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景唐与他的部分著作

　　上海永嘉路，旧名西爱咸斯路（Route Herve de Sieyes），1920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在此筑路，以法国邮船公司职员名命名。1943年后改名永嘉路，沿用至今。这是一条上海市内具有“梧桐树下的美丽街区和韵味老房子”的典型特征的马路，沿街每条弄堂和老房子的背后，都有故事。

　　位于近嘉善路的永嘉路291弄，名称慎成里，建于1928年，它是旧时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上最大的一条石库门里弄。目前这里还有90个门牌号，是沪上迄今保留得比较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的老弄堂。弄里原6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当年省委书记刘晓和夫人张毅一度住在三楼。刘长胜、沙文汉、刘宁一等曾来此出席省委会议。而连接后弄的襄阳南路351号曾是萧军、萧红当年在上海的旧居。1935年5月，鲁迅夫妇携海婴来这里看望两萧。

　　著名学者、出版家丁景唐自1940年起就住在这条充满故事的老弄堂里。丁景唐的老友、作家袁鹰先生这样称赞他：“丁景唐从青春歌者到白发书生，不仅浓眉依旧，乡音依旧，爽朗直率的性格依旧，而且那忠贞执着、肝胆照人的人格品质，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精神，几乎也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委实可喜可贺、可敬可佩。”

　　丁老已离休多年，因年事过高住进了华东医院。日前，我专程访问了他。丁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犹恋风流纸墨香”，说起走过的历程，谈起“慎成里”，十分留恋，回味无穷。

　　从《祝福》到《祥林嫂》

　　丁景唐，1920年4月生，浙江镇海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蜜蜂》文艺半月刊和编辑多份进步刊物，领导过学生刊物《莘莘月刊》《新生代》《时代学生》等。1944年光华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主持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曾任上海《小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编辑。

　　丁老笑着告诉说：“我是‘石骨铁硬’的宁波人。记得我在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见面会上就这么说，‘你们叫我老宁波，或者老丁就好了’。”但我知道，因父母早年闯关东来到东北，他是生在吉林的。后父亲失业，他才随父母回到镇海乡下。不久，父母先后离世，他是由姑姑抚养长大的。

　　他说，姑姑引导我读书、认识世界，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儿时看电影的经历。小时候我看过《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这类的无声神怪武侠片，也看卓别林、劳莱与哈代这类的滑稽片。印象最深的是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姑姑看完后，激动了好多天，不时哼着电影的插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还让我跟着一起唱。可以这么说，母亲带给我的是中国妇女最痛苦的回忆，而姑姑作为旧社会中的新女性，给我的则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

　　1937年，丁景唐读高中时，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冬天，他参加了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任中学区干事，投身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他当时曾经想去延安，而且差不多路线行程安排好了，后来一个同学对他说，到延安是参加革命，在上海也可以呀，上海也有我们的人民群众。丁景唐想想也有道理，就没有去延安。1938年他和同学王韬（后来在抗战中牺牲了）合办一份刊物《蜜蜂》——取名《蜜蜂》，就是希望它能像蜜蜂那样，活跃在革命的文艺战线上。

　　1944年春，丁景唐大学毕业后参加编辑《小说月报》和《译作文丛》，利用编辑的公开身份，发起大中学生征文，以此发掘一些富有才华的文学青年。

　　丁景唐编辑的《小说月报》

　　丁老告诉我，他在青年时代就崇敬鲁迅先生，爱读他的作品，从他的著作中认识社会，汲取前进的力量。1930年代，他读中学时，家里的几册《语丝》《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刊物已不能满足他对新文学的渴望。但当时根本买不起书，于是就到图书馆借书看，后又到四马路、四川路等上海滩旧书店淘旧书。他翻得多，看得广，但买得绝少。所以，他回想起来说，他对新文学书刊和鲁迅著译版本能有一些鉴别能力，大半与当年跑图书馆和旧书摊的经历有关。

　　丁景唐创办《蜜蜂》刊物后，写诗、散文，写得最多的是短评和杂文一类，于是对鲁迅的杂文更感亲切。抗战胜利后，他一面编辑《文坛月报》，一面负责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同时开始发表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文章。

　　1945年10月，丁景唐撰写的《祥林嫂——鲁迅作品之女性研究之一》，发表在《前进妇女》第二期上。1946年2月收入沪江书屋出版的《妇女与文学》论文集中，笔名为“丁英”。

　　这时，这篇文章通过丁景唐的同学吴康送给了他的妹夫——雪声越剧团的编剧南薇。南薇看到文章介绍的鲁迅小说《祝福》，顿时产生了将其改编成越剧的想法。于是便找来鲁迅原著，念给剧团主持人、当时已是头牌名角的袁雪芬听。随着南薇的讲述，袁雪芬很快被作品中描述的人物和绍兴的风土人情所吸引，因为这些都是她所熟悉的。南薇刚读完，袁雪芬就决定：“你写出来，我演！”南薇很快拿出了剧本，剧团又将丁文中的相关论析作为演出《祥林嫂》的人物分析。就这样，《祝福》被改编成越剧《祥林嫂》登台了。

　　《祥林嫂》的上演，标志着袁雪芬等名艺人在新政权下复杂的政治生涯的开端，使越剧及其改革成为主流媒体讨论的话题。当年剧作家田汉的《剧艺大众化之路》一文，集中体现了左翼知识精英对越剧改革和《祥林嫂》上演的看法：

　　“祥林嫂”是使我感动的。战前我也偶然在大世界之类的地方看过“的笃班”，即所谓绍兴文戏。那时没有引起我的甚大注意。其后在重庆，我听得从孤岛回来的朋友们盛称绍兴戏的进步，说他们已经发达到可以演出许多有现实意义的戏，而且有了自己的剧场了……但我对绍兴戏没有做太高的估计。及至看了《祥林嫂》才发现他们这八年来的努力所获的成就已经多少超过我的想象。

　　从《祝福》到《祥林嫂》，此为越剧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且赋予它以新的生命，《祥林嫂》成为新越剧的经典。三十五年后，当丁景唐从传记《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中知道这一切时，感慨万千：鲁迅作品之伟大，可见一斑。

　　文章烟海待研证

　　茅盾先生曾在1980年11月赠诗于丁景唐，诗曰：“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说到此，丁老笑了：“这是茅公对我的鼓励。”

　　新中国成立后，丁景唐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宣传处处长、新闻出版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钟情于现代文艺史研究的丁景唐，不用说，为研究资料他不用再跑旧书店了。然而，因为有了职务，白天就没时间。不过，丁景唐说，时间是挤出来的。他用上了晚上，更用上了节假日。晨钟暮鼓，青灯黄卷，就这样，几十年他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园地里辛勤耕耘。

　　丁景唐除了在鲁迅、瞿秋白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外，在“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方面也是公认的专家。

　　丁景唐怀着对先烈崇敬心情，几十年来孜孜不倦从事“左联”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丁景唐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与瞿光熙合编）印刷四次；丁景唐的《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印行三次；丁景唐《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与方行合编）印了二次。

　　从1957年4月21日发表于《新民报·晚刊》上的《关于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鲁迅作品拾遗》起至1963年11月1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柔石烈士的两封狱中遗书》，丁景唐六年间共发表有关“左联”研究文章33篇。

　　十年动乱后，丁景唐先后出版了《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与陈长歌合著），由丁玲作序、收入齐全的殷夫诗文总集《殷夫集》，《瞿秋白研究文选》（与陈铁健合著），柔石小说散文选《为奴隶的母亲》，以及夏衍作序的《陶晶孙选集》等书。

　　《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

　　《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

　　在京沪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左联”研究论文有：《鲁迅与瞿秋白的革命友谊》《略论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左联成立前后的郑伯奇》《左联成立前后的柔石》《殷夫——革命家和革命诗人》等，以及被选入《左联回忆录》、重新校订过的《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为纪念潘漠华烈士牺牲50周年而写的《最大的敬意，深切的悼念》，为阿英《殷夫小传》校订的《阿英〈殷夫小传〉校读杂纪及其他》等。

　　丁景唐的“左联”研究成果，不但使国内的年轻学人受益多多，而且还名扬海外。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经常上门向他请教，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回答提问，并提供资料。日本著名学者伊藤虎丸为此题写了“江南寄来一枝春，东瀛人生多少暖”的诗句来称颂丁景唐，还谦称自己为“膝下”。还有一位名叫中野清的学者，给丁景唐写信说，“您虽然不认识我，可是我已好几次读过您的名著，一向钦佩您的学识渊博”，并说在丁先生的影响下，他已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了，并寄上他研究柔石的论文，求教正。

　　丁景唐是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顾问，自1989年建馆始，从纪念馆陈列方案的设计到无偿捐赠书刊、资料、文物，纪念馆都得到他的切实帮助和指导。1998年，纪念馆根据丁景唐提供的线索及帮助，找到了一位过去资料上没有记载的老盟员。

　　谈到这些，丁老说：“是左联这块丰碑给了我精神，给了我力量。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成员，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这‘左联五烈士’，当年他们是以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神州文化舞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是沉绵的小说，或是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所以，他们留下的作品，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之所以花时间和功夫研究这段历史，是因为有意义。我至今认为，他们当时那种直面民生、直挞时弊的文风，那种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在自强不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发扬。”

　　为中国新文学存迹留痕

　　作为出版家，丁景唐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策划影印了创造社和“左联”“文总”时代的文艺刊物达四五十种；新时期以来，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以及由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等。他主持编撰出版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还组织《申报》的影印工作，可谓影响深远。

　　我问及，您怎么会想到组织影印那些早期的文学期刊？

　　丁老直言：我看到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批批的革命文艺战士受到打击。1955年起，先是胡风一案，继而潘汉年一案，大批革命文艺队伍中的同志被整了下来；1957年以后，丁玲、冯雪峰、聂绀弩等一批曾经在鲁迅周围战斗过的文艺战士又被打成右派。面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我感到保存和抢救革命文艺资料的迫切性。从1958年到1962年，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影印了两批四十余种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期刊。在1962年以后，我又选定了第三批影印目录，范围更大，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外，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期刊，另外还有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刊物。

　　丁景唐与丁玲、陈明夫妇合影

　　《中国新文学大系》100卷

　　作为出版家，丁景唐还有个大贡献就是接棒《中国新文学大系》，致使这“皇皇百卷”被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

　　丁景唐与中国许多文化人一样，也曾经历了中国文化史上最辛酸的年月——文化大革命，倍受凌辱。1979年，他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再出山，就为中国新文学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恢复深受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关注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二就是开始影印汇集了我国“五四”新文学精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第一个十年的10卷本。

　　丁老告诉我，出版家赵家璧是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编辑思想”的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良友图书公司，为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重要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当时的幕后策划是创造社老将郑伯奇，通过他又联络了鲁迅、茅盾、阿英、郑振铎等名作家，最后连在北京的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被调动起来，又邀约到蔡元培先生作总序。这是明星荟萃、巨人携手的一个文化工程。这11员元老级人物里，有左翼与右翼之分，也有宗派对立、兄弟阋墙，却都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一个文学青年麾下编辑同一部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观。赵家璧设计的是个金点子，这些文坛巨星都是“五四”的产儿，对于“新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复古的，读经的，尊孔的，甚嚣尘上，“五四”精神受到了挑战。这些“五四”的产儿们放弃旧隙一致来弘扬“五四”精神成果，从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确立新文学的权威地位，这是大系的真正的生命所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编撰，是赵家璧前辈们为后生解读这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学路径和历史坐标，这太重要了。为此，丁景唐有了开始影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0卷本的想法。

　　上世纪40年代初，赵家璧在重庆曾想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无奈日寇入侵，战火频繁，未能如愿。而解放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对上世纪30年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和作品都难于作出正确的评判与评价，因此想编第二辑又成了空想。

　　就这样，这个历史使命，或称一代中国文化人的梦想，落到了丁景唐等人的肩上。丁老说，是改革开放，给了他时机，他才有信心接过当年良友的旗帜，着手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即第二个十年（1927年—1937年）的20卷本。当他向出版社同仁谈了这个设想后，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提出，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文学理论家为《大系》撰写序言。

　　1982年，丁景唐趁赴京参加全国出版会议的机会，拜访了许多文坛前辈，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最先访问的是夏衍先生。夏衍在电影、戏剧和报告文学三领域均有建树，但他谦虚地只承允为电影集撰序，并推荐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接着他和赵家璧一起看望了叶圣陶前辈，叶老推荐吴组缃为散文集作序。以后，又专访了周扬等前辈作家。不久，《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计划获得了批准，丁景唐即动员全社的力量投入到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中来。

　　丁景唐与叶圣陶（中）合影

　　为使《大系》真实地反映历史，丁景唐为《大系》的选编作品工作定下一条重要原则：为保持作品的原始面目，坚持从最初的版本和报刊上发表的原作中选择作品。除明显的错字外，不做任何改动。丁老说，这一编选原则最早是鲁迅先生在编《大系》第一辑的《小说二集》时采用的。五十年后，他重提这一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作家对自己的旧作常有修改增删，有的甚至因一时政治之需而不顾艺术规律，造成许多作品实已面目全非；文学研究者也大多倍尝资料散佚、版本混乱之苦。而《大系》第二辑坚持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的编选原则，提供可靠的作品初版，并标明出版年月，这对于作品与作家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分别由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师陀）、艾青、于伶、夏衍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诸集撰写序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的续编工作启动于1983年。20卷共1200余万字，原计划三年完成，由于当时人力和资料上的困难等问题没能如期完成，待最后两卷《史料·索引》出齐，已是1989年10月，整个出版过程达五六年之久。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辑5卷（巴金作序）

　　此后，丁景唐又担任了第三辑（1937年—1949年）和第四辑（1949年—1976年）的顾问，还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至于那个坚持收录初版本的编选原则，以后在其它各辑中继续得到贯彻发扬。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终于完成，至此，这套共100卷本的选集像一份厚礼齐齐整整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是蔚为壮观。作为最为关键的接棒者丁景唐，面对这丰硕的成果，真是欣喜如狂。因为他不仅是这套书的竭力推崇者，更是这项工程的实施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三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共50卷；第四辑和第五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也是50卷。想当年，赵家璧先生倡议发起并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只有10卷，现在使这部皇皇巨作扩大到了100卷。“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王蒙语）。看到接力的后来者出色而非凡的成绩，真的，他很激动，但又很欣慰：“我为中国新文学存迹留痕，希望相关专家有用，也希望优秀文学得到后人的传承，此，我心足矣！”

　　（本文原载于2016年第4期《上海采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