上了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