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的杭州工作室，位于西溪湿地附近，这里有他喜欢的大自然，是一个能让他静下心来投入创作的地方。
鸟巢门前，太阳已经升起。5月4日清晨，朱德庸坐在一辆狭小的中天房车里，手中捧着一杯热茶。他时不时隔着窗户向往张望，几十号身强力壮的男人正在忙活着。他依旧在谈笑，尽量不让人察觉心中的忐忑。但是，一想到很快就要下车，走到这一群人中间，被数台摄像机照相机追踪，被无数双眼睛注视，他真的很想逃走。
朱德庸有些后悔当初因为觉得好玩而接拍三星Galaxy Note
8.0的广告。他的新书《大家都有病2》10月份就要在台湾出版，可是现在才画了一半，如果没有这个广告，他大可以闭门画画；如果没有这个广告，他也不用像现在这样，被强行从自己的世界拉出来，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许多完全陌生的人待在一起；更何况，这是一个平板电脑广告，他几乎从不用电脑，而且发过誓，永远不用电脑画画。
但朱德庸终于还是走下了车，走进人群中，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穿衣服的人。他开始想象自己被一个玻璃球包围着，他可以隔着这个球看别人却不被别人看到。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他按照导演的指示画画、转身、抬头，但其实脑中一片空白。
直到太阳升入半空，温暖得每个人都脱去外套，朱德庸才拍完了这个场景。他钻进房车里，感觉浑身散了架般的疲惫——在人群中的半天消耗了他大量能量，他需要一个人独处，或者是和最熟悉的家人在一起，重新蓄积能量。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朱德庸的每一天都是这么度过。我一直跟着他，看他拍广告，和他一起吃饭，适当的时候闲聊几句，却没有问一个采访提纲上的问题。我甚至为了配合他的时间改签了一次机票。第四天，当我们终于可以像半个朋友一样坐着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前三天对他是多么大的煎熬。
生活在一个快速向前走的城市，人们渐渐失去了线条和色彩，朱德庸想用自己的漫画，帮助人们找回失去的线条和色彩。
永远学不会与人相处
这三天，每天早晨，朱德庸都要5点半之前起床，但他通常一小时之前就醒了，因为知道即将要去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他需要早点把自己“武装”起来。
“这几天看到的我，非常躁动不安。人应该要慢，这几天是我步调之外的。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两面，这件事的有利一面，就是让我重新体验到一个不适合的步调带给人的损耗，让我感到步调对我的重要。”
26岁在台湾出名，朱德庸从不参加各种公众活动，因为他天生就对处于人群中有恐惧。当初，朱德庸答应接拍这个广告，是因为广告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跟他非常投缘，亲自去台湾沟通过很多次，并且承诺朱德庸只要“做自己”就好，其他的全由专业人士解决。
朱德庸从来都不知道应该如何与人相处。“老实说可能只有和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才最安全最自在，我其实跟老朋友刚碰面的时候都会不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朱德庸的太太冯曼伦笑盈盈地坐在旁边，听他说话。
这两个人，无论到哪里，都黏在一起。朱德庸说冯曼伦是他的玩具，冯曼伦说朱德庸是她的玩伴。“我觉得如果是别人跟我生活，那个人会很惨，我也会很惨。”朱德庸总结。有些时候，冯曼伦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己的先生，就像这一次拍广告，她要时不时地给他做心理调整，生怕他甩手不干了。
与人相处的障碍可以追溯到朱德庸患有自闭症的童年。“我小时候就是一个缺点的组合体，不善于和别人往来，别人也不愿意和我交往，很多时候都受到排挤。一直到我这么大了，我儿子还会对我说，老爸，你有话要说出来。”
恰恰是因为从小自己跟自己玩，朱德庸的童年与众不同。“一个人从旁边走过去，我就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想象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漂亮阿姨，不小心摔了一跤。光是想到这样的场景就让我笑得不行。”他还经常大着胆子去按别人家的铃，然后躲起来看着，等主人进去了再去按，看开门的人每一次表情不一样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手脚很快，他倒从来没有被人抓到。“我注意到，通常到了第三次，主人关门之后大概过个几十秒，又会突然把门打开。”
朱德庸的每一幅画，全是他自己打草稿、打底、上色，从不假人手，而且他发誓，永远也不会用电脑画画。
很多搞艺术的人都喜欢搞搞收藏，可朱德庸对艺术品、红酒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喜欢收一些稀奇古怪的坚果。不管到美国还是日本，他都会留意地上或者树上有什么坚果，如果坚果的形状是没见过或者台湾没有的，就会带回来。那些不用花钱的收藏，还包括海边捡来的圆圆的石头和形状好看的树枝。
最近，朱德庸发现，一种名叫“亚斯伯格症”的病，跟他的问题很像。这是一种广义的自闭症，其重要特征是社交困难，但相较于其他自闭症障碍，仍保有语言及认知能力。可能是因为亚斯伯格症，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常被孤立，让朱德庸与人的相处有一层膜。更让他惊讶的是，亚斯伯格症是会遗传的。朱德庸想起自己的父亲，不上班的时候就喜欢闷在家里，东敲敲西敲敲，修鞋糊墙。还有自己的儿子，上学时受到过同学排挤，虽然长大以后看起来与人交往没什么问题，但像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朱德庸的儿子现在在台大，高中也是台湾最好的学校。“他当时考上我们还觉得祖坟冒青烟了。因为他是那种蛮混的小孩，怎么会考上的？等他进了台大念了三年，有一天他跟我们说好像念错了。我只能说，不进入状况的父母也会造成不进入状况的孩子。”
据说他们的儿子来到人世后的几个月里，朱德庸都没有抱过他，而是蹲在墙角里，和儿子保持距离。儿子两岁时，冯曼伦流露出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朱德庸的回答却是：“再生一个孩子，我们还怎么出去玩啊？”
漫画艺术化
2011年，《大家都有病》出版以后，朱德庸觉得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完。“大家真的都有病，而且还会一直不停地病，所以我根本说不完。”他觉得在第一本中只是先说了一个大概——这个时代里，人们常见的心理病。第二本中，他想集中探讨某些病。“比如说因爱而生的病。爱情并不局限于男人和女人，其实人是可以跟很多东西产生爱情的，比如说有人很爱钱，已经爱到胜过自己的太太，胜过自己的生命。有的人对宠物的爱超越一切。那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有病？当然是有病的。你为什么爱动物而不爱人？所以在第二部里，我会更精准地去看人，分析不同的病。”
在朱德庸心里，一直都有着提高漫画地位的使命感，他用了20多年，觉得自己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醋溜族》、《双响炮》、《涩女郎》、《关于上班这点事》、《大家都有病》、《绝对小孩》……几乎每一部销量都在百万册以上。许多年龄比较大、从来不看漫画的人也开始看他的漫画。这几年，他慢慢有了一个新想法，就是把漫画艺术化。
“我常常说，和那些只供少数人把玩的艺术不同，每个人站在漫画面前，即使没有所谓的行家去指点，都是漫画艺术的评论者。”而朱德庸所谓的漫画艺术化，和奈良美智、村上隆的不一样，在后者的作品中，漫画只是一个躯壳。“漫画的含义就是幽默、批判，我觉得他们没有。我要做的是把漫画艺术化，所以是不一样的。”
前年的杭州动漫节，朱德庸的三幅作品共拍出了200万元的高价。他自己都很惊讶，没想到居然会有人愿意竞拍、收藏他的画。今年，他还将参加“九城联展”，将放大了的漫画让更多新手收藏家看到。
被当成四格漫画里的人物，朱德庸觉得很有趣。
其实，为了拍摄这次平板电脑广告，朱德庸专门创作了6幅漫画艺术作品，每到一个拍摄地点，他就在原本只有黑色线条的画上刷上鲜艳的色彩。他想用这种方式去表现在一个一直不停前进的地方，人们到底丧失了什么？“我觉得人们丧失了线条和色彩，人们变得线条一致，色彩统一，我对这样的变化无法接受。”
“以前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最大的区别是变快了。快的最大伤害是没有慢的权利了。很多事情若不能在慢的频率里感受，是无法发现的。时速100公里的车和时速10公里的车相比，你以为你走了很远，但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在快的世界里，所有东西都是耗材，我们会失去自我，像轮子一样不停地转，不知道何时才能停下来。快只是假象，丧失的都是有价值的东西。”
在朱德庸台北和杭州的工作室里，堆着很多他创作的艺术化漫画，但是他都不愿意拿出来卖。“我画好一般不会再画第二遍，因为再画一遍，所有的好奇乐趣都没有了，开心的过程也无法复制。”
朱德庸画画，从来都只是为自己而画，“读者在哪里，你根本不知道。你走在马路上，可能真正的读者是旁边蹲在地上吃面的那个人，他不正眼看你，却有你的书。”他只负责把触动他的东西画出来，至于他画出来以后，能不能触动别人，他管不到，也不想管。“对我来说，从事创作的人，尤其是画画的，能够衣食无忧，已经是最大的福祉了。”
幸福的生活是做减法
朱德庸对别人说：“我只有空余时间在画画，大多数时间都在生活。”家里只有一个钟点工，一周来两次。每天散步、观察路人、整理手稿、做饭、交水电费交罚单……就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因为对台湾初级教育的不信任，朱德庸夫妇在儿子小时候，无论走到哪儿都把儿子带在身边，自己教育。
开始画画到现在，朱德庸的工作室只有他和太太两个人，没有助理，所有在台湾的事务都由他们自己操持，大陆有一个经纪人，帮他处理大陆的事情。
画画也是如此。很多漫画家有了声望以后，根本就不用再画了，只要把所有人物形象输入电脑，把剧情想好，把漫画人物形象拿出来放上去。“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意思，那根本不是在画画，而是在玩拼图。”
朱德庸的每一幅画，全是他自己打草稿、打底、上色，从不假人手。偶尔书里的漫画因为情节需要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画面，他也是一笔一笔耐心地画。很多人笑他笨：“你为什么不去组个团队？你只要想点子，下面有画手帮你画，你可能一个月就出一本，能赚很多钱。你为什么书里那么多边栏？你那些边栏每一个都可以改成四格，那你的书产量就会多一倍。”
事实是，朱德庸的每一本书，出版周期都拉得很长。《绝对小孩》从构思到最终出版，用了差不多10年。除了每一幅画都细心地慢慢画，连后期的出版，朱德庸和太太都一手包办。他们自己在台湾找美术设计，自己决定开本、章节、字体、版式。排版出来以后，他们会一遍遍修改到自己满意才交给出版社。在印刷的时候，他们还会自己选择纸张、对比色谱，务必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所以朱德庸的经纪人说：“如果不认同他们的理念，跟他们合作的人会疯的。
朱德庸非常喜欢走路，因为在路上可以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帮助他了解这个世界。
但他们的较真也就仅限于此了。朱德庸常说，幸福的生活，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他甚至对他的经纪人说：“事情是越做越多的，所以接的工作越少越好。”这么多年来，朱德庸几乎没有开过讲座，没有办过展览，也不参加商业活动。甚至都很少来大陆，一年只来一次，而且最多待一个月。
他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故意被弄复杂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上80%的人是没事干的，所以他们就把事情复杂化，然后每个环节都能拿到利益。既然所有事情都被复杂化，我们只能自己简化。”
他发明了一个“百货公司理论”，“从百货公司的这个门进来，那个门出去，按理说直接走出去就好了。但事实是，进门之后你就开始绕道，让你经过所有的店，可能经过哪个店你就被吸引了，你本来想买串香蕉，结果却买了把葱。”
正因如此，朱德庸是个坚定的“反时尚主义者”，他身穿的裤子是10年前买的，如不是为了拍广告，他也根本不会去买新衣服。“现在的很多时尚设计师都没有资格成为设计师，都是在抄袭以前的人。现在的人就是挖死人骨头，把以前的东西改改再拿出来。目的就是推出新的产品让你不停去买，并且用各种行销手段告诉你，你这一季不这样穿，就是野人。”
朱德庸从不相信为读者画画这回事，他只负责把触动他的东西画出来,至于他画出来以后,能不能触动别人,他管不到,也不想管。
愤怒的力量
在台湾的时候，朱德庸每天除了画画，就是和太太散步。路上经过咖啡店，坐下来喝杯咖啡，然后继续走。在北京也是如此，长安街上的哪家咖啡馆还在，哪家面包房变成了银行，虽然是很多年前走过的地方，他们依然有印象。
“人本来就应该在地上走，任何交通工具都阻隔了我与城市的接触。在所有的交通工具里，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自行车。越慢的工具与人性越接近，步行的速度才符合人性。双脚是我行走的工具，也是我汲取养分的方式。从擦肩而过的人身上感受到气息和讯号，能帮助我了解这个城市。”这就是他为什么喜欢到处走的原因。
然而，行走中，朱德庸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陌生。现在的北京，不再是2000年冬天一家三口在一个叫侣松园的四合院里看雪景的北京；现在的北京，遍地充斥着像银河soho那样“大而无当”的建筑。
拍摄广告这件事，让朱德庸深深感受到，快速的步调带给人的精神损耗。
“我对银河soho的印象非常恶劣，从里面能感受到强烈的悲哀。我才不在乎它的设计者是不是有名。它看起来是追求一个很进步的减法的，但是那个地方会让我窒息，那里没有生命，不应该存在于世界任何角落。它是真丑。”
也许画画的人都跟他有同样的感受，一个圆的形体做成建筑，跟人是违背的。“人应该有棱有角，现代人应该住在一个有角落的房子里，受伤的时候躲在里面。”
在朱德庸说“真丑”这两个字时，你真的能感觉到他的愤怒。愤怒于朱德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他支撑下去的动力。当他有了愤怒的情绪，就会画在画里，看的人轻松地一笑而过，而于他，却是经过了一段愤怒、解剖、看透的历程。
他也不否认，也许有一天，他就会在自己的漫画里表现一下当代建筑的荒谬，就像他在《大家都有病》里，用四格漫画去表现时尚的荒谬。
你很难想象，一个看起来永远不会被激怒的人，其实心里隐藏着许多愤怒。聊到商人的时候，朱德庸很愤怒，“其实我是很瞧不起商人的，因为商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力赚钱，而是靠转手去赚差价，所以商人是最不应该被尊重的。可是现在的时代竟然把商人的地位提到那么高，这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说到美食家，他也忍不住评论几句：“美食家是最扯的，味觉是多么个人的事，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和我说。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的妈妈都是美食家，个个做得一手好菜。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自称美食家，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朱德庸认为，古老的四合院远远好过追求形式的当代建筑。他甚至认为建筑不应该是圆形的，而应该像人一样有棱有角。“现代人应该住在一个有角落的房子里，受伤的时候躲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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