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百年，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杂志，从创刊以来的168期杂志中精选了50篇反映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的文章，合为一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定为《星火——〈世纪〉杂志党史专题选编》。

　　该书通过大量亲历者的个人回忆或第一手史料，甄别考辨，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以流畅生动的文笔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党史故事娓娓道来，为世人展示和解读党史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让读者更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从初创到成熟一路走来的惊心动魄和坎坷艰辛。一个个“亲历、亲见、亲闻”的生动故事，一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党史人物，让人们“穿越”在诸多党史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中，如同在观看“伟大征程”的党课情景剧。

　　比如，今年4月，中共一大会址完成修缮，这幢经历百年沧桑的石库门建筑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百年。鲜为人知的是，由于当年的中共一大是秘密召开的，时隔多年后确认会址和复原场景工作颇费周章。书中由原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主任陆米强等和上海档案馆研究馆员邢建榕撰写的《中共一大会址修缮复原纪实》《董必武关心中共一大会址的复原》《寻访和复原中共一大会址》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描摹上世纪50年代初期寻访复原一大会址和会场内部陈设几经变更直至1978年最终确定的曲折历程，意义重大。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望志路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后紧急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进行，那么一大上海会议期间中途闯入会场的不速之客到底是谁？本书中叶永烈《查清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一文记录了他1990年采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薛耕莘时偶然得知其上司程子卿曾谈及当年前往李公馆侦查一大会议之事，后在《红色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补记中披露，引发党史学界广泛关注，同时也因其并非“当事者本人的回忆”且未有其它原始材料佐证而受到质疑，近来年随着新材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程子卿其人其事的原始面貌已逐渐厘清。

　　1934年11月初，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怀玉山被俘。同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这些狱中文稿是如何从南昌传送到上海并公布于世？该书中收录的两篇文章最大程度还原了这一历史过程，令人感佩。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周国伟、史伯英上世纪80年代先后访问方志敏的囚友胡逸民及其它文稿传递人，并查阅中央档案馆相关档案，撰写《追踪方志敏狱中文稿》一文，披露胡逸民受方志敏重托，数次传送《我们临死以前说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给中央的信》和《遗信》等密写文稿及《可爱的中国》《清贫》至上海的经历，以翔实的史料澄清因冯雪峰本人误记而导致的“鲁迅为方志敏转送《可爱的中国》《清贫》文稿”的误传；方志敏研究会理事、多年在方志敏家乡江西弋阳从事从事史志编研工作的陈家鹦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对《追踪》一文进行了补正：除了胡逸民及其妻向影心两次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外，另有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的上士文书高家骏为方志敏所感召，和女友程全昭分头冒险送文稿到上海，这四次传递最终成功并被党组织收存且有据可查的有程全昭1935年7月上旬送至生活书店交胡子婴和胡逸民1936年11月亲自送到胡子婴家。

　　《星火：〈世纪〉杂志党史专题选编》还收录了多篇反映我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和卓越人物如“龙潭三杰”中的胡底，《新华日报》“红色管家”、人称“熊老板”的熊瑾玎，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原型、为党掌管钱袋子的杨延修，张学良身边的红色特工郭维城的文章，他们忠诚于党、隐姓埋名、深入虎穴，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征程中，统一战线是党团结和领导全国一切积极力量,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法宝。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携手并进，风雨同舟，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继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书中，《中共邀请宋庆龄北上》《迎接回归的爱国民主人士》《解读1949年中共中央三份密电》《建国初的统战、民族和知识分子工作》等即是这段真实历史印迹的写照。

　　“这是中共党史、近代史、革命史以及上海史的重要资料，为中共党史的研究的确定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在《星火：〈世纪〉杂志党史专题选编》出版座谈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指出，该书的编辑出版，首先说明《世纪》杂志的编委有对史料收集整理的前瞻性，有一些史料的及时保存有抢救性意义，这些史料所涉及到的人，如今很多已经离开了人世，如果当时没有保存，将成为巨大的遗憾。其次，许多文章是被采访的对象或者作者的亲身经历，或者是采访当时亲历的人写就而成，他们提供的事实最接近历史的现场，因此文章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性。第三，编辑部态度严谨，对史实保持很强的辩证性态度。文章在史料收集和甄别过程中对细节予以认真考证，不回避收集史实的矛盾。通过持续性地关注一个话题，在系列文章中形成越来越清晰的观点。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认为，《星火：〈世纪〉杂志党史专题选编》一书作为《世纪》杂志党史专题文章选编，以红色为底色，以上海为特色、以三亲为亮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熊月之馆员以中共一大相关历史研究、方志敏文稿的流转历史、为陈独秀仗义执言等文章为例，指出《星火》有三大的鲜明特征：一、关于建党历史方面，梳理史实，考订细密，一丝不苟，极富价值。二、关于研究共产党人英勇奋斗历史方面，披露秘辛，寻根究底，廓清迷雾，正本清源。三、关于党史人物研究与评价方面，实事求是，思想解放，仗义执言，难能可贵。“该书政治站位好，学术内涵浓，三亲特点亮，学术价值高，具有不可替代性。”

　　据透露，《世纪》创刊28年来，始终坚持以第一手资料披露中国百年重大历史事件内幕、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为重点，所发文章注重“亲历、亲见、亲闻”，兼具史料价值高和可读性强的特色。在不断挖掘文史馆员和社会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的口述回忆的同时，也刊发大量文史界专家学者潜心寻访、爬梳整理海内外稀见档案史料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编选的党史专题文章，将《世纪》杂志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补史之缺，详史之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在深入开展党史研究，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