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阎肃在重庆大学和大学生艺术团的同学们在一起

　　2010年的一天，重庆南开中学迎来了他们的杰出校友——著名艺术家阎肃。可容纳800人的大会堂座无虚席，师生们兴致勃勃地聆听戎装老人阎肃的精彩演讲。这年阎肃年届八旬，仍然精神抖擞，充满活力，他风趣地说：“这个舞台我可一点都不生疏，我在南开上学的时候常在这里表演，京剧、话剧、快板、相声，哈哈，我可是个文艺活跃分子。”

　　阎肃说：“在南开学习的那一段日子，学校自由的空气给了我太多发展的空间。全国有不少南开学子，只要一唱校歌，就算接上了暗号。”说到这里，老人带领全场一起合唱南开校歌：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浸浸，月异日新，

　　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

　　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大江之滨，嘉陵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老人对南开一往深情，他写过一首特别抒情的诗《南开忆——难忘的中学时代》：“我问高山，我问大海，这一生哪段时光最愉快？啊，难忘的中学时代，在重庆，在南开……”

　　熟悉的歌声中，他的思绪仿佛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

　　1946年，随着父亲阎襄臣的发迹，阎肃成为上流社会生活优渥的富家少爷。

　　鲜衣怒马。花园洋房。16岁的阎肃本可以谨遵父命，成为国民政府重庆交通局长的东床驸马，但他却毅然投身学运，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一本《共产党宣言》像黑暗中的明灯，照见了他的初心，他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自此，任凭风雨如磐，初心不改。

　　快乐在南开：高中时代的阎肃（左二）

　　中学：“我选择了做进步青年”

　　那年夏天，阎肃脱掉了宽大的黑色教袍，穿上了鲜艳的南开中学校服，就像挣脱束缚的鸟儿，开始在无垠的天地间自由飞翔。

　　南开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大。教地理的老师开口就是“我的老师竺可桢”，果然是名师出高徒，满腹经纶，课讲得又生动又形象。阎肃对各种知识的学习欲望异常强烈，到了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的地步。

　　他后来回忆：“我那时功课中等，不是前茅，数理化根本不行，底子就差。加上老师用英文讲课，我英文不行，拉丁文派不上用场，很难懂。那三年，除了演戏，闹游行，就是读书了。可以说，高中那三年，我读了很多书，加上古文底子好，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作用。”

　　他刚从宗教教育转到正规教育上来，没有上过小学和初中，就直接上高中，基础薄弱，尽管学习很刻苦努力，但考试成绩再也没有像修道院那样冒尖过。

　　阎肃冒尖的领域是唱歌和演戏。

　　他对音乐如此热爱，加上在修道院唱诗班打下的基础，理所当然进入了南开中学的合唱团，并担任四声部部长。一个刚从宗教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青少年，求知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消化吸收能力也是惊人的。除了音乐课上教的徐志摩、黄志等人的歌曲之外，他什么歌都喜欢学，一学就会，尤其喜欢流行音乐。

　　抗战时期，举国大迁徙，上海各界大批人士迁到了重庆，他们把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许多东西带到了雾都，其中就包括“靡靡之音”，如《夜上海》《如果没有你》之类的歌曲。几十年后，当港台流行歌曲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涌入中国大陆之时，阎肃并不陌生，早在解放前的重庆他就耳熟能详。

　　令他着迷的还有好莱坞的电影和迪斯尼的卡通片。半个世纪之后，他回忆说：“当时，校园里放许多美国大片，比如《出水芙蓉》《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等，影响很大，轰动一时，学生是观众的主体之一，那时票价比现在便宜得多，那时的翻译比现在好，名字非常讲究，比如说《六宫粉黛》，这么多年了忘不了。”

　　当然，令他难忘的还有令人捧腹大笑的米老鼠和唐老鸭。

　　他从小就跟着父亲看戏，是个小“票友”，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热情从来就没有降过温。对刚刚涌现的中国现代戏剧更是狂热追捧，郭沫若、曹禺创作的话剧，一场不落，全部看过。

　　他后来回忆：“那时候是个中西、正反、先进与沉沦‘大杂烩’的时代”，“这个杂，有个来由，当你十几岁，渴望见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进来许多不同品种的东西，都在我这容纳了。古典音乐我也喜欢，京戏我熟悉极了，川剧我很多剧本都能背。川剧的剧本很讲究文学性，我写词和那有极大关系，它是文白水乳交融，非常自如，让我受益匪浅。”

　　因为喜爱川剧，他全套的《川剧总集》看过好几遍，甚至不少戏能够大段大段背诵。

　　“南开业余文艺活动极为频繁，什么都有，我演戏的欲望在那得到了充分发展。我记得高一、高二我写了个独幕戏，评为暑假作业的展览作品，那是我的处女作。高二我就是文艺骨干分子了，招生啊，接待啊，都是我们做的。我是学校的业余文艺活跃分子，参加了学校所有的演出，演英文剧、朗诵、说相声、打快板、演话剧，就没闲过，还有唱京戏，都干过。业余文艺活动我是很积极的分子。”这是阎肃深刻的记忆。

　　他在南开3年，学校的所有演出都参加了。仅有一次例外，那是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一个剧叫《玉雷》，纯粹由女生表演。即便如此，他也热心参与了这部剧的舞美。

　　除了唱歌、演戏之外，阎肃的另一个爱好就是读书，什么书都看。读了很多世界名著，如泰戈尔、莫里哀、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大仲马、小仲马等大师的作品，尤其喜欢俄罗斯文学，如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的作品。

　　那个时候，他还迷上了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他认为港台流行的新派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无不是承继还珠楼主的衣钵。

　　有一次写作文，他模仿还珠楼主的风格描写打雷：“天边黑云翻滚，天际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突然一道惊雷掠过，‘咔嚓’一声，整个天空为之一颤，好似天绅倒挂！”结果被老师批了4个字——“何来怪词！”

　　那时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变革，大潮汹涌，八面来风。阎肃的父亲阎襄臣进一步发迹，当上了旅行社的总经理，全家住进了带花园的大洋房，已经跻身于上流社会。阎肃的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他没有选择当少爷，子承父业，继承家族的事业，也没有选择当学者或老师式的读书人。

　　阎肃后来回忆：“时代大潮到来之时，我选择了做进步青年。那是个新思潮涌动的时代，当时我可以选择死读书、读死书，当个书呆子，但我没有，我读了很多进步的书，很多是苏联作家的作品。”

　　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抉择，他之所以选择勇立时代潮头，做一个进步青年，与一个人有关。

　　语文老师赵晶片发现阎肃有文艺天赋，就有意识安排他参加各种文艺活动，让他接触各种进步文艺作品。他参加了一个叫“恒社”的文艺团体，在这里他听到了许多被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的歌曲。

　　当雾都重庆的大街小巷“靡靡之音”在夜幕中飘忽，令人心生迷茫、萎靡不振之时，南开校园里却有另外一种音乐令人振奋，那是“山那边”传来的歌曲，如《山那边哟好地方》《二月里来》《兄妹开荒》《您是灯塔》《跌倒算什么》……如一股清泉注入干涸的心田，是那么解渴！阎肃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歌曲，并在同学间悄悄传唱，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大部分同学都会了。

　　他们还公然排演《黄河大合唱》，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排山倒海的气势，令他们热血沸腾。从这些昂扬向上的歌声中，阎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山那边”。

　　赵晶片老师还向他们推荐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和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书籍。

　　在赵老师的引导下，阎肃的创作开始具有“革命”色彩，比较有名的是小话剧《张天师做“道场”》和《升官图》。这两部剧都是阎肃编剧的，主题是讽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他们排练好之后，就在学校大礼堂公开演出，在师生中引起很大轰动。阎肃自编自演，角色还是反派，在《张天师做“道场”》中饰演国民党特务，在《升官图》中演警察局长。他的出场总能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

　　在学生中有少数人是三青团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当局的眼线。突然有一天，赵晶片老师被警察抓走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赵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

　　着军装的风采

　　大学：“这样人家的公子会是共党分子吗？”

　　这时候，内战愈演愈烈，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延安。同学们一直将解放区称为“山那边”，延安是解放区的首府，是照耀黑暗中国的明灯，延安的失陷令同学们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十分担忧。

　　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国民党发动内战令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直接影响了学生们的生活，许多家庭困难的学生吃不起饭。中共地下组织适时领导学生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学潮，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

　　阎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刷标语、办墙报、游行示威走在最前面，带头呼喊口号。从那以后，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运动，而且是极为活跃的分子。

　　3年的中学时光，一晃而过。此时的阎肃虽然思想倾向进步，但还不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1949年夏天，他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取了重庆大学。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他选择的专业是工商管理。

　　这时候，国民党在内战中连连败北，国统区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通货膨胀令人发指。阎肃后来回忆：“当时，物价飞涨，我们拿一麻袋钱才买一盒火柴，就是你所有资产在一夜之间就成为零。四大家族横征暴敛。那个腐败程度是明目张胆的，我们自然倾向于进步。”

　　他在大学仍然是文艺骨干，是相当活跃的人物，自然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成为重点争取的对象。当时，几乎所有大学的学生会都掌握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手里，重庆大学也不例外。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悄悄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夜晚，昏黄的灯光下，阎肃翻开《共产党宣言》，发黄的纸页仍然依稀散发着淡淡墨香，那般的亲切平易、和蔼近人。他沉浸在这些阐幽发微的远见、精辟入里的论述里，一种高山仰止的敬意和故交相逢的暖意油然而生。这部旷世经典改写了历史、改变了世界、塑造着未来，也深深地改变了阎肃。

　　他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成为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像他这样一位富家公子，在两个阶级殊死搏斗的时刻，站在了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一边，实属难能可贵。

　　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江山，污泥浊水汇聚西南，妄图负隅顽抗。重庆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中共地下党的任务是在“第二条战线”，发动工运、农运、学运，瓦解国民党的统治，配合正面战线的解放军，迎接解放。

　　阎肃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游行时我们这些人走在前头，这一点国民党也清楚。我不是在脸上贴金，当时历次的学生运动我都参加了，青年学子一腔热血。”

　　正因如此，阎肃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跟踪是难免的。阎肃明知有特务尾随并不在乎，照样大摇大摆穿街走巷。特务想顺藤摸瓜，一举端掉共产党的“窝点”，可是眼睁睁地看到阎肃进了带花园的大洋房。这样人家的公子会是共党分子吗？特务们怎么也想不通。

　　在重庆大学校园里，共产党地下活动异常活跃，但国民党也在学生中发展了很多特务、眼线，甚至许多特务伪装进步，混入了共产党组织内部。每次学运领导开会，研究、确定游行的时间、路线、口号、集会等细节，国民党很快就探知了内情。

　　袍哥是四川有名的帮会，重庆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袍哥的支支脉脉。国民党特务与袍哥相互勾结，不少特务是袍哥的人，袍哥的头目往往与特务头子称兄道弟拜过把子。因而袍哥成为特务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

　　当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在大街行进时，突然就从某个小巷里横插进来一支吹吹打打的队伍，不是欢天喜地“迎亲”，就是哭哭啼啼“送葬”，有时“迎亲”“送葬”两支队伍还无巧不成书地碰到一起了。他们声称“吉时”不能耽搁，只能该学生队伍让路了。这样游行队伍就被腰斩数段，甚至冲得七零八落。

　　学生们一眼就能看出是特务搞的鬼，可是一阻拦就起冲突，不阻拦人家照样找茬生事。什么“孝子”被撞倒了，什么“伴娘”被踩脚了，摩擦一起，马上就是一场街头混战。那些走卒从花轿或棺材里取出大棒，朝手无寸铁的男女学生猛抡。棒子上钉着钉子，像狼牙棒，一打血光四溅。

　　街道两边卖馄饨、喝馄饨的突然抄出家伙，朝学生大打出手，这时候才明白是特务和袍哥事先打了埋伏。不少学生惨遭毒手，喋血街头，甚至丢了性命。

　　阎肃后来回忆：“每次上街游行，我们都会遭到血洗。国民党特务对付学生可有一套……只要想治你，人家就有办法。你不知道谁是特务，谁是袍哥。他对你一目了然，你在明处啊。校场口血案啊，我们都经历了。特务我接触过，国民党的特务，他是生怕你不知道他是特务，你要知道他是特务，他才好横行霸道，才好为所欲为，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时候，我们吃大亏了。”

　　那时的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有一股前赴后继的气概，不怕流血牺牲，更不怕被抓、被关、被严刑拷打。

　　阎肃的父亲对儿子卷入学潮，开始并未在意，后来发觉他是学生里的骨干分子，猜到儿子八成与共产党有关，也没有进行干涉，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弃学：“这是干革命，以后的日子是艰苦的……”

　　中国面临改朝换代的巨变，蒋家王朝已经被推翻，共产党在北平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江南北。重庆的达官贵人正在竞相逃往台湾和香港。

　　阎家何去何从？阎襄臣举棋不定。他耳闻共产党的政策是劫富济贫，作为资本家恐怕是“革命”的对象，他颇有几分担忧。朋友帮他搞到了去台湾的船票，他对蒋介石十分失望，发誓不去台湾。朋友劝他去香港，他想了想，觉得自己年过花甲，这件事应该由长子做主。

　　阎肃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直在暗中跟国民党作斗争，迎接解放军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逃亡？他说：“你们谁爱走谁走，反正我是不走。”阎襄臣寻思他是白手起家，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共产党不会把他怎样，于是说：“那听老大的吧，全都留下，迎接解放！”

　　阎肃后来回忆：“我能从宗教教育中解脱出来，进而信仰共产党，其实是一种必然，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度过的，民族的危亡感像低气压一样沉重地压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心头上。作为一个少年，我充满感情地阅读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典籍，心中好像压着一块石头，我们这古老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啊？所以，我选择跟共产党走就是这种必然。”

　　1949年11月29日夜，刘邓大军的炮声震撼了山城重庆。

　　3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鸣放鞭炮、挥舞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阎肃和他的那些能歌善舞的大学同学更是欢天喜地，纵声高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雾都重庆仿佛云开雾散，突然晴空万里。

　　重庆一解放，中共地下组织开始公开活动。阎肃被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他是大学里的文艺骨干，参加了青年团的各种宣传活动，异常活跃，受到西南团工委的瞩目。

　　1950年5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暑期学员班，学员是来自重庆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经过暑期培训和考试，有的人取得了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资格，有的人取得了转学清华、北大等名校的资格。

　　阎肃是暑期学员班大专文艺部副主任，主任是西南团工委派来的。阎肃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组织学员开展业余文艺活动，他的才华和工作热情深受组织器重。暑期培训即将结束时，团工委组织部正式找阎肃谈话：“你是否考虑不念书了？西南团工委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准备下乡宣传土改。”

　　阎肃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参加文艺工作队就得中断大学学业，可能还会危及尚不巩固的初恋。

　　解放前，家里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对象是重庆交通局长的千金，官商联姻，也算门当户对。姑娘叫李效兰，才貌双全。旧社会视“戏子”为下九流，谁会放弃大学不上，去当什么“戏子”呢？确实叫人想不通。阎肃的同学不是留学，就是上了北大、清华等名校，都走了。李效兰也考取了北大。

　　阎肃偏偏就作出了令人意外的抉择。

　　他后来回忆：“说老实话，我还真愿意。我当时学的是工商管理系，我想当厂长，想实业救国，共产党依靠工人。到那时候，我想，干脆搞宣传也挺好。”

　　阎肃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组织还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动员有文艺特长的学生，把队伍给拉起来。他毫不含糊，答应立即招兵买马，拉队伍。

　　他在大学是最活跃的文艺骨干，同学中间谁能唱、谁能演、谁能舞、谁能吹拉弹奏，他一清二楚，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动员他们参加西南青年艺术工作队。他把话说在前头：“这是干革命，以后的日子是艰苦的……”可是谁都不怕艰苦，没有一个人退出，于是一支文化素质较高、艺术水准也不错的队伍就拉起来了。

　　就这样，阎肃放弃了大学生活，放弃了实业救国梦，也放弃了“冬妮娅式”的初恋。

　　阎肃能作出令常人无法理解的抉择，固然与他热爱文艺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的组织观念之强超乎常人，从1950年的这个暑期开始，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组织，一辈子恪守这样一个信念：组织需要我干啥就干啥，小我服从大我，没什么价钱可讲。

　　19511年与战友合影，前排中为阎肃

　　在朝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朝鲜爆发了战争，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志愿军战歌风靡全国。阎肃有事没事哼唱这首歌，感觉特别提气，有一种鼙鼓催征的效果。没想到，有一天他真的会唱着这首歌“跨过鸭绿江”。

　　这是1953年上半年的事，阎肃随西南青年艺术工作团去朝鲜慰问演出。

　　此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经过两年多的战火摧残，朝鲜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壁残垣，城市化为一片焦土，桥梁断裂，公路上到处是弹坑，山头上的草木像被剃过一样，光秃秃的，矗立着几根烧得乌黑的树桩，这是美军飞机的“杰作”。这宛如人间地狱的惨况，使阎肃想起当年日军重庆大轰炸时的情景，一股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油然而生。

　　阎肃主动要求打前站，到了部队，先去摸底采访，了解这支部队有哪些光辉战例，有哪些战斗英雄，有哪些英雄壮举，然后将这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编成节目。有一套现成的模板，旧瓶装新酒，曲调是一首朝鲜民歌，结尾是“嗷，嗨呀”，唱词是新编的。比如：“张东海啊，打掉了美国一个加强排啊，嗷，嗨呀……”或者“三班有个李晓明呀，打起仗来真勇敢啊，嗷，嗨呀……”

　　这种节目演的是本部队熟悉的人和事，因此大受欢迎，火得不行，每次演出战士们山呼海啸、欢声雷动。

　　还有一个舞蹈也非常受欢迎，名叫《侦察兵》，阎肃还是演反派——滑稽的美国兵，他的出场总能掀起高潮。

　　除志愿军部队之外，他们还经常去朝鲜人民军部队慰问演出，连带慰问驻地附近的老百姓，因此学会了很多朝鲜歌曲。也是走到哪儿编到哪儿，现编现演，总是“中朝人民团结紧啊……”这么几句。他的发音虽然不准，但朝鲜人能听懂。

　　半个世纪后，阎肃随总政代表团去朝鲜访问，故地重游，那些沉睡在记忆深处的歌曲一下子唤醒了，一股脑全冒了出来，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负责接待的朝鲜人很惊讶，没料到这位中国老军人能唱这么多朝鲜歌，发音很纯正，全是金日成时代的老歌，有游击队之歌、人民军之歌，还有民歌。双方距离马上拉近了。

　　阎肃第一次去朝鲜，将近3个月，经常遭遇美国飞机的轰炸。防空警报一响，马上往树林里钻，或趴到弹坑里，或就地卧倒。深入前线演出，条件很艰苦，也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尤其是“三八线”一带，冒着敌人炮火的威胁，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钻入坑道和“猫耳洞”，每天要演两三场，他们的慰问演出鼓舞了士气，也提升了演员们自身的勇气。

　　由于阎肃能说会道，极富感染力，因此成了朝鲜战场的最佳“引苦员”。“诉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政治工作的一个“法宝”，每逢战前动员，就要拿出这个法宝，引导战士控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激发战士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

　　具有表演天才的阎肃客串“引苦员”，被部队请到连、排引导战士们诉苦。他的保留节目是“瞎老妈”的故事。阎宇在《我的阎肃爸爸》一书中有一段很传神的描写：

　　“瞎老妈苦啊……”，在听到爸爸一上来这句沉重的叹息时，本来还放松着的战士们立刻肃穆起来。爸爸接着讲：“瞎老妈原来有三个儿子，但不幸的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大儿子在抗日时被日本的炸弹炸死了，瞎老妈哭啊，哭啊，哭瞎了一只眼睛……后来，二儿子出去扛长活，回家的路上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了壮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瞎老妈哭啊，哭啊，两只眼睛都哭瞎了。就剩下个三儿子相依为命，可万万没想到，老三也……”每当讲到这儿，战士们也都开始痛哭流涕了，并相继高呼口号：“打倒……！”“打倒……！”爸爸完成任务了，又转到下个连排“引苦”去了。据说，爸爸是最受欢迎的“引苦员”。

　　战士们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冲上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一仗下来，一个连往往损失了一半兵力。看着一具具遗体被担架抬下来，想起昨晚他们观看演出时那一张张笑脸，阎肃心如刀绞。

　　战争的残酷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他一辈子忘不了上甘岭上的那棵树。据守那个山头的是志愿军的两个连，美军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航空炸弹，把山头削低了两米，土石被炮火炸松一米多深，整个山一片焦土，唯独那棵树劫后余生，树干只剩两米高，就像被砍了头，斫去了四肢，又经过了火刑，可是它居然没死，冬去春来，又发出了新枝绿叶。

　　这是上甘岭上的一棵树，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顽强的生命！阎肃非常严肃地与它合了一张影。

　　阎肃第二次去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但双方仍在“三八线”对峙，仍能闻到硝烟味。

　　有一天，他们翻山越岭去部队慰问演出，当他翻过一座山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只见漫山遍野全是墓碑，那种墓碑高二尺、宽尺余，上方雕刻一颗红五星，碑面刻着烈士的姓名、年龄、职务、所在部队番号，不少墓碑连名字都没有。墓碑横成列、竖成行，像一支整齐列阵准备接受检阅的大军，一律面朝祖国的方向。

　　阎肃在碑林前久久伫立，心中涌起一股悲壮之情，嘴里反复念叨着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些埋骨异国的有名或无名的烈士，他们为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自己还有什么不能付出的呢？

　　回顾两次去朝鲜慰问演出的经历，阎肃坦诚地说：

　　说实话，这对我后来的创作有教育和启迪。你说抗美援朝对我有立竿见影的影响，没有，但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以后写歌，这个印象是有的。比如我写《天职》，羊鸣谱曲的，“当我们呐喊着奔向战场，哪有那许多儿女情长……眼睛里飞舞的是雷、是火、是钢”，脑子里马上有抗美援朝的印象。上甘岭那树我还有照片，我去过。我写《军营男子汉》也是这个道理，这段生活不是白体验的。搞创作，主要是要有感受。后来有一次，抗美援越有可能去，但没有去；珍宝岛也没有去成。到朝鲜是对一生都有好处的一次体验。

　　参军：“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士为知己者死”

　　从朝鲜战场归国后，阎肃又面临人生的第四次抉择：他所在的西南青年艺术工作队，要由西南团工委转隶于西南军区，纳入军队编制，意味着要穿军装了。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不过这是老皇历旧观念。阎肃所处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1953年，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纠集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志愿军打出了新中国的威风，使新中国在世界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人充满了自豪感。

　　这一年在阎肃的个人成长史具有非凡的意义，他参了军，入了党，当了模范。

　　当再次面临人生抉择之时，他又一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于是穿上了军装，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穿上崭新的军装，右手握拳，面对军旗庄严宣誓——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神圣时刻，也从未忘记《军人誓言》。

　　他后来说过“平生最爱是军装”的大实话，穿上军装，参加国宴不嫌俗，参加劳动不嫌雅，可谓雅俗共赏。这一年，他23岁，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岂料军装一穿就是整整63年，直到86岁，一身戎装躺在鲜花丛中，向人间告别。

　　经过土改的残酷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阎肃在政治思想上成熟了许多，他满腔热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更强，受到上下左右的好评。穿上军装不久，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又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时刻，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举止真实履行了入党誓言。

　　入了党的阎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什么工作都抢着干。当时，上级要求每位文工团员都要“一专、三会、八能”，除了自己最擅长的专业之外，还要触类旁通，掌握其它表演技能，成为多面手。这对多才多艺的阎肃不是难事。

　　在舞台上，他唱歌、跳舞、说相声、打快板、演反派……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同时，还要兼任舞台监督，拉幕布，催场，最麻烦的是看护那几盏宝贝汽灯。

　　那个时代缺电，下部队巡回演出，舞台照明全靠这有些娇贵的宝贝。阎肃格外小心，生怕汽灯一灭，全场一片漆黑，非演砸不可。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管照明，自己就琢磨怎么能做好。当时舞台照明用的是汽灯，里面有一个石棉的灯罩，就像一个椭圆形的灯泡辐射出里面很强的光。这个灯罩有一个特点，油气会凝固在上面，烧一次就灰了，轻轻一碰就碎。为了节约成本，我就想要一个灯罩多用几次。我弄了一个盒子支撑着灯罩，让它四面不着地儿，把中间的口焊住，让空气流动，避免了油气附着。然后，我走到哪儿就抱着这个灯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样，一个灯罩在我手里可以用到七八次。”

　　事情不管大小，他都用心去做，开心去做，自得其乐。拉大幕，他拉得比别人讲究；跑龙套，他跑得比别人认真；点汽灯，他把汽灯当眼睛一样爱护，一年演出几百场，从没熄过一盏灯。

　　2015年9月14日晚，阎肃住进了空军总医院，直至2016年2月12日病逝。在他病危期间，直至离世之后，关于他不退休的问题在互联网上引起过广泛争论。

　　阎肃属于有特殊贡献的专家。

　　1990年，阎肃年届60，到了退休年龄。空政文工团政委张玉娄看到别的单位，将个别老专家的退休年龄延长到63岁，于是提议让阎肃暂缓退休。

　　对于年轻时就“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阎肃来说，早就功成名就，是颐养天年，还是继续工作？当张玉娄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还是那句老话：“服从组织安排。”

　　这时候的阎肃身体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头，让他继续工作正是求之不得。但令张玉娄意外的是，他本人退休好多年后，阎肃仍然没有退休，这一暂缓竟然无休无止。

　　2001年10月，阎肃71岁了，组织上专门给他下了一个“暂缓退休”的命令。此后14年，再也无人过问他退休的事。阎肃本人似乎也没觉得有退休的必要，仍然同年轻人一样忘我地工作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并不知道其实退休命令已经下达了。

　　阎肃为什么这么拼命？

　　他说：“空军培养了我，这是真的。前有刘亚楼，后有许司令，都尊重艺术、重视文化，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人才，我是其中之一。空军领导这么重视文化，这么重视我们搞文艺工作的人，而且在用人方面这么有魄力，我80了，还没退休，还在职，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了。组织上这么培养我，这么信任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士为知己者死。”

　　2010年，阎肃80岁生日郭幸福摄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饱读诗书的阎肃的肺腑之言。

　　德艺双馨的阎肃获得了广泛赞誉，他被称之为“词坛泰斗”“国宝级艺术家”。对于如此高的评价，阎肃并不认同，他说：“其实我也就是年龄大、经历多，再就是身体好、能干活、听招呼，组织上一声号令我就去冲锋陷阵了！”

　　80多岁的老人，仍坚持与儿孙辈们一起加班加点，经常深夜才回家，有时甚至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熟悉阎肃的人都说他腿勤、手勤、眼勤、脑勤。有人问他：整天东奔西跑、起早贪黑，累不累？想没想过“罢工”？

　　阎肃沉吟半晌，认真地说：“首先，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一定会尽力完成；其次，我这个人仗义，经常是抹不开情面，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人家请你帮忙，能不去？不管帮忙、帮闲，浑身是伤也得往上冲啊！”

　　他仰天哈哈一笑，颇有“江湖老大”风范。“其实，他们不把我当80岁的人，都觉得我年富力强！不过，话说回来，我是能干就干，这其中也有很多乐趣的，创作有快乐，更有成就感，特别是灵感乍现的那一刻，简直太美妙了……”

　　有人说，阎肃充满传奇的一生是不可复制的。他却说：“我这一生是在用一种歌唱和赞美的方式来爱党爱国爱军队。”他用生前歌、生后名，无声地标注了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追求和理想，这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引领。他的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让他成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一代艺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