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阶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脑海中浮现，在家里到处都有父亲留下的痕迹，有他阅读过的书，有他的学习读书笔记，有他创作的交响乐和歌曲，有他著作的书籍，有他创作书写用过几十年的铁质写字桌，有他各个时期的照片……我还常常能在睡梦中和父亲“相会”。
从小热爱音乐
我的父亲王云阶，1911年出生在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徐福镇大王村。他从小就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绚丽多彩的年画，春节时的“团圆饼”，谷雨节时人们戴在手脚上的绣花和彩线，形态各异的风筝、剪纸，都给予他特殊的感受。农村里婚丧喜庆时的民间吹打，夏日的雷雨声，秋风里飘荡着的货郎鼓和叫卖声，瓜果草丛里的虫鸣，树上的蝉叫，清晨的鸡鸣，甚至祖母在夜深人静做针线活时哼的小调……这一切都给了父亲极深的第一印象。他尤其喜欢粗犷朴实的秧歌音乐，简直着了魔，有时尿裤子都不肯离去，直到音乐结束。
胶东半岛是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外国文化较早的地方，各地方戏、文明戏（话剧）都吸引着他。还在孩提时代，父亲就在老家打麦场上看到过电影，当时称“影戏”。银幕上有人划燃火柴点香烟，人从口里吐出银元的镜头。尽管那时还是无声片，可那光彩夺目的画面，那美妙动人的形象，都在他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移居青岛后，父亲进入教会中学，参加了唱诗班，学会了钢琴，并能为合唱伴奏。同时，绘画成绩也优秀，他的油画常被校方选去陈列。他和同学还喜欢钻到桌子下面用被子遮起来用玩具电影放映机放小电影。
学习音乐坎坷之路
父亲学习音乐，经历了坎坷的道路。我的祖父受旧思想的影响，认为“吹鼓手”是“下三滥”职业，不许他学音乐。父亲高中毕业后，祖父亲自送他到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报考西画系。但祖父刚一离开上海，父亲就向教务主任潘伯英先生请求转入音乐系，并请求学校每学期将绘画系的分数单寄回家。在潘先生的帮助下，祖父一直没有发现他在学音乐。当祖父把父亲的油画送给一位西餐厅的老板，悬挂在餐厅里炫耀父亲的绘画才华时，父亲正专心致志地置身于音乐的海洋之中。他喜爱贝多芬，喜欢贝多芬桀骜不驯的清高和放荡不羁的狂热。他把贝多芬“行那一切能行的善，爱自由比任何都爱，即使面对着王位，也不把真理丢开”的精神视为神圣。那时他自己租了一间房子，请几位经济条件差的同学一起居住。每次他把祖父寄来的生活费往床上一丢，谁需要就自己拿。
后来，父亲转入人文艺术大学音乐系，同时考取国立音专钢琴选科。在国立音专，他和丁善德等十几位同学的合影以及音专的成绩单被祖父知道了。一天晚上，正当父亲在国立音专礼堂后台准备上场演出钢琴独奏时，突然一个手拿船票的人走近他身旁，说受祖父之托当晚要带他回青岛。父亲坚持把钢琴曲弹到最后，突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无法离开视之为生命的音乐艺术。
1931年，祖父坚持要父亲到北平学商业。他到了北平后仍瞒过祖父，向清华大学教授库普卡学钢琴，向陈德义教授学作曲。
入狱
1932年，经大姑姑的介绍，父亲到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书，因教《国际歌》并在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上指挥全校师生唱《国际歌》引起巨大反响而被搜查，搜查者在我父亲床下查到了一包中共地下党的文件，要我父亲说出文件的所有人，但我父亲拒不交代。
他为了掩护刘弄潮而被捕入狱，因为是政治犯，我父亲和刘伯伯都戴着手铐脚镣。刘伯伯在法庭上和法官对骂，把法官气得脸像猪肝似的，我父亲拒不交代任何事情，两人都被判处十年徒刑。刘伯伯对我父亲说：“让你父亲出钱，我出人。”刘伯伯找了许多上层的关系，1935-1936年我祖父倾家荡产，并在两位伯父的帮助下，用重金把我父亲和刘伯伯病保假释出狱。本来我父亲身体很好，冬天可以洗冷水澡，三年的监狱生活使他身体遭受了极大损害，并患了严重的胃溃疡和胃下垂的毛病。
我父亲和刘伯伯在患难中成了莫逆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伯伯担任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地位相当高。可后来因为耿直、讲话直爽大胆被打成了大右派，几十年不得翻身。平反后，他已是耄耋之人了。我曾到北京陪他们全家到故宫参观过，一路上他向我讲解历史，真比专业讲解员还讲得丰富精彩。
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他有“半个朋友”。我问为什么只有“半个朋友”呢？我父亲回答说：“因为他不懂音乐，所以只能算半个朋友。”那“半个朋友”就是刘弄潮伯伯。
刘伯伯1905年出生在四川灌县，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过吴玉章和李大钊的秘书，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在四川时住在当时重庆市市长的家中，曾做川军策反工作。后来他还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写过许多广州武装起义和有关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文章，还著有《李大钊同志年谱简编》《李大钊著作目录试编》和叶剑英的一些革命历史史料等，也寄给我一些，可惜几次搬家都给搬丢了。
我和刘伯伯还有一段特别的“缘分”，那是在我刚出生时，因为家境十分艰难，父母曾想把我送人，当时弄潮伯伯是坚决反对的，他说：“既然生下来，再艰苦也该想办法养大。”所以我一直视伯伯为父。
他为人极为耿直倔强，从不看别人脸说话，而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无论别人脸上的五官是如何气得“移位”。
伯伯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出于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抗争，要成为当时的叛逆，所以改名为“弄潮”。伯母叫陈丽和，他们的儿子丹林和女儿丹娅，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视为兄弟姐妹。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父亲出狱后专攻作曲，发表了《紫竹调》等音乐作品和《大音乐家的爱》，以及介绍苏联新音乐艺术的译文。
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到了武汉，结识了冼星海，他向星海学习作曲、学习指挥，他参加了星海组织并指挥的星海歌咏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为星海歌咏队创作了《东北我们的家乡》《我们在炮火中长大》《我们不流泪》《大家站在一条线》等救亡歌曲。
在星海歌咏队，我父亲和母亲在星海的见证下荣谐伉俪。
后来到重庆，结识了新音乐运动的领导人李凌、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和画家吴作人等。这些人都给予父亲影响和帮助。这期间他发表的歌曲有《战地之春》《我们是世界的主人》等，并与吴晓邦、戴爱莲、盛捷、安娥等合作，父亲担任作曲和钢琴伴奏，举行了一次群情激奋、抗日救国的新舞蹈表演会。周恩来总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应邀坐在第一排，亲临观赏。演出后周副主席对这台表演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1年，我父母亲抱着我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副主席，办事处前面的一个小照相馆的老板很喜欢我，便邀请我们合影了一张照片，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留影。周总理是一位记忆力极强的伟人。1949年底，我父亲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总理见到我父亲便问道：“你的儿子现在已经很大了吧？”父亲回来告诉我时，我激动不已。
周小燕阿姨曾多次亲口告诉我说，她“二十几岁从美国回来没有歌唱”，就都唱我父亲作曲的歌。随后半个多世纪，他们都没有中断过联系。我父亲后来许多电影歌曲都是请周小燕阿姨演唱和录制唱片的，如《时代的列车隆隆的响》《红灯下结成亲密的友情》等。本来电影《护士日记》的插曲《小燕子》也准备请周小燕阿姨录制唱片的，后来因为王丹凤阿姨说她非常喜欢这首歌，一定要求自己唱，所以我父亲尊重丹凤阿姨的要求，让丹凤阿姨录制唱片。后来丹凤阿姨所到之处演唱的，便都是我父亲作词作曲的《小燕子》。
到空军幼年学校教书
为了有效地进行抗战，与日寇争夺制空权，1939年在四川成都蒲阳（现都江堰市）成立了空军幼年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我父亲任音乐系主任教官，我母亲任音乐系教官。
当时把应征入伍参加空军的热血青年分为一至六期，他们除了学习空军驾驶、空战技术外，还学习音乐。他们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就驾机与日寇进行空战，对日寇的嚣张气焰给予了有力的打击。
青年王云阶
其中，周志开就是一期的学员，他也是空军英雄，曾击落日寇敌机6架，1943年12月14日，他单机出动侦察敌情，途中遭4架敌机的偷袭，不幸于湖北长阳县被击落阵亡，时年24岁。周志开是空军中第一位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人。志开牺牲后，他们的母亲立即把志开的弟弟志兴送进空军幼年学校插入第四期，弟承兄志，保家卫国。
指挥《黄河大合唱》
熊佛西先生率抗战剧团抵达成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演出活动，后来在四川郫县新场吉祥寺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邀请我父亲和母亲担任音乐教师。据《星火吉祥寺》一书中关于“吉祥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沿革——钢琴教师王云阶先生与《黄河大合唱》”如是记载——
这时，熊佛西先生创办的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要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云阶先生来到了郫县新场吉祥寺。这里，空气新鲜，可以自由呼吸，围墙不高，但很安全。他一到学校，就以热情而谦逊受到器重；他也一下子就非常迷恋这所学校，感到这学校是自己的。学校没有钢琴，他自己进城去向私人租用了一架钢琴，当时的道路是小路，只能过鸡公车，而鸡公车无法运钢琴，师生们撑着饥肠辘辘的脊背，手推肩扛地从田间小路硬给抬回了乡下。只消看一下云阶先生那刀削般的面部棱角，便知道他是要在这里做一辈子的钢琴教师了。他向贺绿汀先生写了信，谈了自己的感受，并邀请贺先生来此共事。
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张季纯先生案头上摆了一摞油印简谱，《黄河大合唱》几个字习习生风，云阶先生惊得心都跳了：“星海曲！”两年前，星海先生在武汉领导了“星海歌咏队”，是云阶参加革命音乐活动的带路人。离别以后，他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怀念不已，天南地北，不知自己敬佩的人流落何方，是否到了圣地延安。今天意外地看到星海先生的大作，如睹故人，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全校力量进行排练。
入学不久的音乐科学生，还没有什么正规的音乐训练，从数量到能力都难以胜任演唱的任务，面对这部高难度的大作品，都瞠目结舌。于是云阶先生向全校动员，凡是能唱歌的，凡是会一点乐器的都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唱队，一个乐队，由云阶先生指挥，朱枫林先生担任男声独唱，学生姜蝶担任女高音独唱。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排练，一九四〇年春天，在新场场口坝子上进行了彩排式公开演出，农民从四面八方听歌来了，戴着草帽来了，扛着锄头来了，背着背篼来了，拖儿带女来了，俨然老解放区的格调。演出获得了成功。
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公开演出《黄河大合唱》。
电影《三毛流浪记》的编剧之一、我的师兄李天济1991年曾在“王云阶音乐生涯60周年”研讨会上讲过一段话：他曾经在四川省立音乐戏剧学校读书，他起初立志当一名歌唱家，在参加《黄河大合唱》的排练中，他被我父亲从众多学生中点了出来，说他五音不全，唱歌跑调，不能参加《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于是天济才从音乐系转到戏剧系，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电影喜剧表演艺术家。
从事电影音乐
早在无声电影时期，父亲就曾在青岛的电影院里为无声电影演奏小提琴，为默片“伴奏”。
1939年父亲在成都，为西北影业公司贺孟斧编导的故事影片《风雪太行山》的主题歌谱曲、录音，这是他为电影作曲的处女作。不久，他又为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指挥录音。那是中国无声电影刚刚进入到有声电影的时期，为电影音乐作曲尚数先例。
所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荣誉会长王立平在纪念我父亲一百周年诞辰的追思会上说：“王云阶先生是一杆旗，引领中国电影音乐人勇于创新；他是一座碑，标示着中国电影音乐的成就；他更是一座峰，影响后世彪炳千秋。他对电影音乐事业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无可替代，无愧为中国电影音乐的第一人。”
1946年，我随父母亲来到上海。开始，父母亲没有固定工作，只好忍痛卖掉心爱的唱片和乐谱；后来虽受聘为上海美专音乐系副教授，但微薄的薪金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一天晚上，父母亲带我到大世界附近的街头吃担担面，遇见了电影演员欧阳红缨和美术家秦威，他们和我父母亲在四川共过患难。经欧阳阿姨的介绍，我父亲当上了电影演员白杨的钢琴老师。当时白杨正准备主演电影《新闺怨》，影片中需要白杨阿姨弹钢琴的镜头。尽管白杨阿姨从前从来没有碰过钢琴，但是父亲说她学起来非常认真，悟性很高，非常聪慧，所以很快就学会了。后来，父亲担任了《新闺怨》的作曲。影片描述一个音乐家的悲惨遭遇，因为父亲有着同样的生活，所以倾注在音乐中的感情真挚，情景交融。这部电影音乐一出来，就受到导演史东山和社会舆论的好评，受到当时昆仑影业公司艺委会的阳翰笙、郑君里、陈鲤庭、史东山、蔡楚生和沈浮等人的称赞。由此父亲担任了昆仑影业公司作曲组组长。从此，他结束了教学工作和漂泊不定的生活，开始了电影作曲和专业音乐创作的生涯。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昆仑影业公司是中共地下党的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昆仑影业公司所有在编人员都成为了离休干部。
电影《新闺怨》拍摄现场
《新闺怨》的作曲，使他长期蕴藏在心底的音乐创作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口气为电影《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表》《母亲》等谱写了音乐。在《三毛流浪记》中，他不仅担任作曲、指挥，而且还登上了银幕，扮演为上官云珠母女伴奏的钢琴师的角色。
热爱孩子和学生
我的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当年他在青岛读书的时候，星期天到他的校长家里，看到他的校长趴在地上让他的孩子当马骑，父亲很羡慕这样的父子关系，他认为这是一种享受。他对我们子女从来没有体罚过，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争吵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母亲体罚我们，打手心或者是打屁股，父亲会愤愤不平，对母亲反复强调说：对待孩子一定要说服教育，绝对不能体罚！
1943年，父亲在青海西宁有两名学生，我记得名叫徐明德、张宝贤，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军阀马步芳的游行示威，被军警杖刑，屁股被打得皮肉开裂、血流不止、动弹不得。我父亲非常愤怒，把他们接回家用蛋清敷伤，后来便带着这两个学生和我们一起离开了西宁。他们俩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徐明德已经90高龄，住在天津，还和我通信，嚷着还想来上海和我们一起生活，但因年事过高被他的孩子劝阻了。
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在北京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在中央电影局担任音乐处副处长，会议工作很忙，经常深夜才回家，但他总是抽出时间来帮助年轻的电影作曲家完成电影音乐创作。记得电影《小白兔》的作曲是一位很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吴应炬，父亲花了很多时间教授他电影音乐和电影故事情节中的关联，父亲还在一张很大很长的纸上画了电影故事情节和音乐起伏的双曲线图，告诉他高潮的衔接和铺垫，并帮助完成了主要的音乐创作。结果在我看电影《小白兔》的时候，字幕上的作曲只有吴应炬一人的署名，我问父亲为什么自己的名字不署？父亲笑笑回答道：“帮助青年人不是比自己更重要吗？”这类事情还发生过很多。
生活在音乐殿堂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担任电影《六号门》的音乐创作时，他在东北和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大约三个多月，把当时码头工人肩挑背扛货物时所唱的各种“号子”都记录了下来，并运用到电影中去。那时，他回到北京开会，为了赶任务，他连家都没有回，会后又直接去了东北。我的一个弟弟王春基（为了纪念父亲在东北长春创作电影《六号门》的音乐）从出生到夭折，我父亲都没有见过面。当父亲得知春基夭折后，几天都没有吃下饭去，但仍然坚持和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6年，在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来临时，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仅遭到了多次的批斗、抄家、被驱赶到“五七干校”劳动，还被关进“牛棚”数月之久。
在此期间，父亲无怨无悔，他用全部空余时间钻研《和声学》和《对位法》，并写了两本足足有5公分厚的学习笔记，这两本笔记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橱中。听一些前辈对我说，这两本学习笔记非常珍贵，因为这是音乐理论中最高水平的东西。
“文革”后期，父亲被解放，参加了电影音乐创作。有一次冬天出差中，因为他站在大卡车的最后部位，卡车在急转弯时把他从车上给甩了下来。由于当时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又被人托了一把，所以只是把右手摔断了，成了“文革”的纪念品。
当时，我父母亲每个月只有12元的生活费，我母亲把钱省下来给父亲，自己经常只把辣椒拌酱油当唯一的菜肴。
后来我问我父亲，当时感不感觉苦？我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不苦！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我追求的音乐殿堂中。
父亲曾刻过一枚“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的篆体图章，作为自己的终身信条。父亲在电影音乐、交响乐、室内乐、歌曲等领域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无怨无悔，为他追求的音乐殿堂执著拼搏奋斗了一辈子。
歌曲《小燕子》诞生记
1956年上半年，父亲正在创作电影《护士日记》的时候，看到了上海音乐家协会油印的专门提供给音乐家们参考的诗歌集，里面有王路先生写的一首儿歌《小燕子》：“小燕子，穿黑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首儿歌吸引了我父亲的眼球。
我记得有一天父亲兴冲冲地拿着那本诗歌集对我说：“我很喜欢这首儿歌，但感觉只有一段太短了，另外，‘小燕子，穿黑衣’比较写实，能否让小燕子更充满童趣更活泼可爱些呢？”父亲思考了许久，他突然兴奋地说：“把‘穿黑衣’改成‘穿花衣’，会把小燕子表现得更生动形象，意境也一定会更优美。”
后来，为了和电影中的情节衔接，又有助于电影中描写的主人公热爱祖国、投身建设祖国的志向和决心，父亲又加了一段词：“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父亲采用他多年收集的民歌形式谱写了《小燕子》的曲谱，在电影《护士日记》放映后，获得了巨大反响，各地传唱。
当时，父亲可以署名歌词改编，但他出于对儿歌的原作者王路先生的尊重，在作词中，不仅署了王路的名字，而且放在他自己名字的前面。
王云阶（右一）和张瑞芳、陈述等电影艺术家合影
活到老、学到老
父亲见到书不要命，读书起来不要命，创作起来不要命。
在白色恐怖时期，他几度失业，对旧社会强烈不满，因所谓思想“左倾”而无容身之地。在羁旅生活中，他虽然吃尽了苦头，却也饱览了祖国的大川名山，丰富了阅历。在路经广元时，夜不能寐，远处传来阵阵凄凉的叫卖声，父亲把它记录了下来，后来用在电影《新闺怨》中的音乐主题。在青海的九个多月生活中，他深深为当地民歌所吸引，致力搜集，甚至坐在乞丐身旁记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选取了其中二十九首，出版成单行本《山丹花》，还写了钢琴与管弦乐《新疆民歌主题狂想曲》的初稿。
父亲经常读起书来忘了昼夜，创作起来忘了吃饭。他年轻的时候，一次写起绿豆芽（五线谱）来了劲儿，因为当时生活条件差，竟把一斤新的生大蒜当做干粮全部吃光了，直到胃烧得疼痛难忍才发现吃多了。
1947年父亲的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他就先后向谭小麟教授学“传统和声”，向丁善德教授、肖淑娴教授、冯文元先生学习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和声、对位与赋格。
上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复调音乐和音乐作品分析全程，为了不脱一节课，他在通宵为故事片《林则徐》录音后，第二天清晨顾不上吃早饭，就乘车从闸北赶到漕河泾的上海音乐学院，一直坚持学完了全课程。
正如《中外名人座右铭》一书中所收集的父亲座右铭：“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更新思想永不老；真也好，善也好，努力探索创作求美好。”父亲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住在上海徐汇区时，经常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闸北区去听专家讲课。现在我还保存着那时父亲厚厚的两本学习笔记。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陈铭志在“祝贺王云阶先生音乐艺术生涯六十年”的研讨会上讲：“王云阶先生的作品，涉及面很广，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他为这些电影提供的音乐形象营造气氛几乎构成了一部百科全书。而这部百科全书的每一条目，又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旋律质朴亲切，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他的力作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是在陈毅市长亲自关怀和安排下创作的一部宏伟的历史画卷，是满含激情讴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史诗。他的第三交响乐《春天》，乐曲跌宕起伏，富于变化，技法新颖，音响独特，尤其是赋格技巧的运用，在探索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课题方面，很有学术意义，整个乐曲令人耳目一新。王云阶先生在八十高龄能够有这样的新作问世，说明作曲家的充沛创造力。”
可谁知道，那几年我父亲常受心脏病的困扰，长期以来又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视力极弱。他为了整理冼星海的《第二交响乐》总谱而把自己的创作计划放在一边。1991年，在庆祝“王云阶先生音乐艺术生涯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中演出的新作，包括交响乐《春天》，他都是戴着眼镜还依靠放大镜那一束聚光，艰难地在细细的五线谱上标下每一个颤抖的音符，经常从黎明工作到深夜，期间没有一个“休止符”。被人赞誉为“这种超凡的神力，才将大自然的启示、生活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憧憬凝成第三交响乐那盎然的春意，那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春天。”
父亲的终身伴侣
每当讲起父亲时，总要提到母亲李青蕙。他们年轻时是充满朝气、热爱生活、正直善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们相识在冼星海合唱团，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使他们相爱，同台合演的话剧《菱姑》促使他们于1939年8月13日在冼星海的见证下结为夫妻。从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相伴奋斗在人生的旅途上，共同分担了生活的困苦，一起品味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抗战时王云阶携妻在音乐会上演唱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父亲因为颇有正义感，工作一直比较动荡，生活困难，又经常病魔缠身。母亲在父亲最需要帮助时走到了他的身边，他们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在报上登了一条结婚启事。那时父亲什么也没有，母亲什么也不要，但他们的婚礼是隆重的，难忘的。因为他们是用赤诚的心、真挚的爱来庆祝的。自我们懂事起就知道，家里最需要庆祝的就是父母亲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家里从来不过生日，包括我父母亲，但每年的8月13日一定会开一次家庭会议，因为8月13日是父母亲的结婚纪念日。从我记事起，我家每年逢8月13日那一天，无论父母亲如何忙，总会在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开家庭会议，每次会议总是父亲主持，他首先把母亲夸奖一番，告诉我们母亲操持这个家是多么的不容易，然后母亲发言，把父亲也赞美了一番，使我们知道父母亲的工作和生活艰辛，同时他们又会把我们一个一个表扬一下，父母总是十分认真地把我们每个人的优点和进步一一加以肯定，使我们都很有自信和自豪感。然后，我们兄弟姐妹自由发言，包括向父母提意见、建议，父母亲都会认真倾听，并——做答。最后大家唱歌跳舞，嘻嘻哈哈度过了一个极其愉快的夜晚。至今我还保存一份父亲在1982年家庭会议的发言提纲。
王云阶和李青惠结婚照
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家里生活十分艰苦，租住在徐家汇三角地昆仑影业公司大门（当时是垃圾堆场）汪世中家楼梯下的阁楼里。8月13日，父亲买了美军剩余物资——杏仁罐头，大家围坐在昏暗的楼梯旁一边吃着杏仁，一边听父亲拿着英文版的《鲁滨孙漂流记》《森得巴德航海》等故事书给我们直译出来，那时尽管生活艰苦，但精神十分富有。
我的父母亲不仅家庭和睦，而且邻里和睦，同事之间和睦。我们的几代人之间关系都十分融洽，而且感情深厚。
我的儿子和兄弟姐妹们常说，他们的邻里同事都十分羡慕我们的家庭，相互的关系那么和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家靠父亲和母亲在大学或音专教书所获得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但父亲还常常资助进步学生，弄得家里揭不开锅。我的一个兄弟冬冬就是因为贫困交加，得肺炎无钱看病，在父亲怀抱里喊着爸爸而夭折的。可母亲从来没有过怨言，没叫过苦，总是用乐观的精神来支撑我们这个家。在那苦难的岁月里，家里唯一的财产就是书。母亲什么都肯丢，就是父亲的这些书一本也不能少。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下，父亲都能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母亲1949年参加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55年起调入上海电影译制厂搞音乐编辑工作，有时还帮助剪辑和记谱。几十年中，她参加完成无数部的译制片，其中有《叶塞尼亚》《冷酷的心》《音乐之声》《英俊少年》《大篷车》《出水芙蓉》《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佐罗》《三剑客》等。
母亲和父亲相处了半个多世纪，一直都是这样：父亲从不发牢骚，从不埋怨，也从不背后议论人；他从不讲究吃喝也不讲究穿着，母亲烧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总是夸奖烧得好；不论母亲给他做什么衣服他又总是讲合身。而母亲呢，无论父亲要买什么，她都说应该，父亲要买收音机、取暖器等等，她都讲需要。父亲不会算账，也从不算账，有时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变成”了书。母亲就是有钱时为父亲用，没钱时猪油加酱油拌饭吃，也总乐呵呵，心甘情愿。
结婚前，她用外婆给她的唯一财产——一枚金戒指为父亲治了病。结婚后，她把唯一的一床棉被给住院的父亲盖，自己却裹着棉衣睡。
“文革”时，她把仅有的20元生活费全部花在父亲身上，自己只吃辣椒拌饭。
我常讲，我的父亲是“恐龙”，学的太多可懂得太少。他只知道五线谱和音符，他满脑子尽是些高低音、和声、旋律。他总以为上了书的便是正确的。他太书生气、太不懂应酬、太不领“市面”，他不太适应商品经济，要不是母亲的“保护”，他这庞然大物早被社会所淘汰。
世界著名童话集中有一篇著名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的故事，讲的是一位善良的老头子把一头牛换成了一只羊，再换成一只鹅，最后换回半袋烂苹果，而贤惠的老太婆每次都夸奖老头子说：“我的丈夫真聪明。”她对丈夫只有满意而无半点怨言，我的母亲正是活灵活现的这么一位不算老的“老太婆”。母亲为了父亲可以牺牲一切，她比童话里的老太婆更伟大，因为除了为父亲，她还为我们子女操劳，在她心目中，只有父亲、子女和别人，就是忘了她自己。在我们都已长大成了父亲母亲时，母亲仍然一心一意为着父亲和我们，继续乐呵呵地劳累着。
1991年全国进行首届金婚佳侣评选，我们的父母亲不仅被评选为上海六十六对金婚佳侣之一，而且还被推选到北京，成为上海十对全国金婚佳侣之一。
学父母做正直的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住在徐家汇三角地，有一次随父亲到市中心办事，在一条弄堂口等父亲的时候，因为看见几个外国小孩欺负中国小孩，我便打抱不平，去和外国小孩评理。结果我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被外国小孩用拳头打出鼻血来。我父亲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就请了一位中国拳击教练教我拳击，并对我说：“人不打你，你不打人，如果外国小孩再欺负你，你就回击！”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给任何人送过礼，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人为了求事而送的礼。在和父亲共同生活的半个多世纪中，从未听到父亲在我们面前议论过任何人，他也不允许我们在背后议论别人。有时我讲到单位里某某人的不是的时候，父亲会立即阻止说：对别人有意见应该当着别人面讲，不可以在背后议论。
金婚后的王云阶和李青蕙
在“大革文化命”的灾难年代，我的父亲被带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顶“高帽子”的情况下，也没有为了解脱自己而揭发过任何人。
那段日子里，父亲除了接受批斗外，把其他时间都用在阅读和学习中，他翻译了两本厚厚的国外的高级《和声学》和《对位法》，并做了大量的心得笔记。“造反派”每个月只发给他十二元生活费，父亲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他一生追求的音乐殿堂中。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在那时没有为了成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而揭发过父母亲的所谓“罪行”，也没有揭发过任何亲朋好友和同事。为此，灾难过后我们都很坦荡，因为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违心的事情。
父亲给我无尽的爱
记得1955年，我随父母亲从北京回到上海，父亲在上海音乐学院与丁善德、贺绿汀一起教授作曲系的课，父亲的上课费从来没有拿回家过，都是资助了贫困学生。记得他为一位学生一下子配了两副艺精眼镜店的近视眼镜，比我配的眼镜贵了许多。当时我不太理解，问父亲：为什么帮同学配的眼镜比我的还要好？父亲对我说：他的眼睛近视度比你深，而且他用五线谱作曲需要比你更好的眼镜。
我读小学时，因为刚解放，学校里班级多教室少，很多时间需要在校外温课小组里度过，父亲就为我们买了托儿所用的小桌子和一批小椅子，还为我们准备了盛冷开水用的大搪瓷桶。
我在初中读书时，要办暑期通讯没有印刷工具，父亲便帮我买了油印机等工具。
我父母亲工作很忙，尤其是我父亲经常加班加点或者外出，但对我却是呵护备至。我记得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参加农村的三秋劳动，我不听父母亲的话，带的衣服很少，结果遇上了寒流，那天中午我冷得实在受不了躺在田沟里晒太阳，远远的看到我父母亲从市里赶过来，手里拿着棉衣棉裤，我心里着实热乎乎的。
父亲再忙都会抽出时间来和我们交谈，讨论一些大家关心的事情。在每次政治运动到来之前，都会和我谈心，让我避免犯错误。
1969年，我结婚时，父亲专门送给我们一幅字，为此他还去买了一支毛笔，工工整整地在大红纸上写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这句话我在父母结婚照上也看到过。尽管父亲送给我的这幅家训经过四十六年红颜色已基本褪去，但我依然把它高高挂在我的办公室墙上。
父亲对我们都十分的尊重，首先把我们当成朋友，然后才是父子、父女。对我们的意见，无论对与错，他都会认真倾听并能耐心给我们做解释。他从来没有命令过我们必须怎么样或者是不许怎么样，他只会告诉我们，如果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如果那样做会产生怎样不同的后果。他使我们从小就有自信，就有自尊，能够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能够独立判断问题。父亲的教育使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的教育让我们终身受用。
我们将会牢牢记得父亲的嘱托：“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要一代一代的爱下去！把工作忙完之后，要分点感情给孩子！”我们将会一代一代爱下去，热爱小家，热爱大家，热爱国家，热爱父母亲所赋予我们灿烂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