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节点在即，影片《1921》无疑是中国电影界高度聚焦的话题。百年大党的初心怎么拍，百年正青春的起点如何在正确史观前提下化为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剧组走过的五年创作路，也是中国电影人正集体思考着的命题。

　　昨天，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黄建新亮相论坛。他此刻的另一个身份是电影《1921》的监制兼导演，金爵奖主席论坛于是鲜见地成为单独一部影片的创作分享会。

　　论坛尾声，主创挨个总结关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心得。《1921》联合导演郑大圣说得异常感性：“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在百年前，他们就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生生地要为四万万人找出路，为民族找救亡图存找出路。这样的历史，若不带着点青春的、热血的、浪漫的、激情的创作情绪，无以传达。黄导总在片场说，镜头不能是‘凉’的。”

　　若一定要为主旋律电影找到创作的定规，那么《1921》主创印证的可能是这样一套公式：主旋律故事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百科词条，它是遵循艺术规律的同时，创作者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抱之以何种主观情感，又将几分饱满的心灵世界外化于影片创作的总和。心和镜头都足够“热”，主旋律电影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得，可以做到。

　　破题：在史实资料的“断点”中，撑开戏剧的魅力与张力

　　于黄建新而言，复盘《1921》的创作，十年前有他参与的《建党伟业》总是天然关联。都是围绕建党的关键历史展开，新电影创作的意义是什么，仅仅为了献礼吗？“我决定做《1921》，今年是第五个年头了。”导演从创作的初心讲起，2016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牵头下项目便启动了，“我们想的不是应景之作，而是一部真正的好看的电影”。

　　创作者决心接手“旧题材”，有着两层心思。为什么一群年轻人创建的政党，一个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只用了28年时间就能改变中国？这是怎样的一群人？类似问题，当年拍《建党伟业》时他就思考过。只是在那部从1911年武昌起义讲述到1921年建党的宏大史诗里，人物在历史转折中的符号意味更浓，内心世界何种模样，尚来不及展开篇幅详述。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研究变得越加翔实充分，许多新资料出现，这也让创作者相信，从中能够获得新意。

　　《1921》的新意，即在人——百年前开天辟地的那群人，他们救亡图存的心灵源动力来自哪里，他们与理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知史先知人。黄建新开始重读一大代表们的传记：“读得越多，越发现他们内在丰富性。正是丰满生动的人物，使得我们能拍出一部真正意义的故事片。”他不但自己读，还给所有主创开书单。思路也越发清晰：不同于“编年史”的纵向叙事，《1921》从历史“横截面”切入，高度聚焦“1921”“上海”“中共一大召开”这三要素中的人。而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故事里有史实指向的绝不可撼动，史实资料的“断点”中，才是撑开戏剧魅力与张力的空间。

　　还原：站在伟大征程的起点，一次“必须”由上海完成的创作

　　《1921》成片近130分钟，其中120分钟的镜头都对准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必须”由上海完成的创作。

　　郑大圣记得，剧本初创阶段，黄建新提了几个关键性问题。其中有宏观性的，为什么百年前的中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也有关涉具体细节的，都知道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因为巡捕房便衣的“敲门”被迫转移到了嘉兴南湖，可他为什么会找到望志路106号呢？

　　怀揣解题心理，剧本团队一方面集体钻进故纸堆，从史料中寻觅能搭建丰满故事的新线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的党史研究机构、上海档案馆、历史博物馆、音像资料馆等，便成了剧组反复“求经”的必到之处；沪上党史专家、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者，则被集体请来“抠”细节。

　　史料深挖，团队发现了有意思的瞬间。“尤其几位中共一大的回忆录或日记里，他们不仅描述1921年夏天在上海的那些日子做了什么，还有对彼此的描写，其中灵动的当场的印象留在了文字中，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郑大圣说。而更大突破是从上海的“城市记忆”中捕获的。

　　在上海音像资料馆，一段视频让团队如获至宝。那是百年前的上生新所，一小段视频记录着一群人的夏日欢愉。“如果不是一个中国人面孔的服务生短暂入画，根本无从判断那是在中国。”黄建新说，“百年前的中国上海，所有欢度夏天的都是洋人，只此一个画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需要共产党。”后来，这小段视频演化成毛泽东在法租界看到法国人欢庆国庆的一幕，也由此触发他在上海街头奔忙的电影“名场面”。

　　站在中国共产党伟大征程的起点，上海能给《1921》提供的，不仅是史料钩沉，还有拍电影极为看重的“还原”。在车墩，按照华东建筑设计院原初的设计方案，一座以真材实料搭建的百年前上海石库门风貌的“红色摇篮群落”建成了。孕育了早期党组织的老渔阳里、召开中共一大的树德里、召开中共二大的辅德里、博文女校等建筑，都按一比一落成。建筑实景成全了电影运镜、取景的自如空间。“电影的视觉起承转合因此没有躲避、没有角度限制，能拍得自然有味道。”黄建新说，实景群落也为演员表演提供了呼吸感，人物穿梭在百年前的上海里弄，一个闪身躲避追踪，或满怀憧憬走进“陈独秀的家”，一切都是一气呵成的。

　　而小到李达夫妇会请毛泽东的餐桌上该摆上什么样的菜，大到在上海外滩拍出“巴黎街头”的实景感，制片人任宁说，在上海相关部门的保障下，片方美术团队、制片团队只有一个目标——还原百年前真实的上海风貌，为《1921》提供历史的沉浸感。

　　呈现：《1921》是2021年语境下，用电影的方式回眸1921

　　《1921》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与首批观众见面后，片尾字幕走完，观众的掌声响了许久。一位年轻人说：“原来那些活在课本里的伟人们，他们是那么鲜活生动。”话传到片方，大家如遇知己。黄建新想起一位学者的评价，“这部《1921》是2021年语境下的1921”。

　　从一开始，主创就很确定，《1921》是要用电影与观众沟通的，也要用电影让今天的年轻人与百年前的同龄人对话。

　　有些对话是电影审美语言上的，比如突破了线性时间的剪辑手法，比如反应近8000人参与的上海烟草工人大罢工的大场面。

　　更多对话，是指向心灵层面的。

　　首映时，一段毛泽东在上海街头奔跑的蒙太奇镜头令不少观众印象深刻，那是黄建新营造的电影化段落。“如果一部电影里没有电影的特征，那不如去读一本书。因为，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比电影记录得更细致。”在他看来，电影中的细节都是为了支撑人物、支撑情感，最大的功能是支撑观众想象的空间。“让观众展开想象，产生超越镜头表达之外的联想，电影的魅力才能产生，这是我们要下功夫的地方。”

　　“导演一直告诫我，要摘掉伟人标签。”演员王仁君的表现，此次获得了不少好评。重要一点，在于他的表演准确把握了人物当年的青春心境。1921年的毛泽东，他的思想、主张，仍在成熟、成长过程中。因此，黄建新给王仁君提要求，要“眼里带着光”，在上海拜访陈独秀时，他是带着学生姿态的；还要“跑起来有美感”，拍摄奔跑在上海街道的重头戏，导演拿着网上搜罗来的视频告诉演员，要带着跨越、跃动感来跑，那不是逃离，而是一次奔赴，向着救亡图存、向着未来理想的奔赴。

　　黄建新说，《1921》拍的是人物和他们的理想，所以他希望是带有史诗感的。比如李达，他熬夜起草《共产党纲领》，终于写完，他兴奋得跳出老虎窗，窗外朝晖满天。比如毛泽东与刘仁静的对话。白天会议上，这群年轻人争得面红耳赤，入夜，刘仁静问毛泽东：“分歧那么大，明天还能不能通过？”毛泽东答得斩钉截铁：“能！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推翻旧世界。仅此吗？还因为我们的理想也一样，盼望着建立新中国，大家想要的人民作主的新中国！”

　　“我们希望《1921》能通过今天所有的电影手段完成诗意化，并用一种激情的诗意，让今天的年轻人记住百年前的那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