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张乐平故居的探访之旅，是在张慰军的带领下展开的。

　　张慰军是画家张乐平最小的儿子，位于五原路永福路交叉口附近的288弄3号的那栋英式小洋楼正是他出生并成长的所在。见过张慰军的人，都说他的面容与神情都和父亲颇为相似，当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父与子之间由血缘连缀起来的亲密关联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美好的东西。一晃几十年过去，张慰军已经鬓生华发，五原路乃至它所在的上海这座城市，也都在时间面前或隐或显、或微妙或巨大地改变着各自的面貌。不过对张慰军来说，288号这条毫无曲折的短弄，依旧如记忆中那般亲切敞亮，他依然会穿过覆着爬山虎的弄堂，进入张家老屋，看着墙上挂着的三毛漫画，回想父亲的往事。

　　“七上八下”的“儿童乐园”

　　1950年6月，张乐平一家服从组织安排，从衡山路上的衡山公寓搬迁至五原路。据说解放前，这里曾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产业，陈济棠本人的宅邸在弄堂隔壁的五原路314号，现中国福利会的所在，288弄1号2号3号则是陈家其他人的住所。张乐平在这里居住了42年。他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作品，包括漫画、国画、年画、速写和彩墨画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张乐平辞世之后，家人把他原来的生活状态，包括一些资料和作品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2016年春节期间，故居在完成了置换和保护性修缮之后，正式向公众开放。

　　288号弄堂右手边的一溜白墙，被布置成了“三毛画壁”。毫无疑问，“三毛”是张乐平一生最著名也最重要的作品。“三毛”诞生于1935年的上海，抗战胜利后，《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的先后推出，让这个孤苦伶仃的旧社会底层流浪儿童形象刻入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底。“你也许不知道，很多三毛故事的四字题目，其实都是我母亲给起的。”张慰军说。

　　张乐平喜欢孩子，太太冯雏英就给他生了一堆孩子，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总共七个。于是大伙儿都开玩笑，说从高到低站一排，刚好排一场“音乐之声”。

　　当年和张家一起搬来的，还有电影人韦布一家。韦布是上官云珠的堂兄，张充和的小舅，《大决战》导演韦廉是他的儿子。1949年，昆仑影业推出电影《三毛流浪记》，韦布是制片人之一。韦家和张家关系非常紧密，原来在衡山公寓便是邻居，搬来五原路之后，又一起住进了288弄3号。韦家的孩子也很多，有兄弟姊妹八人。张乐平家住在楼上，韦布家住在楼下，正好是“七上八下”，而他们那幢3号小洋楼，也就成了五原路288弄里著名的“儿童乐园”。

　　“现在恐怕很难想象，这么小的房子里，竟然可以塞进这样两大家子人。他们家八个孩子、父母、外婆外加三个保姆，我们家七个孩子、父母、外婆，也有三个保姆。近三十号人就住在这样一幢小房子里，”张慰军笑着说，“不过我的老外婆一直说这里风水好，因为我母亲在这里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

　　整个家里最重要的空间，当然就是父亲张乐平的书房兼会客室。如今屋内的陈设，基本就是五六十年代张家家庭生活的原貌。“很多人认识我的父亲，都因为三毛，但其实三毛只是我父亲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涉及的绘画门类很多，他甚至也搞过服装设计和广告设计。所以他对家里布置的要求很高。”

　　墙上悬挂的那张家庭合影，拍摄于1958年。画面最右边，依偎在母亲怀里的那个孩子正是4岁的张慰军。说起这幅照片的拍摄，还有个故事。1957年的反右运动，牵涉到了文艺界的好些老同志，海外的友朋非常关心张乐平的情况，于是中国通讯社和新华社的记者一同造访了五原路288弄3号，为他们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张慰军有记忆以来，父亲就一直在书房作画，而他们七个孩子则在边上玩耍嬉闹，就像照片所显示的那样。

　　“小时候，我知道他是漫画家，但没意识到他那么有名。过年的时候，幼儿园要交年画，每年父亲都帮我画了年画，让我带到教室去贴。现在回想起来，老师们都知道这是张乐平的年画，但我当时没意识到。”

　　张慰军的回忆里，家里一直都很热闹。不光他们七个孩子，还有周围邻居、同学、同学的同学，也常常跑过来串门。母亲总是习惯性地让保姆做很大一锅饭，碰到谁来，她就会问“你吃饭了吗”，如果回答没有，就叫上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张家日常风景：围在一张桌子边吃饭的人，很可能彼此之间并不认识；有时候甚至开的是“流水席”，谁到谁吃。“父亲人缘很好，除了邻居常常来串门，电力公司的抄表员、邮递员，也会和他打成一片。他看到院里的小朋友也经常会说：上来坐坐，看看张伯伯。”

　　不过，一群小孩子咋咋呼呼地来来去去到底是一件教人头痛的事情。母亲就曾反复告诫，玩可以，但是不能打扰父亲作画。可孩子到底是孩子，有时候张慰军的同学到他们家里来玩，玩性起来了，甚至几个人一起绕着张乐平奔跑。处在喧闹中心的张乐平却从来只管自己作画，从不说他们什么。“我就记得一条。我父亲画画讲究解剖，有时候一个人物动作画不好，就随手拉过来一个小孩子说，来来来，做个动作给我看一下。他拿我们都当小模特了。”

　　台湾作家三毛曾两次前来五原路288弄3号拜访张乐平，一次是1989年，一次是1990年，两次来沪，她都住在原先张家子女住的那间房间里。当时摄下的三毛与“三毛之父”的亲热合影，而今就悬挂在张乐平故居卧室的墙上。

　　“为戒酒干杯”的放养型严父

　　在张慰军看来，父亲张乐平是慈父和严父的结合体。说是慈父，是因为他比较放养，从来不在成绩的问题上向孩子提出怎样的要求，几个孩子功课好，并不是“管教严格”的结果。他甚至也没有专门辅导过孩子们画画。“我从小喜欢乱涂乱画，他看着，却不帮我找老师。反倒是母亲，后来让我去学画。父亲一直认为，画画不是单靠教的。他自己也上过很短时间的美专，觉得受益不大。父亲一靠天赋，二靠用功，懂得吸收别人的长处。”

　　但这并不是说，父亲就完全不做提点。有一次张慰军在家里练习素描，画石膏像。张乐平看到了，就对他说：你呀，画画胆子不够大，笔法太拘束。不光是要形似，还要神似。“父亲一直说，做人胆子小一点，画画胆子大一点。这句话我后来一直记着。”

　　事实上，在“家教”和“立规矩”的问题上，张乐平是不折不扣的严父。他要求孩子做到“食不言寝不语”，倘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他就会批评几句，非要说话，也是必须是吃完这一口，等嘴里的东西都咽下去了，才能开口。他还特别担心孩子们在外面“轧坏道”，一旦外出晚归，他也会严厉批评，但不会动手。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在张慰军看来，讲究“规矩”的张乐平，在喝酒这件事上，却是一点规矩也不守。

　　张乐平的好酒在文艺圈子里是“有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上海市委提出要保障知识分子的待遇，有领导就举例说：“比如张乐平，你不给他喝酒，他能画出三毛来吗？”写回忆文章，喝酒也是绕不过去的段子，黄永玉、叶刚、戴敦邦也都曾在文章中提起过。几乎每天饭前，张乐平都会用小酒盅喝一杯白酒，后来身体出了点状况，就改喝黄酒了。张家有一个壶，就专门是给他热黄酒用的。张慰军有记忆以来，父母每次吵架都是因为喝酒的问题。“母亲让他少喝，他就说好好，不喝不喝了。随后举起杯子道：来，为我的戒酒干杯。第二天照喝不误。”

　　“文革”抄家时，红卫兵在张乐平吃饭的桌子对面贴了一张大字报，上书：张乐平不准喝酒。然而他依旧视而不见，禁而不绝。不但偷偷喝，还就对着大字报喝，喝完再把酒杯藏进桌子的抽屉里。“他后来自己想起也颇觉好笑，觉得那就是一幅漫画。”张慰军说。

　　不过那段日子，张乐平夫妇却再也没有因为喝酒的问题吵过架，冯雏英反而让几个孩子偷偷帮父亲去打酒。“由于家里附近店铺的人都认得我们家，我们就拿着一个果酱瓶，跑到稍微远一点的乌鲁木齐路上，找不认识的酱油店，每天帮他买3两白酒。当时，父亲每天很晚才能回家，母亲还嘱咐我和哥哥，要轮流去49路公交车站等父亲，陪父亲一起走回家。”

　　关于张乐平在“文革”中的遭遇，很多记录文字都有涉及，但恐怕都不如张慰军口中这个属于家庭生活细节的、关于酒的故事这般细腻深沉，这般见微知著。

　　年纪越大，我越崇拜我的父亲

　　张乐平生平也喜好收藏，且藏品颇丰，从瓷器、字画、家具到文房雅玩均有涉及。

　　“我父亲尤其喜欢刻石头。文革期间，他已经沦落到要去牛棚，照理说很惨了，但他也不失这个雅兴，有一次在回来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块小石头，形似甲鱼，他就捡来在上边画了几笔，让我在上边刻，刻了几刀就成了很好玩的小甲鱼，类似的玩意还有小野猪、小寿星。”刻完之后张乐平还喜欢送给年轻的朋友玩，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说，张老先生那个时候身陷囹圄，还是那么有雅兴去捡一块石头来刻。

　　张乐平把玩的石头中，有一块据红学家周汝昌考证，可能为曹雪芹遗物。张慰军小时候常见这块石头被父亲摆放于博古架内，黑黑的石头上用篆体刻着“二如居士”几个字。“我父亲这块石头得来时，就有人告诉他这块石头是曹雪芹用过的，他不知道真假，就请戴敦邦先生引荐去见周汝昌，周汝昌看后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说他也倾向于同意这个观点。虽然周汝昌先生这么说，究竟是不是曹雪芹遗物也未可确定。不过父亲生前玩古玩并不过分追求年代，造型好的他都喜欢。”张慰军说。

　　张乐平数十年下来所创作的漫画手稿数量也颇为可观，不过“文革”中毁掉了一些，遗失了一些，留下来的很多又都捐掉了，最终还留在子女手中的画作其实并不多。比如家喻户晓的《三毛流浪记》，其手稿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差点毁于一旦。

　　张慰军记得很清楚，“有一次，父亲挨完批斗回来，手里拿着一个灰色的包，他从包里掏出很多碎纸片，那是《三毛流浪记》手稿的碎片，一边掏着他自己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家里人看了都很痛心……”他所展示的几幅张乐平遗作中，已不见“三毛”身影，而是几乎从未面世的速写、国画和插画作品，比如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的舞台速写《波洛乃兹舞》，栩栩如生的民间寓言插画《东郭先生》，白描带有一点素描关系的中国画《南京街头》，这些作品多半创作于反右之后。那时的张乐平开始有意避开敏感题材的漫画，远离政治。

　　“我父亲话很少，尤其是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话更少了，他从来没有讲起过有关艺术创作的事情，包括我拿相关的书给他看，他都一言不发。”

　　十几岁的张慰军心里其实很有点想法，他对父亲说，如果你抗日战争时期离开漫画宣传队去了延安，或者你跟随飞虎队去美国，那咱们家在“文革”中也不至于那么惨了。张乐平听了竟然发很大的火：话不能这么说，我如果去了美国，就没有后来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了。而在当时，这两部作品都是挨批斗的“毒草”，年轻的张慰军完全无法理解其中蕴藏的逻辑，直到父亲过世之后他才想真正明白了背后的曲折，明白了这两部作品在父亲心目中的分量。

　　1992年9月28日，张乐平去世。当时已经移居香港的张慰军，到底没能赶上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成了他一生挥之难去的隐痛与遗憾。接到电话后的第二天，他一个人先行返沪。回到五原路288弄3号家中，发现屋里坐满了亲朋好友，附近学校的老师也来了，书房、走廊、花园，甚至整条弄堂都摆满了花圈。

　　“父亲为人很好，很为一些朋友称道。许多画家碰到我时都说，我们当年走上美术道路，和你父亲有关，我们从小看的就是他的三毛，临摹他的三毛来学画。还有些朋友得知我是张乐平的儿子，会竖起大拇指，说：乐平，好人！”

　　说这话的张慰军，眼睛里闪烁着别样的光芒。

　　“可以说年纪越大，我越崇拜我的父亲。”

　　（本文原载于2016年第7期《上海采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