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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犇:电影界的小老前辈
2018年07月10日 15:49

  

  电影演员牛犇83岁入党

  编者按: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5日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表率。习近平在信中说,得知你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我为此感到高兴。习近平指出,你把党当作母亲,把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60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决心一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坚守令人感动。本刊特约作者著名电影人孙渝烽曾在本刊撰写长文,用点滴往事串起了他与牛犇这位“中国电影界的小老前辈”的六十载友谊。今天旧文重刊,或许可以读出新意。

  

  1987年,牛犇与作者在安徽外景地

  我跟牛犇相交整整有六十年了,从1963年我进上影演员剧团至今。他比我才大5岁,可在我的眼里他是中国电影界的小老前辈,我一直很敬重这位老大哥。前不久我去看望他,海阔天空地闲聊中我问他这辈子拍的电影、电视剧该有上千部(集)了吧?他说没有认真统计过,以前也没有记录,从1987年不担任上影厂电视部主任后才做了一个记录。我数了一下他的记录本:从1987年10月到2012年年底,他所参加拍摄的电影、电视剧已有222部之多,不包括临时救场的友情出演。牛犇从1945年10岁开始参加拍戏摄第一部电影,他的多产在老一辈艺术家中可算是首屈一指了。在记录本上我还发现一张小条,我也如实抄录了下来:“这是我拍片的记录,从工作量上看我很忙,但究其收入就不是忙能忙出来的。我图的是乐,有什么比乐更让人‘乐’呢?”这是他的真心话。

  在我眼里牛犇其貌不扬,可他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那可是栩栩如生,让人难以忘怀。信口说上几部,如《沙漠里的战斗》《海魂》《飞刀华》《红色娘子军》《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多此一女》《夫唱妇随》……都可以看到他精彩的表演为影片增色。

  被谢添的一巴掌打入电影界

  牛犇是天津人,父母早亡,是大哥带着他和妹妹一起生活。家里穷,他出生时生日记在门板上:属狗。究竟哪年出生?直到解放后1952年全国第一次普选时才搞清楚生于1935年,他和演员二林两个人没有资格参加选举。当年大哥带着他和妹妹在北京谋生,住在同乡大院,生活十分贫困。大哥好不容易经同乡帮忙在汽车厂做帮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学会开汽车,进了中电三厂(北影厂前身)。哥哥每天开车接送演员化妆拍戏,当时牛犇和哥哥妹妹也住在中电三厂前院,很多演员都住在大院里。牛犇人虽小可很机灵,帮大家跑个腿买个东西,演员晚上出去他还帮着照看小小孩。当时谢添也住在大院里,牛犇常帮谢添的自行车打打气,谢添也挺喜欢他。牛犇那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个当演员的梦,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三厂要拍电影《圣城记》,导演是沈浮,天津人,剧中需要一个村童,谢添就把牛犇推荐给沈浮导演。谢添一路上叮嘱牛犇别紧张、别害怕,牛犇直点头。进了厂办公室牛犇也不坐在沙发上,一蹦坐在沙发扶手靠背上,谢添一愣,可沈浮一看就喜欢上了,可爱、放得开。这个角色就这样定了下来。

  《圣城记》正式开拍,牛犇演的村童名叫小牛子有一场报信的重场戏,齐衡演游击队员正在教堂后院里擦枪,突然日本人来搜查教堂,小牛子跑来通风报信,让游击队员能顺利翻墙出逃。日本鬼子搜查教堂后因在地上发现一个烟头,问小牛子可看见游击队员,小牛子很机灵地把烟头叼在嘴上……演日本鬼子的是韩涛,他也住在三厂大院里,牛犇天天和他见面,平时挺和善,今天突然变得很威严很凶。导演让牛犇怕他,牛犇怎么也怕不起来只想笑,试拍了好几条都通不过,沈浮直摇头。在一旁的谢添可着急了,冲进拍摄现场给了小牛犇一巴掌,小牛犇一下子委屈极了,耷拉着脑袋再也笑不出来,沈浮一声“开麦啦”,这场戏顺利通过了。大家都挺满意,沈浮说:“好好,小孩表情不错。”谢添过来一把抱住了小牛犇,他这下哭开了。谢添对他说:“你看看有这么多人在等你,拍不好戏将来长大了怎么当大明星?”就这样谢添一巴掌把牛犇打入了电影这门行当。

  

  牛犇在10岁时拍的第一部影片《圣城记》,前排居中儿童系牛犇

  2004年当谢添去世的噩耗传来,牛犇正在山西拍《白银谷》。听到谢添去世的消息一下子血压升高晕了过去,送当地医院抢救。后来牛犇听医生讲这是神经性血压升高,一个人受到巨大的精神冲击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牛犇说,我这一辈子都感谢谢添对我的关怀,几十年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至今我一直深深怀念着他。

  从《圣城记》以后,十岁的牛犇在北京参加了多部电影的拍摄,如《满庭芳》《甦凤记》《天桥》《秋瑾》《十三号凶宅》……成了小童星、特约演员,成了中电三厂的基本演员。因为年龄太小还闹了个笑话,有人问他:“小牛子在干什么?”他挺神气回答:“我是中电三厂的‘鸡巴’演员。”把大家乐的,后来制片主任纠正他说:“应该说是基本演员。”

  1947年,当张骏祥导演受香港永华电影公司邀请拍摄电影《火葬》时,主演白杨推荐牛犇出演剧中小丈夫一角。牛犇本名叫张学景,当时电影界演员单名很多,因此牛犇也让谢添改个名字,谢添说:“咱们平时都叫你小牛子,干脆再加三个牛,叫牛犇吧!”这就是牛犇的来历。从此他拍的电影都用谢添赐给他的这个名字:牛犇。就这样牛犇跟着公司到香港拍了更多的电影。在陶金、白杨、戴芸主演的《火葬》中他饰演小丈夫。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看过这部电影,那个小丈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后陶金和白杨演的角色在熊熊大火中葬身。牛犇至今还记得这部影片中的儿歌:“十八岁的女儿九岁的郎,晚上抱你上牙床,不是父母双双在,你是儿子我是娘。”最后小丈夫掉下山崖摔死了。当时,牛犇住在长城影业公司,每天都去看《清宫秘史》的拍摄,最后他把西太后和李莲英的台词全记住了,经常表演逗大家乐,在圈内被大家称为神童。更出彩的是当年马连良和言慧珠在香港合作演京剧《三娘教子》,牛犇在戏中扮演小东人,八句唱词改成四句,最后演出改成两句。在舞台演出时马连良饰演的老家人让小东人去向三娘赔罪,有一段对话,小东人问老东人:“挨打疼不疼?”老东人说:“挨打哪有不疼之理。”小东人说:“居然你知道疼,就代替我去挨打吧!”顺势把老东人推了出去。原来马连良被推之后有一段很漂亮的舞台动作,牛犇如同拍电影一样,要真实,就推得很重,马连良差一点都站不住了。到了后台,马连良对牛犇说:“在舞台上不能使那么大的劲儿!”牛犇却说:“我要演得真。”这成为一段佳话。

  

  牛犇与谢添

  那时牛犇在香港参加多部电影的拍摄,如《春风秋雨》《大凉山恩仇记》《海誓》《公子落难》《诗礼传家》《火凤凰》《神鬼人》等,成为当年香港有名的小童星。

  当时牛犇孤身一人,远离家乡,很多演员都把他带回自己家中,张骏祥、吴祖光、陶金、白杨、吕恩、李丽华……他们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让牛犇感到家的温馨。牛犇忘不了这些深情厚谊。

  1952年牛犇跟着大光明影业公司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了长江影业公司,牛犇又应邀去北京参加电影《龙须沟》的拍摄,谢添是主演。拍完《龙须沟》又回到上海,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一直拍戏至今。近七十年的电影生涯,他跟很多导演合作过,从沈浮开始,有王元龙、汤晓丹、梅千、张骏祥、吴祖光、李萍倩、徐昌霖、卜万苍、程步高、朱石麟、叶明、费穆,后来的谢晋拍《红色娘子军》《牧马人》,还有张艺谋拍《活着》,可以说牛犇从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开始,与每一代导演都有过合作。

  牛犇演戏认真是出了名的,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不管戏多戏少总要人物出彩。他读剧本很认真,首先要让角色的台词说人话,在征得导演的同意后不断修改自己和对手的台词,做到既生活又符合人物性格。由于生活积累丰富,他总会给自己的角色设计一些符合人物身份的生活习惯动作,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任何一个组拍戏他都会给导演出主意提很好的建议。所以凡是和他合作过的导演常常会想到他,让他出演剧中的人物,为影片、电视剧增色。

  在拍《牧马人》时,丛珊当时很年轻,拍电影经验少,牛犇很关心她,自己的戏拍完后常常会留下来看丛珊拍戏,跟她说戏,分析其中一句台词“我能干活”: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就这样要跟别人走了,这是很凄惨的,所以这句话是不容易说出口的。在牛犇反复启发下,丛珊终于明白了,情绪也调动起来了,这场戏演得很感人。谢晋导演非常赞赏这场戏。牛犇还为她设计了很多生活细节的动作,如丈夫回来给丈夫打打身上的土,抹去脸上的灰,这些小动作把人物的性格充分地刻划出来了。朱时茂也常常会提到当年拍摄《牧马人》时得到牛犇的帮助和指点。凡是和牛犇合作拍戏的年轻演员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祝希娟、宋佳、邬君梅、余慧都提到牛犇的帮助。牛犇这位小老前辈在拍戏时关心年轻演员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可以说上好多天。难怪谢晋导演曾多次称赞牛犇是电影界的“二传手”。

  

  牛犇与谢晋

  牛犇手巧、爱琢磨

  牛犇不仅演戏认真、塑造人物出彩,他的手特别巧,爱琢磨也是出了名的。上影演员剧团演过很多话剧,为了让演员有更多的锻炼机会,还成立了小分队去工厂、农村演出。舞台上很多生活道具都出自牛犇的点子做成的,他和剧团道具桑克正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六十年代当时学习雷锋好榜样,永做革命螺丝钉,牛犇用纸浆做了一个大螺丝钉,街头演出效果极好。演话剧时上的菜,如《相亲记》中吃的面条,都是用蜡和刨花做成的,那虾仁、面条都可以乱真。更绝的是他在碗底下放一个汽水瓶盖,盖子里放上艾叶,点着就会冒烟,这样端上来的面条热气腾腾令人叫绝。更让人吃惊的,舞台上成桌的菜都是用蜡和刨花做成的,可以轻装上阵,用个大马夹袋就可以把成桌的菜装在一起了。

  文化大革命中他闲来没事,有两件成品也让人叫绝。当红卫兵开始抄家时,他把一大抽屉和爱人通信的情书打成纸浆,因为烧是不行的,会冒烟,会让人发现。他用贴大字报剩下的浆糊做成一个毛主席的头像,和硬币上一模一样,沿耳朵边做了一扇门(正好是脸部突出的那一块)。抄家盛行时,他干脆把妻子的金首饰、一些纪念品统统装在里面封好,挂在墙上。后来他进了“羊棚”,干脆把这个头像带到厂里去,挂在办公室墙上,成了工军宣队带领大家早请示、晚汇报的象征。直到后来去染化八厂战高温劳动,他才把头像抱回家。

  另个绝活也是人们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收集了好几千个空火柴盒,把空火柴盒一个个串起来最后拼成一个圆台面,用牛皮纸贴起来上了清漆,家里来客人,人多时就用这张圆台面。我在他家见过这件工艺品,又轻又实用。

  牛犇爱琢磨“鬼点子”多得出奇。文革后上影厂拍了一部描写青年工人的电影《他们年纪轻》,导演是天然,剧团一大帮青年演员参加这个戏,是在镇江谏壁发电厂拍摄的。正值暑假期间,借了一所小学教室成了我们摄制组的宿舍,课桌当床。当时为了不影响工厂生产,我们很多戏都是工厂下班后拍摄的,夜戏特别多,每天都到晚上一两点钟才回来。我们住的教室围墙外有一条小弄堂,附近老百姓挖了一个小便池,每天当我们刚睡下不久,就有人小便,认识的人还互相大声说话,吵得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牛犇叫上我去看这个小便池,看完后说有办法让附近的人不来这儿小便,我不信,这是无法禁止的事儿。当天下午牛犇从照明组借来一个干电池,找来一块废铁皮,拿了一圈电线,趁天快黑时,我们又来到小便池,我望风,他把废铁皮放在踩脚处,通上一根电线,把另一头扔进尿坑里,又用土把两根电线都埋起来一点看不出,两根电线从墙缝里拉进我们住的教室接在干电池上。这天晚上拍戏回来,天快亮时,只听见小便池这儿有叫声:“哎哟,哎哟。”“真是见鬼了。”凡是来人只要一站在铁皮上一尿,尿进了坑就会有触电之感,会“哎哟”地叫起来,一惊小便停止了,再尿再触电。这以后附近的居民不敢上这里撒尿了,说这里闹鬼了。我一直担心会电死人,牛犇说没事,我用的是干电池直流电,放心没问题。他以这种科学方法让我们在拍摄期间睡觉再也不受干扰,这种点子也只有他想得出来。

  重情义,心态好

  小老前辈牛犇由于在电影界从影时间长,他结识很多老一辈艺术家,始终和他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他那里你可以见到他和很多前辈艺术家的生活照片、纪念品、字画,珍藏这些是让他永远记住老一辈对他的关怀和教诲。

  文革前牛犇住在建国西路。说起房子,牛犇十分感慨,他没有想到上海的住房会如此紧张。1952年他从北京来到上影厂,当时为了照顾他,特地在西康路分给他30多平方米的一大间住房。他一个人住着感到太冷清,他非常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把房子交还电影局里,主动提出住在瑞金路150号集体宿舍和大家在一块儿又热闹又亲近。

  后来住在建国西路,这是一位老演员转租给他的一间房子,沿马路又离电影厂近,当时很多老演员骑车上班都会经过这里,赵丹也是这样。牛犇对赵丹十分崇敬,敬佩他的人品、他的表演,他们俩友谊很深。赵丹上下班经过牛犇门前就在底下叫:“小牛子在家吗?”牛犇一听这叫声就知道谁来了,在窗口应一声:“在呢,上来吧!”他这小屋常常成了老一辈演员聚会的地方。牛犇很喜欢厨艺,在那艰苦的年代他总能变着法儿炒几个可口小菜,还常备有花生米、皮蛋。他又爱收集好白酒,这个温馨的小天地成了大家谈艺术、谈人生、海阔天空神聊的好去处。没想到这种好日子被文化大革命冲破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牛犇眼看着一个个老艺术家被揪出来关进牛棚,以莫须有的罪名可以整天批斗他们。牛犇熟知这些老一辈的都是德艺双馨的好人,他的童年,他的成长都得到这些老艺术家的呵护和关怀,所以面对他们今天的遭遇,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甚至有的人被迫害致死:上官云珠走了,郑君里走了,徐韬走了,关宏达走了,韩涛走了,张友良走了……文化大革命中上影厂被迫害致死走了好多艺术家,都是他心目中敬仰的人哪。

  

  牛犇怀念赵丹

  赵丹一次次地被批斗,他心直口快的一些玩笑话也成了批判他的重磅炮弹,赵丹被戴上“混世魔王”的大帽子。牛犇心里明白批赵丹的那些材料都是极其可笑的:上影厂有一段时间加强门卫制度,职工上班出示工作证。有一次赵丹赶着来厂拍戏,换了件衣服,工作证在那件衣服的口袋里,他跟门卫开玩笑:“我这张脸就是工作证。”这也成了“混世魔王”的罪证。赵丹平时爱开玩笑,每年春节去部队慰问演出,当地的最高首长肯定会出来接见演员们,把大家当贵宾接待。赵丹跟演员开玩笑说:“咱们这些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戏子,在新社会可往往见官大三级。”这句玩笑话也成了赵丹目空一切凌驾党之上的反党罪证。牛犇说,在那个年月没理可讲,任何屁大的一点事都可以上纲上线把人往死里整。

  牛犇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派到上海染化八厂去战高温、接受再教育,每周休息一天,他总抽空去湖南路8号赵丹家转转,有时也去谢晋家转转。有一天他散步来到赵丹家门口就进去看了一下,黄宗英对牛犇说:“进来,你看谁回来了。”他进门一看,屋子里坐着一个胡子拉碴、很瘦弱的人,原来是赵丹。两个人激动地抱在一起,抱了有多久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泪流满面。牛犇跟赵丹说:“你等着我去去就回来。”牛犇离他家不远,牛犇在家翻腾,把家里唯一的一只鸡、一盆万年青,还有一瓶莲花白酒(这酒以前是皇帝喝的),这三样东西拿到赵丹家,对赵丹说,这鸡给你补补身子,这万年青是祝你长生不老、艺术长青,还有这瓶莲花白,以前是皇帝老子喝的,今天咱们两人来享用。幸亏周总理保护了赵丹,他才能解除禁闭暂时回家,不然他肯定会死在牢里。赵丹当时患严重的糖尿病,人瘦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在牢中每天如同狗一样趴在地上吃饭。赵丹感叹说:“这辈子我总算什么样的生活都经历过了。”

  牛犇说后来赵丹去了奉贤“五七干校”,他仍在染化八厂,他俩总想凑在一块儿休息去黄山玩玩,可怎么也凑不在一块休息,黄山也没有去成,赵丹后来画了一幅黄山天都峰,表示他们两人都去过黄山,还登上了最高峰——天都峰。

  他们黄山没去成,相约去了城隍庙。两人乘公交车去城隍庙,在车上牛犇总想为赵丹找个座,可没有人让座,几个年轻人头朝窗外,根本不理睬他们,他俩感叹六十年代的好风尚早已不存在了。

  到了城隍庙,赵丹说:“我真想吃蟹壳黄,咱们去店里吃。”牛犇说好啊,可一想不行,坐在店里被人认出来是赵丹会挺尴尬的:有人也许会说这是大演员赵丹,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牛鬼蛇神、“混世魔王”赵丹吗?算了,你等在这里,我排队买了咱们在外头吃。牛犇一下子买了十个甜的,十个咸的,两个人坐在九曲桥边的长凳子上吃开了。赵丹吃得挺香。“喂喂,你们让一让,我们要拍照哪!”“听见吗?”接着两个小年轻冲到他们跟前:“你们两个听见没有,让一让,我们要拍照!”他们两人只好起身,赵丹边走边说:“赤那!早两年侬想让我做背景我还不干哪!”总算蟹壳黄的诱人香味冲散了这场不愉快的气氛。

  1976年的一天,牛犇要去上夜班,上班前去看看赵丹,一进门赵丹就很高兴说:“小牛子,你来得正好,朋友给我送来螃蟹,我给你留了两个。”正当牛犇准备吃蟹时,敲门进来了两位北京的朋友看望赵丹。他们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要倒台了!牛犇把螃蟹让他们吃,他俩分吃了一个,牛犇吃完一个赶紧出门赶去厂里上班。赶到静安寺换乘公交车,这时街上已经很热闹,已有大横幅出来,“打倒四人帮”。牛犇说,我从来没有上班缺席过,那天实在耐不住了,就一直沿南京路走到外滩,“打倒四人帮”,人们善良的心被点燃了,尽管上海是“四人帮”的老窝,可也压不住人们喜悦的心情。

  牛犇说,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想得很多,突然让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打倒四人帮,大快人心,会不会也有人心存不满,赵丹会不会再遭人迫害?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找好朋友,牛犇知道这朋友家里有一个很深的阁楼,牛犇对朋友说:万一有一天发生什么意外,我带赵丹到你这阁楼里藏一藏没有人会知道。朋友说这没问题。幸好打倒四人帮,一切很平静,赵丹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打倒“四人帮”后赵丹彻底解放了,还补发了工资。有一天赵丹交给牛犇两万块钱,当年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后来人们拼命争着要成为“万元户”呢。赵丹对牛犇说:“你看看我这个家成了什么样子,这笔钱你做主把我家收拾收拾,治家方面你是个内行。”

  牛犇说这是赵丹对他的信任。他知道赵丹一生最喜欢三样东西,一是画画;二是对着镜子表演,审视自己的表情动作是否合适;三是弹吉他。牛犇把赵丹的房间整修了,窗帘全换新的,沙发也翻修了,牛犇好不容易为他买了一块大镜子,是从玻璃店为内蒙定制的大镜子中挖了一块出来。最后还为赵丹设计了一张大桌子。赵丹放出来后伏在一张圆茶几上画画,他有祖传的宽一米八的宣纸,幸亏藏得好,文化大革命没有被糟蹋。牛犇设计了一张长一米九、宽九十厘米的大桌子,他祖传的宣纸放在上面一点看不出来,赵丹对这张桌子很满意,在这张桌子上画了很多幅画,他让牛犇挑一张。牛犇说:我每天看你画画就挺高兴了。没有选画,牛犇觉得跟人家要画会有一种要作古的感觉。

  牛犇说:我和赵丹的感情很深,我尊敬他,他也把我当小弟弟看待。赵丹晚年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演周总理,他给了牛犇一张定妆照片,和总理非常像,这个心愿最后未能实现。赵丹病危期间住在北京医院,当时牛犇正在上海拍《天云山传奇》,无法去北京看望赵丹,心里很难过,直到赵丹去世才赶到北京参加赵丹的追悼会。出席追悼会的人很多,会上只有四个人发言,夏公、宗英,牛犇是代表赵丹生前好友发言,还有一位年轻演员。当时发言稿要审查的,牛犇说,我发言稿中有一段话被删去了:我希望我们的年轻演员今后能把赵丹的形象如同他所扮演的聂耳、林则徐、李时珍一样搬上银幕,让后人永远怀念他,在追悼会上牛犇还是说了这一段他的肺腑之言。牛犇至今谈及这些往事还是十分心酸。

  

  牛犇(右)在《海魂》剧组中与赵丹在一起

  牛犇说一直忘不了赵丹对他的教诲。1957年在拍《海魂》时正好遇到评级定薪,当时牛犇闹情绪感到自己定级太低。当时拍戏很紧张,赵丹总对他说:“小牛子别闹情绪,拍戏要紧。”有一天夜里,宗英给他寄生活费来了,他对我们几个年轻演员说:“走,今天我请客去喝啤酒。”那天夜里赵丹语重心长地对牛犇说:“演好戏是主要的,不会因为你的级别高低而定你的戏好戏坏。观众喜欢一个演员不是因为你的级别,而是你的戏演得好不好。别闹情绪了,好好演戏才是最主要的,有些事一定要看得淡一些,小老弟记住我的话。”这席话牛犇终生难忘。

  这么多年,赵丹一直关注牛犇拍的电影,他常常鼓励牛犇:“小牛子,最近这个戏演得不错,很真实,很动情,让我也感动了。”牛犇就是在他鼓励下不断的成长。

  牛犇和同辈演员关系也十分和谐,年轻时在一块儿打打闹闹。他是童星,所以工资也比较高,朋友中间谁有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他非常留恋当年那种亲如兄弟姐妹的生活,实际上牛犇的生活是十分简朴的,他在生活上会精打细算。牛犇会给两个孩子做鞋、缝衣服,家里的一切小修小补,他都会干。妻子是南京大学的毕业生,也学会了勤俭治家,适应牛犇的生活方式。说起牛犇当年结婚的事儿,大家还是津津有味的。他说自己结婚时十分热闹又十分简朴,不像现在年轻人结婚大搞排场,动则几万十几万(买房更不得了)。他结婚时剧团参加婚礼的人每人出五毛钱,有块2尺长的绸子,来宾都在上面签字祝贺婚礼,这块签名绸子,牛犇现在还珍藏着。在瑞金路150号大食堂,糖果点心,清茶一杯,还跳交谊舞,热热闹闹。参加过牛犇婚礼的人至今还忘不了白穆这个主婚人说过的那席话:“牛犇和新娘子是美满婚姻,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看新郎官牛犇是个瘪嘴,看新娘子王老师有点龅牙,这样的结合真是天衣无缝,祝他们白头到老。”把大家逗得可高兴呢!牛犇说老白穆不愧是个老戏骨,观察人很仔细,嘴也挺能挖苦人,可他为人耿直、关心人,所以剧团老老少少都喜欢他,后来当了剧团团长更是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我很怀念老白穆。

  牛犇的重情义还表现在他对丈母娘的态度上。丈母娘是出身资产阶级,当时并看不上这位女婿,他们之间有点面和心不和。丈母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吃尽苦头,牛犇非常同情丈母娘,老人最后得了肺炎非常痛苦,牛犇尽心照料老人,临终也在牛犇家。虽然当时住的很挤,可老岳母就相信牛犇。牛犇细心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为老人家剪头发、打针,什么都干,最后老人去世,牛犇为老人料理了一切后事,完全按照老人生前的愿望:嘴里含一颗珠子(这是牛犇从道具间要的假珠子),一手拿打鬼棒一手拿手绢,老人很安详。牛犇早年丧父丧母,他特别珍惜和老人的亲情。他深感老人不易,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到了晚年应该尽量让老人快活些、舒心些,这是做晚辈的应尽责任。

  最可贵的是牛犇爱自己所干的这一行,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无数同行,并和合作过的导演、演员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牛犇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他拍戏多受伤也多,给他看过病的老中医说:“这老头不缺钙,骨头挺硬的。”在拍《风吹风铃》时,他主动把一匹温顺的驴子让给演他傻儿子的演员骑,自己骑一匹倔驴子。在拍“抢婚”这场戏时,拉驴的人自顾看拍戏没有抓住笼头,结果驴子受惊把牛犇摔下来,头朝地一头栽下来,肋骨断了两根,颈椎骨裂,胸骨错位,牛犇当时就休克了。可他醒来第一句话是:“导演,给你添麻烦了。”让在场的人十分感动。牛犇伤势很严重,住院有好多天了,摄制组把其他的戏都拍完了,组里拿出两个方案:一是等牛犇康复后把剩下的戏拍完,另一个方案是把演员全部带到北京搭一堂景重拍。牛犇一听这样花费太高了,坚持硬撑着也要把剩下的近景戏拍完,就这样牛犇忍着剧痛,打了麻药用救护车送到拍摄现场把剩下的戏拍完。麻药只能维持四小时,时间很紧张,当时有两个医生跟在身边。其中有一段戏,牛犇要自责,打自己耳光,导演说可以不打,牛犇不愿删戏,他让摄影师把画面拉宽,并说:“我可能会有些动作。”正式拍时牛犇自责打自己耳光一下、两下、三下,医生一看不行,上前阻止,说如果二次受伤会终身残废的,幸好前面已把戏拍下来了。这种敬业精神让导演和全摄制组深受感动。这次受伤让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九个月。

  在拍《真假大侠》时,牛犇的手腕也因为两名战士无法拉住警犬而摔断了。13天后他带着伤又参加拍戏了,因为不拍戏无法接下去,而且从北京借来的一支部队做群众演员,三天拍不完,部队必须要返回北京了。对一个摄制组来说,这样损失就太大了。牛犇坚持把戏拍完,拍戏时请了一位骨科医生跟着,如果手腕再断了,接上再拍,这够冒险的。戏拍完,医院一检查骨头错位了,只有一个办法:开刀分开,重新接。现在手腕还有点歪。

  牛犇拍戏受伤的事还多着哪,在拍《猴娃》时腿摔断,拍《矮教练与高中锋》时,导演的失误使他掉进黄河差点被水冲走,幸亏牛犇还会点水,才被救上来。牛犇是个乐天派,还笑着说:“母亲河啊,黄河!母亲怎么会不吝惜儿子的生命啊!”

  听牛犇说这些往事,让人们听得心惊胆战,可他爽朗地笑着,让人放松。他深爱电影这门事业,一个演员就该这样对待所发生的一切,就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处处为摄制组着想,因为这是一门集体创作的艺术活动。牛犇告诉我,1995年上海电视台曾经为庆祝他六十岁生日,组织了一个活动,让他永生难忘,也是对他从事电影事业的一次极大鼓励。六十个少年儿童为他献上六十朵玫瑰花,为他祝贺生日。当时的主持人张培(她已英年早逝)代表广大电影观众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观众想请您说说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观众喜欢的演员,您有什么经验吗?”牛犇望着戴红领巾的少年以及很多年轻演员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首先你们真的爱电影吗?真的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吗?如果是真的,那就要准备好为这个事业作出奉献、作出牺牲。这也是那些曾经关心我、爱护我的前辈们所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心目中的小老前辈——牛犇,就是这样一个人,为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还将继续奋斗在电影战线上,奋斗在演艺生涯上。他告诉我目前手上已有三个剧本等着他去拍摄。祝他艺术长青!

来源:上海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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