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图片 吴磊 陈征

　　
　马老的居室不大，物件不少，但是收拾的很整齐。　

　　
　　按照中国人传统虚岁的算法，1914年出生的马革顺，今年已是百岁。
　　
　　长寿的指挥家很多，但像他一样，95岁高龄还登上舞台指挥，算得上是一个传奇。这两年，因为年事已高，这位中国合唱界泰斗级人物渐渐淡出了台前，可他仍然尽心尽力，负责着3个研究生的论文，正如他最喜欢的奥运会圣火那样，一直旺盛到最后。
　　
　　马革顺
　　
　　马革顺，1914生，合唱指挥家、教育家、中国合唱界泰斗级的人物，中国基督教声乐委员会顾问。陕西乾县人。从小在教会唱诗班唱歌，中学毕业后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师从奥地利音乐博士史达士。解放后，马革顺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很多人觉得合唱指挥容易，其实不是的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马老，您最近在忙什么？
　　
　　马革顺：不忙呀，在忙吃饭（笑）。
　　
　　星期日：95岁时您还上台指挥，现在呢？
　　
　　马革顺：现在也就是给别人提提意见，不指挥了，指挥不动了。我现在负责3个研究生的论文，但我不去学校，他们到家里来学。
　　
　　星期日：经常来吗？
　　
　　马革顺：大概3个礼拜来一次吧。
　　
　　星期日：到现在，您还经常琢磨这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啊？
　　
　　马革顺：那是当然，最近我对合唱队音响有新的看法，我让他们3个人帮我总结，他们做得很好。合唱作为像小提琴、钢琴那样的外来艺术形式传入中国，解放初期，一个苏联专家把俄罗斯用的东西带来了，俄罗斯合唱音响以“下面”为主，西欧呢则是以“上面”为主，中国很多年只知道俄罗斯的色调，甚至把西欧的作品也唱成东欧的形式，很沉重，这就不对了。所以我想把中国很多年的误解去搞清楚，你唱俄罗斯歌曲就应该按照俄罗斯唱法，你唱西欧的作品就应该像西欧唱法一样，往上，但是现在很多人只知道“往下”不知道“往上”，这是中国合唱上的误区，我现在正在把它弄清楚。
　　
　　星期日：小时候您是教会唱诗班的成员，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奠定了做合唱指挥的想法？
　　
　　马革顺：本来我父亲不让我学音乐，他觉得学音乐太苦了，也没有钞票。我们陕西有一个同乡是中山陵的建筑总工程师，父亲大概受了他的影响，也叫我去学土木工程。我就跟他讲，我学了音乐可以为教会服务，他就同意了。我托人把我这个报名的性质从土木工程改到音乐组。我的老师是奥地利人，他在指挥方面很有造诣，当时在南京，他教我指挥，只能教一般的情况，怎么开始指挥，怎么渐慢渐快呀，那我只能拿合唱来练习，所以对于合唱指挥我有一定的基础。1937年大学毕业，南京沦陷后，我到了西安，回去后那里在唱抗战歌曲，我只能在合唱方面发展，我就开始在合唱这个领域里研究，慢慢地我也找到很多乐趣。
　　
　　星期日：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交响乐队的指挥，合唱指挥有什么不同？
　　
　　马革顺：我觉得乐队指挥比较容易，为什么容易呢？因为在乐队里，比方说有10个小提琴，乐器的音色都是一样的，演奏的人起码学了5、6年，乐队指挥只要一棍子下去，它们声音出来就很好了，但合唱不行，人的声音不同，你的声音厚一点，他的声音薄一点，你的声音高一点，他的声音低一点，你得先用心吸引，把他们的状态锻炼到统一，才能够指挥合唱。还有合唱的音响线条多一点，合唱指挥线多于点，乐队指挥点多于线，因为乐队的人不是直接看你，他只要在拍点看你就行了，但是合唱不行，你一定要吸引他们，合唱指挥有合唱指挥的难处，很多人不懂，觉得合唱指挥容易，其实不是的。

　　
　　先做传统的“儿子”，再做传统的“叛徒”
　　
　　星期日：您写的《合唱学》是中国第一本合唱学的书吧？
　　
　　马革顺：应该是这么讲吧，因为学校让我开这个课，我每一年教学用的讲义，慢慢变成了书，越来越丰富，我就出版了。
　　
　　星期日：中国的合唱的历史，没有像西欧那样是由宗教传统延续下来的，您在这么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感觉？
　　
　　马革顺：合唱是外来文化，以前基本是在教会唱，还有教会培养的那些会外文的人在唱，后来就能在音乐专科学校学习，但是他们学习的也是西欧的东西，所以在当时演唱的人并不多，我们归纳地来说，是叫"学院派"，学院派人数不多，听众也不多，社会上也只有一小部分人懂得这东西，在延安只有冼星海著有《黄河大合唱》，但是他在法国留学，把合唱的精华加以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构成《黄河大合唱》），但是这种方法，人家有几百年历史作为背景，你要懂得去研究它，得先做传统的“儿子”，再能做传统的“叛徒”，先总结出为什么它能有如此成就的优点，加以改造，这是我的想法。
　　
　　星期日：指挥了那么多合唱作品，您觉得最有意义或者印象最深刻的，能和我们说说吗？
　　
　　马革顺：海顿的《创世纪》、莫扎特的一些作品，我都切身领略了它们的成就，用来观察、演唱自己的作品。
　　
　　星期日：贝多芬那首知名的《欢乐颂》呢？
　　
　　马革顺：说实话，我不是顶喜欢《欢乐颂》，贝多芬当时耳朵聋了，他拼命去想象，使曲子音域非常高，对于演唱者来说，如果没有好的方法演唱，就会很吃力，变成叫了。贝多芬早期的作品，比如《合唱幻想曲》很好，还有《平静的海和幸福的航行》都是与欧洲传统文化相辉映，他的作品有很多，比如《基督在橄榄山上》、《哈利路亚》都是很声乐化了，之后的话，一方面要向乐队看齐，一方面他的耳朵不行了，“贝九”演唱者唱得好就非常好听，唱不好就是在喊。
　　
　　星期日：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也喜欢大合唱，但和西方的风格有本质的不同。
　　
　　马革顺：中国的合唱，从解放后才开始发展，当时，苏联专家来传播他们的唱法，使大家认为那种唱腔是唯一的唱法，而西欧的作品是往“上”的，声音也是往上的，这是两回事情。中国的合唱与西欧的合唱很类似，但是比西欧的更好学，中国的语言、歌唱有三个介母，就是i、u、ü，比如“qi”往上，是“yi”开始，要用牙齿，比如“yang”要靠前牙齿，“wan”靠前，所以中国唱法比西欧的位置还要靠前，这是我从戏曲方面找到的门路。
　　
　　星期日：马老您真的琢磨得很透。
　　
　　马革顺：没办法嘛，那时我从美国回来，被认为是“洋腔洋调”，他们认为这是有关世界观的问题，非改不可。那我怎么改呢？我就看了很多关于中国戏曲的书，但是书只是老艺人的感受，没有系统的内容，我就把所有的合唱唱法，每个字都用拼音归纳起来，然后找到它们互相之间的关联，这样我就掌握如何演唱中国作品的方法了。
　　
　　星期日：回过头来，您如何看待这风风雨雨的90多年？
　　
　　马革顺：这没有办法呀，解放以后到文革时期，管得很严，只能唱非宗教作品，但是这类歌曲又比较少。其实，那些西方的宗教合唱歌曲，人家唱了几百年，总结出很多歌唱的方法，你不吸收他们的宗教，你可以吸收这些东西啊。
　　
　　星期日：最苦闷的时期，如何化解心中那些不良情绪呢？
　　
　　马革顺：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就算乐观也没用，只能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人若犯我，我就躲着一点，也只有这一个方法，不然的话，出事就只能自认倒霉。那个时期，我也慢慢找合唱规律，在群众化、革命化、民族化的基础上，内心又加了“艺术化”，比方讲“风在吼马在叫”，很多人都这么唱，就像队列歌曲一样，队列歌曲起到整齐的作用，但是这个东西不够，我要一层层上去，像绘画一样，推到高点，然后慢慢下来，这个都是艺术规律，很多指挥没有找到，很多指挥也许有，他是感性的，他不是理性的，感性很可贵，但是感性不可靠。

　　
　　“不自量力”，所以90多岁还在教书
　　
　　星期日：听说您最喜欢的是奥运会圣火，为什么？
　　
　　马革顺：作为一名教师，我不仅愿意像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培养更好的人才，而且我还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像奥运会圣火那样熊熊燃烧，希望能不停地工作、排练、演出，讲学，这样的人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一旦生命如圣火那样，在熊熊燃烧后突然熄灭，留下的也将是幸福和无憾。
　　
　　星期日：平时爱看什么体育比赛吗？
　　
　　马革顺：喜欢看女排，打得好，也很文雅。足球的话不爱看，弄了半天踢不进去。
　　
　　星期日：现在每天还摸一摸钢琴吗？
　　
　　马革顺：不行了，我从前手指可以跨“十度”，现在萎缩了，“七度”都勉强，而且常常弹错，我也不想弹了，在教学的时候有别人帮我弹。
　　
　　我从前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迈入老年了，结果大概95岁的时候，我摔了一跤，把头摔破了，去医院急诊缝了五针，加上用眼太多，右眼也失明了。医生说不能太用力，必须减少一点教学。那次之后，给了我“不能太劳累”的警钟，提醒自己做什么事都要慢一点，所以现在我早上起来都是“慢慢来”，也没什么毛病了。
　　
　　星期日：您年轻时的生活节奏是不是比较快？
　　
　　马革顺：很快，我在西安教书的时候，一个礼拜六天要教36小时的课，所以节奏一定要快。
　　
　　星期日：我们很佩服你90多岁还在教学生。
　　
　　马革顺：因为“不识相、不自量力”，呵呵。
　　
　　星期日：求教的人是不是也比较多？
　　
　　马革顺：我选择学生比较严，钢琴弹得不好的我不要，耳朵不好的我不要，膀子僵硬的我不要，因为你不会弹琴就不会看总谱。我学生的程度都比较高，所以我要备课备得很好。
　　
　　星期日：每天脑子在动，手也在动，和您长寿也有关系吧。
　　
　　马革顺：这是一方面，另外，还和合唱指挥时的姿势，以及练功有关。读书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保持“肋骨扩张”的状态，那时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慢慢我体会练功的状态，讲话时声音放低，对身体也有好处。
　　
　　星期日：您思维还是很敏捷。
　　
　　马革顺：我已经老了，现在状态衰退了，感觉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