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到社会环境、业界生态等因素影响，曲解原著精神，乱译、错译、误译情况频现，文学翻译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为此，业界有识之士认为，客观地评价译著和译文的水准，评价翻译的业态状况和翻译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已经与客观地评价原著的思想艺术水准一样重要。

　　6月8日，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专题研讨会在上海文艺大厅举行。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沈文忠，市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孙甘露，市评协主席汪涌豪，上海译协副会长魏育青、袁筱一，以及翻译家、评论家60余人出席会议。与会专家从所从事的翻译创作和翻译研究出发，结合本领域热点和焦点问题，就“文学翻译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如何开展文学翻译评论”两个话题展开了研讨。

　　文学翻译应建立一个客观、全面、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随着掌握外语的人口数量大幅增长，同时受制于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以及低廉的稿酬等现实因素，很多译文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批评随之而来，普通大众也往往会轻易放大翻译质量每况愈下的印象。在黄昱宁、吴刚、杨伟民等翻译家看来，这样的评价对于文学翻译者是不公平的。首先，考量译作好坏不能离开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世界文学潮流对我们衡量好译本的标准一直在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以黄昱宁的观察，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原文，和林纾或者傅雷时代面对的原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当代文学更跳跃、更抽象，更忠实文字所携带的意向和信息，因此对译作的评价也应适当改变。其次，翻译理论长期困在象牙塔中，缺少可以深入浅出转换的文体和平台。吴刚认为，如果专业的批评缺失的话，自然就会有其他的批评势力来填补，比如铺天盖地的网络批评，不仅外行，而且常常充满语言暴力。再有，滞后的文学观也成为评判标准的干扰因素。黄福海谈到，文学翻译要克服的难题，除了语言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译者固然需要考虑到读者已有的知识储备，同时也应当期待读者具有接纳外来文化的宽容。杨伟民提出，真正的翻译是能够促成两国文化的交流，是把国外的文化原汁原味地译介给中国读者，而不是把它中国化。

　　语言和文学性的凸显是文学翻译必须关注的一个侧面。新一代读者很多都已能够用多种语言阅读，更重要的是机器翻译已经接近现实。文学翻译的目标或许从思想启蒙的意义逐渐回归到文学和语言本身的意义上。维护汉语纯正性之争。汪涌豪谈到，好的译文，应该摆脱译文腔的痕迹，立足于母语，有一种自立、自在、自如的本位之美。好的译者，应该打破直译或者纠结，从根本上确立翻译的重点是母语。作家小白则以自己的历史小说写作实验为例，指出现在已经不能简单地退回到中文固有的程式和语言，应该吸收融合外国语言作品中某些长处，改造和发展这门语言。袁筱一也认为，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躺在自己的传统上独善其身。文学翻译有它自身的历史，而且有自身的目的和传统，永远寻求革新和重建的欲望相辅相成构成的。艺术翻译误区多。孙惠柱谈到，很多人盲目相信阿尔托等人的反语言、反戏剧的理论，认为当代戏剧应该超越语言，导致最重要的剧本翻译严重边缘化。事实上，目前我们对国际戏剧发展的了解远远不够，对于戏剧剧本的文学剧本、演出剧本、舞台剧本等多层次结构，更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吴刚认为，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的区别在于多义性，所谓的完美译本，不一定以一个译本的面貌呈现，而是几个译本叠加在一起才能完整地涵盖作品的意义。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论和市场的支撑。翻译工作除了“引进来”，更有“走出去”，承担着提升当代中华文化软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重要使命。理论翻译任重道远。郝一民认为，翻译工作者除了要及时译介成熟的中国原创理论体系外，还需要更主动地参与理论原创，与专业领域沟通信息，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推动各个学科理论在实现中国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世界化”主张。文化“走出去”要有家国情怀。朱振武指出，我们的作品“走出去”要有底线，译介的作品一定要有家国情怀，而不是取悦于人，单一迎合。国际版权销售人才及机构缺失。彭伦从出版角度谈到，版权输出、翻译出版的工作是双向的。“走出去”的双向主体应该是国内出版者、作家代理人与国外出版社、版权代理人双方。一部作品“走出去”不仅仅是被翻译成几国语言，能被一家正规的、专业的出版社出版，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目前，中国的出版社没有负责国际版权销售的专业人员或部门，缺少专业的版权代理/文学经纪人。他建议，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半官方机构，承担起相应的职能。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展现人类文化的多元多样，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交流提供沟通桥梁。此次研讨会通过翻译界、评论界以及各艺术界别之间的跨界交流、综合讨论，不仅有利于求同存异、开拓视野，更有利于为各自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