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片是电影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既有丰富的科学内容，又有独特的电影形式，同样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以达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许多优秀的科教片揭示了大自然的秘密，留下了即使是科学家都难得一见又动态直观的宝贵资料，而成为科教片中的经典精品。
中美文化交流影片《泥石流》
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回想1972年震惊世界的中美建交后，双方第一次文化交流的电影节目，不是故事片，也不是纪录片，更不是美术片，恰恰是人们情有独钟的科教片《泥石流》！
说起科教片《泥石流》，年代久远，好似“出土文物”，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一部彩色自然地理科学考察片，介绍了我国西藏地区泥石流的形成原因和条件，影片中出现了生动的大雪崩和巨大泥石流爆发是从高山峡谷汹涌奔腾而下的壮丽奇观。该片摄制者拍下的这些珍贵镜头，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
1965年底，《泥石流》成片后，立即送北京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审查，受到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李四光的高度评价，认为具有极高的科学资料价值。于是，《泥石流》影片得以顺利通过。
拍摄《泥石流》这部彩色科幻片的摄影兼导演就是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殷虹和他的助理徐风、潘惠根。这部影片取得巨大成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与各级领导正确指挥和广大协作部门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更是殷虹长期艰苦投身革命和努力进行电影实践的完美结晶。
《泥石流》拍摄现场
早年投身革命怀大志
凡是与殷虹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为人热情豪爽，乐观向上，工作起来更是风风火火，干劲冲天，这与他早年投身革命、艰苦奋斗的经历休戚相关。
1928年殷虹生于山东烟台的大海边，在小学读书时，便对画画发生了兴趣，曾在烟台市举行的小学生美术比赛中，获得第三名。1945年进入中学不久，烟台解放了，殷虹积极地参加市学生联合会工作，搞画画，写标语，宣传革命形势。隔年，殷虹投考临沂解放区的山东大学预科学习，毕业后转入文艺系的艺术班，又加入学校组织的“山大剧团”，随剧团支援前线，赴鲁南慰问演出。接着，“山大剧团”又改为华东军区文工团，于是，殷虹从一个热爱画画、热爱大海的爱国学生，成为一个热爱部队、热爱艺术的革命战士，性格也变得豪爽活泼起来。
在部队的锻炼和哺育下，殷虹于1947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理想青年。在华东军区文工团，殷虹的本职工作是负责布置设置。他主动外出向老百姓借门板，搭戏台，还当道具工，把戏中需要的诸如方桌、长凳、茶壶、饭碗之类的家什一起借来，既完成了演戏任务，又与老乡们打成一片，日后，也练就了他联系群众、善于交际的本事。
殷虹有时客串当演员，无论什么戏，只要有儿童团、小孩子一类的角色（殷虹个子比较小），都少不了他。殷虹成了文工团样样会做的多面手，深得领导和战友们的喜爱和欢迎。当时他叫殷金通，爱说笑话的战友，故意用“金通”“银通”来数落他，他就想到了改名字。文工团领导陆万美花了一番心血，帮他改名为“殷虹”，叫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而且“虹”之寓意深刻、美妙，此后，殷虹这个在革命队伍里改的名字，就一直沿用到今天。
值得一提的是，殷虹在文工团还参加了“土电影”——幻灯片的制作工作。冥冥之中，似乎成了殷虹后来被分配进电影厂的有利条件！其中最精彩的是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殷虹和战友一起精心绘制了《打过长江去》的幻灯片，并建议采用声画结合的新形式，画片是一艘艘激流勇进的帆船，船头上的战士、机枪、迫击炮……放映时配上音乐，伴唱“向前，向前，向前……”这首铿锵有力、威武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效果特别好，对渡江战士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渡江战役胜利后，殷虹和战友们一起经南京，在丹阳进行了短期集训，学习遵守入城纪律，于1949年5月28日乘火车，第一次来到了久仰大名的大上海。真是无巧不成书，偶然中的必然，殷虹和部分战友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殷虹很是感激：“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会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
又上战场炼真金
殷虹于1949年11月16日来上海电影制片厂报到，被安排在新闻片组担任摄影助理，参加《新闻周报》的拍摄。说实话，当时的殷虹，对电影是一张白纸。不要说电影摄影机，就是普通的照相机也没有摸过。开始，殷虹只好在摄制组干活打杂。后来，组织上考虑到殷虹学过画画，曾派他参加了动画片《谢谢小花猫》的制作。
1951年初，殷虹又被调往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处担任摄影助理。同年9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此时此刻，血气方刚、见义勇为的殷虹，坚决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毅然决然地参加北影厂新闻处组织的“抗美援朝”摄影队，在队长刘德源的带领下，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拍摄战地新闻纪录片。这是殷虹人生道路上一次非常难得和艰险的经历，他接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抗美援朝前线，殷虹主要担任摄影队的行政干事和摄影助理工作。为给深入前线的各个摄影小分队选取电影胶片，他从三八线上的开城板门店，到东线决战的上甘岭；从英雄城市平壤，到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都留下了殷虹行色匆匆的足迹。殷虹和摄影队的战友们，深入连队，深入坑道，拍下了志愿军战士们的英雄气概，拍下了血与火的战斗场面，亲眼目睹了志愿军奋勇杀敌的情形。
在抗美援朝前线，殷虹亦得到了志愿军领导的关怀和鼓舞。记得1953年元旦，殷虹参加了拍摄志愿军司令部的团拜活动。殷虹背着照相机，走到司令员彭德怀面前，祝彭总“新年好，身体健康！”彭总笑了笑说：“我一个人好，有什么好呢？！”殷虹马上改口说：“全军都好！”这个回答，得到了彭总和邓华、甘泗淇、陈赓等志愿军其他首长的赞同，一起鼓掌。彭总看到殷虹这个小伙子平时里里外外、忙忙乎乎的样子，还夸奖说：“你干工作很积极嘛！”
团拜活动结束，殷虹顺便来到彭总的住处，他事先知道彭总不爱照相，却还是斗胆提议：“彭总，我想跟你拍张照片。”想不到今天是个例外，彭总像是有什么高兴事一样，总是笑眯眯的，欣然同意殷虹的要求：“好的。”殷虹立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彭总拍了一张纪念照。
拍照后，殷虹又细细打量了彭总的住处，只见洞中宿舍非常简单，一张折叠式的帆布行军床，铺着一条狗皮褥子，一条普通的战士棉被，叠的整整齐齐……彭总的简朴生活和克己为人的作风，给殷虹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使殷虹非常敬重彭总，自己下决心要学习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传统。
学摄影先学做人
1953年春天，兴高采烈的殷虹和摄影队的战友们从抗美援朝前线凯旋回国。之后殷虹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再次学电影摄影，跟的师傅是阅历广、技艺精的摄影师王敏生，仍然当摄影助理，还是扛机器、干杂活。殷虹心想：“学到哪年哪月才是头啊？”他头脑活络，想法又多，“既然自己喜欢画画，为什么不去新成立的美术电影制片厂试试呢？”一时兴起，殷虹要求进美影厂学动画。可几天坐下来，又闷又累，浑身不舒服。殷虹生性好动，在办公室里坐不住。可搞美术片动画，就要一天到晚在一张张以至数千张动画片上，描啊、画啊，显得单调枯燥，毫无劲头。那怎么办呢？殷虹前思后想，还是学摄影吧，外出拍片机会多，能手脚不停地干活。这样，他又回到了上海科影厂，跟的师傅还是王敏生。年轻的他贼忒嘻嘻地求饶：“师傅，我再也不走了！”师傅也没有好话：“那就看着办吧！”
殷虹早年丧父，有个老母亲和一个姐姐，生活十分贫困。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殷虹获悉姐夫要去香港发展，自己也萌生了到香港的念头，想脱贫致富，竟然向党组织提了出来！这可了不得，在那时，作为党员要去香港（除非组织分配），简直是“叛党叛国”的代名词，根本不行！师傅王敏生痛斥徒弟——你也受过党多年的培养教育，怎么这样没出息？一听到香港，就像叼到一块肥肉，馋得流口水了……在党小组、党支部里，殷虹也遭到同志们尖锐严厉的批评与教育，最后总算打退了想去香港的念头，他自己醒悟到：“作为党员，即使对香港有一个闪念也不行啊！”
经历了这场风波后，殷虹深深懂得，学摄影先要学做人。那时，在师傅王敏生的摄制组，用的是一台改装过的“维纳斯”摄影机，笨头笨脑的，毛重至少20多斤，有时为了抓进度，多拍几个镜头，殷虹肩挑手扛，镜头拍到哪里，他迅速把笨重的摄影机安置到哪里，爬上爬下，再累也不吭一声。别看殷虹是个山东人，可长得并不高大，甚至瘦弱而不起眼。一天干下来，发现身上有碰伤处，也毫不在乎，第二天照样上班苦干。
时光飞逝，三年来，殷虹跟着师傅王敏生边学边干，参加拍摄了《玉米》《花生》《穷棒子社》《人造卫星上了天》等多部题材样式不同的科教片，慢慢学会了摄影技术和电影ABC，开始可以亲自挡机器，独立拍片了。
拍新闻片练人又练艺
殷虹开始接触电影，就是新闻片。1958年，上海科影厂正式成立新闻片组，领导自然而然想到了殷虹，并把他作为组里的主要成员，殷虹本人乐于接受，因为他知道：
拍新闻片，接触面广，从党政机关到里弄街道，工农兵学商，行行涉及，很能锻炼人；
拍新闻片，早出晚归，非常辛苦。新闻片组刚成立不久，上海发生了钢铁工人邱财康不慎被沸腾的钢水灼伤的特大新闻，殷虹与同志们一起拍摄抢救的全过程，在手术间等候一整夜，直到拍好邱财康转危为安的镜头，方才休息回厂，这时天已大亮；
拍新闻片，党性、政治性强，必须遵守宣传纪律，不能自说自话，更不可独来独往。组里领导尹伟发现殷虹一有成绩，就会冒出骄傲自满的苗子，便像部队里的政委一样，常常“敲打”他：“不要翘尾巴，这是搞新闻片的大忌！”殷虹虚心接受，继续认真工作；
拍新闻片，有“抢新闻”一说，要眼快手快脚快。1960年国庆节，殷虹当天抢拍了上海人民庆祝国庆的全部镜头，当夜通宵达旦加班剪接成片，第二天晚上，完成片就在大光明电影院放映了，这是当年胶片时代的“宇宙速度”！新闻片不仅要快，而且快中要出奇招。1961年5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上海电机厂与全市两千多名工人代表欢度国际劳动节，殷虹扛着摄影机急急赶到现场，只见人声鼎沸，欢天呼地，殷虹刚举起摄影机要拍毛主席，不料摄影机前被人遮住了镜头！殷虹急中生智，不顾一切，上前蹬起一脚，把那个遮镜头的人踢倒，方才拍到毛主席接见工人代表的场面。事后，殷虹向这位被踢倒的工人代表赔礼道歉，对方亦知“动粗者”迫不得已，表示理解：“没事，没事……”殷虹喜出望外，与这位工人代表握手谈笑。
殷虹在新闻片组前后工作四年多的时间里，共拍摄了170多个内容丰富的新闻主题，花掉的电影胶片之长可以绕地球好几个圈。但这不是在用昂贵的胶片打草稿，而是记载了当年上海人民的战斗风貌和丰功伟绩，殷虹本人在政治思想上经受了锻炼，电影摄影技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殷虹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思想、艺术各方面的充分考验和准备后，领导知人善任，于1965年4月，正式交给殷虹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到祖国边陲西藏跟随中科院科考队拍摄一部彩色科教片——《泥石流》，并列为厂本年度的重点片。这是殷虹有生以来，第一次独立接拍二十分钟以上的大片，之前拍新闻片一个主题只有两三分钟长度，又是罕见的彩色片（当时科教片几乎全用黑白片），拍摄地点路途遥远，相隔万水千山，中途不能回来……可殷虹心花怒放，激动万分，根本没考虑这个任务的艰巨性甚至有生命危险，就急急忙忙带着徐风、潘惠根两个助手远征高飞了。但有一个信念悄悄地埋在殷虹心底：“此次拍片，一定要获得成功！”
初到西藏，殷虹和他的助手被眼前举世无双的青藏高原的壮丽景色迷住了，雪峰、冰川、草原、蓝天，特别是高原的蓝天，真是碧透，深邃，空旷，蓝得使人眼睛发亮，蓝得令人心醉。但殷虹他们并没有陶醉于高原美景，一到目的地就投入紧张而艰苦的拍摄工作中去。
殷虹深知，《泥石流》是一部自然地理科学考察片，仅仅记下泥石流的灾难后果及周围的地貌特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揭示和捕捉泥石流的成因和流动的泥石流，影片才有科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首先，要拍到“雪崩”，此物被西方探险家称之为“白色死神”，是造成泥石流的重要原因和条件。可是雪崩不像下雨，经常发生，雪崩是突发性的，可遇不可求。在科考队的帮助下，殷虹和助理潘惠根找到了拍摄的最佳位置，面前有五座高耸的雪峰，随时都有出现雪崩的可能。七八月份这里是雪崩的高发期。一天，他们刚到拍摄点，就听到山谷里一声巨响，等找准了方向，雪崩已经接近尾声了，只能看到白色的烟尘碎乱地飞舞着。这可怎么办呢？错过了一次宝贵的机会！殷虹和潘惠根坐在冰冷的山石上绞尽脑汁，他俩盯着架在地上的摄影机，突然想起了解放军操纵高射炮打飞机的情景，殷虹和小潘商量着，试着演习起来：“先由一个人像炮手一样紧盯着摄影机的取景框，右手扶好摄影机的方向操作杆，左手按在马达开关上，随时准备拍摄；另一个人像指挥员一样，把视线内的雪峰及雪崩槽一一编号，当指挥员喊到某一号时，拍摄者听着口令，迅速地把镜头对准在该号的那个雪峰上。就这样，我俩轮流指挥，轮流操作摄影机，反复练习，真正做到迅速准确，指哪拍到哪……”殷虹亲自回忆道。
于是，他们一天天地等，高高地站在五个雪峰前的拍摄点上，轮流值班，身不离机，冒着严寒和饥饿，足足等了七天，终于在1965年7月28日下午四点余，发生在海拔六千米高的“少女峰”上的大雪崩突然爆发了。潘惠根一声令下，殷虹迅速把摄影机转向少女峰，立即按动开关拍摄，只见几十米厚的积雪崩塌而下，在雪崩槽上空升起一朵朵蘑菇状雪云，摄影机尽情转动，记录下“白色死神”降临人间的浩大声势。这个惊险神奇的雪崩全过程镜头，不仅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次罕见的欣赏机会，而且为我国冰川科学考察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也是世界电影史上首创的真实画面！
其次，雪崩拍到了，还要拍流动的泥石流，即正在爆发中的泥石流，这是影片成功的关键。摄制组为调查泥石流的动向，深入到藏民中去了解，与科考队一起跋山涉水，苦苦寻找泥石流爆发的蛛丝马迹。许多天过去了，一无所获。但殷虹和组员下定决心，当着众人的面，斩钉截铁地说：“拍不到泥石流就不回家！”入夜，殷虹他们宿营在雪山旁的帐篷里，高山反应使他毫无睡意，拍不到泥石流的焦虑心情更使他彻夜难眠。远处，帐篷里传来藏民青年男女们的嬉笑打闹声……由此，殷虹想起在千万里外的上海，家中的妻儿老母：他们一切可好？啊，从四月出发到如今八月，离家已整整四个月了，最近忙得连家信也忘了写……
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殷虹与科考队商量，决定到泥石流爆发的主沟去等候。这是属于“虎口拔牙”的危险举措，必须经得领导同意。科考队经过再三研究，同意下主沟拍摄，但要做好安全保护工作，并由科考队队员全程陪同。殷虹和徐风、潘惠根手拉着绳索，腰上也捆着绳子，脚蹬沟壁，一点一点地下，一直下到沟底，小心地往前走了一阵，科考队就不让走了。因为万一泥石流突然爆发，摄制组连人带机器根本来不及躲避。那怎么办？科考队想出办法，派人当“哨兵”到主沟上游，监视泥石流的动静，一旦爆发，就鸣枪报告，又让摄制组在主沟附近找一个相对安全的拍摄点，将摄影人员和机器用绳子绑在一块巨型的大石头上，等待泥石流冲来。
等人心焦，等泥石流爆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摄制组苦苦等到八月中旬的一天，殷虹和同志们早早扛着摄影机和安全设备，一起来到主沟边，他们还没有进入拍摄点，只见远远的有一股洪流，夹带着泥沙、石块，前推后拥，还托浮着大大的巨石，汹涌而下，啊，泥石流终于爆发了，主沟里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巨响，殷虹和助手们迅速跑到拍摄点，急急地扛起摄影机，迎着泥石流的“龙头”，争分夺秒地拍摄起来。拍完一个长镜头后，紧接着又有一股“龙头”咆哮着滚滚而来，无数的泥沙和巨石，在镜头前一一掠过，这一场盼望已久的泥石流大爆发的真情实况被他们完整地记录下来，非常珍贵而难得。影片中有几个泥石流崩塌的镜头，殷虹和小潘刚拍完撤离，原先拍摄的立足点即被泥石流吞没，殷虹被吓出一身冷汗，想想也后怕。
《泥石流》拍摄成功后，从此，殷虹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青藏高原作奉献
殷虹本人在电影札记《高原摄影》一文中说：“近二十多年，我曾十四次辗转那片神奇的地方，拍摄了《泥石流》等七部影片。高原的一切，令人向往，确实使我爱它，迷它，想多方面地拍摄它……每当我踏上赴青藏高原的路程，看到藏北邦锦花盛开，撒满千里羌塘草原；每当我沿川藏公路，看到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染红了喜马拉雅群山，那缤纷灿烂的高原，大自然的纯朴景观，都给我以美的熏陶，美的气韵和美的享受。特别是看到高原上那些纯朴善良的藏族同胞他们虔诚无邪的宗教信仰，‘五体投地’的追求‘未来幸福’的坚强毅力，使我的心灵也纯朴洁净起来，决心长期深入高原，到生活中去，勤奋努力，勇于艺术实践，拍摄出反映青藏高原更新更美的影片，为圣洁的高原作出自己的奉献。”
正因如此，有了《中国冰川》。殷虹与摄影胡悦、陈富才等同志配合，每次至少要攀上海拔五千五百米以上的冰山雪峰，才能拍到理想的镜头。而那里，严重的高山缺氧使人呕吐、头痛，呼吸急促，眼鼻出血，还要背着一套三十公斤重的电影器材，在冰天雪地中选择拍摄角度，困难可想而知。高原生活亦千辛万苦，他们睡的是冰床，喝的是冰水，由于气压低，煮出来的面条变成了“夹生烂糊面”。正是依靠坚强的意志，冲天的干劲，他们拍摄到了一组组犹如银砌玉琢的冰川世界，富丽堂皇的水晶宫殿般的精彩画面……
也有了《高原气象》。此时殷虹已年近花甲，可还是不遗余力，拼命跟踪高原气象的瞬息万变，赶在暴风雪到来之前拍风雪，他新合作的年轻摄影杨凤栖、金建忠在吃惊之余也自叹不如。为了撷取青藏高原特有的气象变化，殷虹想到了用延时摄影手法，巧妙地描绘了来自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汇入青藏高原气流的神奇变幻，画面飞云诡谲，生动逼真，形象地揭示了青藏高原气象变化的奥秘。
还有了难得一见的旅游片《西藏—西藏》。殷虹在创作上花了很大功夫。他以“西藏——神秘之地”为灵魂，抓住民族性、地方性两大特色，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含蓄美，全片无一句解说词，对影片情节结构，精心组织高潮，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喇嘛乐队，演奏了一曲气势磅礴、美妙绝伦的西藏佛门交响乐，声画同步，独特地体现了宗教圣典的宏伟庄严，“唯西藏独有”的佛天风情，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紧接着，又拍摄了《吉祥九重天》，一部别出心裁的西藏古典音乐片。富有地域民族音乐色彩（如采用法号、东嘎乐器）的西藏宗教乐曲贯穿全片，并以藏民、自然、宗教三者间完美结合的声画形象，一下子把观众带进西藏佛教艺术境界中去了。
五次飞越世界屋脊
最值得殷虹自豪的，是他和摄影孙树国、张增荣及孙正强五次飞越珠穆朗玛峰航摄“世界屋脊”难忘经历。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拍摄《无限风光在险峰》时，殷虹就萌生过航摄珠峰的设想，只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如愿。
到了1978年拍摄《世界屋脊》的时候，此片必须要有一个概括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客观镜头，让观众领略群峰耸立的“世界屋脊”的壮丽景色。殷虹回忆，他航摄珠峰的设想，先是得到中科院院士郑度的首肯和帮助，由他向本单位中科院领导请示，殷虹自己则奔走于上海、北京、拉萨之间，以他真诚执著、不知疲倦的忘我精神，赢得国家各级部门的全力支持，关键是由部级单位中科院以“进行大规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为题，上报中央军委，最终获得批准，同意调用一架安—12大型运输机，能飞上一万米以上高空，可以满足航摄8844米高珠峰的要求。殷虹得知批准航摄，兴奋得睡不着觉。他又想到，不能独占这样宝贵的机会，又去请示中科院领导：“能否让别的媒体同行共同记录这一举世瞩目的时刻？”中科院领导十分赞赏殷虹的提议。这样，航摄珠峰那天，新华社驻拉萨记者站、《人民画报》和西藏军区摄影记者等单位一起参与飞越珠峰的航摄，共同见证这千载难逢的盛事。
1976年6月17日，当航摄正式开始的时候，运输机第一次向珠峰飞去，人们从舷窗往外望去，雄伟壮丽的珠峰南北坡发育良好的巨大冰川群，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正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美妙无比。当飞机在珠峰南坡距离珠峰之顶约10公里处飞越时，殷虹手握摄影机第一次记录下珠峰的雄姿，唯中国独有！接着，飞机再次飞越珠峰顶端，摄影机垂直地在珠峰上空拍摄，把世界航空史和科学考察史上前所未有的巍峨景观烙印在彩色胶卷上。当飞机第五次飞过珠峰时，殷虹的摄影机已经拍摄了珠峰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角度的镜头，200英尺的电影胶卷很快用完，得到了短短两分钟的画面，却留下了珠峰极其珍贵的真实“面容”。
如有第二次生命还搞摄影
在殷虹拍摄《中国冰川》时，他和助手发现了极冷的冰川上还有活跃的小生命——冰跳蚤，他想到今后可以拍部《高山动物》的片子，在完成了《西藏—西藏》后，殷虹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西藏的建筑艺术，叫编剧周国瑾写好了《西藏古代建筑艺术——第一辑：宫殿》的剧本……他对西藏系列题材的兴趣浓之又浓，厚之又厚，不愧为专门用电影镜头描绘西藏的第一人，也是最多的一个人，创下了曾先后14次进藏拍片的最高纪录。原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张国华等同志亲切接见了殷虹，称赞他是“半个西藏人”，殷虹受之无愧，感到非常荣幸。他的成名作《泥石流》，受到国家科委的表彰。《中国冰川》于1982年荣获第12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短片电影节荣誉奖。《西藏—西藏》旅游片与1985年荣获法国第19届塔布国际旅游电影节金比蕾娜大奖。该片在评奖前放映了一遍，真正打动了十分挑剔的外国同行们，这在无数电影节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可在殷虹身上出现了。这是因为，影片凝聚着殷虹对西藏深刻的理解，对西藏发自肺腑的热爱，这种真挚深厚的情感侬得化也化不开，一句话，殷虹的内心世界有一颗与时俱进的“西藏魂”！
1994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他举办了殷虹西藏电影展，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对殷虹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也是自治区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一次。2000年，美国旧金山加州西藏文化中心举办了殷虹西藏摄影——电影展，盛况空前。一位定居美国多年的华侨朋友看完《泥石流》后，兴奋得找到了殷虹。原来在20多年前，他曾去过西藏，在那里遭遇泥石流，差点送了命。后来他听说在他遇险的地方，有人曾拍过关于泥石流的影片。这位华侨朋友多年来四处寻找，想看这部片子，却没有机会。如今他不仅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影片，还能亲自与影片的拍摄者殷虹直接对话，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殷虹除了拍摄西藏系列影片外，还编导或摄影了《沙漠》《风城》《长江》《双水翼》《中国南极考察》《贵州民族舞蹈》《无锡》等许多影片，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1988年后，年届六十功成名就的殷虹光荣退休。但他离休不离岗，仍然马不停蹄地拍片录像，从电影到电视，忙个没完，空闲下来就喜欢画画，精神生活非常充实。对于物质生活，一贯艰苦朴素，节俭成风。他亲口对人说，有个大葱炒肉片，便是最好的享受了……稀饭、馒头、面条是他不变的家常便饭。
2012年，殷虹帮助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实验室一大卷超8毫米影片资料，万难地翻转成可供冰川研究使用放映的普通录像片。同年8月10日，八十有余的殷虹在女儿的陪同下，亲自去兰州参加首届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研讨会。殷虹是这里的常客。过去，他经常到兰州的中科院研究所拍西藏片，向有关专家学习求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再次来到大西北黄河之都，殷虹亦有答谢之意，带来了由上海同济大学赵惠康教授精心制作的《殷虹科教电影作品选》录像片，作为礼物赠送给大会，得到了与会者极高的评价与敬重。
殷虹返沪后不久就病倒了，立即送医院诊治，但为时已晚，不幸与2013年6月1日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4岁。他安详坦然地走了，他的音容笑貌，精品力作将永远留在人间，殷虹的一生都与电影摄影机为伴，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就是拿着摄影机的时刻。他的身上集中了新中国第一代科教电影工作者的良好禀赋，为了电影事业无怨无悔，将电影事业和人生梦想融入到了自己的生命中去。
最后，用殷虹自己的话来结束本文吧：“我拍了一辈子的电影，到退下来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会拍电影了。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还是会选择拿起摄影机！”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汪心水《他爱祖国的山山水水——即可胶片摄影师殷虹》和虞伟红《殷虹：摄影是我的第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