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雷雨》横空出世，“曹禺”之名如一道明亮的闪电划破中国剧坛的长空；80年后，曹禺先生的女儿、作家万方接力经典，深情写下《雷雨·后》。这是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父女对话，也是两代剧作家在舞台上的“隔空相约”。

　　“我的创作，是寻找《雷雨》的过程，我找到了，也理解了父亲。”今天，来到上海出席活动的万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2020年是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曹禺的《雷雨》和万方的《雷雨·后》被央华打造成“连台戏”推向舞台，特邀法国名导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何赛飞、佟瑞敏、刘恺威、孔维等联合出演，所到之处无不掀起“雷雨热”。今年10月22至24日，这部“连台戏”佳作将首度登陆申城，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

　　新作是对命运的一声“叹息”亦是“救赎”

　　文汇报：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了《雷雨·后》的写作？面对父亲留下的著作，提笔时有压力吗。

　　万方：我看过太多《雷雨》的改编，戏剧、舞剧等等，有不同的版本，但它们都不是我心里的《雷雨》。我是一个编剧，就会被触动，“什么时候我也能试一试？”心里像有个小虫子在爬。

　　有一次碰见濮存昕，他说，“万方，我想排《雷雨》，我觉得在这个剧里，周朴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这么一说，忽然之间，我积累了很久的那种写作的冲动就被点燃了。我为什么不能？大家都对《雷雨》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也是个编剧，我为什么不写。

　　我写过影视剧、小说，最后才敢写话剧，快50岁了我才写了人生第一个戏剧剧本，可能这就是无形中的压力吧。感觉自己没到那个火候，就不敢碰，但当我真正拿起笔的时候，反而没有压力了。

　　文汇报：《雷雨·后》和《雷雨》之间是什么关系？

　　万方：我在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它真正演出的那一刻，更不敢想象它会以“连台戏”的形式展现给观众。所以我的创作前提，让那些没有看过《雷雨》的人，也知道舞台上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抽出《雷雨》原作里最重要的三段情节，呈现在《雷雨·后》中。

　　父亲的《雷雨》剧本原本就有置于首尾、且遥相呼应的“序幕”和“尾声”存在，描述的就是发生故事十几年之后的事。周公馆捐给了教会，尾声里有一对兄妹在议论，说这幢房子里住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个疯子，另一个是很衰老的女人，就是繁漪和侍萍。

　　但自从《雷雨》问世并推向舞台后，几乎所有的呈现都把“序幕”和“尾声”砍掉了。那时候现实主义是绝对的主流，可能当时的创排者觉得，把首尾拿掉的《雷雨》本身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现实主义作品。

　　所以我创作《雷雨·后》的出发点就是“序幕”和“尾声”，从这个时间点介入。留下了周朴园、繁漪、侍萍三位老人，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去世了。

　　我非常可怜繁漪，我给她以自由——我让她疯了，没有比疯子自由的了。侍萍就像大地，经历了一切，留下了慈悲。如同《日出》里的“翠喜”，那种境遇下还能同情“小东西”，很了不起。周朴园一度是很相信自己力量和权威的人，但经历了绝望，开始忏悔。

　　《雷雨》是一个戏剧性多么强烈的作品，那种冲突、那种巧合、一环扣一环的。但《雷雨·后》不一样，更多的是对人生的一声“叹息”，也让我父亲创造的这些灵魂，获得不同方式的救赎和出路。在那一切发生后，经过岁月海浪一层一层的冲刷，《雷雨》显出了那种埋藏在底下的真相。其实我的创作，就是寻找《雷雨》的过程，我找到了，也理解了父亲。

　　不要把情感“简单化”，人性是复杂的

　　文汇报：在话剧《雷雨》舞台上曾出现过“笑场”的情况，作品展现的两性纠葛和伦理问题，在很多观众眼中变成了“狗血”、“渣男渣女”，经典的演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理解偏差？

　　万方：不要轻易用“渣男”来定义一个男人，周萍是一个很可怜的男人。每个人都渴望被爱，他只想好好活一次。每个人都渴望救赎，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有悔恨的事、对不起的人。很多人把《雷雨》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也把人生简单化了，尤其是情感，这样来理解其实是自己的损失。

　　《雷雨》并不简单，它恰恰能够赋予你更复杂的眼光，来提醒你人生不是那么轻易来界定的。戏剧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认识上的单一性。

　　文汇报：经典戏剧的传承应该是“守”还是“变”？

　　万方：有守有变。守，很有价值，真正原汁原味是一种美。变，也很必要，只要是生命，就会长出新的东西，但是根是在那儿生发出来的，这是经典的特质所在。

　　衡量经典就一个标准，时间。作品是否继续活着，活在舞台上，活在观众心里。时代在变，戏剧是自由的，这次呈现给大家的《雷雨》和《雷雨后》是很现代质感的作品，更接近今天年轻观众的，能让他们感到满足。

　　戏剧，其实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一种再现，也可以说是我们做的梦，戏剧这副眼镜是多彩的，它告诉我们，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