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近影

　　人们知道，戴敦邦先生是位画家。但是，却未必知晓，他是一位不事张扬的红学家。当然，几十年来，他画过各种题材的作品，但画得最多的是《红楼梦》，著名画家的身份，大大遮蔽了他钻研《红楼梦》的学问。

　　结缘“红楼”自少年

　　三十多年前，画坛前辈蔡若虹先生观看戴敦邦《红楼梦》人物画后，曾撰文说：“戴敦邦是一位以认真思考来指导绘画劳作的画家”。这就概括了戴敦邦的创作精神，说明他是善于开动脑筋、懂得分析比较的学者型画家。蔡先生又谈道：“达·芬奇说过，优秀的画家应该主要描写人与他的心灵。我特别欣赏敦邦创造的柳湘莲，这个于唱戏而漂泊风尘的优伶式人物，我想象不出他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敦邦有办法，他给了柳湘莲一副男性的身材和女性的面目，还给了他一副即使在鞭打恶霸的时候，也还带有行动在舞台上的架势，真是妙极了。敦邦通过柳湘莲的肢体姿态和动作，表现了他的身世、他的职业和内心的堂奥”。如此说来，没有对《红楼梦》的深度熟悉和理解，是画不出这等绝妙效果的。

　　戴敦邦画《红楼梦》，始于一九七七年。那时国家外文局敦请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把《红楼梦》译成英文，出版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外文全译本。为了使版本装帧更为优雅美观，北京外文出版社辗转找到上海画家戴敦邦，力邀他为这一译本绘制三十六幅插图。这是机缘巧合，也是戴敦邦的幸运。因当时大多数画家在“文革”中打入冷宫，尚未平反。《红楼梦》英文版配上精美的插图，于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一卷，至一九八〇年三卷本出全，行销国内外，填补了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项空白。

　　戴敦邦《红楼梦》英文版第一幅插图

　　而真正结缘《红楼梦》，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戴敦邦出身贫寒，是从镇江逃难来沪的皮匠后代，家中子女多，住在狭小的石库门旧里。这给了他熟悉市井百姓的有利条件。对于绘画，他是无师自通，从小打下扎实基础。他是从画连环画（俗称小人书）起步的画家，十四岁就把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画成连环画，从私人出版商手中，换几个小钱以贴补家用或支付学费。如此，他对传统古典文学并不陌生。记得，读初中时，他对语文课方老师留有深刻印象，方老师不死抠课本，而是启发学生多看课外读物。有一次，方老师对学生说，中国有部伟大的小说叫《红楼梦》，很值得一读。戴敦邦就找来刚出版的启功注释《红楼梦》一九五三年版本，虽读得似懂非懂，却由此结下了与《红楼梦》的不解缘分。他对同学说：“我喜欢画画，总有一天，我会把《红楼梦》画出来的”。少年立志，其言可嘉。

　　红学前辈传真经

　　直到多少年后，真正开始画《红楼梦》时，他感到《红楼梦》并不易画。为其配插图，不能只是原著文字的图解与附庸，而应视为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这是每一个优秀画家应该追求的至臻境界。他给自己划出一道基本底线：忠于原著，乃至每一个细节。从那时起，一部《红楼梦》他不知阅读了多少遍，可谓手不释卷，念念在兹。他日夜都在琢磨，如何在人物的衣饰、环境、道具等描绘上，与原著更为吻合，更符合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征。后人评说《红楼梦》，是我国优秀古典文学典范，是反映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但是，原著为逃避清代的文字狱，明文写着此事不发生在清朝。故事背景的朝代是模糊的，作为小说，书中年号等等，均是虚构的。如以秦可卿卧室的描写为例，室内有不同朝代的物件，远至汉、唐文物，近至明、清字画。再如贾宝玉的雀金裘与挂表，以及西洋止痛膏等，又是清朝引进的舶来品。如果因为此书是清朝年间的出版物，就把所有背景、摆设全画成清式的，恐怕连作者曹雪芹也不会答应。戴敦邦寻思着：画《红楼梦》究竟以哪个朝代为参照物呢？

　　戴敦邦在创作

　　作为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已成为一门专业研究的显学，涌现出不少卓有成果、声名显赫的红学家。当年，在北京第一次画《红楼梦》插图期间，戴敦邦有幸结识了一大批还健在的顶级红学家，如周汝昌、吴恩裕、启功、端木蕻良、胡文彬等，他一一登门拜访，受到热诚指导。因着一部《红楼梦》，前辈红学家与他心心相印，坦诚相待，指点迷津，不乏真知灼见，使他获益匪浅。他最早拜访的是“研究红学资格最老”的文史大家阿英（钱杏邨）。一九七七年春，他由阿英女婿、时任《文艺报》副总编的吴泰昌陪同，走近病榻上的阿英，提出了久悬心头的疑问，病中阿英已虚弱无力、语音含混，却为戴敦邦解答道：“画《红楼梦》插图以明为主，不排斥其他”。不出三个月，传来阿英病逝噩耗。阿英病中艰难答问一幕，深深烙在戴敦邦的脑中，闻之他难抑感恩之情。红学家吴恩裕专门带戴敦邦到北京郊区，去探访芹圃踪迹，辨识“曹雪芹故居”之真伪，也让戴敦邦感受到老学者对红学的顶真与执著。满族出身的红学家启功，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戴敦邦每有疑惑，总能在启功处得到满意答案。如古代一个茶壶如何倒水，再如摘下的帽子如何摆放等细节，都听启功一一道来，使他豁然开朗。那时故宫正有《雍正十二美人》画展，启功建议戴敦邦前去观摩，果然使他从这些皇家贵族为原型的清人画作中，获得不少启迪。周汝昌先生在戴敦邦眼中，是带他走进红学的“引路人”。在北京第一次配画《红楼梦》期间，周汝昌常常去看望他。一次，周汝昌踏进金碧辉煌的友谊宾馆，在戴的画室对他说：“你在这里画不好画的，应该到西郊找个破庙去住”。当初戴敦邦以为这是玩笑之言。后来想想，此言有理。在如此舒适的环境中，难以体味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心境。

　　英文版《红楼梦》书影

　　与上海，戴敦邦与红学家的交流就更多了。一九九二年，他曾与孙逊、孙菊园、魏绍昌、吴新雷等红学家结伴访台，与台湾同行切磋红学。与国内一流红学家交往，戴敦邦如鱼得水，沉浸于《红楼梦》的精深博大之中而废寝忘食。不久，他成为我国权威的《红楼梦》学会首批会员。一位画家跻身门槛颇高的红学圣殿，这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之后，他参加各种高规格的红学讨论会，如一九八六年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等，不断拓宽了他在红学研究上的视野。他的《英文版〈红楼梦〉插图创作谈》一文，首发在一九八〇年创刊不久的《红楼梦》学刊上。

　　细读精研笔有神

　　阿英生前明确指点的“以明为主”这句话，给戴敦邦吃了一颗“定心丸”。在绘画中，他把大多数场景、物事等，设计成明代式样，但在画“元春省亲”中元春的长袍，则以清初满族王室的女性装束为参照，而其头上戴的凤冠，则应是明代的遗物。此外，画“宝玉识金锁”中的宝玉和宝钗的服饰，画“黛玉进府”众多人物的衣饰，都力求忠于原著的描写。可以说，他“功夫在画外”，花了大量时间研读原著，从人物到静物，都做到逼真细腻，无懈可击。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长处和不足，《红楼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这就是它的长处。而插图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根据原著进行合理推测和想象，进行拾遗补缺式的形象表达，以补文字的局限。

　　四十年前为英文版《红楼梦》配插图，使戴敦邦赢得了画红的最初声誉。几年后，他画《红楼梦故事》连环画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画全本二百四十幅黑白线描《红楼梦》，再到二〇〇〇年出版彩色国画《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通过画红，他一步步攀上红学高峰。在这部大型画册策划前，出版方明确提出，这考验出画家的三个“力”，即画家精湛的绘画能力，旺盛的创作精力，还有更重要的是，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力。最后得出一句话结论：“能担此重任者，非敦邦莫属也”。

　　戴敦邦墨迹

　　当年画三十六幅《红楼梦》插图时，“文革”刚结束，内容上受制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局限，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每画一图，首先考虑的是画面思想倾向。上面怎么说，画家怎么画，体现的多是长官意志。同时，也受到篇幅所限，宏大的故事背景，区区三十六幅如何表现，可见捉襟见肘，很不尽兴。到了可以画全本时，戴敦邦视为难得一展身手的机会，以了却夙愿。整个故事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统统画了出来。他一改画坛历来“脸谱化”的旧习，画得大俗大雅，充满人间烟火气。每一次画《红楼梦》，都是戴敦邦一遍遍精读原著，一遍遍修正着原来失之偏颇之处，更真实、完善地刻画人物，如熙凤、宝钗、袭人等，更符合作者曹氏的本意，体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物个性。甚至在细节上，也更臻完美。如画古代的门窗，他本以为有了铰链，画面更加完整了，其实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幸亏多读原作，加深领会，才避免出现这一细小错误。

　　他珍视自己的这些呕心沥血之作，看着日积月累的彩色画稿，他常会出现幻觉，生怕哪天会突遇火灾而使全部画稿遭灭顶之灾。为不至前功尽弃，他每晚把一卷卷画放在枕边，如此才能安然入睡。

　　戴敦邦著《红楼梦群芳图谱》

　　谈起《红楼梦》，戴敦邦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他对《红楼梦》太熟悉了，是名副其实、真才实学的红学家。只是，他把对红学的研究及理解，全部融入到其绘画的构图与造型、线条与色彩之中了，他是以形象的笔墨来解析他心中的《红楼梦》，让读者看到在原著文字中看不到的真实历史画面。也许，他的画名太大了，别人就忽略了他的红学家身份。他自己低调淡泊，更不会计较这个名分。其实，红学家不是自封的，是积沙成塔，由一点一滴红学知识积累起来的。

　　历来的红学家，其实也各有所长，史学家研究《红楼梦》，剖析的是从封建大家庭的盛衰，看社会的变迁，文学家是从语言文字上，来评说这部古典巨著的文学意义，甚至美食家会从珍稀菜肴上，来分析那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与风土人情。而作为画家的戴敦邦，为了使自己的画笔更真切、客观地再现历史细节，潜心研读原著，包括故事情节、细微言行、家庭摆设、庭院布置、人物服饰等等。画《红楼梦》题材的作品，画坛不乏其人，早期的有改琦、费丹旭、任伯年、钱慧安等，同辈中有程十发、刘旦宅，但画得最多、最全且最有影响的，当数戴敦邦先生。

　　埋首书画

　　一九八二年全国召开大型《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期间，正值中央电视台首度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时，剧组获悉戴敦邦先生与会，便派出一支采访团队，连续采访戴敦邦，听取他对《红楼梦》剧组如何根据角色需求，挑选合适演员等建议和意见。关于林黛玉这个人物，戴敦邦一口气讲了八方面的相关内容，比如入选演员年龄上要小一点，容易表达原著中所描写的纯正无邪的感情；黛玉生于苏州，长在扬州，体弱多病，进贾府时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小姑娘，演员就要选得稍瘦些；演员更要有内在美，要选山口百惠型的演员来演林黛玉；演员要有性格，《红楼梦》中上百个重要人物，表面上看都是“美人胚子”，但都有不同的性格，在曹雪芹笔下，对宝玉、宝钗等都有较详尽的描写，唯独对黛玉的描写很少，却有着很含蓄的意境美，这要求演员十分熟悉《红楼梦》，对黛玉的命运有深切的理解，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少女美与明清时代的仕女美相互交映，能被观众所接受，为专家所认可，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戴敦邦意味深长地说：“林黛玉是那么美，那么具有艺术魅力，要挑选这样的演员真如大海捞针”。其他如贾宝玉、薛宝钗、史湘云等，戴敦邦都能根据原著的描写，谈出许多独到见解，供剧组参考。这一组采访稿在《大众电视》杂志上，从一九八三年连载到一九八四年，给了剧组不少有益启发和切实帮助。以后，在《红楼梦》剧组第二次拍摄连续剧时，特请戴敦邦担任人物造型总设计师。

　　这是画家高超技艺使然，更表现出一个红学家的扎实功底。

　　了却夙愿传薪火

　　前些年，有关邮政单位计划发行《红楼梦》特种邮票，邀请戴敦邦担纲绘制设计，他按要求如期交稿。但过了不久，对方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修改意见，有的简直是“林冠薛戴”，既不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也无美感可言。他当即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能为“博眼球”而不顾历史的真实。双方合作不甚愉快。最后对方负责人表示，戴先生是熟悉《红楼梦》的权威画家，一切照原作印梓。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戴敦邦为此生气，并不为一己的丝毫名利，他是为了维护《红楼梦》的真实性，为了维护中国古典名著的声誉，坚守了一个学者的真诚与良知。

　　在绘制《红楼梦》人物画的那些岁月里，戴敦邦思考、归纳、提炼、总结，用时尚的话说，是不断补“短板”。一旦有所感悟或收获，就发而为文。他先后写了不少关于《红楼梦》的艺术笔记，结集为《缘画红楼录》出版。在一篇《画人难、画女人更难、画美人尤难》文章中，他感叹：古往今来的仕女画，总有“千人一面”的弊病。《红楼梦》中描写了上百女性，虽年龄大多相仿，但性格个个不同。曹雪芹为后来的画家出了一道千古难题，也让戴敦邦费尽思量，如何在画中把人物的个性区别开来，他作了最大努力，将《红楼梦》人物画得有别于前人，有异于传统的仕女画，把小说中的人物画成活生生的凡人，不管水做的妹妹或泥捏的哥哥，都画成俗骨凡胎，画出了有自己绘画风格的“戴家样”。

　　《戴敦邦圆梦红楼画汇本》内页

　　二〇一七年上海书展上，上海书店策划新版《戴敦邦圆梦红楼画汇本》，再度引起读者先睹为快的热潮。这部大型画册的出版，算是为戴敦邦画《红楼梦》划上圆满句号，可谓“尘埃落定”。

　　即使这样，他仍感到这是“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感叹读了一辈子《红楼梦》，也画了一辈子《红楼梦》，越画越怕，这也许是曹雪芹不可企及的伟大之处。戴敦邦说：“大半生过去，我对《红楼梦》原来还只是一知半解”。

　　有一种精神叫学无止境，这就是啊。

　　大型画册《戴敦邦圆梦红楼画汇本》书影

　　戴敦邦自称“民间艺人”，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低到不易被人察觉。我觉得他还是一位“草根学者”，两者互通互动，更显示出他接地气、有活力的艺术底蕴。这就是说，他的成功，走的不是学院派路数。他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透着画家兼学者的高雅气质。多年来，他有一种嗜好，坚持研习昆曲，是顶级的票友。每周与一帮同好雅集，专事昆曲的唱念做打，有板有眼的唱腔，博得满堂喝彩。

　　因为他的真才实学，很早就从杂志社的美术编辑，调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一个没有学历的画家，走上高等学府的人文讲坛，也是破天荒的新鲜事。这当然凭的是学问实力。他讲绘画，讲艺术，当然也讲包括《红楼梦》《水浒》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由于几十年研读绘制《红楼梦》等，他一眼已然失明，另一眼视力差到只有零点几了，他用上海话笑说：“眼火推板了”。尽管如此，年届八旬的戴敦邦小画不能细作，就画三五米大的巨幅《道德经》。他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这些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画作，留给国家，留给人类。他有一种紧迫的使命感，誓愿把前辈学者、画家传下的薪火，再传递下去，奉献自己一生的心血而无私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