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峻青的暮年壮志：“我一生最想写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反映胶东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决战》屡屡中断
他是散文《秋色赋》、《雄关赋》、《沧海赋》的作者，他是中短篇小说《血衣》、《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交通站的故事》的作者，他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今年90岁的老作家峻青。12月10日，上海作协将举办一场“峻青创作70年座谈会”，会期前夕，峻青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回首70年的创作生涯，峻青竟是遗憾远远多过于成就。
“我对自己所有的作品都不满意，想要写的却没有写出来，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我自己很难过。”
停顿片刻，峻青告诉记者：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脍炙人口、改编成电影的短篇小说《黎明的河边》，还是80年代改编为广播剧和电视剧风靡全国的20万字长篇小说《海啸》，或是刊登在1991年第5期《上海文学》杂志上的长篇散文《秋肃蒋山》，其实都是他心中那部反映胶东半岛人民8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的纪实文学作品《决战》的试笔、局部。
可是，它的全貌也许永远无法与读者见面了。
国民党第八军劫走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海阳前线》
1923年，原名孙儒杰、字俊卿的峻青出生在山东海阳县一个偏僻的乡村。
乡村是口头文学的宝库。年幼的他在田间地头，在镇集客店，在盲人的鼓词和三弦的弹拨中，在牛倌和庄稼汉神乎其神的侃大山中，无师自通地领会了讲故事的魅力。当他来到邻村的工厂当童工时，平生第一次接触到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新文学作品。那是他为东家打扫书斋时，看到东家的女儿、当时烟台八中毕业的一个学生所购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峻青偷偷把书掩到衣服底下，到了晚上，等到和他同炕的伙计、长工睡下之后，才打开书本，就着昏暗的煤油灯阅读到深夜，有时直到雄鸡长鸣，天色初曙，再把这些书刊悄悄还回去。
初识文学的少年峻青模仿新月派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芭蕉秋雨的夜分，落叶萧萧的清晨”，也依照白话小说的手法，写出了自己的小说：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描绘了一个牛倌悲惨的生活。这就是他自身的写照。当然，无处发表。
是席卷胶东的抗日烽火让峻青走出了一个牛倌的命运。他参加了八路军部队。与此同时，真正的文学自修在动荡的军旅生涯中开始了。
峻青说，“八路军的部队就是一个大学校，从红军的时代起，它就有着良好的学习传统，不管工作怎样繁忙，战斗怎样紧张，每天早晨两小时的读书学习雷打不动。”他回忆道，那时候，环境虽然艰苦，部队和机关虽然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但书籍还是不少的，尤其是宣传文化部门，差不多都有个流动的图书资料室。在炮火中，峻青读到了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普希金和肖洛霍夫等名作家的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像一枚炸开的信号弹，照亮了峻青和他周遭的一切。峻青发现自己所处的战斗生活和苏俄文学中的革命战争十分相似。“潍河两岸建立人民政权的残酷斗争，并不逊于顿河流域，那高加索深夜里的枪声犬吠，使人想起了海莱山区五龙河畔的狂风暴雨……”
1946年春天，趁在后方莱阳城休整的机会，峻青开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书名叫《海阳前线》，刚写了十万多字，自卫战争开始了，他又离开后方，来到了胶济前线。9月间，在国民党第八军的李弥部队进攻到潍河西岸的那天夜里，峻青在潍河东岸的李家埠村，遭到了大股武装匪特的包围。他本人虽然突围脱险，但未完成的《海阳前线》却被敌人劫去，甚至还在敌方的报纸上作为战利品大大地鼓吹了一番。他失去了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为写《半岛》，调到华东文联
1948年，峻青随军南下，挺进中原，干的依然是前线记者。打洛阳，下开封，进汉口，进入大城市后，峻青接触的书籍更多，见闻更广，环境也相对安定，他创作上的冲动更加猛烈了。战争的印象还那么清晰和深刻，敦促着他记录下来。在战争年代里他也有意识地搜集了许多材料，以至于军队领导们都知道，缴获的战利品中，如果有敌方的作战计划书，交给峻青。
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创作了《烽火山上的故事》，并重新改写和出版了《马石山上》和《女英雄孙玉敏》。那时，峻青并没有奢望当一名作家，但他“出格”的举动还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好在这时，党组织慧眼识才，把峻青从新闻部门的行政岗位调到了文学部门专搞创作。
“于黑丁，李季，严文井，秦兆阳等同志为我的调动尽了很大的力，”峻青回忆说，“如果没有他们和党组织的大力支持，我的艺术生命说不定会夭折。为此我一直深深地感激。”
1952年冬天是暖流奔突的季节。峻青参加了全国文协组织的第二批作家下乡下厂下部队的活动。与会作家20多人，有艾青、周立波、路翎、李季等。当时有人鼓励作家们未必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环境，“你所熟悉的地方，不一定是最有意义的地方”。这句话让很多人改变了创作计划，比如，李季去了玉门油田，后来写出了热情洋溢的《玉门诗抄》，艾青去了舟山前线的海军部队，写出了长诗《黑鳗》。但是，峻青没有动摇，他下定决心要写他亲身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挚爱的家乡胶东半岛。计划分四部写，总名《决战》。这个创作计划填在表格里，也发表在了《文艺报》上。从这时候开始，峻青自认为才算正式地进入了文学队伍。
这年年底，峻青坐江轮顺长江而下，从武汉来到上海。为了他创作搜集资料和采访的方便，组织上将他从武汉调到华东文联。在上海没待几天，峻青一头扎回了胶东半岛，走访乡亲，回顾战场，当中又去过南京军区。将近一年后，他带着满腔创作热情回到上海，等待他的却是“当官”的命令。
“1953年到1954年，我负责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工作，会议很多，没有空隙写作，有一点机会也写不了长篇，只能抓住素材中很少的一部分写出了《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等短篇小说，后来赶上‘大跃进’，我到上海机床厂当宣传部长，写我所不熟悉的工业题材，效果并不理想。”
和周总理的谈话永生难忘
峻青心心念念的还是《决战》。1956年，他来到北京，在作家座谈会上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这是一次令他永远难忘的谈话。
“周总理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一部反映胶东半岛武装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周总理很兴奋，说好极了！他说：那个时候，国民党七个师进攻你们胶东，我们很担心你们呵！我们就把国民党54军‘调’到东北战场，减轻你们胶东的压力。这句话我永远记得！我听了又惊讶又激动！我当时就想，长篇写作需要大量事实材料，我不了解高层的决策，不了解大局，整个作品就站不起来，要是我能够采访周总理该多好！我要是能把当时战争的全局都写出来该多好！”
1960年，峻青又一次回到胶东故乡。这里的人们正在以战争年代那种英勇斗争的精神应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履至之处，峻青写下了《秋色赋》、《壮志录》、《傲霜篇》、《故乡杂忆》等一系列散文，至今仍为人称道。散文创作，是峻青于小说创作阻滞之中，才思寻找出路而形成的一股支流。
之后不久，峻青终于投入了延迟多年的长篇创作中，并且写出第一部的初稿。
“深秋十月,在那烽火连天硝烟遍地的黄河流域和白山黑水之间的辽阔的北方,正是天高气爽降露为霜的季节,而在长江以南的南京、沪杭地带,却笼罩在一片浓重而持久的阴霾之中。”
这是《决战》第一章《云压金陵闻惊雷》的开头。全章三、四万字，所有笔墨就描写周恩来总理在南京梅园召开记者招待会那一天各个阶层的反应、时局的翻腾。
“周总理在会上宣布将推翻国民党统治，就在那一霎那，看到内战的讯息。”峻青说，从这一章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写的《决战》是个什么样。其余已在文革抄家中抄走，至今不见下落。
未完成的《决战》，是作家心中一曲无声的悲歌
十年“文革”，峻青坐了5年半的牢。罪名缘何而起、命令由谁下达，至今不明。他被“专机”押送到北京后，通过提审才知道自己被定义为“中国的肖洛霍夫”——“塑造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创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歪曲人民战争，宣扬战争恐怖”。
他“待遇”不低：单人单室，狱室仅7步见方，设了两个哨岗，一个在床头，一个在门口。每天都漫长无比，失去自由的痛苦仅是一斑，除此之外，心脏病发，不给药，他怕自己静悄悄死在黑牢里，就用走路的方式锻炼身体，把水泥地走出了一条斜对角的沟。他寂寞，就观察墙角的蜘蛛，对记者笑言，“我可能是法国那个昆虫学家法布尔之外的又一个蜘蛛专家了”。但这点精神寄托也被看守员一把大扫把端掉了。最大的痛苦是心灵的折磨。峻青听见就在窗外有自己妻子和儿女的哭喊，声音很惨，最小的女儿凄厉的声音：爸爸，他们打死我了！“割我一刀还能忍受，这怎么忍受？”至今，峻青也无法解释，这是幻听、幻觉，还是亲人的情感远隔万里的共鸣、共振？
他思考自己的“罪名”，思考的结果是不承认。“就拿《马石山上》那个短篇来说，我在对面山岗上亲眼看到，那十个英雄战士，怎样冒着巨大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生生撕破了敌人的火网，把一批又一批围在山上的群众救了出来。当救出最后一批群众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们本来是可以安全转移了的，可是当他们听到山上还有群众在呼救时，却毅然又返身杀回了包围圈，全部壮烈牺牲在马石山上。这是事实，怎么是宣扬战争恐怖呢？”
峻青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走出监狱。他在心中构思、酝酿的长篇小说《决战》和《海莱风雨录》（暂名）的许许多多篇章的故事细节，人物性格，环境气氛，以至艺术语言，对话和插叙。没有任何纸片，他连一个字都不可能记下来。但它给了峻青很大的精神安慰。通过这沉思默想的创作，他更加坚定了，就是要写真实的战争，写硝烟烈火中的壮丽事业，写诸多英雄人物的内心在这其中焕发出的能量和光芒。“只要我还能够出狱，只要我还能够有写作的权利，那我就一定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而且，要比过去写得更多，写得更好。”
1973年，在安徽农村插队的15岁的女儿，千里迢迢，只身北上，晋京“上访”，在茫茫人海中“打捞”出了她那突然失踪达5年半之久的父亲。走出牢狱的峻青，并没有马上得到平反。他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胶东故乡，开始实践他在监禁岁月中对自己的许诺：把《决战》写出来。故乡的父老乡亲对受了委屈归来的游子像一个宽厚、温暖的母亲，在那种状况下，他们向峻青提议“秘密写作”——“如果不能发表，就把它秘密藏起来，留给将来的子孙后代，让他们知道，祖先们过去是怎样战斗和生活的。”甚至，为了提防那可能到来的搜查，乡亲们在牲口栏内挖了一个土坑，准备一旦有不测发生，就把稿件埋在地下。峻青在乡亲们的保护下重新开始创作，可是，真所谓天意弄人，5年多的监禁生活严重透支了峻青的健康。重获自由，特别是重拾稿纸和笔墨之后，过度的兴奋和劳累，使心脏病突然袭来。虽然在抢救后脱离险境，但从此面临长期卧病在床的现实。峻青创作再度搁浅。
在病床上，“文革”浩劫结束的消息传来，峻青打起精神，花了一年多时间，把心中早已“写”好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海啸》誊清在了稿纸上。1978年，《海啸》出版，迅速被上海电视台拍摄成六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播放。
那么，《决战》的命运呢？峻青的一生似乎就是在为这样一部巨著倾尽心力做着准备，他并没有浪费时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动笔，但时代奇诡的峰谷运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决战》的创作几次离散、中止，又重拾，又中止。哪怕峻青的心愿再顽强，时至今日，对于一位90岁的老人来说，已无望完成。近年来，峻青的创作转为以古体诗词为主，偶尔写一些短篇散文，但热血未销。他对记者说，虽然已无力付诸纸笔，但他仍在构思着、回顾着胶东半岛、昌潍大地上曾经历过的十数年血与火、炮弹与大刀的战争长卷……未能完成的《决战》，是作家心中一曲无声的悲歌。
90岁老兵的心声：“我痛恨抗日雷剧！”
虽已年届高龄，峻青依然思维清晰，言语风趣，兴致上来了，连说带比划，依稀可见年轻时的风采。近十几年来，峻青在文坛鲜有露面，也很少接受采访。没有别的原因，心脏上装着不止一个支架，必须“心静如水”地过日子。偏偏这和峻青的个性是一对矛盾。很早，在文学生涯自述中，峻青就概括自己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而他之所以成为一位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直接来源于这份热血的气质。他曾说：“特别是对那些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事迹，我总是那么容易激动，那么乐于向人们讲叙。不讲出来，我心里就不舒服，就感到憋得慌。”
而现在，最让峻青“憋得慌”的是一些抗日题材电视剧。他指指房间里的电视机：“我痛恨那些抗日雷剧！”
“真正的抗日战争是非常残酷、壮烈、英勇的，这段历史一定要好好记住，不要看那些以娱乐为主、把战争演化为儿戏的影视剧！”
“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没有参加过这场民族救亡图存的战争，但应该去了解这段历史，我一个90岁的老人，还以‘不惜此身将就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自勉，年轻人更应该有激情和热血。”
“我年老了，对付不了病了，但关心着当前的文坛信息，关心着当前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在这个领域里，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应该写下来，把我们这种英雄气概传下去。否则，一旦敌人打进来，没有这种英雄的气概怎么抵挡？怎么能有打胜仗的勇气？”
90岁的老兵，想到这些，夜里还时常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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