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闭幕的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上影导演赵焕章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表彰。这位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咱们庄稼人的导演”，30多年后被再次提起，不能不说是电影界的幸事。

　　上世纪80年代，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喜盈门》红遍全国。据统计，观众达5亿多人次。而这样一部被称作“又纯又正”的农村影片却诞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仿佛是个奇迹。而后四年里，赵焕章又先后导演了《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这三部影片合称为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部曲荣获的金鸡、百花等奖项竟达十个之多。这在上影厂，甚至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个亮点。这次赵导获奖，可谓实至名归。

赵焕章畅谈“三部曲”的诞生（信芳摄）

　　我曾多次访问赵导。这次获奖，他格外兴奋。90岁的他精神矍铄，虽听力不好，思路依然清晰。当年拍摄“三部曲”的情景，犹如在银幕上又重映起来。

　　《喜盈门》一场笑声180次

　　农村三部曲，第一部是《喜盈门》。

　　1970年代，赵焕章曾拍过一个吕剧小戏《管得好》，这是山东参加全国汇演的节目。作者是文化馆工作的辛显令。“文革”后，一心想写故事片的辛显令向赵导请教。热情的赵焕章鼓励他写作的同时提醒说，如果写电影，就要尊重电影的规律，要懂得如何反映生活。辛显令出手很快，不久拿出修水库的本子。

　　不过老毛病改起来并不易，本子虽然有人物有情节，但依然在图解政策。剧本被否定了。不过，赵导没放弃，问辛显令还有什么故事。他说起另一件事：有一家老人为了儿子结婚，让出了自己的住房，住到了原来放置农具的库房，结果“狠心”媳妇不让公公经过中间的“走道”，公公只能把窗户当通道，每天“爬进爬出”。赵焕章一听，觉得有戏。“孝顺”关联到传统美德，他琢磨着通过电影可讲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村家庭故事。于是让辛显令继续收集素材，完善这个故事。这就是《喜盈门》的最初原型。

《喜盈门》

　　《喜盈门》写出来后，赵焕章感到时机不够成熟。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伤痕电影”“反思电影”盛行之时，农村题材的片子还没受到足够重视。不久机会来了。1979年底，《人民日报》上一篇《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文章引起全国电影厂的重视。赵焕章对上影厂领导说，山东有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厂里马上要他把本子拿来，几个领导一看，都觉得有基础。

　　就这样，辛显令被请到上海，住进永福路的上影文学部招待所。赵焕章开始帮助这位农村作者修改剧本，足足改了两个月。他心想，辛显令被请到上海来改电影，从村镇到县里，领导都很重视。但是他只能帮助修改，没有投拍电影的决定权，万一千改万改最终不拍，怎么向当地父老交待。情急之中，他想到了上海影协秘书长王世祯先生，他还是《电影新作》主编。请他看看，剧本是否可发表？如能发表，到时不拍也算有个交代。没想到，世祯先生看后，不仅决定发表，而且还发了个头篇。

　　1980年初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了社会的焦点。《喜盈门》很快通过审批。这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正式开拍。

　　影片完成后，按当时的传统要“答谢放映”。于是，赵焕章们带着拷贝巡回放映。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大概在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过了百；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赵导笑了，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赵焕章的第二部曲就是《咱们的牛百岁》。

　　写《喜盈门》的辛显令在文化馆工作，而写《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是个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当拍完《喜盈门》，赵焕章还想为家乡拍个新戏。副导演武文朴去山东带回一篇发表在《泉城》上的小说《庄稼人的脚步》，赵焕章一读，有戏！同样，袁学强也被请到了上影文学部招待所。

《咱们的牛百岁》

　　赵焕章回忆道，这些来自农村的作者对电影创作虽陌生，但人聪明，又肯学，这使他很有信心。袁学强和辛显令一样，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真正“触电”确是刚开始。为使他们放下包袱，倾尽全力，赵焕章对两人“约法三章”：

　　一是你们生活底子厚，但电影文学基础差，对电影不熟悉，不过我们可取长补短，我会尽力帮着你们把本子改好。

　　二是我会不断地贡献点子，但千万不要将我的什么意见都吸收，符合实际的才吸收，认为错的，就说错。在做人上要相互尊重，但在艺术上不要客气，要坚持真理，这是另一种更深的尊重，是尊重艺术。只要是为艺术负责，你说的话再难听，我也不会生气。

　　三是你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的地方不等于是定稿。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经验，我改的难免想当然。我们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不能非驴非马，所以，最后要你们定夺，不能为了我而伤了应有的风格。

　　从小说到电影，那是跨门类的再创造。赵焕章提携后生，甘当人梯，可见一斑。但赵导却说，当时为出好剧本，上影厂的同仁们几乎都一样，不求名不讲利。

　　《咱们的牛百岁》初稿完成后，由上影厂资深编辑刘福年执笔修改。刘福年是山东潍坊人，几乎接到任务的同时，也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带着剧本回山东奔丧。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再改。而这时，赵焕章在济南的父亲也去世了。赵也带着剧本回济南，一边奔丧，一边改剧本。袁学强说，因为他的一个剧本，弄得两位老师都不能一心一意地处理老人的后事，他又愧疚又感动。《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才最后定稿。

　　《咱们的退伍兵》只拍了70多天

　　赵焕章的第三部曲是《咱们的退伍兵》。这是老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的作品。

　　赵焕章记忆犹新。当时，他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应尽快地予以反映。《喜盈门》写的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的农村生活，侧重表现家庭伦理道德；《咱们的牛百岁》写了农业承包责任制初期联产到组时的那段生活，表现乡亲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而《咱们的退伍兵》则涉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揭示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咱们的退伍兵》

　　1985年，赵焕章对马烽、孙谦写的电影文学本《咱们的退伍兵》一见钟情，一下就被其间浓厚的农村气息和贴近现实的新生活所吸引。他知道，马烽与孙谦是50年的老战友老同事，曾共同合作了电影《高山流水》《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黄土坡的婆姨们》等。马峰后来还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但赵焕章也听人说，他两位的本子是从不让人修改的，而自己是位“完美主义者”，这给他出了难题。

　　赵焕章读完了剧本。两位老作家，生活底子厚、农村情况熟、深刻了解改革后农村新变化，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及时提显出来，这在当时有先导作用。应该说，老作家的剧本十分精彩，但从文学本子到真正拍摄，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改动。怎么办呢？

　　赵焕章决定采用“对分镜头剧本提意见”的办法，把两位老作家请到上海。想不到，二老不仅没有生气，还为分镜头剧本贡献了不少金点子。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赵焕章说。

　　决定拍摄的日子终于到来。到山西取外景已是深秋，而影片规定的主要场景是夏天——那“绿色”已无踪影。于是剧组只能用喷雾器把树叶喷绿，并从上海厂里运来塑料制的绿叶和花草，一枝一枝地扎在树上。经过众人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影片的拍摄只花了70多天就杀青了。赵焕章说：“这部电影拍摄的高速度在我导演生涯中令人难忘。”

　　赵焕章的“三部曲”，为他的电影艺术生涯带来了辉煌。1988年，他荣膺“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的称号。

　　为何在短短的五六年中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赵导总结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让我尝足了甜头。只有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电影才能引起观众共鸣，深得观众欢迎。他深情地说：“我最喜欢和那些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对那些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为此，他甘当不挂名的剧本编剧，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作者修改剧本。“十年磨一戏”，戏演了还可以不断修改。但影视是遗憾的艺术，因此每个剧本的“通关”必须斟之又酌：《喜盈门》五易其稿，《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上赵导演感言：“中国电影要拍出最朴实的平凡之美，需要更‘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这八个字是他的肺腑之言。

中国文联授予赵焕章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