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不少孩子正在青春期的父亲，于和伟与17岁的女儿交流并不多，“她根本不搭理我，不看我的片子。每次发微信，回复慢得像我在等圣旨。”《觉醒年代》播出，于和伟惊讶地发现，“原来她打字这么快，我把她的感想截图发给《觉醒年代》导演。导演回了无数个流泪表情包。我们以为《觉醒年代》有观赏门槛，其实年轻人看得津津有味，他们主动去查阅历史知识点。文艺工作者得有审美引领、有自信，不要低估年轻观众判断力。”

　　4月27日，“上海戏剧学院党史学习教育系列研讨”邀请校友毛卫宁、于和伟重返母校，围绕“让红色精神浸润新时代青年的心灵”主题，分享他们对于红色题材作品的创作感悟。

　　于和伟在《公元1921》《建军大业》两次塑造过陈独秀。他评价《觉醒年代》剧本，“特别好，给了陈独秀‘人的状态’，有烟火气，与孩子、家庭、朋友那些话特别落地。我查阅资料看到一张北大照片，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都在，陈独秀故意把脚伸到蔡元培前。他的特立独行、旷达狂狷，都有记载。历史上的陈独秀与陈延年到最后也没有电视剧那么融洽，这是我们做的艺术虚构。”

　　在上戏，师弟师妹对于和伟的提问直言不讳：如何塑造一身正气、阴阳怪气的各色人物？“跟着人物走，分析人物关系，不是先想着怎么区别。老师都教过，首先寻找人物，找生活中的原型。表演无非是通过悟性和训练，先拥有自己，然后去寻找他、靠近他、成为他、替代他。”于和伟强调，“不管历史人物，还是故事里的人物，都是人。表演系老师常说，会演的演人，不会演的演戏。演得像个人了，才能共情，才能相信。《觉醒年代》讲思想流变，更要演人，演出烟火气。”于和伟给《觉醒年代》的陈独秀加了一句剧本没有的台词：工人葛树贵来陈独秀家，惊讶于陈独秀亲自包饺子，他回答，“我还亲自上厕所。”于和伟总结，“陈独秀首先是平凡的人，和你我相同，做出后人觉得伟大的事情才是真的伟大。”

　　“演员很被动，选择没有那么大。有一段时间，我差点变了心，想演仙侠剧，想去飞。我发现我飞不了，这个过程挺痛苦的。还好我坚持下来了，初心不要丢，拿出优秀作品去感染观众。”于和伟叮嘱学生们，“多读书、多阅历。在碎片时代，坚持读有用的书，把人做好了，把对世界和人的理解带入创作中去。”

　　导演毛卫宁刚结束《百炼成钢》拍摄，该剧计划6月15日登陆湖南卫视。他瘦了十多斤，“压力太大，剧组1400多人，很多单元在拍摄中才开始准备。拍戏很辛苦，只想着如何尽己所能完成它。”毛卫宁自嘲，没有拍过舒服的戏，“观众不会考虑拍戏辛苦。他看到不足，仍然会说。”

　　《十送红军》单元，剧组在海拔4300米的岷山取景。没有热水，毛卫宁20多天没有洗澡、洗脸、刷牙，吃大量止疼药对抗高原反应，“移动、升降镜头和平地一样，有完整的艺术表现。”战士掉在沼泽牺牲的戏，二十多岁身强力壮的男演员在挖好的坑里逗留了一分钟，被迅速拖出，在火堆边猛灌御寒的酒，还是冷得止不住眼泪。“这是红军当年爬过的雪山，我们拍戏起码吃得饱、穿得暖，没有生命危险。当年过岷山的战士，衣不蔽体，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他们怎么走下来了？这就是我们拍戏的意义。”

　　毛卫宁与于和伟都偏爱现实主义作品。“2012年到2019年市场最繁荣的时候，现实主义作品很难，我拍《平凡的世界》，制片人也是上戏的。当时没有人认为这部戏有市场，没有电视台播，因为放农村戏，广告受影响，感谢上海市委宣传部，敲定东方卫视播出。《平凡的世界》得到很多年轻观众喜欢，高校图书馆里小说借阅量飙到第一，后来有了电视剧《白鹿原》。2017年我做了上海电视节评委会主席，把奖颁给《鸡毛飞上天》。拍仙侠鬼怪片，个人收入要多得多。但母校教育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艺术良心。”

　　毛卫宁毕业于上戏戏文系，大家好奇于他如何转行。“一年级，我写了剧本《小雨中的回忆》，讲大学生活，这也是黄建新导演处女作。跟组时，我发现导演是决定者，编剧被动，于是我自学导演技术。我非常尊重编剧，更懂得他们，我不会在编剧上署名，我们要注重每一个编剧的创作。”

　　毛卫宁自言是完全被戏剧学院塑造出来的文艺青年，“家里没有人搞文艺，我是一张白纸，抱着朴素念头考学。大学对我最大改变是从同学、老师、环境中潜移默化审美观的改变、世界观的建立。”他提醒大家开阔视野，不要局限在小圈子。毛卫宁以他在四川看国际大学生剧情片比赛为例，“三年比赛，40多个国家六七百个片子，三分之二中国学生作品，大部分讲自己的校园、同学，有一点是家庭。国外学生视野超越我们。一个瑞典学生作品讲阿富汗难民收容所，一个晚上的故事，夜戏难度很大，又要讲不同文化冲突。我们的学生不能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要关心更多问题。上戏是你们一生的标签。到最后，拼的不是技巧，而是文化储备，要珍惜这几年学习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