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情》里的凌教授，也许只叫得出得宝他徒弟的名字，而搞不清金滩村众乡亲的名字。他的眼里只有需要种蘑菇脱贫的人，他的职责就是教会他们种蘑菇。当他知道蘑菇因为太多市场收购价只有八毛（角）一斤，农民要亏本之时，他闯荡异地，寻找市场。其实，卖并不在他的工作范畴。为了承诺对菇民“两元一斤”的收购价，他贴上了自己的几万块钱。

　　电视剧中的凌教授，只有他不断忙碌的身影，他的喜悦与焦虑，都付诸形体动作，很少有他眼神的特写。一直到他要离开金滩村，全村的人带着礼物来送他，导演也只给予中景镜头，并不扩大他感动的震撼。

　　在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里，兰考县委副书记范中州，也很少有台词，20年前，他在兰考最穷的村子坝庄当村支书，招商集资创业失败，自己赔了14万元，妻子跟他离婚的事，还是别人很久以后查账才知道的。他与坝庄现任书记芦靖生谈起父子不和，眼神由执着变为悲伤。而另一位主角，四方乡的书记韩素云，她的朴素、平常、生活化，甚至掩盖了她的坚定和毅力。范中州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是脱贫工作让她成为了战士”。

　　韩书记去做村里最落后的懒汉二奎的工作时接了一个电话，得知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去世了，她悲伤不已但忍住了眼泪。“是的，你媳妇是离开你了，但她还活着，你为什么不能干出个人样来让她看看？！”连悲伤也化为工作的能量了。

　　没有自怨自艾，没有自高自大，所有个人的牺牲与奉献都以一种朴素的天经地义的方式予以呈现。无论是《山海情》，还是《千顷澄碧的时代》，对于脱贫战役中领军人物的描绘都是快进的节奏、纪录片式风格。两剧所反映出来的贫穷地区历史与现实状况的诸多信息，与人物内心世界的优美崇高，完全在同一个大气快捷的节奏里。“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艺术上，事件与人物，如此铺排，也是一种精准。

　　《山海情》里的马得福，笑得憨厚，眼含悲悯，不觉得自己是领路人；素面朝天的韩素云，她越不光鲜，越有光芒。她在去世的老爸床边一个人痛哭，带着忏悔，但转身，就用老宅替村民贷出资金。麻利敬业是全力做出来的，悲伤从不被放大。《山海情》里，郭京飞替几天顾不上洗头的老师凌教授洗头，调侃道：“洗头水，黑得用毛笔可以写字。”

　　芦靖生，金融专业出身，放弃赴美访学，以证监会挂职干部身份，去了坝庄“黄河最后打了一个弯”土质不好的贫困村，做第一书记。大风雪天气来临，他带领村民把濒临毁灭的蘑菇从蘑菇房搬到空置的厂房一幕，是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的神来之笔。这厂房，就是20年前范书记带人造下的厂房。脱贫理想的彩虹之桥，是两代干部的绝妙衔接。

　　金融人才芦靖生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村子建立小额贷款制度，真正觉得自己工作的意义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连在国外的女朋友也被他吸引了过来，支持他的事业。与范书记、韩书记本地干部平静而沧桑的眼神不同，芦靖生出场时的眼神是奋发的、昂扬的。芦靖生的扮演者李东学的帅气，不是那种高冷的、咄咄逼人的气质。他在《甄嬛传》中演过被哥哥毒死的果郡王，多情而温柔。在《千顷澄碧的时代》里，他饰演的芦靖生也是温柔的。善心、贴心，细心，如同凌教授一样，也把自己的5万块钱送给借高利贷受威胁的村民救急。“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孤儿出身的他，对苦难有着天生的理解。

　　芦靖生在被一条他受冤枉的视频四处传播之后，差点想离开坝庄，这时，如同金滩村人来送凌教授一样的感人场面出现了——坝庄人高声叫着自己书记的名字，那个热血的年轻人的名字，强烈要求他留下不要走。这些人，也正是他当初来工作时，闹得他头疼的人，如同那句感慨：“现在，他们知道谁是对他们真正好的人。”

　　与黄轩是西北人一样，李东学是河南人。水土、血脉、粮食、心气，中国人相信这个，中国的导演相信，演员对家乡无法不温柔。因为理解而富于深情，因为热爱而温文尔雅。温柔消弭了与之对立的一切，平凡的景与物被审美化了，它令人想起了艾青的著名诗句，想起了斯特恩拉的那些缠绵的小提琴曲，低到可以心碎，高到可以裂石。

　　《山海情》中的张书记，前一个镜头还在工地上，亲手挖泥，后一个镜头就是开会途中因车祸而离世，导演绝不煽情但情自在。《山海情》也好，《千顷澄碧的时代》也好，脱贫攻坚的领军人物，完全没有好莱坞化，带着救世主的味道。他们是大地的一部分，他们像泥土一样质朴、实在、纯粹、坚韧，最终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