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代会算起，这已经是钱谷融先生第六次参加作代会了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江苏武进人，1919年9月生，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钱谷融文集》等多种。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编者按：正在北京召开的第九次作代会上，来自上海的98岁的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得知自己是本届作代会到会代表中年龄最长者时，笑着说：“马识途比我大，可惜这次他没来。”从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代会算起，这已经是钱谷融先生第六次参加作代会了。最后一次出国、来北京的时间，钱先生都已记不清了，但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缺席了第八次作代会，因为腰痛行动不便。谈到对历次作代会的感受，钱先生说首先是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上海采风》杂志最新一期正巧刊发了钱先生弟子钱虹教授撰写的回忆老师的文章，今天在此发布，让公众号读者先睹为快。

　　我师从钱谷融教授，跟他读研究生整整三年，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他则更早些，70年代末，我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在中文系读本科期间，就曾聆听过他关于《雷雨》中的人物分析以及文学之魅力的精彩讲座，还曾选修过他和徐中玉教授合开的“文艺学专题”选修课。不过，那时候我所认识的钱先生（几乎所有钱谷融教授教过的学生，都称呼他“钱先生”，这一口“先生”非同一般的对男士称谓，而是有着十分尊崇的敬仰之意在内），只是《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的作者，只是国内颇有声誉、理论上颇有建树的教授，仅此而已。

　　“文学是人学”

　　我之所以拜这位当时口碑甚好的著名学者为师，完全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遇：我大学毕业之初曾有一段时间在校图书馆工作。不久，便得知钱先生将在本校范围内招收在职研究生。那时，我正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青年干部进修班”进修，有8门图书馆学课程要考试。但一想到钱先生这届限招本校的在职研究生，就跃跃欲试地很想搏一下。于是，我就在应付图书馆学课程的同时，开始重新复习外语、政治及专业课程，做考研的准备。

　　就这样，草草复习了两三个月，便匆匆踏进了考场。在当时考的六门科目中，除了外语、政治达60分及格线以上，几门专业课程的分数都不算太高，只有一门“作文”，先生给了我85分，这算是当时几届研究生中较高的分数了。后来先生多次提到我这篇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也许就是这篇作文使他决定收我做研究生的。其实当时我在考场上一见到这题目，就觉得有满肚子的话要倒出来。所以非但草稿都没打，而且在考场内第一个交了卷。

　　我真正认识他并了解他的性格和为人，是在1983年9月考取了他的研究生之后。那时他已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那一届在职研究生，先生只招了我一个。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文学是人学”。他说，文学是人写的，文学也是写人的，文学又是写给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学做人，做一个文品高尚、人品磊落的人，这是人的立身之本。先生严肃地指出，他喜欢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老实人，讨厌东钻西营搞关系的投机家，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如此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的精力最大限度地放在做学问上，而不要放在人际关系的斡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品比文品更要紧，人格比才学更宝贵。他希望我能像在作文中所写的那样，如饥似渴地探求知识和学问，以弥补“文革”中被迫失学的光阴。

　　这第一堂课，给我以很大的震动。在当时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党风、文风和社会风气尚未根本好转的情形下，先生的这席话，犹如黄钟大吕，它告诫并提醒我：该怎样去走人生的路，该怎样摆正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该怎样理解“文学是人学”的多重涵义。1985年，先生推荐我去兰州参加一个中国现代文学讲习班，不少人得知我姓钱，又是先生的研究生，误以为我准是钱谷融先生的什么亲属。因为当时某些大学教授招收自己亲属当研究生的事并不少见，殊不知先生对这样的事情是十分警惕并相当以身作则的。钱先生的一对儿女，一个弹一手好钢琴，另一个执教英语，后来都去了美国深造，没有一个继承父业。对此，先生一直很坦然，他说，路由他们自己选择，顺其自然为好。

　　“无为而治”

　　在跟着先生学做人的同时，也跟着先生学做学问。先生不光考察研究生独具慧眼，如考试科目中“作文”一科由他亲自批阅，而其他科目的试卷则由其他教师批阅，并且他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也很特别。他并不像如今一些导师给研究生上课也和本科生一样从头至尾地满堂灌，也并不指定我非得啃许多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的理论书籍，他只是反复强调两条治学经验：一是尽量多读、精读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名著，只有多读好作品，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学，“读书，一定要读好书”。二是要多写、多做读书札记，不必宏篇大论，三五百字也可以，但必须确是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不要重复别人的话，“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见地”。至于具体读哪几本书，写什么内容的文章，用怎样的方法表述，那完全由研究生自己决定，先生从不强求研究生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做学问。他鼓励我们尽量开拓视野，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名著。他说，你没读过托尔斯泰、曹雪芹等一流作家的作品，你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相通的，是可以超越国界的。所以，我那时就选修了王智量老师开设的“屠格涅夫研究”和倪蕊琴老师开设的“托尔斯泰研究”，这两门课的作业后来都作为论文发表了，尤其是写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那篇文章还受到先生的赞许和推荐。

　　作业写完交给先生，他总是认真地看，好的文章他极力向外推荐，真比自己写的还高兴；不足之处哪怕一两个词语用词不当他也不放过。记得我当时在读研期间出版了一部编著《庐隐选集》，在《编后记》中用了“如数家珍”一词，我自己从未感到有什么不妥，编辑也未加修改，直到书出版后赠送给先生，他向我指出这个词语用在此处意思不对，这才意识到粗枝大叶的危害性，可惜为时已晚，白纸黑字，木已成舟。先生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汉语的每个字、词都有其特定的涵义，虽不是一字千金，但也切不可信手拈来，胡乱套用，尤其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遣词造句用字更应慎之又慎，尽量要做到准确妥帖，否则要贻笑大方。他还多次举过一些文学前辈在这方面的严肃认真劲儿为例，说以前某某作家稿子已投寄出去，想起某个地方需修改，立刻写信去编辑那儿要求更正，以此提醒我们寄出去发表的文章一定要反复多看几遍。先生平日待人宽厚仁慈，但他治学态度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于此细微处可见其精神。

　　先生平日里给历届研究生上课讲的内容都不多，他经常举《艺术哲学》的著者、法国大文豪泰纳（也有译作为丹纳）的例子：泰纳曾对他的学生说，我对你们不会有很大的帮助，一个人学有成就，主要靠天赋和努力。天赋是你们的父母给的，我无从改变；努力与否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也无能为力；我能做的，只是在某些时刻给你们一些忠告而已。先生认为，泰纳的话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要发现、识别学生的天赋，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才情、气质和文学感悟的能力，尽量扬长补短，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习创造力。曾经有人把钱先生这种带研究生的方法称作“无为而治”，不管这话说得正确与否，从70年代末指导许子东、王晓明、戴光中等首届硕士研究生开始，到20世纪末带出本来以写小说出名的博士生格非等“关门弟子”（格非因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而荣获中国文学最高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可喜可贺！），20年多来，他培养和造就了数十位已戴上硕士、博士帽的“钱门第子”，其中的不少人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与后起之秀，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瞩目，他也因此而在研究生界享有“北王（瑶）南钱”的美誉。

　　文学的品格

　　先生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学（学问）、才（才气）、识（识见）。他认为，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学问应当渊博，研究现代文学的，也要懂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都应该有所涉猎，千万不要自我封闭，只关注某一学科的狭窄空间。人的才气不能浪费，有人擅长理论研究，有人善于作家评论，有人对作品解析有独到之处，还有人精通文学史料，这些都是才能，要独辟蹊径，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一个人总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不必妄自菲薄，硬着头皮去搞不适合自己的志趣和才情的课题，这只会埋没自己的才华。他强调，最不容易的是识见，它既是一种眼光，更是一种胆识。有一件事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有一次课间，先生问我近来读了哪些作品，于是我谈到了邓友梅先生的小说《烟壶》等作品，言辞中大加赞赏。先生当时没看过这篇作品，事后特地找来看了，并约我去他家，坦率地跟我交换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烟壶》确是一篇非常出色的京味小说，犹如一幅满清末年的京华风俗画，应该列入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之一；但是，如果按照古人钟嵘把诗歌分成上、中、下三个品第的话，那么，像《烟壶》这样的作品还够不上文学中的上品。接着他举了另一位作家冯苓植的小说《驼峰上的爱》加以比较。他认为，论作者的艺术功力，邓友梅应在冯苓植之上；论作品的结构、文字，《烟壶》也在《驼峰上的爱》之上，然而读《烟壶》时并没有使人十分激动，只觉得是看一则曲折委婉的传奇故事；而《驼峰上的爱》所描写的母驼阿赛与小女孩塔娜之间那纯朴而真挚的超乎物种之间的爱，却使人深深地感动。真正优秀的好作品，首先应该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世界上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而文学研究者、评论家的任务不仅要发现、筛选出优秀的作品来，还要能够区分作品的优劣高下，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眼光与胆识。眼光是需要磨砺的，第一流的好作品读得多了，眼光就会慢慢敏锐起来。胆识则更需要勇气，作为一个文学研究和评论者，不管什么人的作品，要么不谈，要谈就要谈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而且要直言不讳，谈深谈透；只要言之成理，就不必顾忌是否符合某些人的口味，是否与作家本人、甚至是某位理论权威的意见相悖。因为，对于文学的真诚态度，是每个文学研究和评论者都必须具备的品格。

　　先生常常强调，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首先应当是一个好读者。他曾说过：“说到文学，我最大的兴趣是欣赏。我喜欢读书，更喜欢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我一直比较懒惰，我愿意多看，而害怕写作，偶然动笔，也大都是受到外界的催逼。”不过，“一旦动笔写作，我是力求在文章中讲自己的话，决不作违心之论。古人云‘修辞立其诚’，为文而不本于诚，其他就无足论了”。他还跟我说过这样的肺腑之言：“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老是想着向社会发布自己的新见解，老是担心别人将你遗忘，不把你当回事，内心就会焦虑不断。在这种焦躁心态驱使下，说话的腔调和论说的尺度难免会有些变形。经别人一反驳，破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是进退失据，方寸大乱。所以，不要做那种勉为其难的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有自知之明，自己是怎么想的，就老老实实将这些想法写出来，如觉得自己吃不准，就不要装腔作势，故作解人。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盲目追赶时代的潮流，要摆脱这种人生的惯性，的确很难。一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一辈子属于赶潮流状态。”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生活中能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人一生的幸运。许多年以后，我都常常暗自庆幸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一位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和人性而且终身受益的导师。

　　生活的乐趣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执教，成了先生的同事。虽然不再经常去先生家聆听他的教诲，但先生仍然像以前一样关心我，有了事情也会打电话找我帮忙。后来我有了儿子，曾带着儿子一起去看望先生，先生很是喜欢，拿出各种吃食，招待这位虎头虎脑的小客人。那时，一直在他身边长大的外孙已去了美国，他感到很是寂寞。先生是十分喜爱孩子的。他从来就不是那种皓首穷经、钻在故纸堆里难以自拔的苦行僧，他热爱家庭和睦、儿女绕膝的温馨生活。后来每次见到我，总要问一声我的孩子和家人身体可好，然后说自己老了，头发不仅白了而且掉得很多。但他的精神与神情，则越发显得健旺和真率，有时甚至显出发自内心的孩童般的天真来。

　　他一向喜欢丰富多彩的生活，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他的这种“好动”的性格，使他年逾八旬还常常出差。2001年9月，重庆师范学院邀请他赴渝为该校尤今研究中心揭幕。我当时作为会议代表也受到了邀请，主办方怕钱先生年事已高，特地关照我在旅途上对他多照顾些。于是，我去旅行社订了机票，陪他飞赴重庆。他告诉我，此次赴渝，除了负有揭幕的使命外，他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凭吊故地，当年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念书，旧址就在重庆师范学院所在的沙坪坝，这里给他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二是希望能在回程时再亲眼看看三峡，因为他担心三峡工程上马后，以后三峡景观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和东方出版公司的编辑杨雁女士商量后，决定回程时走水路，一起陪同先生在重庆—上海的长江客轮上度过五天四夜的航程。

　　重庆—上海的长江客轮那些年客源每况愈下，船舱很是破旧脏乱，虽然给先生买的是二等舱，价格比重庆飞抵上海的机票还贵，待遇可实在不敢恭维。尤其是伙食，完全由私人承包，价钱虽然尚可承受，饭菜却是难以下咽。一般去南京、上海的旅客都是从重庆上船，等看过了三峡，就在宜昌下船，再改乘飞机或是到武汉下船改乘火车。可是先生却在这条未免显得寒碜的客船上安之若素。一上船，他就把钱包交给我，要我“代管”；然后关照我：船上我们三人的伙食均在他的钱包内开销，因为其中有一笔是他这次去西南师范大学的讲课费，充当五天四夜的伙食费绰绰有余。开船后，由于船上的米饭实在太硬太糙，先生便提出，每天替他买一瓶啤酒。于是，早餐是粥、馒头加酱菜，午餐和晚餐则各半瓶啤酒，夹些菜佐酒，我们担心他不吃米饭身体会吃不消，他笑嘻嘻地说啤酒本来就是粮食做成的，所以用不着担心。就这样穿三峡，过葛洲坝，80多岁高龄的钱先生喜欢坐在船尾的甲板上，怡然自得地观赏沿途的自然景致，兴致之高，连我和杨雁两位比他年轻得多的女士都自叹弗如。到了武汉，客船在汉口停留两个小时。钱先生便要我们陪着上岸去走走，顺便打打牙祭。我们三人从客船码头一直步行到汉口闹市最著名的一家老字号点心店，点了些武汉的著名小吃。美美地饱餐一顿之后，才返回船上，继续顺流而下的长江之旅。这段五天四夜的长江旅程，我和杨雁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人生的一次难忘的经历。

　　钱先生81岁时自200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正式退休，尤其是他指导的最后一届博士生也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颇感寂寞。其实他的社会活动也还不少，上海市作家协会、华东师范大学有活动，常常见到他和徐中玉先生的身影。但对于教了一辈子书、并且喜欢和学生（年轻人）接触的钱先生而言，对于退休之后的“清闲”他还是有些失落感。师兄殷国明住在师大，他是先生十分钟爱的学生之一，也是“钱门第子”中与先生接触最多的一位，每周他都要陪先生下两次棋，以帮先生“解解厌气”，这样坚持了多年。但先生还是渴望与更多的学生交流和沟通。他也知道我们这些昔日的学生如今每人都有一摊子杂七杂八的事情缠身，他向来就是一个不太愿意麻烦和打搅别人的人，直到老年仍是如此。前些年，为了能和我们多一些相聚的机会，他一年中竟“请客吃饭”好几次：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来沪，他作东要我们陪同；那篇《谈王元化》的散文获了奖，得到一笔奖金，他高兴地打来电话约我们到“西湖人家”吃饭。后来，我们一些留沪的“钱门第子”，恢复了每过新年请钱先生和师母杨霞华先生聚餐的“传统”。2003年9月底，恰逢先生85岁（虚岁）寿辰，由师兄王晓明召集，“钱门弟子”聚集在“上海城”为先生祝寿，连在苏州、宁波的几位师兄都齐齐赶来助兴。看到钱先生和夫人杨先生鹤发童颜、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不由得感慨：光阴荏苒，但时光竟然似乎不曾从先生和他的夫人的心上走过。我无意中谈起，明日要请自己的几位研究生来家吃饭，因为他们有好几位都是外省市考来的。钱先生笑着跟我开玩笑：你以后要像我这样由学生请客吃饭就好了。言语中透着几分得意，还有几许天真。

　　《散淡人生》

　　每当钱先生出了新著，总会认真地题了字赠我一本，如《文学的魅力》《艺术·真诚·人》《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钱谷融卷》《散淡人生》等。其中他最珍爱的，是那本他60多年来首次出版的散文结集《散淡人生》，它向读者展示了先生在学术著述之外的另一种真性情，另一面“自我”的真实画像。先生在“序”中对此书的出版表示了格外的欣喜，他说：“我感到莫大的欢喜。这样的欢喜，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所感到的那种欢喜，也不能与此相比。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这里面真切地记录了我早年的心路历程。”该书首次收入了先生当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求学时的一些少作。我曾见过这些因年代久远而泛黄变脆的少作的底稿上，有的还清晰地留存着先生的恩师伍叔傥先生当年的亲笔遗墨，所以弥足珍贵，先生也格外珍视。这本散文结集的最大的艺术特点，我以为也正是体现了先生不论做人还是为文都一贯主张的“真切”二字：抒真情，说真话，道真理，求真趣。无论是少作中的抒情摹景、谈文论艺，还是近作中的怀人忆旧、作序言志，皆贯穿着始终如一的对真、善、美的事物的崇尚与追求。先生在书中坦言：“在现实生活里，我最不喜欢的是拘束，最厌恶的是虚伪。我爱好自由，崇尚坦率，最向往于古代高人逸士那种风光霁月、独往独来的胸襟与气度。名、利我并不是不要，但如果它拘束了我的自由，要我隐藏了一部分真性情，要我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获得，那我就宁可不要。”（《〈艺术·真诚·人〉后记》）

　　记得有次曾跟先生谈起过一个人如何面对时代潮流的问题。他说到了自己：“我想我这辈子很多时间是与时代潮流擦肩而过的，不是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很长时间我被打入另册，做了38年讲师，环境逼迫着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最初遭排斥，错过了宝贵的机会，会有一点懊恼，甚至内心痛苦。但每次都错过，就像赶车一样，你知道反正赶不上，那就不赶了，慢慢走，慢慢看，看多了，自己也会有一点人生感悟，尤其是与周围那些永远唱高调的人物论调相对照，我慢慢明白了一点道理。世界很大，只要自己用心去做一件事，没有做不成。很多人生的道理，都是慢慢体会出来的，积少成多，时间久了，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所以，要了解钱谷融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以及处世哲学的话，最好还是读读他的《散淡人生》，它将先生参悟“宁静以志远，淡泊以明志”的人生真谛，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而要了解先生是怎样睿智达观地知人论世、待人接物的，那就更应该读读这本书中的《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哭王瑶先生》《悼唐弢先生》《曹禺先生追思》《关于戴厚英》《谈王元化》等篇，这些散文并非只是简单地记叙先生与他们的交往，而是写出了先生对这些故人至交的真情实感，既有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又有君子之交的善解人意，读来真是感人至深。

　　《散淡人生》，其实是真诚坦然地充实人生，宽厚温良地善待人生，从容舒缓地面对人生，宁静恬淡地回味人生。而人生的滋味，尽在其中的“散淡”二字上。我以为这正是先生97年来生命与生活的真实写照。

　　2016年2月12日本文作者与导师钱谷融先生合影

　　附记：

　　关于钱谷融先生为《钱镠文化（上海）》《上海采风》题字的缘由

　　今年2月12日，大年初五，去给导师钱谷融先生拜年。前几年，我因为出国执教或是去了外地，过年时总只是在电话里给他口头拜个年，已有好几年没有上门探望他了。难得那天天气晴朗，冬日难得一见的阳光洒下来，人心觉得暖洋洋的。于是就骑车去了华东师大二村先生家。已年届98岁高龄的钱先生，看见我分外高兴。我见他的外孙阳阳夫妇也住在他家，还有了一个可爱的重孙女，名叫宝宝。我问先生阳阳什么时候从美国回国的，先生说，回来有几年了。杨先生（钱先生的老伴杨霞华教授——笔者注）走了以后，女儿不放心我，正好阳阳被派到浦东的上海花旗银行工作，和我住在一起，可以照顾我。我就恭喜先生如今是“四世同堂”啊。他笑说：是啊，时间过得真快。然后他问起我儿子的近况，我告诉他；儿子去法国留学快9年了，一直享受法国教育部的奖学金，今年暑假就博士毕业了。他听后由衷地称赞：真好！真好！那天我见已近百岁的钱先生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吐风趣，一点也不像是个耄耋老人，便请他提笔为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会刊《上海钱镠研究》（正式出版时更名为《钱镠文化》——笔者注）题写刊名。钱先生欣然应允，一边说着“我的字是最不上台面的，不要嫌弃就好”，一边握笔题写了刊名，几个大字遒劲有力，颇有几份宋高祖“瘦金体”遗风。近中午时，阳阳夫妇要带宝宝外出聚餐。行前，他为我和钱先生照了几张合影。到了午餐时间，我也就向钱先生告辞，和阳阳夫妇一起离开了。回来后，在朋友圈晒了几张与钱先生的合影，不料竟获数十人点赞。我当时写了一段话：“年初五。给已届98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拜年。钱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握笔题字刚劲有力。岁月荏苒，当年考上钱老的研究生，198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距今整30年。途经母校，华东师大静谧安宁，熟悉的校园，往事历历在目。青春的记忆，人生的财富。正如那幅标语所写：‘日月轮回，不改初心’！”

　　过了几天，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会刊创刊号正式以刊名《钱镠文化（上海）》出版。这一期创刊号最后选用了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和艺术暨自然科学院四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惠特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院长钱煦教授题写的刊名。钱先生题写的刊名未能用上，我一直感到遗憾。之后，从春至秋，因一直忙碌，没有机会再去钱先生家，请他重新题写刊名。直到不久前想起9月28日是钱先生98岁的寿辰，便将《记我的导师钱谷融教授》，投给了《上海采风》杂志，想以这篇小文，记下我对先生的敬仰和祝福。没想到，很快便收到了刘巽达主编的回复，说稿子不错，留用。过了一天，又接到美编小潘电话，希望要一张钱先生题字的清晰照片。我随即拨通了钱先生的电话，问候之后，便说想跟他约个见面时间。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地在电话那头说：“非常欢迎你来。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就跟他约了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我到了钱先生家。在走廊里跟他家保姆聊了几句，便走到他住的那间卧室兼会客室。在门口，令我不无讶异的是，钱先生戴着老花镜，端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手上拿着一本淡紫色封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正在翻阅。他隔着走廊在屋里就听出是我到了，站起身，迎我进屋，年近百岁高龄，如此耳聪目明，真不能不让人感叹。他指着屋里的两张椅子问我要坐哪一张，随后问我要喝咖啡还是茶。我说茶吧，他便吩咐保姆为我沏茶。我落座后，看到先生那天特地穿着一套簇新的米灰色毛料西装，心里不无感动。想起认识先生30多年，除了偶然生病不能起床外，每次他见客或是赴会，总是衣冠楚楚，着装齐整，给学生上课时更是西装革履，从未见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这既是对客人的尊重，也是自我良好修养的体现。

　　那天，阳光洒在屋子里，钱先生谈话的兴致分外高。我先是说起11月下旬在北京将要召开中国作家代表大会，我知道钱先生和徐中玉先生等都是当然代表，我问他会不会去出席，他说会去的，我问他身体吃得消吗？他说：“吃得消，我每天走路，去长风公园走一圈。”期间我口误，把这届作代会说成了第八届，他纠正我说：“是第九届作代会。”接着我拿出《钱镠文化》创刊号给他看，他还打趣我说：“哦，原来你是资深主编啊。”我说：“哪里呀，是别人随便印上去的，我只是约了几篇稿，对文稿做了一些修删而已。”我告诉他：创刊号选用了美籍华人科学家钱煦院士的题写的刊名，并简单介绍了钱煦教授的科学成就。他又翻看了一下创刊号目录，感叹说：“我们钱氏家族，真是人才济济。”他说还记得小时候，武进老家的门上总是贴着“钱塘望族铁券名家”的条幅。“钱塘望族”，说的是钱氏祖先武肃王钱镠及其子孙，文武双全，创建杭州，富甲一方，钱氏成为浙江名门望族；“铁券名家”，则指唐昭宗皇帝派中使焦楚煌向钱镠颁发金书铁券，以表彰武肃王的丰功伟绩。他还跟我提到当年在无锡师范的一位同窗，名叫钱竹君，说：“他是宜兴人。不知你老家有没有人认识他。”

　　谈话间，我把拙文《记我的导师钱谷融教授》的复印件给他看，跟他说起《上海采风》准备刊发。他说《上海采风》杂志我有的，这份杂志主编是我们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的。

　　那天，钱先生兴致特别好，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还请他的亲家、即他重孙女宝宝的外婆替我们拍合影照。趁钱先生兴致和精神都好，我便请他为《钱镠文化》重新题写刊名。他欣然应允。我带去几支笔，他挑了其中的两支。一边照例说着：“我的字是最不上台面的，不要嫌弃就好”，一边用粗细不同的笔写了两遍，说两幅字由你们挑一幅合适的。

　　钱谷融先生为《上海采风》题词

　　我请钱先生也为《上海采风》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挥笔写下了“上海采风，博采众长”几个大字。

　　作者附记 201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