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容纳娱乐和消费合理诉求的同时，积极追求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头部作品，承载思想教育和文化引导责任。最终，由先进的“人民美学”和多元的“消费美学”共同构成百花齐放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共和国美学”。

　　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电视剧佳作：《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山海情》等连续在央视推出，在收获高分好评的同时，也形成了打破常规观众圈层的社会性话题，引发热烈讨论。

　　之所以说这批作品让人“耳目一新”，是因为它们在如下几点显示出与近几十年来电视剧常见样式的差异。

　　首先是题材上有突破。且不说摆脱了古装剧、偶像剧那些架空历史、架空现实的俗套，也不同于即便以近现代革命斗争为故事背景的“谍战”“抗日”等类型剧，就是在现实题材的大类里，也不同于前些年习惯把故事空间放在城市，以“市民”的儿女情长、家长里短为表现对象的都市生活剧、家庭伦理剧，近期热播的几部电视剧把镜头对准了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者，表现的重心也从日常生活和儿女情长转移到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者们的生产、生活和斗争。

　　也因此，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较长时间以来，以塑造都市靓丽新人物、平民小人物、世俗人物、中间人物形象为潮流，以反映人物的人情美、人性美、伦理情为主要目标，而上述几部作品却以塑造先进人物和英雄形象为目标，侧重表现他们的崇高美和英雄美。

　　最后，在美学风格上，这批作品重新焕发了昂扬向上的美学品格，即便表现像长津湖之战这样的残酷战争，也是侧重其悲壮性，展现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的悲壮美，这不仅明显区别于新时期之初反思年代里的悲情叙事，甚至也区别于1990年代之后影视作品中的底层叙事和批判叙事，区别于新世纪以来电视剧中日常叙事的世俗美学。

　　中国影视剧作品的美学变化呼应着时代大潮，与共和国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正如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为界，可以明确区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在美学上，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也明确可感。其中前一阶段，基本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反复摸索出来的“人民美学”范式。这个范式，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指导的，它在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的同时，更要求“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因此，“人民美学”范式下的创作，以塑造英雄形象、先进人物形象为目标，以此作为教育和引导人民的模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范式一度走向了极端，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灵魂“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恢复了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描写，但也随着市场经济时代到来，文艺和知识界一度出现过“告别理想、躲避崇高”的极端之论，虽然经过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反拨，但仍然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进入了“消费美学”时代，表现在电影领域是娱乐片和类型片的发展，表现在电视剧领域则是各种回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剧集的发达。

　　我们不能否定人民群众精神娱乐和文化消费的合理性，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之后对此前一段时间僵化美学原则反拨的合理性。但是依据辩证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才构成一个完整的辨证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人民美学”是共和国文艺创作摸索建构的一个“正题”，改革开放后对它的反思犹如“反题”，而今天到了经过“否定之否定”，形成“合题”的阶段。但是辩证法里的“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对最初“肯定”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的回归，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美学并不要求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的整齐划一，而是在容纳娱乐和消费合理诉求的同时，积极追求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头部作品，承载思想教育和文化引导责任。最终，由先进的“人民美学”和多元的“消费美学”共同构成百花齐放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共和国美学”。

　　值得强调的是，今年以来这几部优秀作品在情绪基调上再次体现出“昂扬向上”的品格：《跨过鸭绿江》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山海情》的扶贫干部们虽然面临着艰苦的自然环境，但同样因为对口扶贫的兄弟省市最终是强大的国家做后盾而有着必胜的信心，《觉醒年代》表现中共建党的初心时刻，充满革命激情和“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的必胜信念。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作品中的昂扬品格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中国人民充满自信的反映，那么今天，我们之所以在文艺作品中又恢复了这种昂扬向上的品格，则是因为新时代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份自信既让我们可以“平视世界”，也可以正视历史和现实，真正的现实主义因此而复兴。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