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我的某种信仰，我非常喜欢电影，愿意用电影剧本的形式对我的信仰进行探寻。

　　◎理想主义是每个人的本来面目，是人性的本来面目。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电影《孔雀》剧照

　　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上映后，作为该片编剧的李樯好像真的火了。虽然，在艺术青年那里，写出电影《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和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的编剧李樯，他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李樯这个名字，是随着一部票房近7亿元、带着“赵薇导演”标签的电影冲进视线的。在《致青春》的宣传期和上映期，作为编剧的他，出现在各种宣传和访谈中，坐在赵薇、关锦鹏的身边，讲述他的人生过往、编剧体验和对青春的理解，并在影片热映期间趁热打铁出版了《孔雀》《立春》《致青春》剧本集。这本身，也成为一个编剧从幕后终于走到台前的故事。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即便《致青春》创造了高票房和高关注度，但人们更愿意津津乐道的，依旧是他此前的三部电影作品中讲述的那些人物和他们的命运。

　　这一代人的青春回归到青春本身了

　　“他们中的哪一个都不像我自己。”李樯这样比较当年青春期的自己和电影《致青春》中的主人公们。但是他也有属于青春时代的离经叛道。上中学时他功课特别差，“元素周期表一个学期也没有背下来；历史总是把年代记错”。那时他最大的爱好是看小说，“非常胆大妄为地在各种课堂上看小说，老师骂我脸皮比谁都厚”。这在李樯看来，是青春期做过的疯狂的事。

　　在电影《致青春》中，女主人公郑微上台跳着唱《红日》那场戏，让很多观众当场飚了泪。这样激情奔放的人物，和李樯笔下一贯沉默、内敛甚至压抑的主人公同样大相径庭。“没有人创作的人物是一成不变的，写外向奔放的人物也是分内的事，因为人本身就是繁复多样的。”他对记者说。

　　将同名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时，让李樯感兴趣的是校园生活的那部分，因为“之前没有写过”。最终，电影中呈现的大学生活的戏份明显比主人公们工作之后的要重，也更深入人心。李樯对这种“呈现不均”的解释是，“后半部分的篇幅够了，因为不是写每个人的传记。电影写的是世俗意义上的青春阶段，大学生活是典型的青春的一个载体，而之后的职场生活和情感交代，是某一个阶段的尘埃落定，如果再详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电影《致青春》选在一切生命都开始勃发出活力的4月和观众见面，加上前期的宣传造势，甫一上映就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关于“青春”这个话题的热烈讨论。李樯为记者分析形成这种话题性的原因：“电影中这一代人的青春脱离了原来比较规整的意识形态，相对来说比较有心灵自由，回归到青春本身了。”他认为青春分两种，一种是物化的青春，指的是年龄和情感的一个阶段；另外一种则是精神上的青春，“永远葆有炽热的情感、对世界的好奇，无所顾忌”。

　　艺术不等同于艺术家

　　李樯是凭《孔雀》一举成名的，这部由他编剧的电影，经由顾长卫执导，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这是2005年的事，距离他1992年从中戏戏文系毕业，有漫长的十几年时光。这期间，他在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做过编剧，觉得自己不适合，就转业回到家乡，在安阳文化局的创作室，工作是写“自己一点都不懂”的豫剧，只待了一年左右，他再次回到北京，成为北漂。

　　时间走到2013年，如今已成名的他谈起作为编剧最大的压力时，说的是“天分”。“写作不像舞蹈、音乐、绘画，你是不是拥有写作的天分，是不是一个好的编剧，自我验证和外部验证都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标准。”他说，“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处在心理的盲区当中，你只知道你学了编剧或者喜欢编剧，但在这条职业道路上，依然像瞎子过河一样，压力非常大。”

　　当初回老家安阳，李樯是想放弃编剧这条路，“在北京一直没有好的机会，可能我真不是这块儿料，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没有编剧梦想的人，干力所能及的工作，赚钱、生活？”他验证的结果是不可以，“这种日常生活让我没有激情，丧失存在感”。这时候他想明白了，“原来电影梦对我那么重要，写剧本只是我个人的情怀，它不成功我也认了，只要自己开心，在其中能获得心灵饱满的感觉，这就够了”。放下此前迫切需要写出名堂的功利心，他不想未来，对自己没有要求，随后就写出了《孔雀》。这个度过自己心理盲区的过程，被他称为置之死地而后生。

　　由李樯的这些经历，我们似乎明白了《立春》中，不断奔赴北京买户口、去歌剧院找工作、立志要唱到巴黎歌剧院的王彩玲，自学油画、执著要考中央美院的黄四宝，这些人物形象他们从何而来。在李樯看来，“艺术是个很奢侈的梦想，能心怀艺术的人都是人性当中有心灵之光的人，热爱艺术的人，他们的心性要比不热爱的，更加聪颖、敏感和高贵。”

　　《立春》中，他用黄四宝、王彩玲和胡金泉的结局，传达他对艺术的态度，“艺术是‘无用’的，它只是一种精神需求，你不能功利地要求它为你带来名和利。艺术不等同于艺术家，如果喜欢艺术就非要当艺术家，这是逻辑上的一个很可怕的漏洞。如果能够只是单纯地热爱艺术，可能就不会那么饱经忧患了。”

　　他们恰恰是生活的主流

　　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最后，头发花白的“姨妈”叶如棠，承认自己“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回到了鞍山，重归那个十几年前被自己狠心抛下的家，和丈夫和女儿一起，过上了庸常、单调、清贫的生活，在冬日清晨的集市上，坐在一堆货物面前，嘴里哈着白气，就着咸菜吃馒头。那个在上海弄堂里提着菜篮子指手画脚的叶如棠不见了。

　　“我不觉得她回鞍山有多么悲惨。”李樯说。他认为叶如棠回到鞍山，是自我救赎的过程，她内心因此获得巨大的平静。“她当年抛弃家庭回到上海，是为了追求心灵和情感的自由，她以为如愿以偿了，但其实她在上海过的是掩耳盗铃的生活，一个人背负的良心债，是绝对不可能通过掩耳盗铃的生活就可以解脱的，即使那段癫狂的黄昏恋也无法实现自我救赎。”

　　同样的，在《立春》里，他让王彩玲最终领养了一个女儿，并以卖羊肉为生。女儿在身边玩耍时，王彩玲拿着一把锋利的刀，在厚实的木板上干脆地、用力地剁着羊肉，像剁掉自己曾经的歌剧梦想。李樯说，这种生活才是王彩玲本来的面目。“她曾经制造了一种脱离她自身条件的生活。这是她自己建立一种繁华和繁华落尽的过程。”

　　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不是要去追求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以自己作比，现在看似成功了，写的剧本被拍出来了，但也只能说是获得了一个职业的饭碗。“我现在面对着未来更长的岁月，依然有很多挫败在等着我。达不到的欲望，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常，全在我眼前，我依然要面对各种心灵的困境，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

　　在他看来，他笔下的这些小城市中执著追求梦想的人，他们并不是如很多人解读的那样，是“小众”和“边缘化的”。“这些人物恰恰是生活的主流，多数人都是像我写的这样的，他们原本就来自于生活。”

　　【对话】理想主义与成功无关

　　记者：今年5月初，你出版了《孔雀》《立春》《致青春》三部剧本集，为什么决定把以前的编剧作品结集出版？

　　李樯：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编剧这个行当，因为电影是现在很主流的一个媒介，越来越繁荣，希望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从事编剧工作，给编剧行当带来更新鲜、丰富的血液。同时，剧本也可以作为独立文体存在，好的剧本有它独立的文本价值。

　　记者：出书也会是个自我回顾的过程，回顾这些年来自己的创作，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李樯：我觉得一部或几部作品都不足以代表自己全部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的丰富性，希望以后能通过更多的作品形成我自己追求的一种景观，也希望未来能够创作不同类型、不同风格、拥有不同人物形象的剧本，使创作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

　　记者：这么多年你坚持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李樯：电影是我的某种信仰，我非常喜欢电影，愿意用电影剧本的形式对我的信仰进行探寻。

　　电影是上世纪70年代非常繁荣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从小喜欢看电影，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电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有机会接触和进入这个行业，对我来说是一种如愿的感觉。

　　记者：你编剧的电影中，那些让我们难忘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小城市中的理想主义的人，他们和所处的时代或者环境格格不入，不愿意妥协，就像《立春》中焦刚说的，“我是这座城市人们嗓子里的一根鱼刺”。你为什么曾经执著于书写这类人和故事？你对他们持有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和态度？

　　李樯：理想主义是人类可以顽强地生活下去的最重要的核心动力。任何人都是理想主义的，没有人可以丧失理想主义这一为人之本，如果理想主义都没了，意味着你对生活、生命不再拥有信念了。无论在什么时代，崇高或者堕落的时代，理想主义从来没有失去过，哪怕仅仅是计划明天我要吃什么，买一件漂亮衣服，或者憧憬碰到好的爱情。理想主义是每个人的本来面目，是人性的本来面目。

　　记者：在电影中，你给理想主义的主人公们都安排了结局。在当下这个时代，你认为理想主义者应该如何安放他们的理想，如何处理和现实的关系？

　　李樯：理想主义与成功无关，如果拿成功来衡量理想主义的话，那是作茧自缚，理想主义只是一种情怀，并不是一个需要去完成的目标，它应该作为一个绵延不绝的情怀在你心中，而不是以成功来论理想主义的成败，这是对理想主义非常狭隘的一种理解。

　　记者：你编剧的电影《黄金时代》，目前正在拍摄，由汤唯饰演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你心目中的萧红是什么样的？你创造的萧红形象，大概是什么样的？

　　李樯：这部电影塑造的是民国时代的众生相，那是个灿烂的时代，我写的是那个大时代中人的心灵、精神和命运。萧红是一个创作和人生合二为一的人，她活着是为了创作，她创作是为了活着。很多作家的创作和本人的差别很大，她是唯一没有差别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