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赵耀民师从喜剧大师陈白尘，毕业作品《天才与疯子》当年获得第二届“上海青年文学奖”影视文学奖；30岁成为国家一级编剧，并连续两年分别以《午夜心情》和《歌星与猩猩》荣膺“曹禺戏剧文学奖”。而他的作品《原罪》、《闹钟》、《本世纪最后的梦想》、《良辰美景》、《长恨歌》等，都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立的思考，赢得业界的一致赞赏。在蛰伏10年之后，赵耀民在2009年创作的剧作《志摩归去》于2013年5月被搬上上海话剧舞台，再度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5月27日下午，上海剧协会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召开“剧作家赵耀民作品研讨会”，邀请业内专家学者一同回顾研讨他的话剧创作，为上海话剧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人士热烈讨论了赵耀民的诸多剧作，尤其对最新上演的《志摩归去》作了集中评议。大家尽管对《志摩归去》的舞台呈现有不同看法，但对赵耀民在作品中对先锋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坚持给予了一致的尊重。大家认为，从《天才与疯子》到《闹钟》，再到《良辰美景》、《志摩归去》，赵耀民在荒诞喜剧创作方面独树一帜，展示了属于他个人的戏剧风格，是话剧界一面不可或缺的旗帜。

　　鲜明的个人风格。文艺理论家郦国义重点强调了赵耀民的个人风格，指出他的作品贵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反讽的那种独立性和责任感。剧作家李容也认为，赵耀民通过对主要人物的嘲讽，凸显、剖析出了整个民族的心态，可见他对剧本的创作给予了慎重的思考。资深编剧徐根生认为，从过去到现在，不少作品都是迎合时代的创作，因此很容易随时代消逝，而赵耀民的作品，更多的是他对别人和自己的清晰、透彻的解剖。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则将赵耀民的写作归纳为先锋的写作和文学性的写作，认为他的写作始终对市场、对大众、对习惯性趣味有一种挑战，他对台词的推敲、对语言精致度的追求，是其他剧本中比较少见的。资深编剧郑炳辉等人以赵耀民的作品《闹钟》为例，指出其中的幽默正是滑稽戏的编剧所缺乏的，希望赵耀民充分发挥自身的才气，创作更多好作品。

　　荒诞的《志摩归去》。结合新近上演的《志摩归去》（以下简称“《志》剧”）这一作品，与会者展开集中热议。剧作家罗怀臻认为《志》剧要表达的是剧作家在这个年份的真实心情，某种意义上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品质。《上海采风》主编刘巽达，通过对比该剧与当前很多作品主题先行或直奔单一主题的不同，指出《志》剧是围绕人物进行刻划，进而引发多主题，这恰恰是文学的真谛所在——写出了人性的深刻。联系去年以来几部有关知识分子的戏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认为，《志》剧较之《蒋公的面子》和《驴得水》，更关乎知识分子的理想问题，而该剧“荒诞喜剧”的风格，也挑战了观众长期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和思维定势。剧作家赵化南提出，《志》剧剧本具有鲜明的赵耀民风格，在表层之中蕴含深刻讽刺：一层是表面的问题，即徐志摩到底是生还是死；一层是反映其他历史人物的另外一面。

　　中肯的改进意见。大家对赵耀民的《志》剧表达了由衷的喜爱，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毛时安和郑炳辉都表示，希望该剧多一些与当下对应的时代性内容，或者说，在徐志摩身上挖掘到对抗当今世俗的东西。丁罗男指出，在揭示徐志摩的悲剧性内涵时，除去他人和社会环境的原因，还可加强着墨于他自身的缺陷；同时则应更清楚地表现他“访问”生者时的意志和思想，以进一步深化主题。刘巽达则建议把徐志摩的诗性和伟大正面之处加以浓化，强化人物的正面，再去撕裂其中的价值，让人性达到充分的释放，增强该剧的悲剧色彩。作家王安忆认为，“俗”是戏剧的核心，也是小说和戏剧相通的地方。她表示最喜欢赵耀民戏剧中的“俗”，而《志》剧目前太斯文，完全可以写成八卦故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样式来重新讲述那段历史。

　　引发的一些思考。在热烈的研讨中，与会者们对当前的戏剧环境感触良多，并重点对戏剧评论及相关的文学创作、文化资产情况发表了意见。大家普遍认为，只有文学价值高的作品，才能构成我们的文化资产，而这种作品和相应创作者在当下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是一个令人堪忧的话题。谈到近期各方面对《志》剧的评论，丁罗男首先讲解了剧作家与历史家、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区别，指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担负不了对历史人物作全面、正确评价的任务。《志》剧既非历史剧也不是人物传记剧，对剧中人物不存在评价的问题，这应该是评论该剧的一个前提，对该剧的评论更不该走向科学实证式的责难。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也认为，戏剧评论应提倡实事求是的剖析，让观众能够深入认识一个作品乃至一个作家的价值和特点。李容则指出，我们当前的戏剧批评非常弱势，对戏剧的发展助推作用显得过于薄弱。他建议，可以把有关刊物直接改为《戏剧批评》，以加强戏剧评论的分量。

　　会议中，大家对赵耀民学院式、个人化的创作，对他从不放弃艺术创作上的学术追求和思考、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给予了极高的肯定，认为赵耀民在上海剧作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应该在中国戏剧界、在百年话剧史上有较高的位置。大家呼吁，要对上海的文化资产进行盘点，要站在上海文化资产的高度，把能够代表和引领上海文化发展的“符号”和“旗帜”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